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 世代 “饱食穷民”:我想借网贷体验一把 “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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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们深陷债务的,是时代野心投射在个体身上的欲望,是城乡折叠下的挣扎,以及,缺乏监管、诱人沉迷的网贷系统。」

特约撰稿人 白素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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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923-mainland-debtors/undefined)

插画:Rosa Lee

2020 年 2 月 2 日晚,南柯在上海郊区的租房里又是彻夜难眠。天快亮时,他登陆知乎,整理起 “危机思路”,写下第一篇日记:1. 做好抗击暴力收款的准备。2. 好好工作,争取每个月多挣一点。不要怕啥 996,只要多给工资,累死也值。3. 开源节流,能不吃的就不吃,能不买的就不买,省一点是一点。

南柯清算自己的债务:京东借钱总欠款 44485 元(人民币,下同),360 借钱总欠款 23869.8 元,宜人贷总欠款 110873 元…… 自己已欠下十多家网贷平台、连本带利一共 43 万元。那一天,南柯痛下决心,他要 “强制上岸”(意指 “强制结束借贷生活”)。

“不算利息,我还有 39 万元本金要还。”今年 7 月 13 日晚,南柯在电话中坦言。他自称 “92 年生人”,声音透出些许腼腆。他告诉我,自从在知乎上发表《网贷 43w 强制上岸日记》后,马上引起关注,不断有网友发表评论,还有人要求加他的微信。“80 后,90 后,还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或快退休的人。我们一共组了 20 多个群,每个群大约 100 多人。” 他说,他不会将群拉满 500 人,“人少才能彼此知晓有商量,会在这里面成为朋友。”

时隔一年,负债者南柯已成为渡人上岸的群主,他还开了一微信公号——“我们的上岸之路”。目前,他的每月收入来自两份稳定兼职。一份是给一家自媒体公司做编辑,空余时间再做点其他活。“一共四五千元,除掉房租 1200 元,生活费一千多,剩下的钱把能还的先还了,够了。”他说,他原本就怀疑 “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如今负债累累,更了断了感情生活的羁绊,“一人待着挺好。”

“上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成为多数年轻人自幼共同成长的工具与娱乐生活方式,因此,年轻人对于各种形式的触网行为接受度极高,同时具备了前卫、新潮、追求新鲜感的消费意识。”2019 年,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Nielsen)在对中国一线至五线城市、18 岁至 29 岁学生或在职人员等进行信贷消费在线调查后,于《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年轻人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为 86.6%。工作的 90 后中,有 57% 存在实质性负债。

编注:报告通过每月待还款金额占月收入的比重可测算,中国年轻人平均债务收入比(即负债率)为 41.75%。如果扣除掉消费信贷作为 “支付工具” 的部分,那么年轻人的每月实质偿还债务收入比将降为 12.52%。

其中一些人,和南柯一样,最终陷入了债务的泥潭。而拉住他们向下沉的,是时代野心投射在个体身上的欲望,是城乡折叠、贫富差距下的挣扎,是普通人面对生活波折时的脆弱与惊惶,以及,缺乏监管、诱人沉迷的网贷系统。

十年前,南柯从合肥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学过商务英语的他先后在该市的婚恋网站、快递公司谋职。“第一份工作工资两千不到,第二份做数据输录员,干了大半年,可以拿三四千元。当时家里催婚,自己心思也在浮动。一个大专生在一个二三线城市发展机会可想而知。” 于是 2014 年,南柯在淘宝上开店,并从合肥回到了家乡——那是安徽下面的一个小地方。

“我在淘宝上为拖延症者做监督。我不需要说话,打字就可以;或者用语音服务,听人吐槽。” 这份略带心理咨询意味的项目在网上开业不久,每月纯收入 3000 元,他也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我能从这种沟通中获得观察世界的养分。” 可他满意的事业在家乡父老眼里却是 “不务正业”,最后,南柯关掉了淘宝生意。但从此,他对自己的赚钱能力有了自信——“你想想,就算进富士康打工,每个月工资也不过 5000 元左右。”2015 年,南柯来到上海一家自媒体做公号,除了正常上下班,还兼顾淘宝生意。但他改弦易辙,在网上做起实体货物交易。之后,他又进入一家创业公司,他说那时,“人变得不太理智起来。”

“眼看别人成家立业,自己的压力无形增大。家人也在电话中催婚,可我家经济条件并不好,老家买一套房也得要五六十万,首付也得二十万,还有婚后的人生规划怎么办?” 南柯决定齐头并进,他一边跟人学做投资理财,接触比特币,一边在淘宝店上屯货准备大赚一笔。只是投入运营成本的同时,他的开销也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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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923-mainland-debtors/undefined)

