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学界院士见闻之四：袁业立院士的“三严”题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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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学界院士见闻之四：袁业立院士的“三严”题词（中）

作者：万振文

我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学习工作期间，门厅左侧庄严地悬挂着三行浮雕题词：

“严谨的科学态度”、　　“严格的科学作风”、　　“严肃的科学思想”。

袁业立院士的“三严”题词（上）(XYS20150913)发布后，海洋一所曾有人给我写信，大意是说，“三严”题词就是题词，题词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不要过分发挥。他希望我回答，为什么要搬出“三严”题词来说事，意欲何为，居心何在。

我们都是父母生养的，并且也在做父母。中国人都尊老爱幼、尊师重教，我也在做师长。袁业立先生年届八旬，贵为院士，是我20年前的博士导师。有何积怨纠结20年不能释怀吗？有理由会无中生有抹黑非议他吗？？

我记忆中的袁老师有许多慈父般的亲切印象。1997年我在北京玉泉路的中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有一天接到王俊勤的电话，他叫我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去。那是第一次在青岛之外见到袁老师，他比在研究所内要亲切随和得多。咱们仨轻松地闲聊了很长时间，比以前在研究所内一年多时间聊的还多。完后袁老师说，如果研究生院的规定许可，王俊勤和我都可以在他的客房过夜，早上返回更方便。双卧套房，有大沙发，睡下三人没有问题。后来还有好几次公务出差，他都让我住他的套房。乃至2001年我们到韩国汉城参加NEAR-GOOS会议，都是住同一套客房。所部东迁之后，他让我的办公桌安放在他的院士公办套间内，已致于全所的年轻人都恭敬地叫我万师兄。袁老师也是一个会在细微处为他人着想的人，夏天开空调时他会站到炎热的屋顶阳台上去吸烟，只有我不在时他才会毫无顾忌地在办公室内吸烟。

当然，袁老师也是人，也是父母生养的，在父母眼里也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孩子。我见过袁家太夫人，亲耳听她说过：“业立也就会他那点东西，其它玩的都不怎么会，朋友往来也不多，媳妇也处不好”。那是2000年的春天，有一天快下班时，袁老师有些为难地对我说，他有个亲戚要到青岛来，他答应接待，但忘了还有一个重要会议必须离青，要麻烦我帮忙接待一下。我以为他是怕麻烦我而为难，忙说这不算个事，不麻烦，不麻烦。次日凌晨，我和司机小笪到火车站接上一对七旬左右的夫妇，然后到栈桥附件的太平路（？）接上袁家太夫人一同去麒麟宾馆。袁家太夫人和南京来访的客人夫妇可能是姑侄关系，很亲切，闲聊中有些抱歉地说：“他总是忙，说快要退休也闲不下来，还要麻烦小笪、小万同志”。亲戚大概是袁老师的表姐和表姐夫，多年没见面，相约来青岛好好聚聚。表姐有些失望地说，她和丈夫都是退休多年的人，要是忙得不方便见面，改约一个时间就行。袁家太夫人抱歉地说，前段时间另一位亲戚来青岛也没捞到和袁老师聚谈很长时间。接着她苦笑地说：“业立也就会他那点东西，其它玩的都不怎么会，朋友往来也不多，xifu也处不好。他不要玩，也不要休息，整天就那点东西”。

现在我却要评论，“就那点东西”还有部分是假的，于心不忍。中国学界有山头，有帮派，有江湖；美国、日本、欧洲也有，大同小异。欧、美、中三地我都工作过，学术江湖都能感受得到，干嘛还要打破惯性，犯江湖规矩？袁院士的学术是真的假的，这事轮不到我说呀。

