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 世代 “饱食穷民”：我想借网贷体验一把 “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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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们深陷债务的，是时代野心投射在个体身上的欲望，是城乡折叠下的挣扎，以及，缺乏监管、诱人沉迷的网贷系统。」

特约撰稿人 白素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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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923-mainland-debtors/undefined)

插画：Rosa Lee

2020 年 2 月 2 日晚，南柯在上海郊区的租房里又是彻夜难眠。天快亮时，他登陆知乎，整理起 “危机思路”，写下第一篇日记：1. 做好抗击暴力收款的准备。2. 好好工作，争取每个月多挣一点。不要怕啥 996，只要多给工资，累死也值。3. 开源节流，能不吃的就不吃，能不买的就不买，省一点是一点。

南柯清算自己的债务：京东借钱总欠款 44485 元（人民币，下同），360 借钱总欠款 23869.8 元，宜人贷总欠款 110873 元…… 自己已欠下十多家网贷平台、连本带利一共 43 万元。那一天，南柯痛下决心，他要 “强制上岸”（意指 “强制结束借贷生活”）。

“不算利息，我还有 39 万元本金要还。”今年 7 月 13 日晚，南柯在电话中坦言。他自称 “92 年生人”，声音透出些许腼腆。他告诉我，自从在知乎上发表《网贷 43w 强制上岸日记》后，马上引起关注，不断有网友发表评论，还有人要求加他的微信。“80 后，90 后，还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或快退休的人。我们一共组了 20 多个群，每个群大约 100 多人。” 他说，他不会将群拉满 500 人，“人少才能彼此知晓有商量，会在这里面成为朋友。”

时隔一年，负债者南柯已成为渡人上岸的群主，他还开了一微信公号——“我们的上岸之路”。目前，他的每月收入来自两份稳定兼职。一份是给一家自媒体公司做编辑，空余时间再做点其他活。“一共四五千元，除掉房租 1200 元，生活费一千多，剩下的钱把能还的先还了，够了。”他说，他原本就怀疑 “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如今负债累累，更了断了感情生活的羁绊，“一人待着挺好。”

“上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成为多数年轻人自幼共同成长的工具与娱乐生活方式，因此，年轻人对于各种形式的触网行为接受度极高，同时具备了前卫、新潮、追求新鲜感的消费意识。”2019 年，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Nielsen）在对中国一线至五线城市、18 岁至 29 岁学生或在职人员等进行信贷消费在线调查后，于《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年轻人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为 86.6%。工作的 90 后中，有 57% 存在实质性负债。

编注：报告通过每月待还款金额占月收入的比重可测算，中国年轻人平均债务收入比（即负债率）为 41.75%。如果扣除掉消费信贷作为 “支付工具” 的部分，那么年轻人的每月实质偿还债务收入比将降为 12.52%。

其中一些人，和南柯一样，最终陷入了债务的泥潭。而拉住他们向下沉的，是时代野心投射在个体身上的欲望，是城乡折叠、贫富差距下的挣扎，是普通人面对生活波折时的脆弱与惊惶，以及，缺乏监管、诱人沉迷的网贷系统。

十年前，南柯从合肥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学过商务英语的他先后在该市的婚恋网站、快递公司谋职。“第一份工作工资两千不到，第二份做数据输录员，干了大半年，可以拿三四千元。当时家里催婚，自己心思也在浮动。一个大专生在一个二三线城市发展机会可想而知。” 于是 2014 年，南柯在淘宝上开店，并从合肥回到了家乡——那是安徽下面的一个小地方。

“我在淘宝上为拖延症者做监督。我不需要说话，打字就可以；或者用语音服务，听人吐槽。” 这份略带心理咨询意味的项目在网上开业不久，每月纯收入 3000 元，他也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我能从这种沟通中获得观察世界的养分。” 可他满意的事业在家乡父老眼里却是 “不务正业”，最后，南柯关掉了淘宝生意。但从此，他对自己的赚钱能力有了自信——“你想想，就算进富士康打工，每个月工资也不过 5000 元左右。”2015 年，南柯来到上海一家自媒体做公号，除了正常上下班，还兼顾淘宝生意。但他改弦易辙，在网上做起实体货物交易。之后，他又进入一家创业公司，他说那时，“人变得不太理智起来。”

