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传统中医遇到新型传染病｜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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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英国的殖民活动，一种源自印度的烈性传染病开始肆虐江南。

文｜海下

道光皇帝刚刚登基（1820年）的那几年，江南西瓜忽然变得不好卖了。

并非因为夏天不热，更不是西瓜不甜，而是一场可怕的瘟疫正席卷江南，人们却苦苦找不到病因。于是谣言四起，似真似假，传言西瓜之中藏有毒物毒虫，「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

这种新型传染病发作时，患者手足痉挛，两脚内缩，腹泻不止还伴有呕吐，声音嘶哑，眼球深陷，身体如泄气的皮球一样顿然消瘦下去，三四天之内就会死亡。

今天我们已经不难辨析这是什么疾病：这是霍乱（Cholera）在中国的首次肆虐，它并非起于本土，而是来自遥远的印度。

传统理论不够用了

「霍乱」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汉代就已经出现，「士卒度岁，愁悲失时，泥雨暑湿，多霍乱之病。」（《春秋考异邮》）但它绝不是今天所指的烈性肠道传染病，而只是一类以吐泻为表症的疾病。

真正的霍乱虽已在恒河流域流行了两千年之久，却始终局限于印度境内，直到英国殖民统治把印度纳入广阔的全球贸易网络，它才随着帝国的军事征服和商业活动蔓延开来。

· 在二战之前，霍乱发生了六次大流行，第七次大流行 1961 年在印度尼西亚起源，波及范围更大，其病菌发生变异，称为 El Tor 霍乱，故此前霍乱也称为古典霍乱大流行。霍乱至今依然没有彻底消失，依然在南亚和非洲肆虐

霍乱传入中国也是沿着贸易路线：首先到达福建广东沿海，进而通过近海航运到达宁波，借助发达的内河水系在整个江南扩散，并进一步到达北京。

江南成了霍乱肆虐的重灾区，大疫前后延续五年，波及江南多个州府的 50 余个县，是清代江南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瘟疫。据估计，在这次瘟疫中，灾情严重地区一般死亡率在 8%（以全体人口为基数）左右，造成相当可怖的死亡数字，仅受灾比较严重的苏松太地区，疫死人数就至少在 50 万以上。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从道光十七年（1837）至宣统三年（1911）的 75 年里，江南有 23 年都留下了霍乱流行的记录。

瘟疫一到，大量人口即迅速死亡，全家死光或仅存幼儿的惨状比比皆是。社会充斥着人人自危的气氛，甚至有人因为过度惊恐，还未染病就自杀身亡。

中医在第一时间投入了救治，然而「针刺医药，百无一效」，传统的医术并不能阻止瘟疫夺去人们的性命。

中医们甚至发现自己不太能确定面对的究竟是什么病症。他们虽依古书记载，把瘟疫命名为「霍乱」，但根据前辈经验，霍乱又以吐泻与否，可划分为「干霍乱」和「湿霍乱」两种。所谓「湿霍乱」有上吐下泻表症，死亡率不高；「干霍乱」俗称「绞肠痧」，无吐泻，但有腹痛闷乱症状，致死率较高。

· 乾隆时期中医书籍对「干霍乱」的描述

印度传入的瘟疫被中医归入「干霍乱」，并根据特有症状称为「吊脚痧」或「转筋霍乱」—— 患者肌肉筋挛会造成双脚扭曲或青筋暴起。然而这种新型「霍乱」并没有「干霍乱」常见的腹部疼痛，传染性和破坏力也明显超出过往的记录。

尽管有病症归类上的疑惑，中医名家还是按古人的解释找起印度霍乱的病因。启发他们的观点来自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至于手脚痉挛的症状，也按照老祖宗的智慧解释为「寒气从肠胃转入了筋骨」，即「霍乱转筋」。

· 民国时出版的《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道光十九年（1839），浙江中医王士雄刊行了中国第一部关于霍乱的专著《霍乱论》，便以「霍乱转筋」来称呼新出现的瘟疫，他解释「霍乱」死亡率之所以大大提升，主要是由于「暑秽蒸淫、感触『臭浊』」。稍后的另一位霍乱专家徐子默看法则与之相反，他认为古人说的「霍乱」为热气导致，而眼下的新瘟疫是由寒气引起。

当然，无论是哪派观点，都很难落实到具体诊治中去。

不过，传统中医也并非只会玩玄学，跟中世纪西方同行类似，他们也逐渐在实践中摸索到一些有效的防疫经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防范「恶臭」，也就是江南饮用水质带来的卫生问题。

江南的「恶臭」

霍乱的传播途径主要依赖水源。霍乱弧菌进入人体后随着粪便排泄，在自然水体极易存活，在河水中可活 2 周，再经过未清洁的水进入人体，是典型的粪口传播。

· 粪口传播示意图

不幸的是，江南水源丰富，且无论何处的水里都充满粪便。

明清以降的江南少用水井，绝大部分人口的生活用水都直接取自地表河流，比水而居，极为方便。乾隆年间浙江嘉善人黄凯钧就颇为自得地炫耀自己能在家门口河边洗马桶：「我乡比户门临流水，取水最便，故虽圊桶溺器，亦必洗涤一清，真是水乡之福。」

