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北农民工的脱轨人生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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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三等功军功章拿到县城里卖了钱，然后去农贸市场换了两头猪仔。妻子开心极了，特地花了四十五块钱从劳保店为他买了身迷彩服。穿上这身熟悉的绿，背起行李袋，他加入了村里外出务工的老乡团。

配图 | 《最爱》剧照

我由兰州站上车，从检票口到车厢，一路艰难跋涉，刚瞅到自己的硬卧铺位准备抬行李，一双粗糙的手便晃到眼眉前，下一秒，行李箱就被安置在了下铺床底。我低头连连道谢，抬眼才发现那双手的主人是一位农民工，他面庞困倦、粗粝、刚毅，短发，我直视他灰蒙蒙的眸子打招呼，他那干裂起皮的嘴唇响了一声回应，是西北人特有的腔调。

老顾，这个1979年出生的青海农民工，我们就这样相识了。

K1518是始发西宁终点沈阳的一趟慢车，跨越五省，浩浩荡荡，绿色车皮，普普通通。在中国，哪儿都有这样的一列火车，而在这火车上，你或许也会遇见像老顾一样的农民工——扛大号塑料硬壳行李箱提帆布货袋，一张爬满皱纹的脸，浓重难懂的乡音，打电话时能让整个车厢都无奈收听的好嗓子，以及能钻出口罩的厚重汗味。大部分人都不爱和老顾他们坐在一起，原因很多，脏、臭，还有人性基底中固着的一丝傲慢和偏见。

上车时是下午4点多，车窗外日头晒得欢。冬季，陇原上的太阳一如既往，干燥热烈，不会有南方那冷艳艳的水汽。火车在铁轨上拖着臃肿车厢“呼哧呼哧”，暖气加上烈烈日光，车厢里的温度便升上来了，老顾脱了黑色羽绒服倚靠在对铺。上车时一阵子手忙脚乱，我也累出一身汗来，遂脱了厚外套，清清爽爽地坐在铺上看窗外的天。

这时候，老顾突然问：“我能脱鞋吗？兄弟——我袜子新换的，脚不臭。”

我连忙回应：“当然能成，脱、脱。”

老顾脸上的肌肉放松下来，脱了鞋，惬意地盘坐在车铺上，又拿出烟敬我。

我笑着回拒：“不抽不抽，我抽不惯的。”

老顾听了这话，收了烟，把刚掏出来的打火机也揣了回去，看得出来是怕我介意。他的脚上竟穿着一双白袜，确实是新换的，很干净。我有些惊讶——我自幼做工，在力工、农民工堆堆里长大，这些干重体力活的人通常绝不穿白色，因为白色最不耐脏。出苦力的人汗脚多，白袜子根本洗不干净——可老顾身上又有着我熟悉的地道农民工、西北汉子风貌。

“您是往哪去？”我主动与老顾攀谈。

“包头。”他的口音听着像青海海东那边的。

“是在包头干活吗？”

“屋里头女儿在包头成了家，年前喊我过去给她带娃娃，那时候疫情严重走不起身，年过完电话又打过来了。没办法，女儿要上班，家里两个娃娃还小，没人管。”

“让女婿多干点嘛，你跑过去带孩子也不容易。”

“女婿22年年初染了新冠，先是成了‘无症状感染者’，后来在方舱做核酸检出阳性，在方舱待了不到两个月，走了。医院说是得了‘白肺’——你知道‘白肺’是啥样不？我没见过他的片子，从进医院到出火葬场，头到我们家属去接，人已经烧好放在骨灰盒了。”