2015 年 11 月 27 日﹐大楼门口贴着向淘宝店主借贷的大广告,前有一名女士正运载着货物 。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第一笔网贷来自支付宝。“那是 2016 年,最初借的本金不多,大约是一两万,然后是五万。后来借得多了,人就陷入利息这些事里。” 南柯称自己跟群里很多负债者一样,对数字不敏感。他从来不算自己借了多少笔钱,每笔利息本金是多少,只知道那种感觉犹如抽烟,一旦上瘾就成了习惯。只有每月即将面临逾期,他才如梦方醒。“有多恐怖?——如果今天某笔借款快逾期了,我下班回来,赶紧翻查有没有能申请的网贷平台。不断下载,不断尝试,直到有一家可以借出钱来还债。等过几天,又有一笔借款要到期,前次操作再次上演。”——这就是他 40 多万网贷的由来。

“以贷还贷在金融机构里是一律禁止的事情。” 曼哥在国有银行从事信贷业务,担任过公司客户经理和网点行长,现在主要负责项目的风险管理。 可他进而指出,“监管是真空的。实际上钱花到哪里,谁也不管。”

中国网贷行业发轫于 2013 年左右,随后便进入野蛮生长、监管真空的时代。2017 年,中国网贷行业贷款规模高达 4300 亿美元,彼时,英美两国的网贷总贷款规模才 400 多亿美元。最疯狂的时候,中国网贷公司数量高达 6000 余家,远高于同阶段其他资本市场的体量。与高速膨胀相伴的,是不断发生的 P2P 爆雷潮,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计其数的 “金融难民”。

中国政府于 2016 年起出台系列政策整治网贷。但据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公开表示,截至 2020 年 6 月,网贷平台还有出借人的 8000 多亿元没有回收。

2020 年 8 月 20 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从原来的 24%-36%,调整为 15.4%。

这是一条 “分割线”,南柯指出,但现存的网贷负债者里,大部分人都是在此时间点前借贷 。

“如果按照 36% 的利息算,借一万元的利息就是 3600 元。对于很多负债人来说,一个月工资可能都到不了。因为借贷的都是年轻人,工作与收入都不稳定。再加上很多人拿到钱后用于消费,在消费大于收入的情况下,经济状况就是负循环。” 南柯补充道,负债者中,高学历者也占部分比重。他们之所以敢借贷,是因为他们普遍相信自己发展潜力大,坚信负债能通过以后的工作升职加薪填平。如果他们是做生意或投资,则会相信自己赚取的钱,能够高过利息增长的速度。” 但是,“很少有什么生意赚钱的速度能赶上网贷利息增长的速度。”

最怕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南柯在负债者人群里,一次次地刷新三观。

“教人上岸的群五花八门,通常会遇到三种情况。” 他说:第一种是劝负债者玩人间消失。第二种是玩一些营销机构的套路,比如某人包装成高大上的专家,西装革履,引负债者入群,再教他们一些付费课程。第三种,比如某高利贷或某家网贷平台的工作人员,私下让群主在群里为其做推广。通过群主介绍到该平台借贷的负债者,每借出一万块钱,群主可以从中抽成 500 到 1000 元。还有卖 POS 机的人也来找我在群里推销。因为负债者中,有人想利用 POS 机刷卡套现,这是一门刚需。还有一些人说是推荐群里女孩做兼职直播赚钱,其实背地里是做卖卵代孕交易。我就遇到过,有人在群里声称自己卖过一次卵,还想再卖一次。还有人做色情服务,想潜伏在群里发展下线,被我识破,将他与他搭上的下线一块踢走。再有过有钱人加我微信,问我能不能介绍愿意提供性服务的女负债者。他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很想满足一下自己的猎奇心理。

2017 年 9 月 23 日﹐北京的年轻情侣在银行等候时于手机上观看视频。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你能在这个圈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不过,” 他话音一转,“加我入群的女生很多,大多数人人品不错。社会上,不论信用卡还是网贷,总会优先借给女生。她们不仅申请网贷的机率大,也更容易受到恫吓还钱。” 南柯总结起群里女性负债的缘由:买买买,高消费是其一。情感受骗是其二——比如遭遇 “杀猪盘”,或被亲近的人骗。还有一类是为了家庭。他感到,“在这里面,女性的奉献会多一些。”

