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再温和，也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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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一个小气候》

这封回信写于2019年2月3日，2020年9月20日订正

昨夜，后台收到一位年轻人的来信：

鹿鸣君，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 

我来自一个勉强过小康线的家庭，衣食基本无忧，但是其他的就不太能够供给，现在家里的房贷还没有还完。我高考分数线到了北大的历史学系，那是我最喜欢的学校和最喜欢的专业，但是我的父母非常反对，我也十分左右为难。即使是机会相当多的大城市，想要靠这个文凭出去找工作，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更不要说我还要照顾我的父母。所以我选了**大学的金融系。

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已经近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甚至有一瞬间对去了北大追求哲学梦的同学嗤之以鼻。 

即使在我高三最忙的时候，我也凑着时间看完了剑桥中国史，而现在我已经有很久没有看过一本历史的书了，每天只是为了绩点、奖学金和保研而去学我根本不喜欢的专业，去为一个体面的生活奋斗。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转专业，但是每次想到父母、想到将来我就退缩了。 

最让我害怕的还是，我真的开始感到心安理得了。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是撕裂的，一部分不甘心败给现实，另一部分早就成为了现实的顺民并由衷地感到轻松。 

我曾那么用力的追求过理想，它甚至可以说是我从小学到高中走下来最大的动力。可我那么轻易，甚至连象牙塔都没走出就放弃了它，从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思想不屑于与他人为伍，行为上却害怕与众不同的人，甚至思想上也开始害怕与众不同了。 

**虽然没有任何人会怪罪于我，但我自己怎么去原谅自己呢？**我是不是应该走出追寻理想的一步呢？

您好！

感谢信任。这个问题很大，刚刚求助了朋友圈，一位同龄校友反而留言说：“中年人扩大提问：如果品行、事业、爱情、志趣等理想纷纷败给了现实，怎么办呢？”

她是我们这一届的美女，如今竟也深陷其中。所以，您这个问题，个案又普遍、宏大且深微，我没有答案。但我可以把自己这些年并不成功的亲身经历分享给您。这是经过一道道门从一个圈层到另一个圈层的故事，也许对您有一些参考价值：

▼

和您一样，我也来自一个勉强过小康线的家庭。

家在闽西山区一个小镇。那是客家区，在我年少时，还很闭塞。闭塞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大多住在明清时期建的土楼、老街，拜着各种地仙，祭着各路鬼神，石头神、樟树神，某某娘娘，某某太保……老人们穿着对襟装，女孩子不能上桌，喂鸡赶鸭，男孩们练着土“拳法”放牛砍柴；吃瓜群众在凉亭、风雨桥、墟场、大樟树、打谷场偶遇，交头接耳、家长里短。

村村都有专职捕蛇人，在田间地头和蛇虫反复折腾。姑娘们唱着山歌，比如“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藤生树死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挑头的一喊，谁谁谁抢我们水了，谁谁谁破坏我们风水了，吃瓜群众立即放下瓜，操起家伙，轰轰地去，打将起来，然后轰轰地回，收拾残局。期间的细节种种，可以嚼上许久。

如果把镇上的公社、粮站、公园、电影院忽略掉，就是宋代南方大开发之后，近一千年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

岁月静好，三瓜两枣。

九十年代初，我爸是个农民，个体户，也做点跨省货运小生意。有一次，他要从福建运一种精制煤到江西去，这种煤和江西的煤混着烧，效果更好，所以销路不错。我大概十二三岁，贪图一路有可乐和菊花茶喝，跟车前往。

于是，我从一个闭塞的地方，第一次走向了大千世界。夏天，空气闷，湿热。一路无话。我看着四处的风景，哎呀，别人河里的石头为什么这么漂亮，别人的房子为什么这么好看，等着冰镇可乐和菊花茶，等着西瓜和牛肉汤。

