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大白:从暖心大白到“白色恐怖”,防疫权力将伸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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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一个无情的扫码机器,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脸。”

端传媒实习记者 谢里 于霁 叶白 记者 辛克林 苻坚 发自新加坡 2022-09-08

2022年5月26日,中国上海,穿保护衣的消毒人员为同事调整口罩。 摄:Ming De/Feature China/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5月26日,中国上海,穿保护衣的消毒人员为同事调整口罩。 摄:Ming De/Feature China/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编者按】上海封城的悲剧仍在重演。8月,三座热门旅游城市——海南三亚、新疆乌鲁木齐、西藏拉萨——先后爆发疫情,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软封城”措施,曾仅见于一二线城市的核酸检测点,兀然出现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随后,疫情蔓延至四川成都、广东深圳、贵州贵阳等数十个沿海和腹地城市。

诞生于疫情初期的“大白”,从居民歌颂感谢的对象,成为居民反抗防疫措施的冲击对象。“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自戕式的愤怒与决绝,并无力撼动当局清零的决心。从健康码、行程码到核酸常态化,面对致病性越来越弱的Covid-19病毒,为巩固虚幻的抗疫胜利叙事,中国政府正以牺牲经济和民生的代价,将所有人拖入疲惫和荒诞。

刘力峰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了。这是刘力峰第一次摸到实体的白色防护服,一股新鲜感涌上身。不过,没人教他穿配白色防护服的步骤,他盯着不远处的医护人员,一边上网搜索注意事项,按部就班变身“大白”。他先在场地内消毒,用酒精消毒凝胶清洁双手,戴上口罩和帽子,将身体装进白衣,最后再套上一层手套、鞋套和护目镜。在白色防护服内,一呼一吸都变得不同,面罩因水气凝结起雾,让人看不清手机屏幕。2022年3月,上海卷起凶猛疫情,刘力峰作为一名选调生公务员,在年初刚被派到浦西(注:上海核心地段,广义指黄浦江以西,是政治、金融、文化等重要区域)驻村基层锻炼。穿上白色防护服后,他负责协助核酸采样,扫描采集信息,日日与居民见面。有时,附近的居民会认出面罩后头的刘力峰,和他打招呼。更多时候,是刘力峰认不出别人,“我像一个无情的扫码机器,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脸。”“大白”,诞生于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彼时,特指身穿一身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也是白色防护服的代称。由于全白、隔绝式的防护服鲜明、直观,穿上大白便意味着站在抵抗病毒的前线,民间和官方都不约而同用“大白”描述防疫人员。在疫情初期,一般只有医护人员会穿上大白。随着防疫政策层层加码,白色防护服内装着的身分也变得多元:政府公务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警察、从社会招募的志愿者、雇用的安保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大白”。一开始,大白是抗疫的精神象征。人们对大白态度亲切,抱有寄望,积极配合大白的防疫工作。被严苛的防疫政策束缚逾两年后,大白与市民的冲突愈发频密地出现在公共视线中。有大白强行进入确诊者家中消杀,往私人物品、家私和冰箱喷洒刺鼻的消毒液;在街头,有宠物因主人被确诊,遭大白拍打致死;有人因在封控期间私自外出,被大白逮住削发,以示惩戒⋯⋯

疫情覆盖超过1000天,更多的人成为了大白,更多的权力也握在了大白手上。

2022年1月,刘力峰硕士毕业半年,以选调生公务员身分调任到浦西的村委会。按照安排,刘力峰将在村委会进行一至两年的基层锻炼。他把这份工作比喻成“体制内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初来乍到,他参与了工作培训、熟悉村里的情况,也参加党建活动、走访慰问和安全巡查等。三月前,防疫工作尚属轻松,例如疫苗接种,或当楼栋里出现密切接触者,他便协助卫生部门做排查和健康监测。

没想到,新型病毒攻破上海。刘力峰回忆,上海疫情刚刚爆发时,气温偏凉,穿上防护服不算闷热。但由于防护服全封闭,穿戴期间不能饮食和上厕所,仍充斥了不适感。每天经过四次消毒后,脱下防护服,刘力峰会突然被疲惫包裹,他的脸和手腕布满勒痕,手也起皱皮。

变身大白后,刘力峰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做核酸时采集信息。他意识到,穿上防护服时,自己的身分被暂时剥离,防护服代表了一种危机时期的需要,“穿上以后也会注意一点,觉得自己有职责在身。”只有脱下一身白衣,下班归家,才能回到生活中,与邻居打招呼和闲聊。