老顾说的“走了”，在西北方言里，就是死了。

“我听一起做工的工友说，他老家辽宁葫芦岛的，村里头大部分四十多岁的人都得过矽肺。矽肺是绝症，治不好的，他们给‘黑矿’干活，只戴一个口罩，口罩就是两页纸，能防得了啥子？工友说，‘白肺’的片子和矽肺差球不多，黑黑的一张塑料片子上一片白，那一团白就是肺。好肺机器扫描出来是黑亮黑亮的，白的就是坏透了。”老顾说这话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车厢里阳光很足，光大片大片落在我们坐的白色床铺上，打在老顾半张脸上，照得他半个身子金黄金黄。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过道正对坐着的一位大姨接了话茬儿。她连连长嘘短叹安慰老顾，然后自顾自讲起疫情期间，他们县哪个庄、哪个村死了哪些人，说大部分都是高龄老人，又叹卖纸火的（经营丧事用具的店铺）和殡仪馆的挣足了钱——因为新冠是传染病，县里要求去世的人必须火葬，不能土葬，人多得送殡仪馆烧都需要预约：“人一辈子多么不容易，最后一关了，还要屋里人先预约烧埋，才能死得安然。”

老顾若有所思，感慨：“棺材换成了骨灰盒，大盒子换成了小盒子。人一辈子就是挪腾来挪腾去，都一样的。”

车窗外，高高的黄土连着天，一条条黄土沟、一道道沙梁盘桓在大地天空，一代代农民就在这些沟壑里劳动生活，死生往复，都一样的。

一个钟头后，天光黯淡下来。老顾举着半块油馍让我吃点，我没客气，从包里翻出一袋子西红柿。

“你这是好东西。”老顾眼睛发亮，“洋柿子配馍馍，解渴又解馋。”

“96年我在新疆当兵，新兵下连第一顿饭，我记得连炊事员就是切了一盘白糖洋柿子。那个时候，能吃上一盘白糖洋柿子，就是当兵最幸福的事情了。”老顾边吃边说，吃相相当小心，一只手当托盘在下面护着，生怕渣渣掉到地上，“我当兵的地方偏远，吃不上啥好饭，连队驻扎得离村镇远，菜又贵又不好买，洋柿子是抢手货。”

我理解老顾，我当过兵，家里外公也当过兵。年少时，外公经常给我讲他在新疆边防骑兵连的故事。故事里头，外公有好多种样子——在边防哨卡上，他透过步枪的觇孔能瞄见对面哈萨克斯坦的哨兵，两边会互相朝对方哨卡20米处的空地射击，空子弹壳从硬邦邦的沙地上跳起，蹦到他们的警戒线内；他是骑兵，有一匹战马……外公一讲，我就开始幻想——黑色鬃毛的战马、跳起来的子弹壳、半夜在仓库捉老鼠吃的小解放军。我日复一日地陶醉于此，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停止，只是记忆变得难以捕捉。

我出神地看着老顾，试图在他沧桑的脸庞上寻找到一种陌生的熟悉感。

“真没看出来您以前还当过兵。”我由衷地问，“您是当了几年兵？”

“我当兵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兵役制度改革，义务兵满服役期后转改了志愿兵，志愿兵干完就回了老家。”

（编者注：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新修改的第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缩短了义务兵服役期限，将义务兵服现役期限从原来的3至4年，一律改为2年，并取消超期服役的规定。）

“不过我结婚早。”老顾笑着说，“九几年部队结婚要审核年龄，不到年龄不让结哩。我家婆娘我们打小两个人认识，家里面早给定了亲，等我第一年回家探亲，就在农村老家办了酒席。当时结婚还瞒着部队，不敢让连队的领导知道，这可是受处分的事。”

我打趣老顾：“那你这可是犯错误啦，还是明知故犯。”

老顾咧咧嘴，继续说道：“我以前在部队因为会写毛笔字，所以当过团里的文书。义务兵满服务期后原本想继续干，可没办法，团参谋说转改志愿兵的名额紧张，有转改想法的人又多，僧多粥少，得看运气。我是庄农人出身，从来不相信运气。我知道团参谋是在‘点’我，可我也没办法，家里穷，还有个老妈妈常年卧病在炕，当兵挣的那点津贴全搭在看病上了，哪有钱去‘活动活动’……”

“你当时没去找战友借？”

