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性恋留学生，出国真的让一切变容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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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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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新西兰留学前，作为一个男同性恋，我对那里有许多美好幻想。我以为终于可以逃离中国的压抑环境，无拘无束做自己，不必再为同志身份而困扰。毕竟，根据旅行指南 Lonely Planet 2014年发布的 “最同志友善的地方” 排名，新西兰位列全球第二。

后来，我才知道当初太天真了。

当然，对同性恋来说，新西兰整体而言确实是自由友善的。以我就读的奥克兰大学为例，校方对性与性别少数身份的师生非常支持。第一天到校园报到，在留学生办公室我就看到了窗户上醒目的彩虹海报。

图书馆门口则是一个巨大的海报和标语：“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残障歧视、年龄歧视、恐同、恐跨零容忍”。

办理入学手续需要填报个人信息。在 “性别”（gender）栏，除了 “M（Male）、F（Female）” 之外，还有 “X（diverse）” 选项。另一项填报的身份信息是：“你是否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间性人或毛利同性恋等？”（Do you identify as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intersex or Takatāpui (LGBTQITakatāpui+)？）

这个问题旁还解释了为何收集这一信息：在保护身份隐私的前提下，收集关于性与性别身份的信息有助于大学了解师生的多样性，决定提供何种类型的支持与服务。

这一信息还用于大学的社群建设。2019年4月，奥大 “LGBTI师生网络” （官方组织，由负责公正事务的大学部门领导）更名为 “LGBTQITakatāpui+师生网络”，多出来了 “毛利同性恋（Takatāpui）” 以及其他太平洋地区的性与性别少数身份。在国内不少人看来可能这是个典型的 “政治正确” 笑话：名字还能再长点吗？ 但事实上，我对 Takatāpui 这个群体的任何了解，都是从这次更名才开始的。

校园到处都是的彩虹贴纸

尽管大学的官方政策为我带来一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生活和社交的很大一部分是面向当地的华人社群，而不少华人社群成员对性与性别的多样性的理解相当有限。

2019年，一则题为《停止在新西兰学校进行跨性别教学》的请愿书被很多当地华人转发到微信群和朋友圈（详见作者撰写的文章《让华人家长恐慌的新西兰性教育，到底教什么？》，载于澎湃新闻）。请愿书要求新西兰议会敦促教育部删除性教育中关于多元性别的教育。不少华人家长担心孩子接受了性教育后会被 “灌输同性恋意识”，呼吁抵制 “同性恋教育”。这场风波体现出相当一部分华人家长对新西兰性教育的误解，以及对同性恋和跨性别的无知与偏见。

请愿截图

我曾经在奥克兰一家主要面向华裔孩子的教育机构兼职教授汉语，机构的负责人 “建议” 我不要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以免影响到机构的生源和市场。为了不影响工作与人际关系，我同意了。这让我感到荒诞与可笑 —— 在中国，作为高校教师我曾经公开出柜，支持性少数学生因 “恐同教材” 起诉教育部；而在新西兰，一个我以为更自由的地方，我却要回到柜子里。

在新西兰，教会是华人重要的社交网络之一，联结和凝聚了大批华人。受邀参加教会活动时，我听到华人有的对新西兰的同性婚姻嗤之以鼻、斥为 “异端”，有的在解读圣经时倡导保守的性别意识形态。譬如，亚当和夏娃创世纪证明一男一女才是自然的；女性是男性的辅佐，这样的家庭才是稳固的。这些言论常常让我如芒在背，当大家在分享各自的生活时，我像是藏着见不得人的秘密。

奥克兰的华人教堂之一（不是我说的那家）

另一个我需要隐藏身份的对象，是华人房东。在当地华人同志圈，常能听到同志情侣被华人房东发现身份后下逐客令的经历。我很难判断我的房东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我是否会因此遭受偏见或不公平对待。因此，和前任一起来新西兰时，我跟房东介绍说是我的 “好朋友”。为了避免风险，我往往在与房东的接触中保持距离，回避袒露私生活。

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是我密切接触的群体。作为博士生，一个我被频繁问及且无法回避的问题是 “你做什么研究”。受我个人的同志身份与职场经历的影响，我的研究选题是关于中国高校里男同性恋教师的职场经历。因此，对于我来说，诚实地说出研究话题与研究动机，无可避免要出柜。

