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民社会解散潮一年︰当失去成为日常，他们颓废、酗酒、躁郁症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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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反修例运动后，国安法和煽动罪等带来的种种刑责、离散，以及触不到红线，让不少港人状态低沉，情绪定格在连结和盼望消失的瞬间，没法往前走。

作者访问四位身在漩涡中的人，这一年多以来他们如何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和动力，又如何预视自己的未来。第一位是职工盟的前干事，职工盟创立于1990年，2021年10月因受政治压力而自行解散。职工盟的前主席吴敏儿则因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于2021年3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民主派47人初选案），该案多名被告还押至今，案件尚未知开审日期。另外，新工会“香港言语治疗师工会”五人因发布“羊村”系列儿童绘本（羊村案），于2021年7月被控煽动刊物罪。当组织群众变成罪名，受访者无法走出迷茫伤痛。

第二位是一位前通识科老师，矢志教授学生明辨是非。反修例运动后，政府归咎通识科引致学生参与社运，2021年4月杀科，改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社科）”取代，新学科被指为爱国教育一部分。受访者经历几场大型社运，加上“杀科”，触发躁郁症发作。

第三位是一位前区议员助理。2021年10月，港府要求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此前已引发民主派区议员离职潮，而多名区议员宣誓后亦遭港府褫夺议席，各区区议会由民主派主场变为建制派主场。受访者以大量酒精来麻醉自己，他不知道这时代还能做什么，但最后发现，可能最微小的探访、陪伴，已是支撑他人和自己的最大动力。

第四位则是一位大学学生会前任会长，2021年3月，中文大学学生会称受校方打压，有干事亦称收到死亡恐吓，并宣布总辞。作为前任会长，受访者除了公开表达对学生会的支持外，对事件发展他都无能为力。而他自己亦曾因参与反修例运动而被判囚6个月，又因抗议校方实施大学出入管制措施而被控非法集结罪，该案件还在审讯中；最近他又被廉署拘捕，涉呼吁市民于2021年立法会选举投白票。他把创伤埋在心里，但在梦中，他看见脆弱的自己。

四人“复原”的步伐很慢，甚至没把“复原”放进选项，因为有痛感，才感受到自己还活着。作者认为这些受访者的小故事、小片段，都刻划着香港当下的集体创伤，唯有他们的伤痛被看见、被理解、被拥抱，他们才可在混淆之中摸索到下一步，找回人生的步伐。以下是他们的自述，由端传媒整理︰

“工盟可否不要解散？”2021年10月，工盟宣布启动解散程序的几个小时后，一位工友致电问我。我无言以对，沉默半饷后，只吐出一句，“我也不想解散。”

那几个月，那些历史悠久的公民团体如民阵、教协、支联会等相继解散、苹果也被逼停刊，警方更首次以“国安级数”拘捕新工会成员（羊村案）。我有预感职工盟命不久矣，可能只剩两三个月吧，但我坚信我们会工作至被政权拉人封舖的最后一刻。

正因如此，自行解散对我带来的冲击，更加残忍，是一下子什么都消失。

解散后有一段时间，我很抗拒经过油麻地（职工盟会址所在地区），走在路上，想起已“失业”，无法回去上班。想着，我还是趁办公室还未清拆，回去看看。这个在90年代移民潮买下、象征扎根香港的地方，现在空荡荡，与之前吵吵闹闹的模样完全不同，变得很陌生。

与很多人一样，我在反修例运动后被无力感淹没。但2020年群众发展出新工会，不同行业的人自发开设Telegram群组，讨论罢工、办集会、上班贴文宣。我那时好像看到未来的一些可能性，便将所有精力投放在组织新工会活动。

可是，2020年中，国安法实施，加上防疫限聚令限制了群众活动，新工会可做的行动不多了。来到2021年9月，即解散前一个月，我强烈意识到危机感，这是我在职工盟工作最后的时光，即使颓废也好，若错过这个机会，就很对不起自己。我花光最后的能量，来筹划展览。

展览结束，职工盟解散，压倒最后一根稻草。此前，我眼睁睁看着“民主派47人初选案”、“羊村案”发生……我电话簿中的人，大部分都在坐监，或是流亡。一直想不明白，为何好人要坐监？

职工盟会址的天台。摄影：叶家润

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我很内疚，为何他们被捕，而我没有呢？流亡的人永远无法返香港见见家人；作为幸存者的我，无法释怀。愧疚感令我失去动力工作，但隔一段时间，我又觉得太颓废会很对不起其他人；坐监的朋友都很有能量，而我在外面，凭什么不做事呢？