“借了，都借遍了。我想转改想疯了，当时在部队的生活条件虽然苦，可当兵就是改变人生的宝贵一步。部队上的饭再难吃，也比在老家山坳坳里种洋芋、刨洋芋要好，刨一辈子地，又能刨出什么来呢？别人都说热爱家乡、热爱土地，我一点都不热爱。我当兵就是想逃，可惜武装部走兵时没塞上钱，原本有一个去陕西汉中的名额，被占了，我被替换到新疆阿克苏了。” 老顾苦笑道，“越逃越西北。” 

“那最后还是没留下来？”

“是啊，我那时也年轻，干了两年文书，就觉得自己从泥鞋换布鞋了，在领导身边待得多了，以为自己也有本事了，其实是自己骗自己。我去找同年兵、找以前新兵连的老战友借钱，甚至都找到老连队连长、指导员，就想靠这份钱谋划个工作，再干上三年。可不但一毛钱没借到，反而受了人家一顿白眼。我一个青海老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顾海成，这两年你干文书，沾了团长的光，尾巴杆杆都翘到了旗杆上，现在想借钱活动关系、想走后门，跟我们抢名额？我告诉你，门都没有！你要是转改成了，我第一个跑团委告你。’”

“我们是一个地儿入伍的老乡，算起来还是一个庄的本家！可世事就是这样，你高的时候，人家捧你；你落难了，人家就怕你再爬起来，不是对你有多恨，只是受不了你比他们好。没办法，这话一说出来，我知道我这个兵是当到头了。我收拾好行李，退伍那天，背上包、拿上一把马扎，从阿克苏坐回了青海。”

老顾说着就怅惋起来：“社会怎么把人改造成这个球样子？我们看见比自己过得差劲的，都愿意可怜他，一旦有朝一日他发了财、穿了貂，摇身一变比你高一截，我们就开始咒骂、诋毁，甭管说他是作恶害人还是卖身求荣，总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顾说完，沉默了一阵，不愿再谈这个话题。他把小桌上的吃食拾掇到一边，身子凑上来给我看他手机里的照片，里面全是“书法作品”——有些是正正规规拿毛笔蘸墨汁写在白纸上的，有些是拿拖把自制的“大笔”蘸水写在水泥地上的，还有更多是拿砖头块、粉笔头、树棍写在地砖、墙壁、工地水泥墙和黄土地上的。

老顾一边翻，一边讲解：“这是在包头，工地上粉笔多得很，不用钱，墙上乱写乱画也没事儿，后头施工的又会把墙再粉刷上……这是我干保安的时候，闲着嘛，每天没事在地上画几道，水写的，一会儿就干了，也不会有业主投诉……这是在医院门口，我家女子养头胎，我跟着伺候，在住院部病房没法写，每天晚上伺候我女子吃完饭，我就带她走走路，在住院部下面的花坛边上拿树棍棍画，还有这个……”

说老实话，我对书法一窍不通，也看不懂楷书、小篆、隶书的风采。老顾讲得津津有味，我的注意力则全集中在那些照片的背景上——老顾青海老家的苞谷场、黄土夯实的土院子、红砖头铺就的堂屋。我被他的这些作品所震撼，照片上的老顾和我面前的老顾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里，老顾戴着一顶黄色安全帽，蹴在墙边，拿粉笔虔诚地写下“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照片另一端是个身材矮小、一脸水泥灰的小伙在给老顾比“大拇指”。

我问老顾为什么会写那几个字？老顾不好意思地说，那段时间自己女子在外面物流中心打工，被掉下来的重物砸到了手，他心里焦急，可又赶不过去，就想写点菩萨保佑的话，保佑女子平平安安。这是他一个没本事的父亲，唯一能做的事。

如今，那面曾承载了老顾心愿的墙壁或许已经成为某位业主的家，粉笔头写下的祈祷被腻子一遍遍覆盖。我想如果菩萨有灵，那他一定会显现他的慈悲，即使呼唤他的道场，只是一扇建筑物半成品的墙壁。