来自大千世界的教育，总是猝不及防。边界遍布各种检查站，来自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木材检查站、防疫检查站、交通检查站、烟叶检查站（一个乡镇的烟叶，不能到另一个乡镇销售），或者就是没有名字的检查站，有的地方，一个村就有一个站，放根栏杆就是了。刚开始，送上礼，赔个笑，就过去了。后来，要送的越来越多，有一个检查站，站长勒令我们把所有的煤卸下来，堆在旁边，等候检查。

人力不够，时间紧迫，我这个小孩也得一起帮忙卸货。天热，大人小孩的汗，流水一样淌着，弄得灰头黑脸。红袖章就站在旁边，板着脸，脸上是某种奇怪的笑容。

我不明白啊：为什么要卸下来？卸下来再装上去得多费劲啊。幸运的是，当时我爸恰好有一个朋友，认识这个地方县公安局领导，打了电话后（那时电话也不多），话事人出面，我们送了礼，又放行了。我们把煤装上去。下一站，又来一遍。卸下来，装上去。铁锹把把我的手磨出了血泡。

这个废弃建筑应该就是过去盛极一时的检查站。摄影师杨飞作品

这一趟下来，除去送礼花销，没赚钱，还欠下了人情。我从小是班长，高年级时还是大队长，一向是学校里带小红花的文明小标兵，但是，一路上想着爸爸不得不卑躬屈膝的样子，气得要骂人，他也曾经是一个骄傲的人啊。此时方知，什么叫少年气盛。 要到二十年多年，我才知道，这种现象被中央总结为“公路三乱”：“乱设卡、乱收费、乱执法”。如今经过整治，据说已是过去时，但却成为我永久的记忆。

从江西回来的路上，我百感交集，到家后，仍未能平静，最后，在日记本上，用单独的一页纸，很用力地写了一句话：“改变我所不愿的世界”。

这个“不愿”，就是不愿货被莫名其妙卸下来莫名其妙装上去，就是不愿有人打招呼就过关，就是不愿送礼就安全。在和我爸讨论后，决定学习法律，将来成为一名法官，定分止争、主持公道，当个“青天”，当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找我求助时，我可以帮助他，把恶徒关到牢里去。

这就是我的少年理想，源自一个外部世界对一个闭塞世界的刺激教育。

然后是埋头读书，高考时，我报考的，全是政法院校，不图什么，图个绳之于法。恰好，那时，最高决策层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字之改让我兴奋不已：按照文明进程经验，中国将从工程师治国的时代走向法学家治国的时代。

原来，我这个山区少年的理想，也是国家的理想。多好啊！

我乘了二十来个小时绿皮车，穿着一双拖鞋，到某个在湖边的政法大学报到。当时的我，把大学生活当做我实现理想前最后的休整。大学四年，在学校我就泡在图书馆，偶尔找老师探讨一点人生，在假期就漫游全国各地，每个假期都在徒步中度过，比如去甘肃徒步寻找古长城，更多的是在各省山野农村漫无目的的瞎跑：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大学生生活之后，毕业要找工作时，我忽然傻了。因为，在了解各国法治社会历程之后，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个词：艰难、长期。艰难，难在要有牺牲；长期，长到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理想法治社会之实现。照眼下这局势，如果我这样一个来自山区的青年，按照原计划去做一个法官，大概率是被摁在地上反复摩擦，乃至摩擦成灰。伟大的马克思他老人家虽然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但这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书斋学者偶尔福至心灵的天真言论，当目标可以，当现实就太不现实了。

这些道理其实之前就明白，但是，当站在选择饭碗的关口，才会感觉到它有多么刺激。比起当年检查站所给与的教育，这一次的压力更加赤裸裸、雷电交加，让我夜不能寐。

不再相信曾经相信、曾经支撑自己的那一切，一刀刀亲手把自己肢解，还得笑出声来。大概就像您现在所处的阶段吧。您说“我曾那么用力的追求过理想，它甚至可以说是我从小学到高中走下来最大的动力**。可我那么轻易，甚至连象牙塔都没走出就放弃了它**。”我也是。我当时焦虑到什么程度呢？莫名其妙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然后住院了。吓了朋友们一大跳。这是我人生迄今唯一一次生病住院。我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就这样，临门一脚之际，我决定转行。