那时，我试图把所有时间填满。最初一个月，我同时打七份散工：夜更厨房、广东话导师、学校兴趣班、NGO等等。工作忙起上来，整天要走遍不同地方：早上教广东话、下午到学校授课、晚上再到餐厅煮饭。

我一直强逼自己工作，麻醉自己——我怕整天躲在家中，会“颓撚到仆街（颓废到不行）”。

本来以为试试不同工作，好像也不错。但是，我很快陷入迷失。我无法在这七份工作中找到任何意义。每天坐车上班，觉得浑身不自在——我的身体像被困在车厢里，与一群没有灵魂的人被送往某处，然后像机械人一样劳动。我反复问自己，“我究竟在做什么？”

原来强逼自己这样工作，只会加速颓废。

辞掉散工后，我曾尝试重拾一些兴趣，以为只要努力，就能掌握成果。我躲在家里，每天弹8小时结他，虽然很努力练习，但还是弹不到——不是不懂去按那个chord，而是我的手不使唤。我渐渐对所有东西失去兴趣，这很可怕。

可怕来自我失去了部分的自己。

读大学时，我参与校内的劳工关注组，组织学校工友为自己发声，即使10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能改变，我也很满足。记得有位工友因年满65岁不获续约，自行向上司理论，还写信向校方投诉。我问她不担心被公司算帐吗？她说：“因为你曾经跟我说，自己的权益要自己争取，不可以依赖他人发声。”

从那时起，我的人生方向很明确——工人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组织工会能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再转化为政治力量，影响社会。

但当我在夜更厨房炒饭时，又如何可以改变社会呢？慢慢的，我连向人倾诉的情绪出口也一并失去。

我不想再与人沟通、建立关系了。我无法再承受别人要离开、坐监、流亡。当每次在社交场合见到人时，便会想吐、无法呼吸。我躲在一边不停抽烟，伴随燃烧的烟草吸一口气，才令自己呼吸畅顺。

即使相隔多久，我也无法消化这一切。消化好像代表接受现实，不应该消化，应该要记住失去那刻的不甘心、不忿气。否则等同选择了遗忘。

我会永远记得消失的感觉。

前通识科老师Ally（化名）。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二、躁郁症复发，带着迷失离开

Ally（化名），前通识科老师，40岁

我家族有躁郁症病史，而我有躁郁症十多年了。回望每次病发，是与香港社会相连。

去年通识科“杀科”，变成公社科后，课程内容改头换面，“中国是民主政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选举产生”……这些，我说不出来。

授课时，我被学生录音，家长投诉至教育局，指控我省略中国国旗、国歌、国徽的内容，不够尊重中国。我意识到若要凭良心继续授课，未来的工作危机必接踵而来。

我的躁郁症也同时复发，情绪几度崩溃。当我撰写考试卷时，每写一条考题就哭一次。整件事的荒谬感淹没了我。我无法教下去，最终决定辞职。

我大学主修社会学，教我要揭露真相、凡事抱怀疑的态度。我一直认为教育是改变社会的出口，相信教育能启蒙学生，训练他们独立思考，驱使他们关心社会。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教育社会学，那时有想过继续念硕士，但觉得读下去无法改变社会，倒不如直接执起教鞭。恰巧那时开设通识科，我顺理成章成为了通识科老师。有些学生毕业后，做环保倡议、开办农场；有些学生关心社区和政治，去了当议员助理。我感到很欣慰。

我以老师为我一生的志业，以为能执教直至退休。与不同性格的学生互动，看着他们在六年中学生涯中成长，是很有趣的事。近年投身于学校的领袖训练活动、公益少年团、时事学会当中，更亲眼见证这一代的学生如何高速成长。

但是，我一生的志业、17年的教学生涯就此完结。

反修例运动过后，香港教育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清算和调整。摄：林振东/端传媒

不用教书的日子，我每日无所事事，循环听着悲伤的歌曲，与失恋没两样。学生一直是支撑着我的动力，而辞职，像被人硬生生夺去半条命。

我一直有食药控制病情，但辞职后我失去了支撑。去到2021年末，中文大学的民主女神像被拆，那是我当年亲身护送进校的，如今消失无踪；几天后，《立场新闻》高层被捕，当中包括我很欣赏的偶像何韵诗。这段时间，我哭到崩溃不已，丈夫就一直把我紧抱。

