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洲客在广州遭遇疫情之后 | 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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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业” 当然是地下经济的组成部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新中国建国的前三十年,处于不断的政治运动之中,社会风气称得上是海晏河清,根本就没有地下经济这一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逐渐复苏,各种严格的社会管控也逐步放开,于是性产业也一步步的重建起来。
最早期的性产业在 1990 年代初出现,主要是服务于东莞的港商和中山的台商群体。他们离乡背井,所从事的乃是技术含量很低的三来一补,生产服装鞋袜之类,承受着高度的市场竞争,压力极大,需要排遣。而就在他们开办的工厂里,就有大量拿着低廉工资又梦想改变命运的厂妹。这两者结合起来,终于催化出一个极其庞大的产业。
到了 1990 年代末期,珠三角本地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崛起,接过了三来一补的大棒,并且开始尝试自建品牌。尤其是东莞本地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在电脑零配件生产方面,占据了全球的绝对份额,志得意满,钱多了没处花,于是在东莞所有镇街大量兴建豪华酒店,并且开始以打造品牌产品的流程化管理方式,对性产业进行了行业规范,规定了严谨的服务流程和标准。
而在珠三角的省城广州,则相对显得高级很多。民企女强人老板们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家庭生活也往往算不上幸福,也存在消遣需求。于是以 “俊仕廊” 为代表的美容美发店摇身一变,开始提供床第之间的服务。女老板们烫完头发,做完美容,听着小哥哥的甜言蜜语,再从里到外的舒爽一次,花一笔钱就解决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需要,而且不会留下任何麻烦的手尾,真是其乐无穷。至于广州写字楼的金领们,则对东莞的厂妹毫无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拜金的学生妹,于是 “珠江汇” 之类的高级会所应运而生,星海和广外的妹纸去打个零工,挣笔零花钱,也是曾经的时尚。没有大师姐带进门,想要挣这笔钱的漂亮丫头,连门都没有呢!
此后的十余年风云变幻。珠三角的男老板们到东莞去享受莞式标准,而女老板们则热衷于到广州洗头。这两个词都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听到的人莫不会心一笑。那时候全国人民看着广东,羡慕得要命。北京那会儿只有 “天上人间” 这种根本就不是普通老板消费得起的地,上海写字楼的金领则只能在酒吧里泡啤酒妹。对比起来,简直就不在同一个次元。
广东的幸福生活一直延续到 2010 年代,此后民企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东莞的电脑配件产业整体死亡,小老板们不是破产就是移民。工厂少了,老板少了,厂妹自然就减少了,行业的根基在消亡。终于,到了 2014 年,广东开启全面扫黄,东莞在一夜之间被扫了个干净,残余的部分行业精英分散到了惠州、中山和佛山等地,不再成其为一个行业。广州的洗头店也是日益萧条。女老板群体在消失,于是这个行业也就随之消失了。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一鸡死一鸡鸣,2015 年后,伴随着民企衰退和小老板的移民潮,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产业:资金外撤,每年的外撤资金以万亿人民币计。为了完成这项事业,需要一个庞大的洗钱上下游产业链。没人光顾的咖啡店,无人问津的花店,从不开门的服装店,在上海和深圳大规模的开设起来,这些店铺一般都挂在各种小情人的名下,由此诞生了一批视金钱如粪土的女富豪。她们每天都有以千万计的资金流水,因此也毫不吝惜金钱。更关键的是,这项洗钱事业的压力极大,排遣压力的需求极其强烈。于是,白马会之类的高级会所应运而生,供上海深圳的女富豪们一掷千金。
此前广州的洗头店,挣的是女老板们的辛苦钱,而现在沪深两地的高级会所,挣的则是洗钱的油腥钱,对比起来,现在会所的牛郎们,收入要比他们五年前的前辈,高得太多了。
这么总结起来看,产业经济的奇妙,莫过于此。这世间的事物之间,总有着深刻的相互关联。而理解这种关联,是我们推演中国经济走向的前提。呵呵,呵呵,呵呵哒。
记者/魏晓涵 编辑/刘汨 社区工作者正在走访一户非洲人家庭 广州有着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区,二十多年时间,本地居民和非洲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又疏离的共处模式——非洲人集中居住在小北,那里已经有了“非洲城”的名号,还有那些如候鸟般往返中非两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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