去做什么呢？理想无法实现，就退而求其次吧。我注意到，法治的突进，有耐于信息的充分流通；历史上，法治社会的转型，与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媒体人，而不是法官。媒体人要从记者做起，而记者并非主流职业发展轨道，但我想，恐怕我们这一代人，都要接受做一个铺路石的命运。既然注定是一块铺路石，什么石头不是好的呢？

我和身边的好朋友说：咱们要分道扬镳了。

这个选择耗费了我不少个夜晚。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偏偏就是这么恰好，《广州日报》招聘团来宣讲。我去武汉大学听了宣讲会后，不禁心潮澎湃，因为他们领导承诺多少年内可以买房买车。完全出乎我意料，记者不是很穷的吗？竟然这么有钱？那岂不是更好？（现在看，当时是传统媒体最后一个高峰时刻）

然后就参加了《广州日报》考试。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招聘，看到卷子立即傻眼了，很多题目根本读不懂，比如“请根据这段话写出肩题。”让一个天天读王泽鉴史尚宽的人，去答范长江普利策的卷子……好吧，尴尬。所以，我一出考场，就去买一份报纸，想弄明白：到底什么叫做“肩题”。

考试失败了。

着急啊，幸运的是，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我在招聘会上偶遇了江苏《淮安日报》社长。社长很儒雅，从某县县委书记转岗过来，对媒体管理有独到见解。很巧，那一天我们很投缘，谈了有一个小时，大概是因为我们都不是新闻科班出身吧。然后，他说：“小黄，你来吧，淮安欢迎你！”

后来，报社派了一辆依维柯，车开到了宿舍楼下，我提了一个大麻袋书，爬了上去，和几位武汉的同年毕业生，直奔江苏。我的行李中，很少衣物，大都扔了，但是，专门保留了那双入学时穿到武汉的拖鞋。在离开1号宿舍楼的时候，我控制不住泪水在眼中打转：我曾经的理想，我的法官梦，就在这里离我而去了。

就这样，好不容易进了法律的门，又从这门里，乘着依维柯出来了。这是我完成的第二次人生选择。

进入江苏地界，同车带队的是总编辑赵总，人很好，请我们吃盱眙十三香小龙虾，以尽地主之谊。一上桌，每个人面前放两个小碗，都是白酒，今世缘牌。江苏白酒讲究“三沟一河”，双沟、汤沟、高沟和洋河，都来自原来苏北淮阴，今世缘是原来的高沟。白酒论碗喝，还是两碗两碗喝，瞬间刷新了我对社会人喝酒的认知。

社会你好！

那一年，是非典年，也是淘宝创始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氛，似乎有很多事情被抑制了，又似乎隐隐约约有很多事情要破土而出。

报社旗下有三份报纸，日报、晚报、商报，我刚刚入行，幸运地拿了两个奖，淮安市的一个新闻奖和江苏省的一个晚报评论奖，然后，一位比较欣赏我的副总，在一个单独喝茶的场合说：“小黄，有更好的机会就去吧。”

那时，我女朋友即将毕业，说要回湖南。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湖南《潇湘晨报》第一次面向全国招聘，长沙另一家报社也大招聘，他们即将展开湖南历史上最后一次都市报决战。于是，工作八九个月后，我辞职了，来到湖南参加考试，幸运地都过了关，选择了《潇湘晨报》。

就这样，从江苏，穿过了一个门，走进了湖南。 

在这里，“小黄”变成了“老黄”。三四年后，我感觉需要到一个全国视野的平台，于是第二次提出辞职。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新华社旗下的《瞭望东方周刊》在要人，还是考试，我幸运地过关，又幸运地遇上了非常好的领导，竟然可以在完全不送礼不走关系的情况下，奇迹般地从调查新闻部副主任到财经新闻部主任，然后有了那时还并不常见的主笔头衔。在这里八年之后，我去了网信办系统的《网络传播》做了一阵执行主编、然后参与一家新媒体新闻机构（无界新闻）创办，负责采访编辑板块。

