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称中美脱钩对谁都没好处 希望中国仍是投资的沃土(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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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方投资者对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风险较大的国家避之不及,中国则直接介入。例如当 2008 年厄瓜多尔因主权债务违约,从西方获得补助受限时,中国对其放贷和投资的规模相当于厄瓜多尔 GDP 的 20%
2018 年 7 月 4 日,非洲吉布一个新的住房建设项目启动仪式上,悬挂著中国和吉布提国旗
Photo: Yasuyoshi Chiba/AFP via Getty Images
2010 年 9 月,时任加纳总统约翰·米尔斯 (John Mills) 出访中国,为加纳带回中方价值 150 亿美元的投资、援助允诺。两年后,时任加纳副总统约翰·马哈马 (John Mahama) 赴京签署上述援助项目中的一项: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 30 亿美元优惠贷款。这是加纳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贷款。
马哈马在签字仪式结束后说,「金砖国家的崛起——如中国、巴西、印度——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使它们无需冗长繁琐的手续,即能获得急需的投资」。
这句话可能有恭维的成分,但诸多研究和报告均显示,中国已无可争议的从全球最大受援国,变成了全球最大援助国之一。世界银行也说,中国 2010 年以后对非洲的援助额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其成员国对非援助支付额则呈下降趋势。
据中国政府于 2011 年和 2014 年发布的两版对外援助白皮书,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共对外提供援助金额 3456.3 亿元,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 2010 年到 2012 年是援助金额大幅攀升的阶段,共产生 893.4 亿元。不过,第三方机构的调查和学术研究则试图指出,中国海外实际放贷、援助金额远高于官方数字。《纽约时报》2019 年一篇专栏文章援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项研究称,仅在 2000 年至 2017 年间,中国就向非洲地区提供超过 1430 亿美元贷款;而波士顿大学另一项研究则称自 2005 年以来,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放超过 1400 亿美元贷款。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去年刊发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国的海外借款》(China』s Overseas Lending,以下简称「论文」) ,对中国对外援助和海外债权规模做了更详细的调查,得出的数字差异也更大。论文作者,塞巴斯蒂安·霍恩教授 (Sebastian Horn)、克里斯托弗·特雷贝希 (Christoph Trebesch) 教授和卡门·莱因哈特 (Carmen M. Reinhart) 称,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了天量资本,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和的两倍多,总额超 5 万亿美元。其中大约有 1.6 万亿是具有援助性质的直接贷款、援建,以及商贸领域常见的授信额度,其余以各类投资组合的形式存在,比如国债、公司债等。某些时候,中国也用购买国债的方式帮助发达国家。
中国设计了一系列既能树立「大国形象」,又能保护援助资金安全、并获得一定回报的援助机制。它们可能一开始运行顺畅,然而,随着援助对象的增加、援助范围的扩大以及海外政治、经济风险加剧,坏账比例也逐渐攀高。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结合数据和公开新闻报道发现,2000 年中国海外援助坏账几乎为零,2017 年这个数字飙升到 7000 亿美元。在这期间,中国至少进行了 140 次债务重组和外债冲销,由中国政府、国有银行和企业共同参与。
例如在 2007 年对伊拉克的债务减免中,中国先取消了官方债务,但仍保留中国公司在伊拉克的 85 亿美元债权。三年后历经多次谈判才将其中的 80% 注销。
不难理解中国这么做的动机。《外交官》杂志援引一位前中国进出口银行 (China Exim Bank) 官员的叙述: 「如果非洲借款人不还我们钱,我们还是得还钱给我们的债券持有人。」
但是,2019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可能冲毁中国精心设计的机制。至今,全世界已有 90 多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在四月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同意提供临时债务减免,允许非洲诸国暂停偿还价值 120 亿美元的债务和相关利息。
一些面临经济崩溃的债务国特别向中国提出,希望免除旧贷款。加纳财长 Ken Ofori-Atta 4 月提出:「中国必须加强对非洲的债务减免」。甚至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亲自呼吁中国减免在非洲的债务。与此同时,一部分参与「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也加入要求中国减免债务的阵营。他们希望以免除利息、债务延期或直接减记的方式减免债务。还有一些非洲国家担心中国可能会借此拿走当地一些重要战略资产的控制权。
对此,在中国外交部 5 月 13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相关议题道:「中国从未向有债务困难的国家施压,我们通过双边磋商解决这类问题。」他承诺,中国同意有关国家在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底暂停还本付息。
赵立坚同时提到:「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加,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债务风险上升」——这也是中国正面临的问题,经济萎缩、财政赤字扩大、企业和居民收入减少。
今年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萎缩 6.8%,自其 1992 年开始披露季度 GDP 增长数据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其中农业产出萎缩 3.2%、工业产出萎缩 9.6%、服务业产出萎缩 5.2%。在内地 31 个省和直辖市的统计中,只有西藏 GDP 增速为正;超过一半省份 (含直辖市) 财政自给率低于 50%。在上周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破天荒的不提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智库研究员们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单方面减免债务。布鲁金斯学会研究院 Yun Sun 说,「在中国的剧本中,推迟偿还贷款、债务重组和债务/股权互换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直接纾困。」
要弄清楚中国在全球债务违约浪潮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恐怕要先认真审视她自 1950 年代开展对外援助以来的种种做法。
厘清中国海外援助、贷款确切规模的难点,在于不透明的上报机制和模糊的统计口径。
大量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海外援助研究或者文献,往往存在「事实孤立」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仍然互不相关,难以将证券投资、资产购买、跨境贸易授信额度、无偿捐助等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统一归纳。
像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机构,更关注国债的借贷、偿付情况,忽略普通信贷的违约率;巴黎俱乐部 (Paris Club) 是另一个可以更好追踪官方贷款的组织,但中国不是其成员国。
此外,中国会对受援国量身定制对外「援助」。对于发达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会购买其主权债券以提供流动性支持,比如 2010 年欧债危机期间买入希腊国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会提供建设资金、贷款,但是资金进出几乎都通过央企,比如中国建筑、中国水电等。多数情况下,它们会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统计的对外援助活动中。
这些都使得中国海外债权统计长期偏少。或者说,官方宣告的援助数字和外界实际感受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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