“眼看别人成家立业，自己的压力无形增大。家人也在电话中催婚，可我家经济条件并不好，老家买一套房也得要五六十万，首付也得二十万，还有婚后的人生规划怎么办？” 南柯决定齐头并进，他一边跟人学做投资理财，接触比特币，一边在淘宝店上屯货准备大赚一笔。只是投入运营成本的同时，他的开销也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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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27 日﹐大楼门口贴着向淘宝店主借贷的大广告，前有一名女士正运载着货物 。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第一笔网贷来自支付宝。“那是 2016 年，最初借的本金不多，大约是一两万，然后是五万。后来借得多了，人就陷入利息这些事里。” 南柯称自己跟群里很多负债者一样，对数字不敏感。他从来不算自己借了多少笔钱，每笔利息本金是多少，只知道那种感觉犹如抽烟，一旦上瘾就成了习惯。只有每月即将面临逾期，他才如梦方醒。“有多恐怖？——如果今天某笔借款快逾期了，我下班回来，赶紧翻查有没有能申请的网贷平台。不断下载，不断尝试，直到有一家可以借出钱来还债。等过几天，又有一笔借款要到期，前次操作再次上演。”——这就是他 40 多万网贷的由来。

“以贷还贷在金融机构里是一律禁止的事情。” 曼哥在国有银行从事信贷业务，担任过公司客户经理和网点行长，现在主要负责项目的风险管理。 可他进而指出，“监管是真空的。实际上钱花到哪里，谁也不管。”

中国网贷行业发轫于 2013 年左右，随后便进入野蛮生长、监管真空的时代。2017 年，中国网贷行业贷款规模高达 4300 亿美元，彼时，英美两国的网贷总贷款规模才 400 多亿美元。最疯狂的时候，中国网贷公司数量高达 6000 余家，远高于同阶段其他资本市场的体量。与高速膨胀相伴的，是不断发生的 P2P 爆雷潮，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计其数的 “金融难民”。

中国政府于 2016 年起出台系列政策整治网贷。但据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公开表示，截至 2020 年 6 月，网贷平台还有出借人的 8000 多亿元没有回收。

2020 年 8 月 20 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从原来的 24%-36%，调整为 15.4%。

这是一条 “分割线”，南柯指出，但现存的网贷负债者里，大部分人都是在此时间点前借贷 。

“如果按照 36% 的利息算，借一万元的利息就是 3600 元。对于很多负债人来说，一个月工资可能都到不了。因为借贷的都是年轻人，工作与收入都不稳定。再加上很多人拿到钱后用于消费，在消费大于收入的情况下，经济状况就是负循环。” 南柯补充道，负债者中，高学历者也占部分比重。他们之所以敢借贷，是因为他们普遍相信自己发展潜力大，坚信负债能通过以后的工作升职加薪填平。如果他们是做生意或投资，则会相信自己赚取的钱，能够高过利息增长的速度。” 但是，“很少有什么生意赚钱的速度能赶上网贷利息增长的速度。”

最怕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南柯在负债者人群里，一次次地刷新三观。

“教人上岸的群五花八门，通常会遇到三种情况。” 他说：第一种是劝负债者玩人间消失。第二种是玩一些营销机构的套路，比如某人包装成高大上的专家，西装革履，引负债者入群，再教他们一些付费课程。第三种，比如某高利贷或某家网贷平台的工作人员，私下让群主在群里为其做推广。通过群主介绍到该平台借贷的负债者，每借出一万块钱，群主可以从中抽成 500 到 1000 元。还有卖 POS 机的人也来找我在群里推销。因为负债者中，有人想利用 POS 机刷卡套现，这是一门刚需。还有一些人说是推荐群里女孩做兼职直播赚钱，其实背地里是做卖卵代孕交易。我就遇到过，有人在群里声称自己卖过一次卵，还想再卖一次。还有人做色情服务，想潜伏在群里发展下线，被我识破，将他与他搭上的下线一块踢走。再有过有钱人加我微信，问我能不能介绍愿意提供性服务的女负债者。他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很想满足一下自己的猎奇心理。

2017 年 9 月 23 日﹐北京的年轻情侣在银行等候时于手机上观看视频。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你能在这个圈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不过，” 他话音一转，“加我入群的女生很多，大多数人人品不错。社会上，不论信用卡还是网贷，总会优先借给女生。她们不仅申请网贷的机率大，也更容易受到恫吓还钱。” 南柯总结起群里女性负债的缘由：买买买，高消费是其一。情感受骗是其二——比如遭遇 “杀猪盘”，或被亲近的人骗。还有一类是为了家庭。他感到，“在这里面，女性的奉献会多一些。”