今年 4 月底,我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座广场见到一头长发、一脸阳光的小颖。之前,是她向我推荐南柯的公号,并讲述了自己身负 20 多万网贷的来龙去脉。

“小颖” 是这个东北姑娘上大学做微商时给自己起的化名。她说她在一岁时,父母离异,从此与母亲、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尽管家境并不富裕,“可妈妈从没在我面前流露过辛苦,抱怨。我妈妈认为女儿就应该富养,她能满足我的,会尽量满足我。”

2017 年大学毕业前夕,校园贷正流行。小颖记得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接触分期乐(一个向年轻人提供分期消费的金融服务平台)。“它雇佣学生在每个寝室门口、楼道口张贴海报、发传单。促销人员也会发放礼品——如果你在平台注册个人信息,它就送你两个苹果。” 她不加思索地注册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那会儿的她只想领走那份 “伊甸园的果实”。

“以后,它经常给你推送广告。比如借你一万,借你五千,你可以分 12 期、36 期偿还。”这种信息让小颖产生暇想,“它就像一张信用卡。如果大人能够使用信用卡,那我们是不是也能使用它?”那时她正在实习,工资微薄,可她想为自己办张健身卡,《小时代》里的白领精英不都是下班后赶去健身房?“一张健身卡要 5000 多块,我一个月工资才 2000 块。”这时,分期乐上静静躺着、还未动用过的 “万元额度” 向她招起了手,“我突然看到它发来的信息,告诉你额度快要到期了,要不就去试一下?”第一次借款,小颖选择借贷 5000 元,分 36 期还款。“它没有告诉你,它的风险性以及后续的事情。”输入对方发来的验证码,点下确认键的两秒钟,她手机里的重要信息已自动被对方获取。那里有她的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的电话,还有她近期的通话记录。“你必须要让它读取。”那时的她已不敢按下“stop”。十分钟后,借款就打来了。

“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在跟我灌输,妈妈不容易,外公外婆不容易。等你长大了,你要好好报答他们。” 正式工作后,她迫不及待地为家人购置高档用品,带他们出入高级餐厅,“不用我妈花钱,每次在外吃饭,都是我来。” 同时,她的消费欲望也在膨胀。有段时间,她的早餐就是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一个月里,光喝咖啡的钱就接近工资的一半。“然后下班冲到健身房,签字的一瞬间感到自己老厉害了。销售人员冲你姐长姐短的,你会有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小颖在分期乐上的一万元额度早已用完。为免逾期,她开始在其他平台上借款,“大多已记不清名字了,只要还款就卸载这款 App。” 不仅如此,她还陆续办理了几张银行信用卡,额度累加到 3 万元。

“举个例子——我这个月借了 100 元,按合约利息,下个月要还 120 元。可我没钱还,为了还款,我还是去借贷 120 元。那么按照合约利息,我在下下个月就要还 150 元。”2018 年,先后在水产公司及外企上班的小颖,月工资已有三四千元。如果没有负债,她或许能在家乡过上小资生活,起码不至于入不敷出。实际状况却如她在微信上所写,“利滚利地”——借款由最初的 5000 元滚到了 14 万。

2021 年 7 月 13 日,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有大学生在典礼进行时哭泣。摄:Jiang Qim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校园贷于 2014 年兴起,到 2016 年,借贷宝压榨借贷人 “持裸条借款”(指借贷人手持身份证拍摄裸照作为 “裸条” 抵押,一旦逾期无法还款将被公布裸照给家人朋友)、大学生负债者自杀等案件屡屡遭媒体曝光。人们发现,多数发放短期贷款的平台几乎没有对学生还款能力进行审查,贷款的年化利率则达到 15% 到 24%。政府随后发布一系列文件进行专项整治,但校园贷仍以各种名目继续渗透校园。小颖就是在专项整治后依旧陷入借贷的泥沼。对于整治效果,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科技室主任尹振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效果的好坏在于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与此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公检法部门对其他机构,尤其是违法违规的机构要给予约束,而非只是监管部门发力。”

“我还天真地想过,既然国家严厉整顿,我的借款是不是就不用还了?” 但到了 2018 年年底,小颖绝望地发现,十多万元的窟窿已难填补——“没有平台再给自己放款,所有的地方都借不出钱来了。”