火车闯进暮色，苍茫的陇原静谧肃寂，高大钝圆的山陵座座相连。我看见太阳马上要掉落到山后面去了，好奇它的归向，目不转睛地盯着，落日于是就掉进我的眼睛里，在我的瞳仁中不断下沉。

快临近白银，天色完完全全浸入昏暗，即使往车窗外远眺，再也看不见什么了。窗玻璃反光，照见老顾双手托举脑袋的倒影。我又好奇地问老顾，他当过兵、做过团部文书、会写字，在村里也算半个文化人了，怎么从部队回来就没找个什么轻松活儿干，工地上卖力气也干不长久，人都要熬干在钢筋堆里的。

老顾霎时愣住了，踌躇半天，嘴巴张开又合上，最后在暮色的倒映下叹了口气，才娓娓道来：“2001年底我从部队回来，按照当时的退伍兵安置政策，满一定服役期的老兵，如果有三等功就可以在乡、村两级安排工作。”

“那你是没立功？不符合政策？”我追问道。

“符合是符合，我拿过两次三等功，在部队当过一年副班长、一年班长。当时我复员回青海老家，镇政府安排我去了另外一处偏远村子，当了一名村干部。说得好听点，沾个‘干部’的名，说直白了，就是一个守林人——没办法，村子就那么大，村委会办公室就那么三把椅子，无端空降一张吃饭的嘴，我坐那儿了，别的人还怎么坐？所以就安排我去当守林员了。不过，我也乐意，我本就是从山坳坳里出生的，一身泥味，屁股生来就是坐黄土地的，坐不来办公室的靠背椅子。”

“守林员钱少点，也算是个好差事，你怎么就没干下去？”

老顾摇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不是我不干，是出事了，我被上面拿掉了。”

看着我疑惑的眼神，他嘴角紧抿、一脸苦笑，随即向我吐露了“被拿掉”始末缘由。

我没想到，像老顾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人生也过得如此跌宕起伏。

起先，老顾安安心心地做起守林员的活计，虽然钱少，但乐在清闲，林子里除几只野獾和偶尔路过的野猪之外，再没有其它保护动物，唯清明、重阳和腊月正月村民上山祭祖时，才需要他重点做防火巡查。

在山上没有所谓的固定上班时间，老顾每天睡醒之后架炉子生火，烤几个黄面馍馍、煮上一盅茶，吃饱喝好，就带上一把锹、一个哨子，牵上他养的狼狗“黑皮”，上山巡逻。巡逻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当兵站哨差不多，主要防偷砍树和打野猪。

当时，山下的城里兴起玩鸟，一只长尾雀能卖八十多元，非法打猎的大小鸟贩子闻风而动，几个毛娃子（小混混）天天上山打鸟，老顾巡逻时经常看见树底下要么散一地羽毛，要么是一两只被弹丸射倒的死鸟。

林子大，毛娃子们体力个顶个的好，有时候老顾在山坡上明明看见了，可就是喝止不住。那几个王八羔子还炫耀似地拿着鸟笼子舞来舞去故意给老顾看，老顾气急了破口大骂，毛娃子们嘴巴也厉害得紧，一个接一个、一句接一句，什么脏话都能从他们嘴里吐出来。

有次老顾气得不行，大喝一声，举着铁锹往上坡地赶。当时他刚退伍两年，在部队练出来的体力还没消退干净，脚下还有力量。他死咬着几个毛娃子，追着他们不松口。可毕竟年龄上来了，他终究跑不过那些个二八小伙，累得蹲在地上直喘气。被追的毛娃子们看他步步紧逼，也急了，边喘气边骂：“老东西，只不过抓了几只鸟，你跟追你大（爹）一样要魂要命，难道这林子是你家开的？树是你家栽的？”

老顾试图教训那几个毛娃子：“你们这几个坏怂，哪个庄的不学好？这林子不是我屋里头的，可我是守林员，你们来干啥？来犯罪！”