今年 4 月底，我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座广场见到一头长发、一脸阳光的小颖。之前，是她向我推荐南柯的公号，并讲述了自己身负 20 多万网贷的来龙去脉。

“小颖” 是这个东北姑娘上大学做微商时给自己起的化名。她说她在一岁时，父母离异，从此与母亲、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尽管家境并不富裕，“可妈妈从没在我面前流露过辛苦，抱怨。我妈妈认为女儿就应该富养，她能满足我的，会尽量满足我。”

2017 年大学毕业前夕，校园贷正流行。小颖记得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接触分期乐（一个向年轻人提供分期消费的金融服务平台）。“它雇佣学生在每个寝室门口、楼道口张贴海报、发传单。促销人员也会发放礼品——如果你在平台注册个人信息，它就送你两个苹果。” 她不加思索地注册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那会儿的她只想领走那份 “伊甸园的果实”。

“以后，它经常给你推送广告。比如借你一万，借你五千，你可以分 12 期、36 期偿还。”这种信息让小颖产生暇想，“它就像一张信用卡。如果大人能够使用信用卡，那我们是不是也能使用它？”那时她正在实习，工资微薄，可她想为自己办张健身卡，《小时代》里的白领精英不都是下班后赶去健身房？“一张健身卡要 5000 多块，我一个月工资才 2000 块。”这时，分期乐上静静躺着、还未动用过的 “万元额度” 向她招起了手，“我突然看到它发来的信息，告诉你额度快要到期了，要不就去试一下？”第一次借款，小颖选择借贷 5000 元，分 36 期还款。“它没有告诉你，它的风险性以及后续的事情。”输入对方发来的验证码，点下确认键的两秒钟，她手机里的重要信息已自动被对方获取。那里有她的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的电话，还有她近期的通话记录。“你必须要让它读取。”那时的她已不敢按下“stop”。十分钟后，借款就打来了。

“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在跟我灌输，妈妈不容易，外公外婆不容易。等你长大了，你要好好报答他们。” 正式工作后，她迫不及待地为家人购置高档用品，带他们出入高级餐厅，“不用我妈花钱，每次在外吃饭，都是我来。” 同时，她的消费欲望也在膨胀。有段时间，她的早餐就是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一个月里，光喝咖啡的钱就接近工资的一半。“然后下班冲到健身房，签字的一瞬间感到自己老厉害了。销售人员冲你姐长姐短的，你会有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小颖在分期乐上的一万元额度早已用完。为免逾期，她开始在其他平台上借款，“大多已记不清名字了，只要还款就卸载这款 App。” 不仅如此，她还陆续办理了几张银行信用卡，额度累加到 3 万元。

“举个例子——我这个月借了 100 元，按合约利息，下个月要还 120 元。可我没钱还，为了还款，我还是去借贷 120 元。那么按照合约利息，我在下下个月就要还 150 元。”2018 年，先后在水产公司及外企上班的小颖，月工资已有三四千元。如果没有负债，她或许能在家乡过上小资生活，起码不至于入不敷出。实际状况却如她在微信上所写，“利滚利地”——借款由最初的 5000 元滚到了 14 万。

2021 年 7 月 13 日，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有大学生在典礼进行时哭泣。摄：Jiang Qim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校园贷于 2014 年兴起，到 2016 年，借贷宝压榨借贷人 “持裸条借款”（指借贷人手持身份证拍摄裸照作为 “裸条” 抵押，一旦逾期无法还款将被公布裸照给家人朋友）、大学生负债者自杀等案件屡屡遭媒体曝光。人们发现，多数发放短期贷款的平台几乎没有对学生还款能力进行审查，贷款的年化利率则达到 15% 到 24%。政府随后发布一系列文件进行专项整治，但校园贷仍以各种名目继续渗透校园。小颖就是在专项整治后依旧陷入借贷的泥沼。对于整治效果，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科技室主任尹振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效果的好坏在于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与此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公检法部门对其他机构，尤其是违法违规的机构要给予约束，而非只是监管部门发力。”

“我还天真地想过，既然国家严厉整顿，我的借款是不是就不用还了？” 但到了 2018 年年底，小颖绝望地发现，十多万元的窟窿已难填补——“没有平台再给自己放款，所有的地方都借不出钱来了。”