以刘力峰所在的村为样本,防疫人员主要由三类人群构成:第一,是镇上的卫生服务中心派来的医护人员,负责核酸采集;第二,由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实行“就地转化”,全员参与前线防疫;第三,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宣传招募居民志愿者,还有村委会的退休人员、工作人员家属等。大多数社区的防疫人员构成也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就地转化”在中国的基层防疫策略中是一种普遍的机制,往往反应迅速且具有强制力。在今年与上海几乎同时爆发疫情的吉林省,就采用“下层干部到基层报到”的政策,要求政府直属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到社区参与防疫工作。不过,反响未必符合动员预期。吉林一位街道办(注:乡镇一级行政区街道的管理机构)工作人员透露,疫情之初,来社区报到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并不多。直到后来,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采取通报处分的措施,才多了些人,“他们是迫不得已来社区参加。”

除了就地转化,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参与了志愿者的工作。住在上海的李书婷,原计划在夏天硕士毕业后前往法国升学。在封城前夕,她以为只会短暂封控数天。李书婷无法忍耐无聊的居家生活,为了多抓住一点外出的自由,也为即将离别的城市作一点微小的回报,她通过街道办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成为了志愿者。

在大规模的疫情封控期间,临时志愿者的招募流程和标准各异。李书婷先在上海志愿者网实名注册,确认身份后,填写问卷等待筛选。问卷内容包括学历、工作背景和疫苗接种情况等。被选上的志愿者,由街道分配到不同社区工作。

社区也会自行招募志愿者。20多岁的陈澄是一名图书编辑,在上海生活,居家工作期间收到居委会的“邀请”。居委会联络社区内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轮班帮忙,协助检测核酸、搬运物资等。这是陈澄第一次经历大规模封控,她没多思虑,立马答应了,“最开始疫情在武汉,你在远方看着,会有一种干着急的感觉,感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当事情发生在身边,你就会想,是不是能帮上一点是一点? ”

2022年5月7日,中国上海,一名穿保护衣的义工在封城期间为居民剪头发。

2022年5月7日,中国上海,一名穿保护衣的义工在封城期间为居民剪头发。摄:Yin Liqi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白色防护服)都是为了防疫工作。陈澄听说,有人跟居委会套近乎,拿到一套白色防护服,偷偷溜出去办私事。“你穿上大白,跟关在那里的居民是不一样的。它就像一个通行证,这个感受是很普遍的。”陈澄说,“你怎么对待它(大白)、怎么去用它,这是很见仁见智的。”

在深圳参与防疫工作的政府职员柳桥告诉端传媒,在体制对外的宣传中,公职人员、社会招募的志愿者、保安等安保人员,这几类人都被称为“志愿者”,有时出于宣传需要,会单独把下沉干部拎出来称呼为“党员志愿者”。这些人大部分时候只需要普通著装,在进入有感染“风险”区域时才需要穿白色防护服,也因为被普通居民称为“大白”,两个名称各有语境,但志愿者与大白,基本上指向的是同一批人。

从“暖心大白”到“白色恐布”

张丽琼感到割裂,往日相处友善、温和的居委会工作人员,竟在封城期间面目全非,主动带着警察找上门。“他们不穿大白衣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正常的。”张丽琼心想,或许因为面容被遮挡,无法再平等交流,“他们的权力是这个系统赋予的。 一个东西被赋予太多神圣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义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拿这个作文章。 ”

上海封城不久后,民间持续两年的抗疫疲劳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新增病例持续高涨,物资分配的疏漏,防疫人员与居民冲突不断,让旧日备受吹捧的“精准防疫模范生”神话破产。在望不到尽头的清零战场,市民和防疫人员的摩擦如雪球般越滚愈大。

四月初,上海居民张丽琼的社区突然出现两户阳性病例。担心疫情扩散,张丽琼室友在微信群组发信息,号召社区其他住户不要下楼聚集做核酸,亦要求医护人员到每户人家单独进行采样。不少居民纷纷支持这个做法。

没想到,穿着大白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冲到张丽琼家门外,哐哐用力砸门,破口大骂,大声喊出屋内住户的个人资讯。张丽琼向门外的大白表示自己正在录音,对方只好作罢,骂骂咧咧地道歉并作出退让,“你们做核酸是个人的意愿,不做的话后果自己承担。 你们这些小年轻不要在网上乱发那些东西,知不知道?”