一个瘦个子毛娃朝老顾喊：“守林员？呸！原来是看门狗！”

老顾受不得这羞辱，怒上心头，又追上去，毛娃子们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老顾倔脾气也上来了，一时糊涂，竟放开了“黑皮”。人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狗，“黑皮”一个狗窜就追过两道山坡，眼瞅着要到几个毛娃子跟前了。之前叫嚣的瘦个子猝然看见狼狗露着獠牙嘶叫着冲过来，心里发怵，脚下慌不择路，竟跑到一处断坝边边，一个扭脚，整个人直接从断坝上滚了下去。

“啊！‘黑皮’回来！”瘦个子从断坝上掉下去的一瞬间，老顾立马就清醒过来了，赶紧往断坝底下赶。其余几个毛娃子显然是被吓到了，他们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上山打鸟无非为挣几个钱交学杂费、吃吃零嘴。那个断坝只有两米多，可下面接着个缓下坡，等老顾赶过去找到瘦个子，翻过他身体叫喊他时才发现，他撞到一块大石头上。

按老顾比划，那块害人的石头大概略小于胸，我听得目瞪口呆，忙问：“那后来呢？”

“长尾山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时来林子的除了救护车，还有派出所的警车。警察问了我大概的情况，就把我和几个毛娃子一起带走了。警车小，坐不下，其中一个打鸟的孩子还在上小学，个子一米四都不到，就被安排在后备箱，膝盖顶胸，抱着腿，蜷缩身子窝着。一路上我和那几个毛娃子挤在一起，我看着他们，再回看自己，一心悔恨。

“毛娃子们虽然是非法打猎，但因为年龄小，查出来他们捕的鸟也不多，加上家里人使劲，除了为首的两个混子，其他孩子审了一晚上就放了。医院那边打电话过来说人死了，没抢救过来。民警给我传达了这个消息，我心如死灰——我的生活也到头了，现在死了人，还是个孩子，先不管法律上怎么判，孩子的家里人是放不过我的。

“后来半年，我都在为这件事付出代价：先是守林员的工作丢了，村委会上报镇里给我记了行政处分，扣了三个月的工资给孩子家属做补偿。后经派出所鉴定，我虽然没有直接造成孩子死亡，但放狗追人，是过错方，法院判了我两年有期徒刑。之后因为我在监狱里表现良好，减刑了四个月。我想，法院判得没错，虽然我坐了牢，但一个孩子的命没有了。这是我这一辈子的债，我永远也还不了。”

还有，“黑皮”也在他入狱前被村委会干部收走，借“给孩子家属一个交代”的理由宰杀了，皮毛卖给了狗贩子，肉消灭在了他们的肚囊中。

听了后续，我心里难受。老顾脸上倒没有太多的异样，甚至神色中显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平和。

服完刑后，老顾专门去了那孩子家。孩子父母所在的庄离老顾家的村子不远，翻过一个小山，再隔两道沙梁。

第一次，他都没敢进那家的门，只是远远路过望了望。后来，他装成苹果贩子进了院子，屋子很破旧，只有两个老人，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一问，才知道孩子的妈是孩子爸从云南拐过来的，受不了这里的苦，早在孩子出事前就跑了。孩子爸常年在外打工，好几年没回过家了，两个老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劳动能力，全家就指着二十多棵苹果树过日子。

“我看着两个老人，始终感觉良心上亏欠。当时我刚出狱，老婆闹着要离婚，家里也没有经济来源，我怀里就揣了三千块钱，临走放在了喝水的碗底下了。”老顾说到这，情绪忽然激动起来，倏然竟掉下泪来。

我一时手足无措，回过神后赶忙从衣服兜里掏卫生纸递给他。但他没接，拿一双粗干的手搓搓脸。

老顾想起自己被扣的工资，还有当年的福利补贴，当时应该经由村委会上报乡政府，作为赔偿金补贴给受害者家属了，所以他问两个老人：孩子出事后，政府管没管过你们的生活？老人们摇摇头，老顾顿时心里打鼓——坐牢该，经济上的处分也该，他都认，但他从没怀疑过那笔钱的走向。

