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为什么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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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松竹/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1986年10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举行。这是深圳建市以来第一次举办国际性的大型运动会，社会各界异常重视。10月8日，比赛进行期间，《深圳特区报》刊登了一则祝贺广告。祝贺者署名为深圳天马公司及其总经理黄雅丽。第二天，《深圳特区报》又发了一则消息，标题叫《黄雅丽无罪释放》。

黄雅丽创办的天马化妆品公司，曾被宣传为广东省最大的个体企业，然而就在1985年，这位多次受到省里表彰的企业家被公安部门拘捕，理由是有重大诈骗嫌疑。

作为一个典型的个体户，1984年，黄雅丽自己筹集到了276万港元的资金，申请成立天马公司（个体），但其实她手里并没有这么多钱。紧接着，她又由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金融部负责人一手办理，在没有担保和财产抵押的情况下，从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贷款1000万元港币和100万元人民币，并将其中120万港币购买了两幢别墅。

骚操作没有到此结束，买完别墅的黄雅丽在没有市工商局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在营业执照上填上了“土畜产”项目，扩大了经营范围，并与市进出口贸易公司开发部合作，联营出口兔毛生意。1985年，海南岛倒卖进口汽车事件被揭露后，公安部门认为黄雅丽已构成诈骗罪，由市纪检会牵头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那年8月12日，黄雅丽被收容审查。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个人集资、信用贷款都属于“解放思想”的行为，政法部门尺度拿捏的难度极大。果不其然，公安部门向检察院提请逮捕黄雅丽的时候，检察院提出了不同意见：

用贷款买别墅，虽有违规但不至诈骗；经营兔毛亏损也不是诈骗，而是经济纠纷；再者天马公司的大部分贷款是用于投资办工厂、发展生产的，利息也都按时付了，没有非法侵吞贷款的行为。检察院认为，黄雅丽的行为并未构成犯罪。

最终，亚乒赛开幕的一个月前，9月3日由公安机关宣布解除对黄雅丽的收容审查，释放回家。对其违反工商、金融法规的问题，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和黄雅丽类似的，还有当年轰动一时的“黎福林案”。作为市供销公司的负责人，黎福林在一笔生意中私自拿出了12.34万元，用来给员工发奖金。上级发现后，经“批评教育”，他带头动员干部、职工退清了“不合理所得的财物”。1983年8月，黎福林被逮捕。罗湖区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结果黎福林不服判决，以事实有出入、判决对事实性质认定不准确为由，向法院提出申诉。罗湖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一个月后，宣布了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黎福林无罪。

我们很难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80年代开放热土上的各种光怪陆离，事实上，在特区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深圳的一举一动都有着举足轻重的风向标意义，广东盯着看，上海盯着看，北京自然也盯着看。那些身处其间的人们，面对的种种压力可想而知。

在1982年讨论赤湾开发的一次会议上，袁庚曾这样说：“蛇口危机四伏，层层卡，办事难，香港报纸批评我们效率低，弄不好会垮。”时任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给他出主意：要多写内参往上捅。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深圳的很多改革与创新，都是在无数张面孔的注视下，一点一点推敲出来的。

90年代的深圳

深圳曾经有过很多身份，洪武年间的南头古城、新中国初期的宝安县城，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今天，深圳召开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总书记对深圳40年发展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经济特区的沧桑巨变，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干出来的。

回顾四十年间的起落浮沉，很难想象如今璀璨夺目的繁华都市在40年前还是一贫如洗的边陲渔村，而她的一举一动，也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与世界。

对什么是深圳这个问题了解的越多，就越会由心底泛出疑问：为什么是深圳？

地缘先机

今天回头看，深圳的发展如同走在康庄大道上，但只有置身在那个跌宕起伏的改革年代，才能真正体会到深圳发展的艰难。深圳能够从那个年代的四大经济特区中脱颖而出，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至关重要。

1978年4月，外贸部组织的港粤澳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吸引港澳投资。这一方案与当时积极引进外资的大方针契合，引起了高度重视。

