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宜｜父亲，万玛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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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精力好好学一年藏文。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家乡的人、没法用共同的语言交流。”

在青海西宁的家中，久美成列第一次看父亲的电影。那是一天晚上，全家人都等在电视机前，等着中央六台播放《静静的嘛呢石 》。他很期待父亲的电影，但始终没有被故事里的小喇嘛所吸引，电影没放完，就看不下去了。

那之后几年，他再也没有看过父亲的电影。在西宁度过的整个小学时光，父亲都在北京工作，偶尔会回家一趟，但呆的时间很多。久美成列回忆道，从没有缺乏父亲陪伴的感觉。小时候，他和姥姥住在一起，常会有亲人相聚。

每到周五，表哥们会从共和县，来西宁过周末。他们便会去租碟屋，租一些香港鬼片、周星驰的喜剧，或是好莱坞的战争片、超级英雄系列。这是久美成列，童年时的一种娱乐，也是最初的电影启蒙。因此，当看到了父亲的电影，尽管拍摄的是熟悉的藏地，但还是无法被平淡的故事所打动。

十二岁，久美成列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家中，他第二次看《静静的嘛呢石》，也看了父亲之后拍的《老狗》《寻找智美更登》。他坦言说道：“其实，那时我也还小，我也是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他们会这么努力、这么辛苦地去拍这些电影？”

但他确实感受到了父亲对电影的爱。那时，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读艺术硕士，会在校园内的光碟店，买各种光盘，想看世界上最新的电影表达。每天，久美成列看着父亲回家时，总会提着两大塑料袋的光碟，其中有专门为他买的动画片。

他开始认识父亲的一些电影朋友。那段日子，人们总会一起聚会，谈论电影、谈论藏地、谈论艺术。久美成列还记得，一次跟着父亲回青海，却坐了一辆长途公交车。原来，导演松太加的工作室在那。“一个離西宁城很远的地方，进去之后，首先闻到的是油画颜料的味道，房间里面摆着，将近十幅很巨大的画架。父亲和松太加叔叔就在这周围，聊着关于创作、关于电影的东西。那时候，我对这些话题并不太懂，只感觉，他们是一些很特别的大人，很特别的艺术创作者。”

少年时，久美成列还是很喜欢香港黑帮片，尤其是《无间道》三部曲。他也敬佩卓别林、巴斯特 · 基顿这样的导演，欣赏他们的才华。但看了伯格曼的电影后，他觉得有某一种东西被打开了，领略到了电影艺术的魅力。

电影《气球》的剧照

久美成列向我讲述了，他看过《秋日奏鸣曲》的体验。这让他，想到了自己和父亲：

“这部电影，讲的是母女关系。这个女孩一直期待，母亲能给她更多的肯定。所以，她很努力去学钢琴，想要在母亲面前証明自己。但是，她发现，她母亲并不是很在乎她，她母亲好像更在乎自己的生活。这就导致了她和母亲发生了一次很剧烈的冲突。”

“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情节，会想到自己。当时，在潜意识里面，我也很努力想追得上父亲的脚步吧。我也希望，他能够给我更多的肯定和支持吧。因此，我也在心里给了自己压力。”

面对媒体采访时，久美成列对此说了很多。万玛才旦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会给儿子安排各种任务：每天要看多少书，看多少电影，每天要用英文冩日记。除此外，他专门安排了一位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教儿子学习藏文。

另一方面，万玛才旦也是一个开放的父亲。他提出的建议，都会先征求儿子的意见。十六岁时，久美成列要回青海，在寺院学校学一年藏文化。最初，他很排斥，他是学校的足球队长、班里的宣传委员，舍不得高中的同学们。

“但我的父亲和母亲告诉我，到了我这个年龄，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这之后，人生的计划会排的很满，更没有精力好好学一年藏文。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去，等你到了社会，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家乡的人、没法用共同的语言交流。甚至，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都不在一个共同的层面。那时候，你会感到很难受。他们希望我能去，后来，我就同意了。”

确实，如久美成列所说，他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他读的初中部，班上的同学，年龄最大的有 53 对。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在教室唸经。早课上，同学们都会着藏袍，一道背书。下午，人们会在操场辩经半小时。日子周而复始，这一年，让久美成列好像丢掉了异乡人的衣服。