乔方利在《科学中国人》2005年12期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海洋环境预报理论和数值预报模式取得重大突破”（http://pan.baidu.com/s/1dDz2aul）。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重大突破”，第一段就出现了“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海浪 - 环流耦合理论”、“在国内外迅速引起强烈反响”、“ 该成果属于原始自主创新，处于该领域世界领先水平”，但他后来却诡辩说他从来都不喜欢夸大其词，不喜欢媒体语言，似乎那篇署名文章不是他本人写的。2006年更是铺天盖地报道“震惊中外物理海洋界”的成就，报道员就在乔长官麾下。2009年我无意中发现这个学术玩票现象，直觉有些反感，忍不住在新语丝化名辛海子发帖批评。2009年以前我和乔长官没有深仇大恨，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过节。我只是直觉有些反感，没多思考就发了一个呛声的帖子。那时我以为主要是海外的华人看新语丝，我发帖的目的是批评讽刺这类学术玩票现象，没想到那时新语丝在国内学术圈已经很热门。没想到在国外新语丝上发一个帖国内会有那么多同行关注，更没想到乔长官学术玩票被人呛声还敢浑搅反扑。不知这小哥是骑虎难下还是利令智昏，竟然疯狂地浑搅反扑，以至2009年新语丝中有关乔长官的论战多达数十帖。

我儿子14岁（2014年）之前在青岛生活，因此我每年都要去青岛看儿子，自然都会去海洋一所去玩，每次都会礼节性地拜会袁老师。2010~2013年，每次见到袁老师他都会或明或暗示意我要帮帮乔方利，不要拆他的台。2014年袁老师怒不可遏，先是指派郑全安告诉我，他们知道是我在“蓄意”拆台。后来通过黄锷院士传话说，他希望与我“讨论”。其实我每次见他，他从未有过要与我探讨乔方利遭批评的学术问题的意图。那次通过黄锷院士传话后，我如约去见他，他却卸下慈父般的笑容，怒不可遏地训斥我：“不要指点江山，指点得太过分了”！其变何故？

2013年和2014年我都有两周左右的学术交流的名义访问青岛，接待单位离海洋一所不远，安排我住蓝海宾馆，靠海洋一所很近。2013年乔长官决定开恩解禁，招待我和董长明（刚从美国回来）吃了一次午饭。饭后乔长官告诉我如果愿意回来做学术报告，告诉他就行。学术江湖中熟人同行之间互相邀请做一个学术报告是家常便饭，但我这口家里的便饭总吃不上（私人招待除外）。是不是因此我就怀恨在心，决定拆他们的台呢？

2004年初我从美国回来，袁老爷子盛情邀请我留所工作，我却决定要离开海洋一所去厦门大学工作。袁老爷子觉得很没面子，大发雷霆。我2004年4月去厦大之前，亲自到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看望他，告知我的去向，感谢他挽留的盛情。大约是2004年的5~7月份我有一次回青岛开会，与于卫东说好回所做一个学术报告。于卫东安排好了，学术活动的通知也在门厅里发布了，后来忽然通知说是老爷子发脾气，不让做了。此后尽管袁老爷子来厦大参加活动当众人的面说来厦大的目的之一是看望小万，我在一所外做学术报告时他也破例坐过堂，2009年前我每次回一所拜访他时似乎余怒已消，相谈甚欢。但是，在一所二室自从袁老爷子宣布取消我2004年的学术交流活动之后，直到2013年乔长官解禁请我做学术报告之前，没人再敢邀请我做学术报告，尽管我在青岛其它海洋科研机构乃至于一所其它研究室都受邀做过学术报告。