“我害怕真相暴露，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债务大爆发后，小颖不敢回想外公外婆还有妈妈收到礼物时开心的脸庞、为她骄傲的神情，她想硬撑到底。2019 年 7 月，为谋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她提走在家乡仅存的 6000 多元公积金，接受了上海一家医药公司的工作，“对方开出的工资是 8000 多。” 为节省开支，她在地处偏远的奉贤区租了一室一厅，每月房租 2000 多。添置了日常用品后，积蓄所剩无几。“每天早上要倒三班地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市中心。”

不久，对她心心念念的外公外婆来上海看她。“怀着一种诡异的心态”，她请两位老人去品尝正宗的潮州菜。她已记不清那顿华而不实的大餐消费了 600 还是 800 元，只记得当时，她一面偷偷用手机借贷、支付账单，一面五味杂陈地看向二老，“他们并不觉得这顿饭比东北大米来得实在，我却不断用金钱向他们证明自己。”

2019 年年底回家过年，小颖发现来上海打拼半年，她却连超过 400 元的车票都不敢买。“最后买车票还是用信用卡支付，坐了两宿一夜。” 她在电话里幽幽喟叹，“整容贷，佳丽贷——别人负债至少还享受过，可我从来没真正享用过，不断地以贷还贷，赚来的钱 90% 都用来还债，这才是真正冤的地方。” 说到这里，她想起另一位负债者公开发表的心声：花钱是孤独的，还钱也是孤独的，有一种深深的空虚感。

用消费体验一把 “正常生活”

“这句话就是我说的。”左一告诉我。这个 26 岁的负债者在电话那边传出的声音透着几分压抑。去年疫情进入后半场，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一个毗邻江西宜春的县级市，然后 “社会性死亡” 到如今。

“我一直都很孤独，我的家人基本上也不与别人交流，我们都是孤独的。”他坚称自己是一个 “无产者”：我们一家都是农村底层。我从小和弟弟看着父母一大早出摊贩卖水果，我从小学到初中都要帮助他们出活。过去，他们摆摊月收入还能赚到 3000 块，但年纪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差。主流世界里，在那些过着“正常生活” 的人眼里，我父母根本无人在乎，也没人会把他们当“正常人”。他们也认命了，我们没法交流，他们也无法理解我。

我问他，“正常生活”具体指什么？“起码有尊严。”他回答。早期，他对 “成功” 的定义是普世价值里“有钱有闲”，受人欢迎与追捧的生活。

2021 年 4 月 18 日，北京的年轻消费者在奢侈品店外等待进场时观看手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3 年，左一考入北京一所 211 之列的理工科大学。“学校在昌平，与想像中的大城市不一样。” 入学不到一年，他便对大学校园的好奇心消失殆尽，“有些人生活得很好。但在小卖部、食堂打工的人则薪水微薄。人在这一体制下，活得更加死板僵硬。”

大二时，左一因为学分未达到要求，不能升级。“留级更使人孤僻。”他想起逃课时，他与同一寝室的室友 “躺宅” 的情景，彼此没有交流， 寝室里死气沉沉。另一件事加重了他的挫败感：“高中时期的一个女同学考入天津读大学。我们恢复联系后，知道她还没有男朋友，我就上天津去找她。那天，我们一起去逛了景区，晚上一起吃了饭。结果第二天早上，她对我说，你回去吧，你不走我走。她就这么拒绝了我，我不怪她，我只觉得我追求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或者说我就不配得到。”

2016 年暑假刚过，左一瞒着家人退了学。“我把行李打包回家，向他们坦白我没读书后，他们痛骂我，朝我叫喊，我戴上耳机，终日沉默，谁劝都不理。”上次离家时，不知他退学的父母曾将下一学期的学费交给了他。在家困了一个月后，他揣着这笔钱跑去重庆，又漂到成都。2017 年过完年后，他在网上看到北京西直门一家民宿在招工，在那里干了七天，又去一工业园区当保安。再后来，他辗转到南昌，暂住亲戚家，“待了一个月，尝试做保险。”由于不喜欢 “被底层骗去做推销”，他返回了北京——“我在豆瓣看到首都机场附近，有一家私人开的小宾馆招前台人员。我找到老板，谈好包吃包住、月收入 3000 元，生活暂时安顿了下来。” 这时，他停顿了片刻：在那儿，我真正走入了以贷还贷。

因为经常上夜班，左一白天不是睡觉就是上网。“互联网是打开自己眼界的地方。”如果说对过往还有几分留念的话，那就是上大学时，他有过对精神生活的向往。那时他喜欢看文艺片，喜欢上网搜索 “宣扬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文章”，还曾坐上两个小时的地铁，只为参加“单向街” 举办的活动。