离开《潇湘晨报》之前，我给社长龚曙光先生留了一封信，感谢报社栽培之恩。他当时已经任职更高岗位，未有闲暇，就写了一封回信给我。信用旧式竖排信纸手写，派人用大信封送来，两页，很恳切，大意是：看到你，我想起自己年少时充满理想主义的时光，如今，要走得更远，我们都要坚持，也要学会“和光同尘”。

和光同尘来自《道德经》。自那之后，离开了长沙，我再未有机会见过龚社长。在很多时候，我也在想，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是和光同尘？以及，我们和光同尘，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这个和光同尘过程中，我会如您的来信所说“变成现实的顺民并由衷地感到轻松”吗？会“从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工作之后，我改变过很多人的命运。比如，十年前，是我做记者的高产期。我曾经发表了一篇很小的稿件《一个小企业的送礼日记》，湖南省娄底市政府就发文件给我：报道之后，我们已经惩处了24名干部。我的记者生涯代表作是《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调查》，这个调查过程跌宕起伏，持续经年，后来，又换届了，中央严肃查办当地五百多名人大代表以及相关干部，判刑的判刑，撤职的撤职，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贿选报道，一个地震。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我一度非常骄傲，感觉自己“杀出一个黎明”，提剑四顾是个人物了，似乎有什么在向自己招手：哎呦，你好棒哦！

不过，一种莫名的焦虑困扰着当时的我，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来自哪里。

有一次，某省一个强力部门派了一个小组到长沙来调查我，从我的大领导一路往下，一直调查到我的亲属，各种行程，大动干戈，花了一个月时间，很是折腾。最后，工作组和我吃饭，说：黄记者，查清楚了，一场误会，不好意思，估计给你带来不少麻烦。我一脸懵懂，也有几分不爽：怎么回事？原来，当地有一批人，涉及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不法行为，到首都去了，然后被当地在京人员带到一个宾馆，过程粗野，其中一人大喊：“你们不能这样，黄记者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这些人大惊，问黄记者是谁，然后层层上报。因为所关者大，所系者紧，又在异地，领导派员来务必查个水落石出。我看了当事人照片，确实不认识，又看事情经过，也完全不知情。根据当事人后来所述，是因为我曾经在当地做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报道，引起高层关注，帮助了一个被枪杀的农民工，于是，当地一些人风传有一个“黄记者”能量极大，情急之下，拿出来护身，没有见过面也顾不得了。

这个事件，让我几乎想起了少年时的理想：主持公道。看来，我好像在回归？直到有一天，我整理物件时，发现自己存有不少锦旗，其中有许多浮夸之词，就在一个刹那间，我似乎忽然明白了什么：不是我在改变这些人，而是这些人在改变着我，不是我在改变着世界，而是世界在改变着我。正如前述乌龙调查事件，这种所谓的“名声”，真的是我所要的吗？这些利益之争真的有多大意思？后来，我把这些锦旗都放弃了，我开始写博客，并起了一个名字——“写给未来的一封信”，是的，**我努力不再纠结过去，而试着想象未来。**那一年，我女儿出生，我给她起了一个小名“寻寻”，因为，人生的方向和意义，都要自己去寻找，不管是我，还是她。

现在回望，这是我的第二次人生理想的盘整期。

2013年1月，正热衷于马拉松的我，邀请了十来位大学同学，在厦门马拉松聚会。当时，我提了一个宏大的主题“爱自由”。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岂无他人？念子实多。在篝火边，我十年来第一次探讨了人生，以下是当时记录的原话，有点肉麻：

“回想没有和大家在一起的这十来年，干了很多事，但更多的是为生活工作奔波，四处转战，埋头做事，很少停下来认真思考，整个人被搅入了社会大体制的机器之中，没有机会倾听自我内心，以至于忽视了自我，甚至迷失了自我。这些年来的一切，被动性很强，常常被社会环境所左右。而这个社会的一切，往往是约束一个人的自由的，不论是自由的思考，还是自由的行动。以往自我感觉强大的内心，也越来越弱，正如一堆篝火，长期没有添柴火，火苗越来越小了，温度越来越低，热情越来越淡。”