2012年反国教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都曾使我躁郁症复发。

记得雨伞运动期间，我处于忙碌而亢奋的状态——我教书之余同时攻读硕士，又组织校友关注组，每天下课就跑到占领区义教。但运动过后，公民社会没有争取到什么成果，我随即进入抑郁状态，负面情绪如潮涌般笼罩着我，那时几乎不能工作。但学生仍以我为榜样，于是我使尽全力支撑着自己。

至2019年反修例运动，为了不让病情复发，我尽量避开冲突场面，转而阅读文字记录和报导。至运动结束，通识科竟成为代罪羔羊。政府“杀科”，夺走我的一切。

躁郁症复发了，我失去预想未来的能力。我只希望能过好今天，至少不用再窝在家中以泪洗面。我每天努力提醒自己，要吃饭、喝水、生活、呼吸。

我惊觉不能再被香港伤得如此“入心”、如此的痛。我决定移民，离开这片土地。到外地渡过余生，我提醒自己要更有韧性，摸索如何与香港维持“远距离关系”。

但我很清楚，心里缺少的一大块，是无法弥补。我舍不得那个在香港热爱教书的自己，舍不得香港。记得有次在同事家中，音响播放着C Allstar的《地球保卫队》，歌词内容讲述人们逐个回来帮忙，但我正要离开。那份离开香港的愧疚感内化在我心中，成为一道伤口。偶然一碰，便疼痛不已。

任凭我跑得多远，这份迷失也会伴随着我。我是带着迷失离开的。

前区议员助理Chris（化名）。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三、“在艰难里也要学习怎不忘掉本来的模样”

Chris（化名），前区议员助理，27岁

结束区议员办事处前夕，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我请来结他手办了场小型音乐会，邀请街坊来作最后道别。一位中年街坊致电来，哭着说很不舍得我们，但奈何现实是我无法留下。

失业后一段时间，我无法入睡。酒对我来说，可能是麻醉剂，有时候，我要喝最少半支威士忌；睡醒时，也要喝一杯威士忌才能定神。我酒量很大，喝啤酒已没什么反应，但我手里也长伴着一罐啤酒，或许是不想自己太空虚，或者是因为无所事事。

丧失了以往的日常生活，我异常失落。以前一星期五天都在议办工作，有时工作累了，街坊会走进来打气，也有人会诉苦，说说社会事件。这个曾连结同路人的空间，已经消失了。

我庆幸曾参与公民社会最炽热的年代。2012年，还是中学生的我参与学民思潮，也参与同志运动。中学毕业后，当上民主党兼职议员助理，至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那时心态觉得社运比社区更重要，同时也忙于大学学生会工作，便辞掉议助工作。

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居民自发摆设街站、筹办放映会，让我再次看见社区的可能性。兜兜转转，2020年我又再做议助。

这次的一年零七个月议助生涯，我见证区议会在民主派占大多数的情况下，通过同志动议，尽管动议只是表态性质，但起码算是完成我的使命，在区议会留下一个历史注脚。

要不是因为在社区接触居民，我不会知道原来很多人支持同志议题。曾有一位年迈的婆婆，走来办事处骂我为什么不满意香港，我答“因为我是Gay啰”，在香港不能结婚。她态度突然变得友善，聊下来才知道她儿子也是Gay；熟稔的街坊时常关心我的感情近况，问要不要给我介绍男生。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香港同志运动如何走下去。以往在区议会至少有机会进行政策倡议；街头也有公开的Gay pride行动，团结整个LGBT群体。现在我只能写些文章，在网上平台发布，但感觉是，写完文章，之后呢？下一步还可以做什么？而政治运动更甚……

不过事实上，做议助也绝非万能，我也常质疑自己在做什么。最讽刺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有区议员如常开会，我跟老板（区议员）说，千万不要去开会，有病的，我们的战友都在监狱里，我们为何还开会？那时开始，我思考可以为狱中的人做些什么呢？

一名辞职区议员将文件放进碎纸机中碎掉。摄：林振东/端传媒

渐渐地，探监、写信给里面的战友，成为我的日常。

心血来潮时，我一天能写三四封信，每封好几页。我常常在信里讲以前的事，例如10年前参与学生运动的点滴、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写信令我回望过去，梳理自己；回信给他们也就像对照现在的状态，然后展望将来。因为这些共同经历，成就了现在的我们，变成一个共同体。

我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当写不出什么，就写歌词，歌曲成为一种媒介，仿佛连系隔住高墙的我们。2021年3月3日、47人案被告须还押当晚，我离开法庭，耳机播着MIRROR成员卢瀚霆主唱的《一所悬命》，歌词里“一世的战士　一世的意义”的力量很大，这首歌我和还押的朋友都很喜欢，因为朋友正正代表这种精神。

