“过来人”最不愿提起的一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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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人”最不愿提起的一次运动 《“四清”运动亲历记》 郭德宏、林小波 编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文 | 吴博士

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可能没有哪次运动像“四清”这样被历史遗忘了,大概是“过来人”当中最有意无意不愿提起的一场运动。

不久前刚从江浙田野归来,在收集“四清”运动口述史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如此情形。一位80余岁的老者,当年的生产队长,除了大声重复“‘四清’没有必要,不好”,就再也不愿多说了。当然,更常见的,是“过来人”们对那场半个世纪前的经历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仿佛那场运动当时情形的再现。

“四清”运动开始于1963年,持续了四年,直到1966年才在文格(格通革)爆发的大潮中悄然结束,被另一个更新、更大规模的运动吞没了,关于“四清”运动的社会记忆仿佛也类似,被文格的记忆所吞没。

《“四清”运动亲历记》便是这样一本近乎填补记忆空白的书。郭德宏、林小波从90年代以后出版的回忆录和公开文章中重新汇集了这段亲历。其中,既有薄一波、宋任穷、江渭清、曾志等时任领导人的回忆录节选,也有具体参与者,如地方干部、大学生和学者,还有当时被批斗的农村干部,视角十分丰富,文字也大多生动得很,有相当文献价值。

对“四清”运动的看法,虽然回忆者大多还是从机关派下去蹲点的干部,基层干部的回忆少而又少,颇能反映“书写”的某种霸权;而且,这些回忆的立场和感受几乎都持否定态度。这跟笔者在“四清”运动的一个著名样板——浙江枫桥采集的结果却有差异,一些参与社教的地方干部仍然认为“四清”运动好,有必要。这样的分歧,虽然微小,却似乎构成了“四清”运动的一条主线,也就是茅(通毛)、刘二人对“四清”运动的分歧。

“三面红旗”后茅基本已退居“二线”,但是,他孜孜不倦地试图重拾社教,这些主张曾经在1957、1959、1961年先后由中央发文号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都未铺开,颇能反映茅的“失势”。

待到“七千人大会”后的1962年底、1963年初,而且时值中苏关系交恶、国府准备“反攻大陆”、全国备战的背景下,茅才从湖南和河北省近乎投机的率先试点做文章,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发动了“四清”运动。

只是,这一运动背后的“夺权”目的,并不为参与者所知,大多直到文格爆发后才恍然大悟,但已被深卷其中。他们所困惑的只是一开始茅主导的前、后“十条”与刘少奇后来的左倾修正的路线差异。而茅也通过对刘氏——王光美“桃园”经验和陈伯达“小站经验”所夸张的黑暗形势的批评,对“白区党”的不点名批评,最终夺回了运动的主导权,也就是尔后“23条”的出台。

不过,对农村干部群众来说,所谓95%的判断并无用处,绝大多数地区继续土改以来全面残酷的JIE级斗争模式,连从各机关参与下调的工作组成员也无不压力巨大、生活痛苦,几乎是当时所有人记忆中最为惨烈的一次ZZ运动。

幸而,文格的爆发终结了这场运动,也似乎为所有人找到了一个发泄口。率先起来响应的造反派便是那些在“四清”以及同时城市的“唔反”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不满干部。而围绕茅、刘的JI左和教条路线、围绕“白区党”和“井冈山派”、围绕“四清”和“四不清”、围绕底层干部和中高层官僚之间的不同动员和斗争,最终演成十年浩劫一般的全面内战。

如果对照当下的反腐运动,或许会有些历史的启发吧。(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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