“我害怕真相暴露,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债务大爆发后,小颖不敢回想外公外婆还有妈妈收到礼物时开心的脸庞、为她骄傲的神情,她想硬撑到底。2019 年 7 月,为谋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她提走在家乡仅存的 6000 多元公积金,接受了上海一家医药公司的工作,“对方开出的工资是 8000 多。” 为节省开支,她在地处偏远的奉贤区租了一室一厅,每月房租 2000 多。添置了日常用品后,积蓄所剩无几。“每天早上要倒三班地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市中心。”

不久,对她心心念念的外公外婆来上海看她。“怀着一种诡异的心态”,她请两位老人去品尝正宗的潮州菜。她已记不清那顿华而不实的大餐消费了 600 还是 800 元,只记得当时,她一面偷偷用手机借贷、支付账单,一面五味杂陈地看向二老,“他们并不觉得这顿饭比东北大米来得实在,我却不断用金钱向他们证明自己。”

2019 年年底回家过年,小颖发现来上海打拼半年,她却连超过 400 元的车票都不敢买。“最后买车票还是用信用卡支付,坐了两宿一夜。” 她在电话里幽幽喟叹,“整容贷,佳丽贷——别人负债至少还享受过,可我从来没真正享用过,不断地以贷还贷,赚来的钱 90% 都用来还债,这才是真正冤的地方。” 说到这里,她想起另一位负债者公开发表的心声:花钱是孤独的,还钱也是孤独的,有一种深深的空虚感。

用消费体验一把 “正常生活”

“这句话就是我说的。”左一告诉我。这个 26 岁的负债者在电话那边传出的声音透着几分压抑。去年疫情进入后半场,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一个毗邻江西宜春的县级市,然后 “社会性死亡” 到如今。

“我一直都很孤独,我的家人基本上也不与别人交流,我们都是孤独的。”他坚称自己是一个 “无产者”:我们一家都是农村底层。我从小和弟弟看着父母一大早出摊贩卖水果,我从小学到初中都要帮助他们出活。过去,他们摆摊月收入还能赚到 3000 块,但年纪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差。主流世界里,在那些过着“正常生活” 的人眼里,我父母根本无人在乎,也没人会把他们当“正常人”。他们也认命了,我们没法交流,他们也无法理解我。

我问他,“正常生活”具体指什么?“起码有尊严。”他回答。早期,他对 “成功” 的定义是普世价值里“有钱有闲”,受人欢迎与追捧的生活。

2021 年 4 月 18 日,北京的年轻消费者在奢侈品店外等待进场时观看手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3 年,左一考入北京一所 211 之列的理工科大学。“学校在昌平,与想像中的大城市不一样。” 入学不到一年,他便对大学校园的好奇心消失殆尽,“有些人生活得很好。但在小卖部、食堂打工的人则薪水微薄。人在这一体制下,活得更加死板僵硬。”

大二时,左一因为学分未达到要求,不能升级。“留级更使人孤僻。”他想起逃课时,他与同一寝室的室友 “躺宅” 的情景,彼此没有交流, 寝室里死气沉沉。另一件事加重了他的挫败感:“高中时期的一个女同学考入天津读大学。我们恢复联系后,知道她还没有男朋友,我就上天津去找她。那天,我们一起去逛了景区,晚上一起吃了饭。结果第二天早上,她对我说,你回去吧,你不走我走。她就这么拒绝了我,我不怪她,我只觉得我追求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或者说我就不配得到。”

2016 年暑假刚过,左一瞒着家人退了学。“我把行李打包回家,向他们坦白我没读书后,他们痛骂我,朝我叫喊,我戴上耳机,终日沉默,谁劝都不理。”上次离家时,不知他退学的父母曾将下一学期的学费交给了他。在家困了一个月后,他揣着这笔钱跑去重庆,又漂到成都。2017 年过完年后,他在网上看到北京西直门一家民宿在招工,在那里干了七天,又去一工业园区当保安。再后来,他辗转到南昌,暂住亲戚家,“待了一个月,尝试做保险。”由于不喜欢 “被底层骗去做推销”,他返回了北京——“我在豆瓣看到首都机场附近,有一家私人开的小宾馆招前台人员。我找到老板,谈好包吃包住、月收入 3000 元,生活暂时安顿了下来。” 这时,他停顿了片刻:在那儿,我真正走入了以贷还贷。

因为经常上夜班,左一白天不是睡觉就是上网。“互联网是打开自己眼界的地方。”如果说对过往还有几分留念的话,那就是上大学时,他有过对精神生活的向往。那时他喜欢看文艺片,喜欢上网搜索 “宣扬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文章”,还曾坐上两个小时的地铁,只为参加“单向街” 举办的活动。