在与一些中国留学生同学的交流中，我常常会得到一些意外的反馈。有次我在学院微信群里说出研究选题后，一位同学转发了一则两只同性公乌龟交配的搞笑新闻。

有人会预设我是以异性恋身份来研究同性恋，提醒我防范同性恋的不良影响 —— “做这种研究，你小心被掰弯了”。一些反馈是出于对同性恋的无知和好奇 —— “同性恋的 ‘成因’ 是什么”；“为什么同性恋容易得艾滋病”；“中国有同性恋教师吗？” 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出于对我的私生活的关心或猎奇 —— “你为什么不能喜欢女孩（惋惜的语气）”；“你跟你男友在一起时，是扮演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你 ‘那个’（性交）的时候是什么角色”；“你未来打算要孩子吗？可能你很难有正常的生活（同情语气）。”

还有对我的导师（一个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学者）和其他教师的性别气质的评论 —— “你导师看着挺正常的，R 老师看着好娘啊，他结婚了吗？他是不是也是 gay？”

这些话让我有点惊讶，毕竟这些大多是受过多年高等教育的博士生，并且生活在新西兰这样一个性少数可见度并不低的国度。

他们意识不到自己话语里的种种预设 —— 默认所有人都是异性恋；异性恋是优等的、“正常” 的，同性恋是次等的、反常的；作为一个男人，性别气质应该是阳刚的，欲望对象指向异性；结婚生育才是 “正常” 的人生选择；而同性情侣的关系和性一定是像很多异性恋那样区分 “角色” 的。

我常常不知该作何反应。如果直接表达不满，或指出话语背后的问题，可能会损害人际关系，被认为 “过度敏感”。他们大多是我的同学、朋友，我相信他们无意冒犯我。因此我很难将这些话语简单视为 “歧视”，更愿意相信是他们对主流观念缺乏反思。

其实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是一种 “微冒犯”（microaggression）。美国学者 Nadal 将其定义为 “日常言语、行为或环境中的简略而常见的冒犯，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传达出对受压迫群体成员的敌意、贬损、轻视或侮辱”。性少数经历的微冒犯包括：使用异性恋中心的话语（比如预设我是异性恋）、支持异性恋规范的文化、否认异性恋中心的现实、预设性少数是病态或反常等等。Nadal 把这种伤害形容为 “死于上千个纸划的小口子”（“death by a thousand paper cuts”）。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环境，我所认识的同性恋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隐藏身份，以免被华人社群边缘化。作为公开出柜的中国留学生，我于是显得格外 “高调张扬”。学院一位毛利族裔的学生会主席说我很 “有名”，是她迄今为止知道的唯一公开出柜的中国学生。可如果我仅仅因为不隐瞒性倾向就变得 “有名”，那不是说明我们的校园还不够多元与友善么？

我的经历并非个例。奥克兰大学学者今年发表了一项关于本校性少数学生校园经历的研究，在学生们的叙述中发现了一个矛盾 —— “既安全又不安全”（Safe but not safe）。一方面，大学的 “零歧视” 政策、彩虹贴纸与海报让 TA 们感到被支持；另一方面，学生们仍然会遭受辱骂、歧视，需要忐忑不安地考量是否公开身份。研究者认为，大学的官方政策公开声明其对性少数学生的支持，但其承诺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仍然有待真正落实。

研究截图

留学生的经历又有其特殊性。学者指出，性少数留学生如果来自其身份不被认可的国家，会面临与身份认同、出柜、回国有关的独特挑战。确实，我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为生活方向感到迷茫，为毕业后去留而纠结。一方面，回国往往意味着重新回到 “柜子”；另一方面，在异国他乡艰难打拼、站稳脚跟阻力重重。这种迷茫与纠结可能会严重到难以承受，我在读博第一年甚至一度有退学的打算。

回头看，还好我坚持了下来。但当初的纠结我不会忘记。这些身份的纠缠和压力，也正是我参与研究和公益的独特立场。更重要的是，这些身份无法改变，我也无路可退。

作者介绍：崔乐，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生。

//文字编辑：Alexwood，赵四

//排版编辑：赵四，素鸡

//设计：冬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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