透过收音机收听最新派台歌曲，是墙内人（监狱的人）仅有娱乐之一。近来，我培养了一个新习惯，每天中午12点起床收听介绍新歌的电台节目《叱咤乐坛》，为了和坐牢的人同步，成为我起床的动力。

当然情绪是时有起伏，有时会有种落差——为何他们在狱中，而我只能写信？直至今天，我始终无法接受他们入狱的事实。但是，我逐渐认知到这变成生活一部分，是一个新常态。

对我来说，他们是一种能量——既然他们撑到，为何我撑不到？47人案后，我学习调整心态，总不能无时无刻都自悲自怜。既然我在外面，我的责任是尽力做所能做：写信、探监、送物资、寄歌词。

最近，我收到朋友的回信写道，“在艰难里也要学习怎不忘掉本来的模样，于墙外或墙内亦然。”即使身边有人离开了、变质了，但只要有人一天仍在狱中，就是我留下来的最大支撑，我会“濑死唔走（死也不走）”。

中大学生会前会长区倬僖。摄：林振东/端传媒

四、照顾好自己

区倬僖，中大学生会前会长，23岁

2021年3月，中大学生会“朔夜”宣布总辞当天，我站在旁边见证这一切，心里很难受。

宣布总辞的前几天，我在学生会会室，看着他们哭着痛下决定，气氛很惨烈。我只是前任学生会内阁成员，能做的很有限，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公开表达对他们的支持。

我好像目睹他们冲入一个漩涡，但我只能站在外面。

我在2016年旺角骚乱后的社运低潮期，参选成为学生会成员，不久人大释法褫夺民主派议员席位、本土思潮陷入低潮，很多过往曾投入社运的人，回复日常生活，不问世事。社会气氛很低迷。但我觉得校园内仍有空间发声——我们开街站、筹办联校集会、论坛等，希望唤醒同学对时局的关注。

但是，踏入后国安法时代，那种低迷和以往的不同，社会高压的气氛有种窒息的感觉。学校弥漫着前所未有的高压，那时“朔夜”筹备内阁讨论最多的不是政纲，而是表明各自的底线——有否心理准备坐监？准备坐几多年？他们由第一日决定参选开始已经不容易。

校方向“朔夜”施压的那段时间，有朋友要上庭应讯，于是我在中大和法院两边走，身心极度疲累。但我很不愤气、不甘心。我在朋友家呆坐，我问他，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他喝着啤酒答道：“什么都做不到了。”大家不发一语。

以前我不吃不睡，也要完成工作，无论什么冲击都不可以倒下。我有一宗“非法集结”案在身，但我觉得我的案件不重要，坐牢几个月就坐吧，没什么需要烦恼。最重要是如何照顾好身边的人。

但身边越来越多朋友面对审讯、坐监、流亡，甚至有的突然消失，连道别的机会也没有，我有种分崩离析的感觉。

而我一直以为我能处理这一切情绪。

中大学生会会址。摄影：叶家润

直至2022年初的一晚，我梦见所有坐监、流亡的朋友。在梦中，我在一幢建筑物里，看到玻璃外的马路有一群人，原来是我和朋友摆设街站、弄文宣，一起嘻嘻哈哈。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那天晚上我哭不停，不知哭了多久。

我忽然意识到，原来这些创伤不是说处理就能处理，不过强行埋藏在心里面，像一个计时炸弹，在某天突然爆发。如果不正视创伤，会变成社会的集体创伤。

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变好，是想这里的人活得更好。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场短期的拳击赛，而是未见尽头的长久战。如果我们不好好照顾自己，不知可以挨多久，到临界点就会一一倒下。

最近，我更能体会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在独立纪录片《地厚天高》的说话：“我没法扭转现在这个局面，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到自己更加好。”以前觉得很消极，现在反倒觉得有了积极的意义。我开始腾出时间发展兴趣：学居合道、玩围棋、看书。

我曾因参与反修例运动而被判囚6个月，2021年9月出狱后，我在手臂纹下“仁者心动”。这是一位高僧慧能大师的典故：有一天，两位僧人对着一面飘动的幢幡争执，一位僧人说是“风动”，另一位说是“幡动”，慧能大师于是说“既非风动，也非幡动，而是二位仁者的心在动啊。”

这个故事提醒我，无论外在的事物如何变化、躁动，但也可以保持心境平静，不要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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