不知何时起,他打开的 “界面” 换作了网红直播。“比如他们推荐北京 SKP 顶层的‘游园惊梦’,说那里的淮扬菜非常有名,我就会记下来。虽然那里的店员只把我当成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却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感觉——特别好!”接着,他光顾起名牌服装店与潮鞋店,“标价一千多元的衣服,换作过去,我想都不敢想。”回味售货员热情接待他的场景,他想起自己刚来宾馆打工时,被人带到城中村的商店,花 20 块钱添置的衣裤。他感慨道,只有从打工者变为奢侈品消费者的那几个小时里,“才算过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从此,他与他人在网上建立起了“谈资”,“他们发布的消息,我都知道。我们总算有了交流,能够融进一个圈里了。”

“我很早就在使用花呗(蚂蚁金服推出的一款可于支付宝消费时使用的消费信贷产品,和信用卡的功能类似)。在办理那张美容卡之前,我从来都是克制消费,一个月借出的钱连一千块都不到, 不逾期不分期,省到不愿多付一分钱利息。” 电话中,左一说起 2018 年,在顺义一家美容院门口,有人向他推销按摩服务,“体验一次,只要 30 元。” 在按摩床上,“我穿着一条短裤,女生为我按摩肩颈腰背。” 他强调,虽然与异性平时接触很少,但那不是他与异性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而是第一次获得异性带来的满足”。对方边按摩边问他,办张卡嘛,1280 元可以做十次。待他离店时,他刷了一千多元办了一张美容卡。

2015 年 9 月 13 日,蚂蚁金服刚推出了一款综合理财 App,旨在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一站式金融超市。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十次服务很快就在 “满足后,还想再度满足” 的循环链中用尽。前前后后,他在美容卡上一共投掷了两万多元——几乎是他打工攒下的全部。“我想摸她们的手,她们直接拒绝。而每当卡里没钱时,她们又会劝你消费办卡。久而久之,男人对女人的那点蠢蠢欲动变得厌烦——我对她们的手段感到厌烦。”左一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就算花钱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到底什么才能让他真正感到满足?我问道。“无压力地在北京生活,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够正常地消费,能与相爱的人精神对等地交流。” 他答。

2019 年 1 月,因为工作不够用心,左一被老板辞掉了。“离开时,手里没钱。为了租房,我在花呗上借出两万元。”那时的他相信,只要找到工作,就一定能还上这笔钱。即使落魄,他还是难舍逛商场、泡美容院、吃大餐与买名牌。为此,他开通了一系列信用卡,“一切正规银行开的网贷,我都尝试了一遍。”一时间,他仿佛拥有了 “聚宝盆”,他要用它们补偿过去。于是,“一年之内花掉了十多万”,即便如此,“如果自己能有更多的钱,我会报复得更凶。” 他说。

一张银行信用卡逾期一个月后,左一收到催收员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不善地问他,既然没钱还借什么钱?如果再不还钱,就派人来找他。“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 左一懊恼道。那时他想到了家,“想回到有人关心自己的地方。”

2020 年 5 月,房租到期,在北京漂泊已久的左一回到家乡。起初,他抱有幻想:与父母商量还款,向亲戚朋友求援,先把外债全部还清,再找一个正式工作。“结果,没人帮你。” 除了远在云南大理工作的弟弟,每个月会从微薄工资里转给他一两百元,劝他振作。“花钱是孤独的,还钱也是孤独的。” 电话中,他重复这句话。

“你还会还这笔钱吗?” 我打断了他。

“有天能还就还吧……”但是暂时,他选择 “无视” 现实,将手机设置 “免骚扰”,对短信里的关键词做屏蔽。“还接到过法院传票,我也无视掉了。” 过去他眼中的 “枷锁”,如今成为保护他的“盔甲”——“谁会来农村找我?这里连门牌号都不准。” 唯一没有被他 “无视” 掉的,大概只剩下互联网了。每天为了打发无聊,他会在上面搜索 “更无聊” 的内容,“现在,它们反而让我感到真实。”

不管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你

3 个月前,D 先生收到催收电话。电话这头,他反倒告诫对方,负债自有原因,况且欠钱不多,“一共 6 万,我就借了两三张信用卡的钱”。如果他们敢曝他的通信录——“只要收集证剧合理,投诉行为合法。轻则开除催款员,重则使其公司罚款。” 自此,他再也没收到过类似电话。“同行催收同行,谁都知道后果。” 他说。