不知何时起，他打开的 “界面” 换作了网红直播。“比如他们推荐北京 SKP 顶层的‘游园惊梦’，说那里的淮扬菜非常有名，我就会记下来。虽然那里的店员只把我当成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却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感觉——特别好！”接着，他光顾起名牌服装店与潮鞋店，“标价一千多元的衣服，换作过去，我想都不敢想。”回味售货员热情接待他的场景，他想起自己刚来宾馆打工时，被人带到城中村的商店，花 20 块钱添置的衣裤。他感慨道，只有从打工者变为奢侈品消费者的那几个小时里，“才算过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从此，他与他人在网上建立起了“谈资”，“他们发布的消息，我都知道。我们总算有了交流，能够融进一个圈里了。”

“我很早就在使用花呗（蚂蚁金服推出的一款可于支付宝消费时使用的消费信贷产品，和信用卡的功能类似）。在办理那张美容卡之前，我从来都是克制消费，一个月借出的钱连一千块都不到, 不逾期不分期，省到不愿多付一分钱利息。” 电话中，左一说起 2018 年，在顺义一家美容院门口，有人向他推销按摩服务，“体验一次，只要 30 元。” 在按摩床上，“我穿着一条短裤，女生为我按摩肩颈腰背。” 他强调，虽然与异性平时接触很少，但那不是他与异性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而是第一次获得异性带来的满足”。对方边按摩边问他，办张卡嘛，1280 元可以做十次。待他离店时，他刷了一千多元办了一张美容卡。

2015 年 9 月 13 日，蚂蚁金服刚推出了一款综合理财 App，旨在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一站式金融超市。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十次服务很快就在 “满足后，还想再度满足” 的循环链中用尽。前前后后，他在美容卡上一共投掷了两万多元——几乎是他打工攒下的全部。“我想摸她们的手，她们直接拒绝。而每当卡里没钱时，她们又会劝你消费办卡。久而久之，男人对女人的那点蠢蠢欲动变得厌烦——我对她们的手段感到厌烦。”左一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就算花钱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到底什么才能让他真正感到满足？我问道。“无压力地在北京生活，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够正常地消费，能与相爱的人精神对等地交流。” 他答。

2019 年 1 月，因为工作不够用心，左一被老板辞掉了。“离开时，手里没钱。为了租房，我在花呗上借出两万元。”那时的他相信，只要找到工作，就一定能还上这笔钱。即使落魄，他还是难舍逛商场、泡美容院、吃大餐与买名牌。为此，他开通了一系列信用卡，“一切正规银行开的网贷，我都尝试了一遍。”一时间，他仿佛拥有了 “聚宝盆”，他要用它们补偿过去。于是，“一年之内花掉了十多万”，即便如此，“如果自己能有更多的钱，我会报复得更凶。” 他说。

一张银行信用卡逾期一个月后，左一收到催收员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不善地问他，既然没钱还借什么钱？如果再不还钱，就派人来找他。“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 左一懊恼道。那时他想到了家，“想回到有人关心自己的地方。”

2020 年 5 月，房租到期，在北京漂泊已久的左一回到家乡。起初，他抱有幻想：与父母商量还款，向亲戚朋友求援，先把外债全部还清，再找一个正式工作。“结果，没人帮你。” 除了远在云南大理工作的弟弟，每个月会从微薄工资里转给他一两百元，劝他振作。“花钱是孤独的，还钱也是孤独的。” 电话中，他重复这句话。

“你还会还这笔钱吗？” 我打断了他。

“有天能还就还吧……”但是暂时，他选择 “无视” 现实，将手机设置 “免骚扰”，对短信里的关键词做屏蔽。“还接到过法院传票，我也无视掉了。” 过去他眼中的 “枷锁”，如今成为保护他的“盔甲”——“谁会来农村找我？这里连门牌号都不准。” 唯一没有被他 “无视” 掉的，大概只剩下互联网了。每天为了打发无聊，他会在上面搜索 “更无聊” 的内容，“现在，它们反而让我感到真实。”

不管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你

3 个月前，D 先生收到催收电话。电话这头，他反倒告诫对方，负债自有原因，况且欠钱不多，“一共 6 万，我就借了两三张信用卡的钱”。如果他们敢曝他的通信录——“只要收集证剧合理，投诉行为合法。轻则开除催款员，重则使其公司罚款。” 自此，他再也没收到过类似电话。“同行催收同行，谁都知道后果。” 他说。