然而随着人口膨胀，水资源也和其他各类资源一样紧张而退化，这样的自得很快就要变成烦恼。

· 清末苏州城内的运河及民居

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南人口密度大约是全国平均的 7 倍，城市与乡村都面临着人满为患的窘境。而财力紧张的政府也减少了公共水利的修整，支流淤塞与水质恶化都在持续加重。同时，由于桑、棉等经济作物取代粮食，耕作密度加大，刺激着对肥料的需求，于是粪的价格也日趋高涨。

19 世纪的江南城市缺乏下水道，处理粪便多依靠沿河设置粪缸与粪坑，方便收集粪肥的「雍业」商人驾船收粪，出售给农民。旧时苏州流传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就是这一场景的真实写照。

河水稍涨时，岸边的粪秽就会自然流入河中，而为了最大化收益，「雍业」商人会将粪缸内的液体倾倒在河里，仅把较干的粪便运走。江南人吴熊光在与嘉庆皇帝谈话时还就此自黑过一把：「（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

这些肥料运往农村，也不会马上使用，而是被贮存起来沤制一段时间，否则会烧坏农作物。农民为图方便，也在沿河地方建有粪缸，使得农村的水体中也充满着粪秽。

水污染的日益严重，使得人民开始寻觅其他饮用水来源。乾嘉之后，江南水井的数量逐渐增加，居民饮用和使用水源从江水、河水转向井水。虽然以井水水源受污染的机率减少，但并不意味着与污染绝缘。

虽然李约瑟高度称赞中国古代的钻井技术，认为欧洲人是 11 世纪学习了中国才能够挖掘深井，但 19 世纪的江南很明显为打井困扰，城市和乡村几乎是清一色的浅井。由于河流已经被深度污染，浅井水质也非常糟糕，外国的海关报告直接称为污水池。

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意识到「恶臭」的危害，传统中医还是很难给出具体有效的防疫主张。

霍乱防治的社会学

20 世纪初，近代公共卫生观念与各种必要的配套技术都逐渐传入中国沿海地区，困扰江南的霍乱才总算有了初步解决方案。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城市消除霍乱的办法谈不上多「公共」，自来水和下水道的规模及覆盖人群都很有限，无法直接带来普遍的用水卫生。以 1930 年的宁波为例，当时市区已有 66 口自流井，平均井深 83.23 米，水质较好，但更多人的用水来源仍然是毫无改善的土井。这些土井平均井深只有 4.26 米，其中以 3-5 米居多，占 61.31%，4 米以下（含 4 米）的占 49.1%。

· 来源：李玉尚，《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因此，1928 年国民政府开始进行饮水改良运动时，用到的办法也非常私人化：直接劝诱大众改变生活习惯，学会喝开水。这项运动不止限于城市，他们也在乡村地区开展了卫生实验区的试点工作。不过喝开水终归需要成本，而政府拿不出多少预算，只能「让人民主动投入到卫生建设中」，其运动很快就为农民的吃饭问题所湮没。

1932 年，严重的霍乱疫情再度来袭，这一次，病菌的冲击结果与晚清区别明显。

疫情在上海最先爆发，但与其他城市相比，这里的受灾却非常轻微。身在上海的伍连德率先要求自来水降价，令平民能够享用干净的水源，并快速推广疫苗，在疫情爆发前后有一百万以上的上海人接种了霍乱疫苗。

根据大公报后来公布的统计报告，就死亡人数而言，南京是上海的十倍，杭州是上海的二十倍。

而受灾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些近代化的江南城市。20 世纪的瘟疫传播已不再限于水路，凭借上海交通枢纽的通达性，它沿着铁路传染北方及内陆地区、沿着海路传染东南沿海，同时向南向北辐射传染。

· 民国时期的铁路网

近代化的交通网络，大大扩张了病菌的肆虐范围，除了新疆等少数省份，这一波霍乱几乎遍及全国。官方统计的患病人口达 10 万，死亡 3 万多人，学者估计真实死亡人口为 40 万 - 50 万。

在被瘟疫压倒的广大乡村和边缘城市，恐慌失序与一百余年前的江南并无二致。不过流行的解释不再是西瓜有虫或鬼神作祟，而是日本人和汉奸蓄意下毒。

参考文献：

[1]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2]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李玉尚：《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4]周星宇：《1932年霍乱疫情中的核心城市防疫与边缘乡村失序》，《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年7 月

[5]单丽：《清代霍乱病因认知（1820-1911年）——以中医和地方文化为中心的考察》，《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12月

[6]梁志平：《水乡之渴——江南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 1840-198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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