“这短暂的一生如果要过得有意思，有意义，有劲，能久远，一定要是一个自由的人生，一定要在每一次重要的选择上，都首先倾听自我，坚持自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同学们也一起肉麻地回顾了十年来遭遇与感触，随后便陆续散去。当时，我追求“无用”。这种肉麻的回顾意义重大。直到今天。在我朋友圈的朋友会注意到，我都还在用那一天的篝火图片作为朋友圈封面：

2016年3月初，我的一位同事，恰好毕业于您曾经梦想的目标北大，她和我们一起在北京朝阳门附近一个湘菜馆“吉祥鸟”吃饭，席间很认真地问：“黄老师，如今媒体形势这么糟糕，我们如何自处？”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的回答，因为这恰是我思考已久的问题：营造一个小气候。

那几年，我已经不再提及少年时那句“改变我所不愿的世界”，在一段时间的写作中，也很少使用任何之前非常偏爱的宏大词汇，比如2013年那样的“爱自由”，而偏爱具体而微的细节。比如，在2015年记者节，我作为主编，写了一篇社论《我最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凸显的最大词汇也只是“好奇”。

生活是如此的复杂，我们不要试图去改变世界，不被世界改变就是胜利，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理想，那么，我们就努力营造一个小气候，当每个人身边都营造了一个美好的小气候，最后大气候自然就会好。

某种程度上，我们还要警惕一些理想的毁灭性。读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曾经以崇高的理想为目标，竭尽全力地缔造未来，结果呢，不知不觉间，却创造出一个与目标截然相反的现实。这种悲剧，恐怕比理想早早破灭还要来得痛彻心扉。

这位同学的这个问题，问得很是时候。

**偏偏就是这么恰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得到了一个被迫面壁的机会，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特殊空间完全与世隔绝，并承受特别的压力。在这个极端环境中，各种宗教和理念在冲刷着我。过程省去不叙，总之，我反复思考，最终接受的是四个字：日拱一卒。 从此引为信条。

“理想”其实有两种。我们常常说的理想，往往是我少年时那种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还有一种更重要的理想，我认为是真正的理想：率性而为、自我完善。一个人昨天做了一件很赞的事情，不等于今天仍然很赞，今天仍然需要接受考验。一个人的天赋秉性，是否得到充分、淋漓尽致的发挥？每一天都是一次磨砺，任何一次松懈，都是理想的崩塌。关切当下，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以为：生活的一切秘密，都在“日拱一卒”之中。

呦呦鹿鸣四个字，取自《诗经》小雅第一篇，代表宾主饮宴、探求大道，共同分享、其乐融融的场景。我把它作为我个人微信公众号的名字，恰是对少年时那个理想的中和。那之后，我很少用自己的本名，而以呦呦鹿鸣的鹿鸣君自称，并确立了写作定位：“日拱一卒、只为苍生说人话”。这句slogan，前半句向内，后半句向外。

我的二女儿，在我回家之际出生，我给她起了小名“呦呦”，一个自由自在歌唱的场景。它和我大女儿的小名“寻寻”，反映了我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理想的不同理解。

随后，我选择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并进入了企业。又一年，我出来创业。在2016年后，我一度把我的小团队，叫做“小气候团队”，也就是营造一个小气候的实践。

创业这一年多来，很不成功，没有成绩。我先后尝试了马拉松项目运营，版权印内容确权系统开发、健康食材供应、名师教育课程开发等项目，有的做着做着失败了，有的一开始就失败了。当然不要说其他许多纸面上的完美畅想了，比如，我曾经设想做一款完美的马桶。商业计划书之多，恐怕也是少有的，无数次头脑风暴中，我都曾有成功的幻觉，仿佛无数次登上了人生的巅峰。曾经有一位和我一起畅想未来设想的同学，出国读书又回到了上海，绕了地球一圈了，竟还没见到我的成功。