建设出口基地的规划与总设计师“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的主张走到了一起，四个城市很快被圈定，但这些地方叫什么名字成了问题。负责特区筹办规划的吴南生后来回忆，叫“出口加工区”就和台湾的高雄一样了，肯定不行，叫自由贸易区又太资本主义了。

最后还是总设计师拍的板，“就叫他特区吧，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

深圳是新成立的市委，格外的认真，他们第一次市委常委会连市名叫宝安还是叫深圳都经过了充分的讨论。“深圳”因为有深水的意思，被香港同胞认为是发大财的地方，占了先机。

深圳市委报了个327平方公里的特区方案上去，被省里批评这个方案大的无边有野心。深圳一直闹到了北京的国家进出口委主任那儿，这个上海交大毕业的扬州人最终批准了327平方公里的方案。[2]

1980年8月26日，仅仅两千多字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和13次之多的修改终于被批准公布，这一天也成了特区们的生日。

后来那首脍炙人口的歌里，春天的故事被简化成了“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其实当时老人画了4个圈，但最终脱颖而出的，却是深圳。**而深圳的特殊，就特殊在对岸是香港。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抓住了西方工业转型期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化工、电子等轻工业，成为亚洲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港督麦理浩在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香港社会的风气焕然一新。东方之珠同时闪耀着市井气息与国际视野，然而香港最大的历史机遇，还要望向北方。

当时，香港的商人们最大的担心是“政策会变”，其次就是物资紧缺。霍英东当年投资白天鹅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代替。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

后来，霍英东情急之下想了个中国特色的办法：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把开业日期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那些怕担责任的部门才高抬贵手，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内地而言，香港雄厚的资金与先进的产业无疑令人垂涎。而彼时香港也趁着内地开放的东风，作为内地的窗口迎来了全球财团的入驻，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隔岸相望又一穷二白的深圳顺理成章的承接了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塑料、纺织、玩具等香港主要制造业都开始将生产基地前往深圳。

以深圳为首的珠三角成为香港的广袤腹地，从1985年到1995年，香港在珠三角投资制造业的资金由5亿美元飙升至58亿，这一过程中香港实现了服务业占GDP总值超八成的转型，而深圳则迅速成长。整个80年代深圳GDP增速只有一年没达到30%，平均增速达到惊人的52%。[3]

香港和深圳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前店后厂分工模式，深圳在承接香港产业的同时不仅得到了经济上的发展，更重要的借鉴到了香港成功的经验。既学习了先进的产业技术，也实现了经济体制的突破。

1983年，深南大道岗厦区域

但深圳之所以能在诸多特区中脱颖而出，除了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更重要的是深圳本身一种“空杯”的状态和“一教就会”的学习能力。

要知道，无论是工程招投标、用工合同制，还是彼时颇具创新色彩的土地招拍挂，深圳的每一步探索，都意味着舆论场上“姓资姓社”轩然大波。

当年，港资竹园宾馆由于服务员态度差、水平低，经营状况与日俱下，有的外商在深圳宁愿住条件差的旅馆也不住竹园。香港老板刘天就忍无可忍，向社保部门领导反映固定工制度不改革，老本都要赔光了，他要把不给力的员工炒鱿鱼。

1981年深圳劳动局在蹲点调查后，批准了试点，但宾馆的员工不愿意，说刘老板要求女同志涂口红，还要站在门口面带微笑地迎接那些资本家。炒鱿鱼更是无可理喻：“社会主义还开除人？天大的笑话。”

后来，时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痛下决心，直接开除了六个人，还张榜公开，结果惊动了省里，据说广州来了好几通电话，说的很露骨：“你们这可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政治问题。”

这其实是80年代初深圳的城市管理者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香港的“先进模式”理解起来容易，但真要落地，就是各种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困难。李定先是顶住了压力，坚持开除了6名员工，但香港的刘老板还是不满意，觉得员工工资都一样，还是大锅饭。