7 月,与 D 先生两次通话,他都选在夜深人静、妻儿安睡后,不是溜到小区外、就是爬到楼顶接电话。从催收员到负债者,归根结底,他是为了这个家。“3 年前,我做起催收员,这是我婚后第一份工作。” 与南柯一样,D 先生也来自安徽下辖的一座小城。高中毕业后,他为一家教育机构推销售课,负责招生,按他的话说——“全国各地到处跑”。直到 23 岁,他厌倦了这种马不停蹄的生活。“因为结婚需要稳定下来。” 他与妻子在合肥安家买房,他应聘的催收公司就在他家楼下,“走路只要 5 分钟。”

2021 年 4 月 10 日,上海一名市民走过城中的一座雕像。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听得出来,最初,他对这份职业心满意足。“在合肥,一个人平均工资大概 4000 多。做催收员底薪 2000 多元,干得好提成也有一万。” 他打起比方,如果上午叫人还了五万元,自己下午就不用上班了,“要是业绩一直好下去,天天都不用上班。”

公司承接银行信用卡催收业务,总部在深圳,全国有好几家分公司。里面的催收员大多在 18 岁以上,25 岁以下。“这个行业压力大,人员流动性强。公司业务是按季度调配,可能前三个月为交行信用卡催收,后三个月是为中信催收。”D 先生记得刚进公司的 7 天里,上司对他们一对一地辅导。“以训练话术为主,领导模仿卡人与三方,看你如何应对。” 他解释说,“卡人” 就是持卡人,三方就是卡人的 “父母、亲戚、朋友”。“基本上,所有的负债者都联系不到本人,只能联系对方的三方。”

上司教授 D 先生,他用公司电话只能通知对方还款,不能进行言语威胁。要尤为警惕有些负债者会故意 “诱导” 他,让他冒出一些威胁的话,授人以柄,对他进行投诉。“如果意识不对劲,要立刻停止催收。”他总结那“七日谈”——说是学习催收,不如说是学习反催收。

“公司正不正规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催收手段。” 那晚天台风响,D 先生的讲述却是风清云淡,“只要为了业绩,什么事都能干。既然不能用公司电话威胁对方还款,那就用私人手机。没人会在公司里教你这些,这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套路之一。”

“催收是什么?” 他说对于负债者来说,那就是一条流水线:如果你的信用卡逾期一个月以内,银行工作人员会打来电话,客气地请你尽快还款,不要影响征信。等你逾期三个月,催款业务就转向外包。这时,对方会告诉你,你涉嫌信用卡诈骗,如果不还将会如何如何。再等你逾期半年不还,就会收到律所信息,说你被诉讼等等,但它有可能是伪造的。等上一年以后,你会收到有人打来的协商电话,要求你只还本金——那是投资人的钱,必须收回。如果你还是不还,那么银行会来起诉你,去你户口所在地上门催收。“流水线催收以时间为序,最开始的成本最低,越到往后,成本越来越高。” 他说。

游刃于这条 “流水线” 不到三年,D 先生已做到“基层干部”:我们与网贷催收不同,当你申请网贷的那一刻,网贷平台就获取了你的通话记录。可我们做信用卡催收,这种手法受到明令禁止,得靠自己“摸索”。反正你接不接电话,还不还借款,我都能联系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只要是在银行注册过的 “卡人”,催收员“通过大数据搜索”,把对方名字输入进系统,就会展示出一张辐射“网”。“科技发达到何种程度?只要知道对方住在哪个小区,通过银行系统搜索,我就能把对方所在小区里面,办理过卡的其他人找出来。我会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打电话,请问你是否认识某某?他就住在这片小区。极有可能,这个电话就正好打到了负债者的邻居那里。”D 先生对使用这笔“数据” 轻车熟路——“你曾经工作过的任何地方,与你共事过的任何同事,我都能查出来。很简单,你办理信用卡时,需要填写公司和社保信息。上面有显示每家为你缴纳社保的公司。”

哪怕对方隐藏在农村,他照样能如法炮制,“大部分负债人的身份证号码都能显示来自某某村,某某乡镇。一个村镇并不大,人口就那么多。把其身份证最后两位去掉,进行随机搜索,马上就会出现一批人与他是同一地方。你再缩小搜索面积——锁定这片地方上,与他同一姓氏的人,他们很可能是他的亲戚。”