于是，老顾又问：你们村里、乡里难道没人提过补偿金吗？两个老人说，孩子出事后，孩子爸回来处理的后事，乡里领导来过，但他们说孩子是非法打鸟，被护林员追赶后自己失足跌崖摔死的，本来这种事就扯不清楚，现在你们家运气好，政府好，法院不但不提非法打猎的事，还要帮你们追究护林员的刑事责任。放心好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护林员被判刑了，你们也不要再伤心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乡领导说完这些话就走了，这件事故盖棺定论。孩子家里头都是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没有想过找间接造成孙子死亡的老顾要补偿金。一个死了，一个蹲牢了，死的冤，蹲牢的也冤，也就这样过去了。

老顾从孩子家出来，就去了原来被安置工作的村子，多方打听，才确认那赔命钱根本没有给孩子家，而是被当时的村委会班子欺上瞒下“吃”了：“他们居然拿这钱去市里面找猫儿（嫖娼），不是人，这是畜生干的事！”

2000年初的西北农村，村干部是一方土皇帝，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像老顾这样的经历，我却是头一遭听闻。

老顾从当兵入伍到复员安置，吃了整整快八年的公家饭，文化虽浅，但心里面是亮堂的。当他知道赔命钱被村委会班子挥霍在了水月会所，成了嫖资，立时怒不可遏，一度想跑到村委会讨说法——但他终究没踏进村委会院子——紧要关头，他的妻子一手牵女儿，一手举结婚证，母女俩一起跪在他面前。妻子对他哭喊：你刚从监狱里出来，又要回监狱蹲牢吗？你现在去找那些畜生有啥用？难不成你还要去和他们拼命？走走，你今天真要出这个家门，那我们两个先去民政局把婚离了，厨房里有菜刀，你拿上刀要杀要剐都和我们母女没关系！你这辈子不活人了，我的女儿还要活人，她不能有一个蹲两次牢，当劳改犯的爹！人家家属都不言传（说话），你又替谁闹腾？我就问你顾海成，你图个啥？

妻子声泪俱下，继续劝老顾道：“庄农人的大腿扭不过当官的胳膊，咱们不要主动招惹人家，他们就不会祸害我们。世上没有咽不下的气，他们有他们的报应，我们就等着看吧，看他们的因果什么时候到。”

老顾低头看看妻子女儿，再看看家里的一片狼藉，火气消退了。他回想起蹲牢的滋味，妻子说的都是对的。

他长叹一口气，拉起妻子和女儿，从此再也不提这事。他把三等功军功章拿到县城里卖了钱，然后去农贸市场换了两头猪仔。妻子开心极了，特地花了四十五块钱从劳保店为他买了身迷彩服。穿上这身熟悉的绿，背起行李袋，他加入了村里外出务工的老乡团。

自此，老顾从一名劳改犯，变成了在工地上讨生活的农民工。

火车在夜色中咣当咣当前行，除了售卖零食的小推车，车厢里难得地安静下来。我在这片安静中听完了老顾的讲述，借着光线，看见他脸上的条条沟壑紧紧皱在一起，额头和颧骨两侧褶皱盘曲，组成一个说不出的“苦”字，好似与生俱来。

“小兄弟，我看你像个上班的文化人，我问问你，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因果报应？”老顾最后问我。

我没想到一个四处讨生活的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可我也知道老顾问我的不是一个问题，他并不是在寻求答案，只是在寻求肯定。于是我向老顾点点头。

老顾若有所思，穿上鞋站起来走向车厢连接处，不一会儿，一股烟草燃烧的呛味弥漫进来。

在我有限的坐卧铺的经验里，几乎没碰见过不打鼾的邻铺，无论老少、男女。老顾的鼾声和他这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像，白天的他有多么忠厚沉默，晚上的鼾声就有多么策马奔腾。