在当时，各行业的工资制度基本都由政府决定，李定犹豫之后，还是制定了一个职务工资、技术工资加浮动工资的改革方案：50%是职务、技术工资，相对固定；50%是浮动工资，其中一半与当月的住房率挂钩，另一半与个人考核表现挂钩，每月浮动。第二年，砸了铁饭碗和大锅饭的竹园宾馆，利润翻了一倍。

后来，李定牵头搞沙头角综合商场的承包经营，省领导又开始纠结“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时，李定的底气就足了很多：一年国家多挣了500多万，比过去翻了近10倍，有什么不合适的？

地缘优势的本质是制度和观念学习的优势，常说深圳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在吃的过程中，怎么破除思想的桎梏、如何权衡各方的利益，却是深圳一块又一块石头摸过来的。

体制活力

1986年11月9日，《深圳特区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承包工厂赚了大钱，百万元能否分给曹继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84年12月，深圳市家用电器厂厂长曹继光和主管部门深圳市家用工业公司签订了一份《经济承包合同书》。合同规定：曹继光作为承包者，每年向家用工业公司上缴利润18万元，向承包企业交18万元；超额部分再上缴一成，余下部分3成给企业分配，剩下7成，全归曹继光。

结果两年干下来，曹继光分了200多万元，但钱还没到手，家用工业公司跳出来反对：“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根本就不应该搞个人承包，更谈不上合同规定的利润归自己分配。”1986年底，曹继光的承包合同就要到期了，合同该不该兑现，还没讨论清楚。

曹继光承包款能不能到手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改革和承包已经逐步在深圳大小企业中推广。当时，承包租赁的322家企业中，增盈和扭亏为盈的有275家，减亏的有20家，变化不大的只有27家。如果不能兑现承诺，对正在已经的改革无疑是灭顶之灾。

最终，在舆论的推动下，曹继光拿到了200万元的承包款。媒体宣传他是“我国第一个公开的百万富翁”。

曹继光引发的讨论，其实是改革中的深圳面临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缩影。改革的本质，是创造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所谓制度、规则、管理，都逃不开对人的激励。回答改革能不能成功，其实是回答有没有足够的魄力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小到一次承包制改革，大到一家金融机构的成立，不外乎是这个道理。

袁庚和马明哲筹划设立平安保险时，袁庚曾评价后者说：谁叫他姓马，马就喜欢跑。

在2006年的中国平安寿险明星高峰会上，马明哲亲口讲述了当初去北京“跑牌照”的情景。“1986年7月16日，我向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递交了一份申请成立保险公司的报告，之后就带着一个秘书、一名司机，开始了筹建。两年间，三次北上首都，两次直书，屡挫屡战。”

马明哲向央行深圳分行递交的那封报告，不到一周就被驳回，理由也很官方：建议很好，但条件不成熟。随后，马明哲直接越过了深圳分行，把报告递给了总行，总行又把报告批转给当时还是半官半商、双重职能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保的意见跟央行深圳分行一样，只不过多了几个字：“建议很好，但目前的法规环境和再保体系均不完善，暂缓。”

袁庚写给北京的信

1987年，在香港参加完一个保险研讨会后，深感时不我待的马明哲亲赴中南海，国务院特区办也趁势拉上央行、财政部和各家保险公司，组织了一个研讨会，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中国需不需要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

在会上，马明哲充分陈述了想法和思路，特区办的一个负责人甚至在会上说：会开完了，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一个说法。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终讨论出来了一个折中方案——新公司“限于深圳特区开展业务”。

在平安最终拿到牌照之前，国务院特区办还主持开过两次协调会。在第一次协调会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在内的大多数与会者达成共识，认为成立一家商业保险公司的条件和基础是有的，但会议没能解决成立一家新保险公司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能不能开办再保险业务的问题。

第二次协调会召开的时间，是1988年3月12日“植树节”前。会前几天时间里，马明哲都很忐忑，几天都没睡好。幸运的是，会上各方最终达成共识，纷纷表态支持，原来持“不支持”态度的参会代表也把意见改成了“不反对”。两周后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马明哲忍不住感慨：即使很多朋友欲助一臂，在各部委、机关出台的种种条例前也会无所适从。