进而,他拿捏到 “压死骆驼的最后那一根草”——“你还可以联系到对方所在当地村委与派出所。比如我们以银行工作人员的名义打过去,自称因为一笔业务要联系此人,问派出所能不能给对方打电话。可能 80% 的人会说这事不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但总有一些乡镇机构里的人会在无事可干的情况下表示同意配合。你要知道,负债者一般在接到银行与律所电话时,是不会心慌的。但当他接到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心理肯定会崩溃。催收电话都打到老家来了,这就不是简单的口头威胁了。”

2019 年 10 月 22 日,杭州市一间信用卡公司的总部大楼。摄:Long Wei/VCG via Getty Images

负债者的 QQ 空间、抖音号都是 D 先生挖掘的领地,“只要发现有人在上面给你留言,估计认识你,我就能加其好友,告诉他你欠了我们的钱。” 体现他工作效率的一部分,即围绕一个负债者,联系到其身边 30 至 50 个关系人,“越是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的卡人,越容易催回欠债。要利用这个网,给对方施加压力。” 这时,互联网与人际关系网已被他混为一体。

妻子问过他,是否觉得这里面有些人挺可怜?他面对负债者,自觉与医生面对病患无异。在他看来,只不过很多 “病患” 是咎由自取,尤其是“那些因赌博负债累累,输得家破人亡的人。”

只有一个案例是例外。“那个催收对象是个女人。我们通话 4 小时,实属罕见。我是通过她办理信用卡留下的 QQ 号找到了她,她在电话那边哭泣,说丈夫因为负债与她离婚,她还带着两个孩子。欠银行的钱还是次要的,她还背负了高利贷。为了躲债,他们搬到谁也不认识的地方,可她已连孩子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了。她求我报警,她要带着孩子自杀。你想想,她能与不认识的催收员哭诉这么久,除了劝她,你根本就没法提还钱的事。” 越说下去,D 先生越感到生活说不清楚,就像 “自己沦为负债者,也不能怨天尤人。”

2019 年,D 先生彻底不想干了,直接原因是同事出事了。“那人比我大两岁,当初还是他引我入行。他用了所有催收员都会用的方式,给在异地的一男生发去催收短信——内容大概是你如果再不还钱,我就通知你家人。没有想到这名卡人跑去跳楼自杀。警方随即在死者手机里查到这通短信,连夜赶到合肥抓走了这个同事。事发后,公司开会拿这件事当作催收的典型雷区进行分析。据主管说,那个自杀的男生来自甘肃农村,家庭条件不好。虽然只欠了一万多块钱,可他还是害怕家庭及个人负担不起。”D 先生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危机,“我有妻儿老小,不能为一份工作冒这么大的风险。” 其后,他毅然告别了催收。

辞职不久便赶上了疫情爆发。“爆发一个月前,我的孩子出生。爆发前两天,我们用全款买了一台新车。” 他与妻子原本对家有盈余自信满满,突如其来的逆转让他们猝不及防,只能困顿在家,坐吃山空。“疫情在合肥持续了半年,才算恢复正常。妻子孩子都需要我照顾,我也不敢离开他们去外地找活。” 无奈之下,他动用了信用卡里的额度,这就是他欠债的起因。“但我没走上以贷还贷。” 他强调道,“网贷的每笔利息怎么算,我都懂。我不考虑网贷。” 最后,他跟妻子挑明了他的外债,他自责没能让他们过上宽裕的生活。如今,他在找一些跨省包车等赚钱活路,“大不了卖了这部车,总能还上这笔钱。再说我不是自己乱花钱欠债,我是为了家庭。” 辛苦之余,他跟自己说。

南柯在知乎上发表第一篇日记后,D 先生连夜读完,“深有感触”。尔后,他私信了南柯,此时的他已被信用卡上的逾期账务,家庭开支压得难受。交流完后,南柯引他入群。

“我一进群就坦白我做过催收,现在也是负债者。你们要是对信用卡方面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D 先生说这样做一半是为了寻求安慰,一半也是为了帮助他人。群里有人因为以贷还贷,欠债四五十万。还有人苦于心理折磨,半夜突然宣称自己不想再活下去。跨入催收行业前,他就认定这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行业。亲历了 “双重人生”,他依然认为对他催收过的大部分负债者 “没有必要浪费感情”。但有时,他会在负债者群里为他人鼓劲,“我教你们不是让你们当老赖,只想让催收尽量少影响你们的生活。”