7 月，与 D 先生两次通话，他都选在夜深人静、妻儿安睡后，不是溜到小区外、就是爬到楼顶接电话。从催收员到负债者，归根结底，他是为了这个家。“3 年前，我做起催收员，这是我婚后第一份工作。” 与南柯一样，D 先生也来自安徽下辖的一座小城。高中毕业后，他为一家教育机构推销售课，负责招生，按他的话说——“全国各地到处跑”。直到 23 岁，他厌倦了这种马不停蹄的生活。“因为结婚需要稳定下来。” 他与妻子在合肥安家买房，他应聘的催收公司就在他家楼下，“走路只要 5 分钟。”

2021 年 4 月 10 日，上海一名市民走过城中的一座雕像。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听得出来，最初，他对这份职业心满意足。“在合肥，一个人平均工资大概 4000 多。做催收员底薪 2000 多元，干得好提成也有一万。” 他打起比方，如果上午叫人还了五万元，自己下午就不用上班了，“要是业绩一直好下去，天天都不用上班。”

公司承接银行信用卡催收业务，总部在深圳，全国有好几家分公司。里面的催收员大多在 18 岁以上，25 岁以下。“这个行业压力大，人员流动性强。公司业务是按季度调配，可能前三个月为交行信用卡催收，后三个月是为中信催收。”D 先生记得刚进公司的 7 天里，上司对他们一对一地辅导。“以训练话术为主，领导模仿卡人与三方，看你如何应对。” 他解释说，“卡人” 就是持卡人，三方就是卡人的 “父母、亲戚、朋友”。“基本上，所有的负债者都联系不到本人，只能联系对方的三方。”

上司教授 D 先生，他用公司电话只能通知对方还款，不能进行言语威胁。要尤为警惕有些负债者会故意 “诱导” 他，让他冒出一些威胁的话，授人以柄，对他进行投诉。“如果意识不对劲，要立刻停止催收。”他总结那“七日谈”——说是学习催收，不如说是学习反催收。

“公司正不正规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催收手段。” 那晚天台风响，D 先生的讲述却是风清云淡，“只要为了业绩，什么事都能干。既然不能用公司电话威胁对方还款，那就用私人手机。没人会在公司里教你这些，这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套路之一。”

“催收是什么？” 他说对于负债者来说，那就是一条流水线：如果你的信用卡逾期一个月以内，银行工作人员会打来电话，客气地请你尽快还款，不要影响征信。等你逾期三个月，催款业务就转向外包。这时，对方会告诉你，你涉嫌信用卡诈骗，如果不还将会如何如何。再等你逾期半年不还，就会收到律所信息，说你被诉讼等等，但它有可能是伪造的。等上一年以后，你会收到有人打来的协商电话，要求你只还本金——那是投资人的钱，必须收回。如果你还是不还，那么银行会来起诉你，去你户口所在地上门催收。“流水线催收以时间为序，最开始的成本最低，越到往后，成本越来越高。” 他说。

游刃于这条 “流水线” 不到三年，D 先生已做到“基层干部”：我们与网贷催收不同，当你申请网贷的那一刻，网贷平台就获取了你的通话记录。可我们做信用卡催收，这种手法受到明令禁止，得靠自己“摸索”。反正你接不接电话，还不还借款，我都能联系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只要是在银行注册过的 “卡人”，催收员“通过大数据搜索”，把对方名字输入进系统，就会展示出一张辐射“网”。“科技发达到何种程度？只要知道对方住在哪个小区，通过银行系统搜索，我就能把对方所在小区里面，办理过卡的其他人找出来。我会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打电话，请问你是否认识某某？他就住在这片小区。极有可能，这个电话就正好打到了负债者的邻居那里。”D 先生对使用这笔“数据” 轻车熟路——“你曾经工作过的任何地方，与你共事过的任何同事，我都能查出来。很简单，你办理信用卡时，需要填写公司和社保信息。上面有显示每家为你缴纳社保的公司。”

哪怕对方隐藏在农村，他照样能如法炮制，“大部分负债人的身份证号码都能显示来自某某村，某某乡镇。一个村镇并不大，人口就那么多。把其身份证最后两位去掉，进行随机搜索，马上就会出现一批人与他是同一地方。你再缩小搜索面积——锁定这片地方上，与他同一姓氏的人，他们很可能是他的亲戚。”