1988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平安保险正式对外营业。这一天被定为“司庆日”。从1986年7月16日马明哲递交申请，到1988年5月27日正式营业，一共是690天。

平安保险在蛇口开业

李灏是深圳市委书记位置上的任期最长的领导，从1986年一干就是七年。他在回忆当年的改革时，说过一句高度概括的总结：“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在80年代初，深圳最重要的改革目标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为市场经济新体制趟出一条路。当时全社会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中解放出来，对于经济建设的新共识还相对迷茫。许多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和做法，在彼时都不得不面对“姓资还是姓社”灵魂拷问的上纲上线。

在这之中，80年代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遇到的诘难最严重，引进外资、招商建厂、发展民营经济都需要提供土地，受到香港启发，深圳想到了拍卖土地使用权换资金的法子。“卖土地”、“喜欢外汇”的深圳引起了全国舆论的批评，有老干部痛哭流涕“想不到社会主义变成了这个样子，时任市委书记梁湘，甚至被批评是“20世纪80年代的李鸿章”。

但事实证明，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经济活力让深圳在面对“赚内地钱”、“赚倒卖钱”的炮轰时，能够快速的从转口贸易转向工业化。总有学者简单的认为深圳突出成绩来自于优惠政策，这忽视了深圳体制不断自我进化的生命力。

进入90年代，深圳又用一系列产权改革、所有制改革发展壮大高科技产业和民营经济。

1987年，深圳出台了全国首个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营科技企业的文件，鼓励人才以技术专利、管理要素入股，任正非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华为的。1993年，深圳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服务政策，为高科技产业服务，深圳市领导亲自带队去海外招揽人才。深圳还是全国最早成立高新技术园区的城市，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服务。

深圳不是没有走过弯路，世纪末也曾投入大量土地、资金和优惠政策去大力发展显像管、汽车等产业，但最后结果都一地鸡毛。但这种探索中的曲折与经验沉淀为深圳体制改革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区”不特在政策，而特在永远改革永远前进的体制土壤，这种氛围为深圳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能。

政策轮番上马的背后，又有着一条贯穿深圳发展的国际化视野——举例来说，早在1994年，平安就引进摩根斯坦利和高盛成为公司战略性股东，成为中国第一家引进外资的金融企业。资本的国际化，推动了平安公司治理、战略规划及经营管理等方方面面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系。

如今的平安高管团队，近一半来自海外，这些人才来自麦肯锡、高盛、花旗、保诚等国际知名公司。从高管团队的国际化程度看，平安领先于在国内其他金融公司，无论是国有大行还是股份制银行，或者其他保险、券商机构都无法与之相比。

2000年左右，著名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引爆舆情后，深圳再度启程改革。一方面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改革力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加快产业升级，向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迈进。18年后的今天，深圳GDP超过香港，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创中心。

深圳成功的从边陲渔村逆袭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哥，这种永远在改革路上的体制土壤至关重要。这种体制活力让深圳发展的历史中，拥有了许多中国第一的记录：中国第一家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中国第一家麦当劳罗湖光华餐厅、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中国平安、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第一张股票“新宝安”……

肥沃的土地上自然会涨出参天大树，深圳的体制活力培养出了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群体。

今天，平安、华为、腾讯等极具竞争力的企业成为了深圳的城市名片。

企业创新

1996年，美的创始人何享健抬着一台电脑来到了会议室，对着在场“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的乡亲元老们说：你们在座的各位，谁能操作这东西就能留下，我还给他再升一级，要是不行的就退休”。

利用台式机来杯酒释兵权，也是一大发明。对于诞生在改革前线的企业来说，数字化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本能。

作为平安早期创始人之一，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的谢虹曾回忆，“马明哲说，我们公司以后要给每个人都配一台电脑。那可是1988年！对我这样一个学计算机的人来说，当时觉得他是在吹牛。”