第二天一大早，老顾神采奕奕，热情地招呼我吃早茶——小桌子上敞着一包用白色塑料袋装裹的干油茶，他自豪地说，这油茶面是他正月初一在老家炒的，和外面超市里卖的不一样。

他用塑料小勺小心地往自己的水杯里舀油茶面。我拒绝不了，那黄澄澄的油茶面散发出菜籽油和核桃仁的混合香味，拿火车上的免费开水一冲，热腾腾的香气就在窄小的车厢中漫溢开来。老顾美滋滋地道：“这油茶放足了料，干核桃、花生仁、杏仁、小茴香、白芷……多多地放，还加了牛骨头，不但香还补胃。尝尝吧，不要嫌弃。”

我看着老顾，感觉今天的他又与昨天不一样，身上透露出一种沙棘草的韧劲。生活就似戈壁滩上的风沙日夜侵蚀着他，可他没有抱怨、甚少慨叹，生活无非就是大风里的石子，打在身上受着、吹进嘴里咽下。

我打趣他：“这次回女儿家又得忙起来了，在城市里生活，是不是没有待老家惬意？”

老顾点头：“你看这火车要在轨道里走，人也要在轨道里走，不能脱轨，脱轨了就要出大事。我现在就是在自己的轨道里走，能给女子好好带孩子，再找份零工，多少挣两个钱，这就能成了。人一辈子就是这样，我十八岁就把婚结了，那时自己也是个毛娃子，什么也不懂。等到反应过来，嚯，娃娃已经大了，脖子上也跟老黄牛一样套上了皮绳，这下好了，你就头够低老老实实拉犁吧！”

然后又说：“可谁能想到，自家女子也走了我的老路，不好好读书，上高中就谈对象，一来二去，等到我反应过来，孙子怀上了。唉，这下好了，学下了，早早把婚结了，除了给人家老板打工，这辈子也走不出山沟沟了。穷人家的孩子要走出这个圈圈，难得很。”

我笑道：“现在社会好了，发展得也快，包头也不错，以后娃娃上学也方便，宽宽心好着呢！”

老顾喝一口油茶，连连点头：“好着呢、好着呢，往前看。”

油茶喝完，车厢广播提示，火车进包头站了。老顾赶忙收拾起来。他行李多，我帮着一起将行李抬下火车，他朝我回头点点。包头站是一个换乘大站，人群浪涌，老顾背着大包小包很快淹没在站台上，他睡过的下铺，很快又上了新的旅客。列车再次开动，炒油茶的香味在车厢里持续了一阵子，随即淡化在空气中。

火车摇摆像地龙一样，车厢连接口倒灌进内蒙古的寒风。新年刚过，春寒冷得倒逼隆冬，从车窗往外瞧，山区里家家户户门上的对联和门神红艳喜庆，与四周一片黄土苍凉拉锯对立。

三年没有开张的春运，今年又拉起候鸟迁徙式的大幕，这片土地从极致热闹到极致冷清。我农村老家，一些老房久无人住，已坍塌颓圮，一些因人口外迁遗留下的房子，由村委会出面雇来推土机三分钟夷平，只等两场春雨，平地生出新绿，来年此时，这些曾经承载过几代人的老房子，就会变成一片标准的荒地，融进黄土高原。

老顾和像老顾这样的人，从一座乡村逃出，轮转到另一片土地。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过一百年、两百年，土地不变，只有其上的人不断在变。三代过后，情缘、亲缘都化作风中沙石，大风吹过荒原，万象更新。

他下车后，我无心再睡，开始久久思索起他的经历——昨夜，我听到老顾说梦话：“怎么会那么像呢？都是命、都是命，你要认罪、你要认命。”“你是又找我来了，我知道光坐牢是还不清这个债的，我认、我认，你安然点不要吵，一切债我都认。”当时就有种不妙的猜想。刚才我送他下车时，特地问了他一句话，老顾听见后，惊慌失措，我知道猜想成真了——他的孙子和失足摔死的毛娃，长得一模一样。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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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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