进而，他拿捏到 “压死骆驼的最后那一根草”——“你还可以联系到对方所在当地村委与派出所。比如我们以银行工作人员的名义打过去，自称因为一笔业务要联系此人，问派出所能不能给对方打电话。可能 80% 的人会说这事不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但总有一些乡镇机构里的人会在无事可干的情况下表示同意配合。你要知道，负债者一般在接到银行与律所电话时，是不会心慌的。但当他接到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心理肯定会崩溃。催收电话都打到老家来了，这就不是简单的口头威胁了。”

2019 年 10 月 22 日，杭州市一间信用卡公司的总部大楼。摄：Long Wei/VCG via Getty Images

负债者的 QQ 空间、抖音号都是 D 先生挖掘的领地，“只要发现有人在上面给你留言，估计认识你，我就能加其好友，告诉他你欠了我们的钱。” 体现他工作效率的一部分，即围绕一个负债者，联系到其身边 30 至 50 个关系人，“越是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的卡人，越容易催回欠债。要利用这个网，给对方施加压力。” 这时，互联网与人际关系网已被他混为一体。

妻子问过他，是否觉得这里面有些人挺可怜？他面对负债者，自觉与医生面对病患无异。在他看来，只不过很多 “病患” 是咎由自取，尤其是“那些因赌博负债累累，输得家破人亡的人。”

只有一个案例是例外。“那个催收对象是个女人。我们通话 4 小时，实属罕见。我是通过她办理信用卡留下的 QQ 号找到了她，她在电话那边哭泣，说丈夫因为负债与她离婚，她还带着两个孩子。欠银行的钱还是次要的，她还背负了高利贷。为了躲债，他们搬到谁也不认识的地方，可她已连孩子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了。她求我报警，她要带着孩子自杀。你想想，她能与不认识的催收员哭诉这么久，除了劝她，你根本就没法提还钱的事。” 越说下去，D 先生越感到生活说不清楚，就像 “自己沦为负债者，也不能怨天尤人。”

2019 年，D 先生彻底不想干了，直接原因是同事出事了。“那人比我大两岁，当初还是他引我入行。他用了所有催收员都会用的方式，给在异地的一男生发去催收短信——内容大概是你如果再不还钱，我就通知你家人。没有想到这名卡人跑去跳楼自杀。警方随即在死者手机里查到这通短信，连夜赶到合肥抓走了这个同事。事发后，公司开会拿这件事当作催收的典型雷区进行分析。据主管说，那个自杀的男生来自甘肃农村，家庭条件不好。虽然只欠了一万多块钱，可他还是害怕家庭及个人负担不起。”D 先生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危机，“我有妻儿老小，不能为一份工作冒这么大的风险。” 其后，他毅然告别了催收。

辞职不久便赶上了疫情爆发。“爆发一个月前，我的孩子出生。爆发前两天，我们用全款买了一台新车。” 他与妻子原本对家有盈余自信满满，突如其来的逆转让他们猝不及防，只能困顿在家，坐吃山空。“疫情在合肥持续了半年，才算恢复正常。妻子孩子都需要我照顾，我也不敢离开他们去外地找活。” 无奈之下，他动用了信用卡里的额度，这就是他欠债的起因。“但我没走上以贷还贷。” 他强调道，“网贷的每笔利息怎么算，我都懂。我不考虑网贷。” 最后，他跟妻子挑明了他的外债，他自责没能让他们过上宽裕的生活。如今，他在找一些跨省包车等赚钱活路，“大不了卖了这部车，总能还上这笔钱。再说我不是自己乱花钱欠债，我是为了家庭。” 辛苦之余，他跟自己说。

南柯在知乎上发表第一篇日记后，D 先生连夜读完，“深有感触”。尔后，他私信了南柯，此时的他已被信用卡上的逾期账务，家庭开支压得难受。交流完后，南柯引他入群。

“我一进群就坦白我做过催收，现在也是负债者。你们要是对信用卡方面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D 先生说这样做一半是为了寻求安慰，一半也是为了帮助他人。群里有人因为以贷还贷，欠债四五十万。还有人苦于心理折磨，半夜突然宣称自己不想再活下去。跨入催收行业前，他就认定这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行业。亲历了 “双重人生”，他依然认为对他催收过的大部分负债者 “没有必要浪费感情”。但有时，他会在负债者群里为他人鼓劲，“我教你们不是让你们当老赖，只想让催收尽量少影响你们的生活。”