但马明哲没有吹牛。平安的第一张保单就是用电脑出的单。后来当“会计电算化”流行时，平安提出建立自己的“以保单为中心的计算机数据管理系统”，要求所有分公司在开业时必须配置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一台传真机。

自1988年8月起，平安总公司电脑室逐步开发出处理保险业务的系统软件。当时，由电脑处理的业务有出具保单、核对保单、查询保单、统计、提示需续保到期保单等。到了1989年3月，平安第一次使用电脑发放工资，同时经过对有关分保业务的系统分析、软件要求分析及系统设计、编程等，实现了分保业务的电脑化。

进入90年代，平安在全国各地的机构数量大大增加，且不断扩展业务范围。要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完全一致的产品，IT保障是必备因素。相比其他金融机构，平安的科技基因至少领先了十年。

深圳的前市长许勤曾这样总结深圳的政商关系：“深圳政府从来不干预企业做的事，我们做好保姆”。深圳对企业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但并不会对企业的发展提出过多的要求。正是这样的营商环境滋养了深圳繁荣的民营经济，深圳形成了一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环境。

不止步于当下业务，总是将目光投向未来，进化力是深圳企业的基因。在这座因改革而兴的城市中，企业也善于在奔跑中不断变革，这种特质在伴随深圳共同成长的中国平安身上尤为明显。

在2018年的中期业绩说明会上，马明哲提出“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的战略，要构建五大智慧生态圈。开完会，平安高管们介绍，“这是马总的临场发挥、即兴演讲，此前并没有听他说过，应该在心里酝酿很久了”。

随后，平安的“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服务、房产服务、智慧城市”五大生态圈正式揭晓。

依托搭建起来的业务场景，留存流量和资源，实现“场景+客户+服务”的生态闭环，这是“科技赋能生态”；有了业务场景和服务交易，自然会跟底层的金融产品挂钩，这是“生态赋能金融”；当用户与平安的卷入程度从最初的场景到业务，最后再发展到金融服务时，不断强化的用户黏性又会进一步拓宽业务场景，实现“金融赋能生态”的良性循环。

“金融+科技”“金融+生态”的组合，让平安各条业务线展现出了极强的协同效应。当2020年严重的疫情袭来，平安“爆表”的战斗力第一次展现在用户面前。

金融壹账通用一站式解决方案推进业务线上化，平安智慧医疗用医学影像、知识图谱等核心技术帮助前线医护人员智能诊疗，最显而易见的是，平安好医生在疫情期间，用线上诊疗服务着数以亿计的患者。

当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向前奔跑的惯性，持续进化就成为一种必然。对于平安来说，最大的“进化”体现在，她总能放下过去的包袱，紧跟时代发展的趋势，不断跳出已有的框架，一次又一次重新定义自己。

平安好医生的诞生，来源于一次内部会议，当时，平安高层在一起讨论怎么样能做好健康险业务。马明哲认为：“既然20%的人属于亚健康，80%的是健康人群，那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20%的亚健康人群上呢？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80%的健康人群上呢？”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平安好医生设计的第一款产品，居然是一个类似提示家长“婴儿的纸尿裤是否湿了”的传输数据的App，这款产品显然没有太多的市场需求。

在后来的规划中，平安开始思考能不能在线上提供“轻问诊”服务。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医院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市民们更愿意往三级甲等大医院去，使得这些医院越发拥挤，就医体验非常不好。而事实上，很多小问题是能够通过线上问诊解决的。

2015年4月21日，调整之后的产品定名为“平安好医生”正式上线，迅速变成连接用户与医生，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整合线上、线下相关医疗健康资源的共享平台。三年后，平安好医生（01833.HK）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共发行1.6亿股，这次发售不仅规模大，而且极其火爆，公开发售获超额认购654倍，冻结资金超3768亿港元。

对平安来说，“进化”的表象是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但其内核不断试错、不断推翻、不断重来。