上岸

“即将逾期还没逾期时,你会感到随时会死但又没死。而当你真正逾期,暴力催收等等也都经历了,你反而有一种已经死掉的解脱感。这时候,有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已大、对后半生无望的中老年人会想彻底解脱。还有些人则是在短暂的解脱后,更渴望爬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状态。” 南柯在电话中为自己、也为那些与他同样渴望重生的负债者们剖白,“求生的本能会让我们选择强制上岸。” 这其中,就有小颖。

2019 年年底,小颖收到一个催收电话,催收员道出她妈妈的名字。对方告诉她,她妈妈用信用卡借钱,逾期不还,后果严重。挂断电话后,小颖没有给妈妈打电话,而是陷入沉思。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她还在老家,妈妈也接到了催收员的电话。小颖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终在那刻戳穿——当时,她已连 300 块都还不上。急火攻心之下,她冒险去借了 “714” 高炮——贷款周期为 7 天或 14 天,是一种超高息的短期借款。“高炮”指高额的 “砍头息” 和“逾期费用”。2019 年,央视 3.15 晚会曾曝光——有用户借 “高炮” 后,3 个月里,借款由最早的 7000 多元滚到 50 万元。

“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打打电话而已,我们会让你过个好年,让你的亲朋好友也过个好年。”——掉进这个坑后,等待小颖的就是恶性催收。刺耳响起的手机铃声是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她不再接听电话,见状,催收员转而打到了妈妈那里。

2020 年 12 月 30 日,北京一名市民在空中泼水,水立即变成冰。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当晚,小颖回家哭着向妈妈坦白了实情。妈妈没有责怪她,“妈妈总说,年轻时吃亏上当不是大事,总比老了吃亏上当要强。” 妈妈交给她两三万元,让她暂堵窟窿。“妈妈年纪已大,身体不好,她早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她想到母亲年轻时为了自己与这个家,干过财务,做过销售,去到外地起早贪黑、扛着大包小包的身影。那时,她还不知道为了帮自己还债,妈妈用信用卡借出那笔钱,又以信用卡倒卡的方式,此后不断地借钱还款。正如她当初不想让亲人为自己担忧一样,妈妈也向她隐瞒了自己的债务。

一天晚上,妈妈发来微信:女儿,我最近资金的确有困难,你能不能先借妈妈一点钱,我过些日子还你?“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是绝不会跟我提出这个要求。” 可这通微信让她苦恼。来到上海后,为了早日结束以贷还贷,除了白天工作,小颖还要通宵达旦为人代写论文——那是她的兼职。“连续几个月,我每天睡觉仅两小时。” 得知妈妈欠债前,她的当月债务已能与收入恰好持平,“有时还能存下几百块。” 可那一晚,她头一回见到妈妈像个惊慌失措的小女生,在她眼前崩溃大哭,她只能打破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那分平衡,再度开始了借贷,还贷。等到年底回家时,她见到同被深深套进这个恶性循环体系里的妈妈已不复往日的坚强——“老了”。

“打小,我和妈妈就拥有一本对话簿,我们把自己想向对方倾诉的小秘密都写在里面。” 去年 10 月,妈妈还有外公外婆再度到上海看她,那时妈妈精神状态大为改观。她偷偷问妈妈,是不是欠债有法得到缓解?“妈妈告诉我,重要是调整好自己,不要再以贷还贷。” 送走了家人后,小颖思前想后一个月,终于鼓足勇气,面对自己的每笔网贷。“3 年里,我已欠下了 20 多万!” 那晚,她回到童年时跟妈妈交流的方式——“微信就是我们的对话簿。我在上面告诉她,我决定停止所有的以贷还贷,以后踏踏实实还债。我还把自己的还款计划列得清清楚楚,全部发给了她。” 不一会儿,妈妈将自己在还债期间收藏的各种应对催收的技巧,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条文推送了过来。

“我的债务现已全面逾期。” 与小颖相会的那天中午,在上海的一家茶餐厅里,周遭的嘈杂盖过了她的声音。她一边笑嘻嘻地说,一边悄然心细地点餐——尽管那顿饭不由她来买单。她还是常收到各式各样的催收电话,有些人跟她软磨硬泡,有些人对她简单粗暴,但她已学会如何应对。此外,她不再熬夜为人代写论文赚钱,而是换作倒卖演唱会的门票。只是,她不接受任何借贷付款。她还向那些用网贷购票的学生宣传,不要借款消费。另外,“即使再困难,我和妈妈也不向亲戚朋友伸手,因为人情债更难还。” 她说为了还债,妈妈做起了保洁员。“每天能做多少是多少,能赚多少是多少。” 她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争取三年,还清所有网贷。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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