我最初时建了一个很小的群“一秒钟几十万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一秒钟几十万”就是我，代表着致富成功梦想，实际是，我团队一年的收入还不及我之前的年薪，还把积蓄都花完了。这个群就成了专门负责互相嘲笑的群，常常上演小型尴尬现场。

在世俗意义上，我是失败的。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没有任何人会怪罪于我，但我自己怎么去原谅自己呢？我是不是应该走出追寻理想的一步呢？”如果看我这一年多的业绩，同样也可以提这个问题：确实也没有任何人怪罪于我，即便是这一年多给过我很多支持的师友，但是，我该怎么去原谅自己呢？我是不是应该走出这一步呢？

不过我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日拱一卒的精神，也意味着率性而为。严格说，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这个过程：我们是否坚持了底线？**是否****保持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一点。

说点其他有意思的事。2017年初，我在呦呦鹿鸣公众号上发起了“每天一千字”，践行日拱一卒的理念，迄今，已经过了16季，有数百人参加了。过去半年来，我写了很多文章，确实帮助了很多人，比如关于山东疫苗事件的19篇文章，关于甲醛问题的“九百个故事”，还比如被拆迁户，腐败的厅长等等。有些文章还刷屏了。文字仍然是有力量的，这些文字仍然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对我本人的改变，正是在这些公共写作过程中，在这个做“无用”之事的过程中，我确信了我自己：仍有日拱一卒的坚持。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过，虽然很少有人知道。

偶然看到来自苏东坡的一段话：“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时。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我很认同，并补充一点：当写作又坚持了一天，我便得到了又一重的快乐。

如果我们的人生理想，是关于自我完善和率性而为，那么，关于社会实际问题的困缚，就不是问题了。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我们都可以追求这样的理想。比如，您学金融，金融中也有您热爱的历史。一部世界史，何尝不是一部金融史？通过金融，难道不也有助于帮助他人，完善自我？ 专业，仅仅是工具，我们终究不至于被一个工具控制了一切。

一个人，即便在现实中一败涂地，仍然保持对未来的憧憬，即便生活的真相鲜血淋漓地展现在面前，仍然有乐观坚持下去的勇气，这就是理想主义。也许我一度动摇过，怀疑过，妥协过，被人嘲笑过，但我始终相信，理想主义永远不会过时。问题只在于，你如何看待理想：它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处世选择，还是一种面向内心的生活态度？世界会在不同的人中，呈现不同的面貌，而拥有梦想/理想的人，将看到最丰富的那一面，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幸运的了。

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眼中，每一天，我们都身处一座庆贺的礼堂。

如果你认真看，你会注意到，我前面的叙述中，用了好多次“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是的，直到今天，回望过去，我才注意到，虽然我以一种理想受挫的悲情踏入社会，而且常常被沮丧缠绕，但其实好运总是眷顾着我。大概是因为，好运总是眷顾一位理想主义者，即便他的理想，是那样温和了。即便我看到了无数的社会阴暗，但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都特别正派；我遇到的每一个伙伴和客户，都充满友善阳光；而我每一次山穷水尽之际，都会获得朋友的帮助。

我曾经说，这个社会最为弥足珍贵的一点是“陌生人的善意”，而我幸运地得到了特别多。正是因为这身边的一点点善意，我这个一无所有的山区少年，在这二十年中，在福建、湖北、江苏、湖南、北京、上海幸运地生活过来了，我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岁月和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偶尔还能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写到这里，我想了想我身边的同龄朋友，他们很多人都像我，像我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也像我一样幸运，甚至更幸运。

我依然没有改变我所不愿的世界，没有实现少年时那个支撑我的理想，也依然不富裕，我只是，与自己和解了。如果理想主义者是被世人永远嘲笑的那一类人，我愿意永远被嘲笑下去。人们终将发现：

即便卑微如蝼蚁，日拱一卒也是莫大的力量；即便身处铁屋暗室，心中亦可光明如日月之炳炳。

不知道是否对您有所帮助。祝顺利！我把这封回答，分享到呦呦鹿鸣，也祝所有阅读本文的朋友，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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