平安的进化只是深圳高科技企业的一个缩影，创新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创新不是源头，而是产物。持续的自我改革让深圳企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进化力护城河，如果探究深圳企业的这种独特性由何而来，答案几乎是呼之欲出的，敢闯敢试的精神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深圳精神

什么是深圳？

深圳有长度，深圳地铁运营总长超过383千米、公交线网长度3321公里，管养道路总里程8066公里。在住建部刚刚公布的《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中，深圳的“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占比”高达57%，位列全国第一，这意味着深圳通勤人口中有57%的人可以通过公交系统实现45分钟内上下班[1]。

深圳有宽度，“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城市标语展现着这座移民城市宽广的胸怀，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内地一线城市，年轻人在深圳落户是最容易的。良好的营商环境使深圳同样成为初创企业最舒适的土壤，深圳市中小企业数量达215.2万家，每千人商事主体约251.6户，名副其实的创业之都。

深圳有高度，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这里有82幢，名列世界第一。1985年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竣工，这座大陆地区第一座综合性超高层建筑，用“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震惊寰宇。此后深圳平均每年有6.5座超过150米的大厦拔地而起，成为中国摩天大楼最为密集的城市，宏伟壮观的平安金融中心更以600米刷新了深圳高度。

深圳有厚度，在今年艰难的宏观环境下，深圳经济的韧性展现出城市的底蕴。深圳GDP完成了从一季度的-6.6%到上半年0.1%的逆袭，强大的活力与韧性连新华社都感叹不易。内功来自磨炼，2019年我国《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依次为华为、中兴通讯、平安科技，创新和科技始终是深圳经济的底色。

在一线城市中，深圳没有北京的底蕴、也没有上海的资本，但深圳的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澎湃的动力。深圳在四十年的发展中，GDP增长了10000倍，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万家，拥有43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5.71万亿……深圳是镜子，映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深圳是史诗，见证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的追逐美好生活。

在深圳四十周年之际，回答“为什么深圳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这个问题，会思量毗邻香港的地缘先机，会认同坚持改革的体制土壤，会认可不断进化的企业创新。但真正塑造深圳的，是什么？

1990年，19岁的刘中华在深圳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飞亚达公司招聘手表组装员。到公司后，刘中华先从学徒工干起，起初连镊子都拿不稳，一夹零件手就抖。想进步，没有捷径，必须反复练习。刘中华肯吃苦，比别人付出多，不断磨练，加上悟性也好，慢慢地成为公司装配部一把好手。

机械表走得灵不灵，关键看师傅的调试功力。刘中华的工作，精确度计量单位不是毫米，而是丝。1丝有多细？头发丝直径是8丝。2002年，刘中华拿了个奖：深圳第四届职工技术运动会手表装配工比赛上，获个人第一名及团体冠军。怎么拿的呢？3分钟拆装两个石英机芯。

修表师傅刘中华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人飞天成功，举国欢庆。刘中华也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专用手表的研制工作，主要负责机芯调校和成表组装。在深圳的这么多年，刘中华也见证着这座城市从凋敝到繁荣、从贫穷到富裕。

今年10月，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做客央视《对话》栏目，王伟中用40分钟的节目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深圳？

“你要成为高地，那应该你是标杆，你的发展应该是可以给别人打出样板。这个是很高的要求。所以我想，对这座城市意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不断地去坚持创新，创新驱动，使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更高。”

这句话的背后，是深圳的身份与角色，已经从“先行先试”，变成了“先行示范”。

归根结底，深圳的奇迹，属于2000万天南地北来到这里的普通人和万千企业：他们在仓库里跟踪订单，或是在省际的高速上驾车运货，或是在写字楼里熬夜加班。40年间，完善缜密的顶层设计、创新拼搏的企业精神，和一个又一个勤奋、坚韧、智慧、磨难串联在一起，就是深圳精神最重要的部分。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美好生活城市”：道路纵横轨道成网交通出行更加顺畅，深圳新闻网

[2]. 《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董滨、高小林

[3]. 《深圳奇迹》，张军

[4]. 《春天的故事》，徐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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