2013年乔长官邀请我做学术报告，他说他要先送黄锷院士去机场，让我按时开始。海洋一所科研楼顶层的学术报告厅的确比较拉风，我一方面是有些即兴感触油然而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乔长官不在场，在座的都是我不认识的小字辈，我有点信马由缰活跃一下气氛。我说现在到处都悬挂创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所的横幅，楼下拉着创世界一流海洋研究所的横幅，其实我访问过美国的WHOI、英国的PML、德国的BSH和韩国的KORDI等等这些世界一流的海洋研究所，对比发现诸位在坐的这个学术报告厅已经是世界一流。咱们要更自信一点，已经是世界一流啦。我说咱们不仅硬件上世界一流了，而且人文环境的软件也跟上来了。现在所里学术气氛比以前宽松，乔副所长就比蒋总统经国先生还要更开明，老蒋先生宣布戒严38年之后小蒋先生才敢宣布解禁，袁所长宣布对小万学术戒严而乔副所长9年之后就宣布解禁。那次我讲的题目是“一个不成功的研究案例”。研究结论已经整理成论文投稿了，评阅人反馈的意见是major revision，按惯例如问做答就可以发表。但是，我自己发现数据处理方法隐含较大的系统误差，排除误差之后结论与初期不同，不支持新的发现，因此决定放弃处于major revision阶段的论文稿。作为分享一个不成功的研究案例的经验，我讲了当时我和合作者如何对结果感到兴奋，而后又是如何发现方案存在问题的，最后总结一项研究结论的成立要经过多角度检验论证。讲的过程中乔长官进来了，以为抓住了我研究不能自圆其说的把柄，咄咄逼人地发问，整个一出演鸿门宴的气氛。没想到我前面交代过这是讲一个不成功的案例，主题是讲急于肯定自己在学术上是危险的。至于这是不是导致2014年他们要愤怒地与我摊牌的原因之一，我无法确认。

2014年我照例先礼节性看望了袁院士，接下来的几天里先后在海洋遥感室和海洋物理室交流，与老同事闲聊。在遥感室我看到年轻的学者还在摆弄将近二十年前袁院士“发明”的所谓SAR影像探测海底地形的活计。我不知道年轻是故意为了扯幌子讨生活还是对前人的方法不理解，我就提醒他们无论是谁提出的方法有怀疑时都要亲自验证，对院士发明的理论和方法要像对待毛泽东思想一样，坚持在实践检验中发扬光大。在遥感室和物理室，我的报告题目都是“科技论文结构的内在规则和潜规则”。我主要谈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我说我去美国之前没有听到身边任何人讨论过论文结构，比如材料和方法如何设计，根据“结果”来形成“结论”前要做哪些方面的讨论。我说去美国之后才看到同事之间非常乐意讨论，才慢慢意识到了论文的结构看似很简单，其实就像下棋的规则或者律师文书的格式，每一个局部调整一下，其它结构都要相应地调整。

2013和2014这两年我在海洋一所的上述交流活动袁院士都不在场，但都有他的研究生在场。至于这是不是导致袁院士先后叫郑全安和黄锷院士传话并且最终当面愤怒地与我摊牌的原因，我无法确认。但能够确定的是，除了上述交往，我并没有与袁院士和乔长官有其它交往。我想说明的是，2004年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在心里已经彻底认清了袁院士和其他大部分院士一样，仅仅是一批学官，学术界的小官僚而已，他们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操守好的也不过是自行车修理工有造登月机的情怀，渣的就不屑说了。尽管有这些也许是不正确的认识，但我从未在公开场合甚至私人场合都没有表露过。毋庸置疑，我选择离开海洋一所去厦门大学工作，这在客观上就是对袁院士兼所长营造的学术环境的评判，这些客观矛盾是我无法回避的。2013和2014这两年我在海洋一所的上述交流活动，如果传到袁院士耳朵里去，他会认为我在“指点江山”，拆他的台，我都可以理解，但当时绝对没有冲着他去的故意。郑全安传话给我，一方面说乔方利的工作得到了大量的验证，说我否定人家的工作是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说，到处都在造庙塑神，问我废神砸庙能不能砸出一个无神论的世界。

2014年袁院士愤怒地对我说“不要指点江山！指点得太过分了！！”。然后用手指指着办公室门口，示意我滚出去。随后我发了《对乔方利“震惊中外”的成果的专业点评》（XYS20140923），指明所谓“震惊中外”的成果实质是一包垃圾。其后包括《国际学术界评审乔方利震惊中外的学术成就》（XYS20170728）和《乔方利了断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成就》（XYS20171011）两文的系列披露已经把袁业立院士和乔长官这对学术票友玩的是啥玩意说清楚了。此文希望学术江湖中人看清袁业立院士是如何从后台走上前台来的，是什么刺激了我这个异类决定藐视江湖规则。

(XYS201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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