长大后，他常回到藏地，和人们聊天，聊当地人认为幽默的事情，聊生活的琐事，聊悲伤的事情。久美成列发现，当他了解地越多时，看父亲的电影时，越能投入进自我的情感。

“这以后，我再看父亲的电影，会觉得更加亲近。小时候，我生活在大城市，会对活在村庄、生活在寺院的其他藏族人，感到有一些距離，不会和他们很亲近。所以，当时我没办法对父亲的电影感同身受。”

“渐渐的，我会了解到，《静静的嘛呢石》里的人们为什么想看电视，会了解到《老狗》里，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藏獒赎回来，为什么到了最后，不惜要把老狗杀死，也不会交到外人手里。这是因为，我離这些生活更近了，離这片土地更近了，感受就会更多、更多。”

不只是观看父亲的电影，他也开始进入到父亲的剧组中，参与了《撞死一只羊》《气球》《雪豹》等片的拍摄。久美成列告诉我，生活中的父亲、工作中的父亲，并没有什么不同。父亲一直保持着，很平静、很谦卑，对每个人都很友好的状态。

“父亲也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比如说，每一场戏的调度、动作，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道具，就好像是，他在生活里给我安排的一些任务。他会考虑到，第二天拍戏时，要提前和谁打个招呼，要提前准备哪些道具，会做到面面俱到。这就像，每次我们从西宁回贵德时，他看村里面的老人时，会想到他们需要一些什么营养补品，都会提前买。”

除此外，久美成列明显感到到，片场的父亲，远不如生活那般严肃。他常能听到，父亲和身边的主创们聊天，神态轻松。“因为他在创作，这个过程中，他会很快乐。他在监视器后面时，你能明显看到他，脸上有着发自内心的愉悦表情。”

2019 年 12 月，久美成列的首部长片电影《一个和四个》开机。电影改编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某天，暴风雪即将降临青藏高原某原始林场，护林员被卷进了一起警察追击盗猎分子的案件当中。

拍摄前，久美成列和父亲商量，希望他不要来片场，因为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父亲很支持，从没有来过。

这是久美成列第一次拍长片，那一段时间，他有些忐忑。他会想要盯很多、很多的细节。他会让演员演一遍又一遍，期待达到自己心目中的完美。这让主演金巴有些不满意，两个人经历了一个磨合期。因为疫情的影响，拍摄被迫中断，2020 年冬天才重新拍摄。

那一年，久美成列不断去看素材。他发现，这种繁琐的要求，让演员不断去重演，不仅没有太大变化，反而让他们的状态有所下降。甚至，会感到一些麻木。为此，久美成列和金巴有过一次长谈。他也调整了合作方式。

“我会先跟他们说清楚，我想要一个什么状态。基本调度之后，让他们自由发挥，不像之前那样，会说我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我发现，这种方式会让他们演地很舒服，有了一些超出我预期之外的表演。

今年，久美成列执导电影《藏地白皮书》开机，该片由万玛才旦编剧和监制。这部公路电影的拍摄，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再一次回到拉萨后，去往西双版纳，经历了二十多次转场。这代表着，每去往一个新的地方，需要重新布置，重新感知它，非常有挑战性。从 4 月 20 号开始拍摄，一直到 6 月 18 号结束，这中途，经历了父亲的離世，但剧组和导演并不能停。

久美成列告诉我，拍电影的过程中，会更理解自己的父亲。

“我会理解，他为什么会在生活、在工作中，这么细心、这么一丝不苟。因为，父亲作为导演，不只要考虑创作的问题，剧组里的大大小小的事，也要照顾到。正因为他是这样，他的作品才会呈现一个非常优秀的状态。他的朋友们也很敬重他、关心他、疼爱他。”

我们的采访结束了，久美成列不想谈論父亲的離世。这是夏天的一个上午，透过手机，我感觉到这位二十六岁的导演，还保有一种少年般的声音，语气也基本是平静、镇定的。但不知道是出于一种我的恍惚，还是我的一种想象，当我回听录音时，却感受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情绪，传递到了我身上，让我感到了一些悲伤。

谈到小说和电影时，久美成列说过，父亲会通过作品呈现自己，是一个不会把内心想法过多流露出来的人。我想，久美成列也是这样的人吧。

这让我联想到了一本书，《遇见万玛才旦》，这是一部围绕着电影进行的访谈录。这本书的最后，是在 2015 年，作者去了万玛才旦导演的家。她刚好碰到了十八岁的久美成列，两个人谈起了电影。这篇的访谈，最后如此写道：

万玛才旦结束与那个记者的采访，走回来了，久美成列不太好意思在爸爸面前” 班门弄斧 “，我们就结束了交谈。

END

写于 2023 年 7 月，该文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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