上岸

“即将逾期还没逾期时，你会感到随时会死但又没死。而当你真正逾期，暴力催收等等也都经历了，你反而有一种已经死掉的解脱感。这时候，有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已大、对后半生无望的中老年人会想彻底解脱。还有些人则是在短暂的解脱后，更渴望爬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状态。” 南柯在电话中为自己、也为那些与他同样渴望重生的负债者们剖白，“求生的本能会让我们选择强制上岸。” 这其中，就有小颖。

2019 年年底，小颖收到一个催收电话，催收员道出她妈妈的名字。对方告诉她，她妈妈用信用卡借钱，逾期不还，后果严重。挂断电话后，小颖没有给妈妈打电话，而是陷入沉思。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她还在老家，妈妈也接到了催收员的电话。小颖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终在那刻戳穿——当时，她已连 300 块都还不上。急火攻心之下，她冒险去借了 “714” 高炮——贷款周期为 7 天或 14 天，是一种超高息的短期借款。“高炮”指高额的 “砍头息” 和“逾期费用”。2019 年，央视 3.15 晚会曾曝光——有用户借 “高炮” 后，3 个月里，借款由最早的 7000 多元滚到 50 万元。

“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打打电话而已，我们会让你过个好年，让你的亲朋好友也过个好年。”——掉进这个坑后，等待小颖的就是恶性催收。刺耳响起的手机铃声是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她不再接听电话，见状，催收员转而打到了妈妈那里。

2020 年 12 月 30 日，北京一名市民在空中泼水，水立即变成冰。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当晚，小颖回家哭着向妈妈坦白了实情。妈妈没有责怪她，“妈妈总说，年轻时吃亏上当不是大事，总比老了吃亏上当要强。” 妈妈交给她两三万元，让她暂堵窟窿。“妈妈年纪已大，身体不好，她早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她想到母亲年轻时为了自己与这个家，干过财务，做过销售，去到外地起早贪黑、扛着大包小包的身影。那时，她还不知道为了帮自己还债，妈妈用信用卡借出那笔钱，又以信用卡倒卡的方式，此后不断地借钱还款。正如她当初不想让亲人为自己担忧一样，妈妈也向她隐瞒了自己的债务。

一天晚上，妈妈发来微信：女儿，我最近资金的确有困难，你能不能先借妈妈一点钱，我过些日子还你？“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是绝不会跟我提出这个要求。” 可这通微信让她苦恼。来到上海后，为了早日结束以贷还贷，除了白天工作，小颖还要通宵达旦为人代写论文——那是她的兼职。“连续几个月，我每天睡觉仅两小时。” 得知妈妈欠债前，她的当月债务已能与收入恰好持平，“有时还能存下几百块。” 可那一晚，她头一回见到妈妈像个惊慌失措的小女生，在她眼前崩溃大哭，她只能打破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那分平衡，再度开始了借贷，还贷。等到年底回家时，她见到同被深深套进这个恶性循环体系里的妈妈已不复往日的坚强——“老了”。

“打小，我和妈妈就拥有一本对话簿，我们把自己想向对方倾诉的小秘密都写在里面。” 去年 10 月，妈妈还有外公外婆再度到上海看她，那时妈妈精神状态大为改观。她偷偷问妈妈，是不是欠债有法得到缓解？“妈妈告诉我，重要是调整好自己，不要再以贷还贷。” 送走了家人后，小颖思前想后一个月，终于鼓足勇气，面对自己的每笔网贷。“3 年里，我已欠下了 20 多万！” 那晚，她回到童年时跟妈妈交流的方式——“微信就是我们的对话簿。我在上面告诉她，我决定停止所有的以贷还贷，以后踏踏实实还债。我还把自己的还款计划列得清清楚楚，全部发给了她。” 不一会儿，妈妈将自己在还债期间收藏的各种应对催收的技巧，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条文推送了过来。

“我的债务现已全面逾期。” 与小颖相会的那天中午，在上海的一家茶餐厅里，周遭的嘈杂盖过了她的声音。她一边笑嘻嘻地说，一边悄然心细地点餐——尽管那顿饭不由她来买单。她还是常收到各式各样的催收电话，有些人跟她软磨硬泡，有些人对她简单粗暴，但她已学会如何应对。此外，她不再熬夜为人代写论文赚钱，而是换作倒卖演唱会的门票。只是，她不接受任何借贷付款。她还向那些用网贷购票的学生宣传，不要借款消费。另外，“即使再困难，我和妈妈也不向亲戚朋友伸手，因为人情债更难还。” 她说为了还债，妈妈做起了保洁员。“每天能做多少是多少，能赚多少是多少。” 她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争取三年，还清所有网贷。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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