时至五月初,张丽琼室友已多次没有下楼做核酸。这一次,找上门来的队伍更庞大了。“一共十个大白,警察、街道、居委、志愿者全都来了。 两个警察和居委会的人进了门,我一个女生根本挡不住。”张丽琼气愤又无奈。后来,警察通过联络房屋中介,让中介通知张丽琼的室友做核酸,居委会工作人员还吓唬他们,“以后说不定不做核酸就是犯法了。 ”

这并非单纯的吓唬,2022年8月20日,海南省陵水县行政拘留了两名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居民,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9月1日,江苏省南通市立案调查一个连续五次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居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发文批评这类处罚,她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的情况是“紧急状态”下,而地方政府无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张丽琼感到割裂,往日相处友善、温和的居委会工作人员,竟在封城期间面目全非,主动带着警察找上门。“他们不穿大白衣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正常的。”张丽琼心想,或许因为面容被遮挡,无法再平等交流,“他们的权力是这个系统赋予的。 一个东西被赋予太多神圣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义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拿这个作文章。 ”

民间对大白的观感逐渐降温,不再如疫情初期那般。今年三月,网络流传为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员跳舞、以表感谢的片段。有的片段出现在学校,学生在操场为大白跳舞;也有身穿红衣舞裙的女士,在公共场合为排列整齐、站得笔挺的大白起舞。这些画面让不少人感到反感,人们批评这是让大白罚站、变相摆拍,大搞形式主义,其出发点仍是不要给大白添乱。

五月,浙江一所医院的核酸采样点,布置成土地庙的场景,屋内摆放了一个大白端坐其中,并附上对联“同心抗力扛疫情 大智大勇保平安”,横批为“康祥采样”。网友感到不安,认为这是在神化大白。“大消杀运动”也在多地兴起。穿上白色防护服的人员以防疫为名,强行进入居民家中消毒,有的甚至采取了撬门、翻窗入室等蛮横手段。然而,在官方口中,“入户消杀”却是“防控重要一环。”

5月11日,网络流传一则短片,一位居民称自己是阴性、拒绝被转运集中隔离,一位身穿白色防护服、胸前贴有“警察”标志的人士喝斥道:“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位居民脱口而出:“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则一分多钟的片段在网络激起千层浪,引起青年世代的共鸣。

当行政化盖过专业化

在庄琦看来,清零政策下基层防疫人员已经疲于奔命,“现在是纯疲惫,没有技术性的。”一个社会若要与病毒共存、且要压低死亡率,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制定专业化服务,才能实现精细化治理。

一些看似机械、重复的防疫工作,运转起来远不如想像中有序顺畅。

刘力峰解释,在疫情期间,封控资讯需要接收到上层卫生机构的消息才能公布,具体的管理措施也得等待上层机构慢慢制定,再能逐步向下传达。这意味着,前线的下层工作人员只能被动等待。同时,为了避免“网上一些断章取义的误解和舆论”,在发布消息时,要谨慎地用官方口径解释。刘力峰说,居民时常得不到实时信息,便会认为村委会在隐瞒资讯,不少矛盾由此激化。

基层的防疫人员有如一块夹心饼干。

在刚刚落实封控的时候,医疗资源的分配成为火滚的矛盾点。许多慢性病患者或重大疾病患者希望外出就医,但被封控政策锁在家中,治疗被延误。刘力峰的村里也不乏这种情况,村委会在没有接获通知的情况下,便不能让患者出行,若引发冲突,就叫警察来调和。

除了就地转化的公职人员、志愿者等,警察也是大白群体的一员。警察的威慑力成为大白推动工作的润滑剂。刘力峰说,村委会工作的微信群组里,若出现言辞激烈、“看起来就要闹起来了”的场面,警察便会进入群组,“民警作为第三方解释,村民可能会更好理解。”

在吉林一个社区居委会工作逾十年的赵悦,对防疫工作中出现的资讯真空颇为无力。今年三月底吉林封控后,赵悦在办公室住了两个月。每天从凌晨五点,开始组织核酸检测,忙到昏天黑地,凌晨两三点才能收工。

对赵悦而言,不确定性是工作中的最大阻力。街道的物资总会杀个措手不及,就算到了下班时间,她也得帮忙卸货、搬运物资。如何转运阳性确诊人士和密集接触者,没有固定安排,经常需要等到深夜才进行。“每天来转运的人不一样,走的路线也不一样,具体什么时间能到我们这里,如果能提前半小时通知,已经很不错了。 ”赵悦说,有时得等到凌晨两三点,转运的车才开到,四点半又得起身准备天亮后的核酸采样。

2022年4月9日,中国上海,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为村内的居民完成核酸检测。

2022年4月9日,中国上海,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为村内的居民完成核酸检测。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赵悦的社区也不乏有在封控期间需要紧急外出的情况。有天深夜两点,一位居民敲响办公室的们,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需要出门去宾馆,“这也是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写一个说明,他才能出门。出门有通行的卡口,需要说明才能放行。”若有人需要前往医院做透析,也需要由社区联系,安排专门接送去医院的车;有人需要买药,因为街上有卡口,也得通过社区帮忙。

政治学博士庄琦今年3月至5月在南方某省份担任防疫志愿者,足迹遍布多个社区和街道。庄琦认为,整体而言,防疫志愿者的人手是不缺的。但工作效率却被累赘的行政手段拖累。

他观察并对比两个邻近的国企单位小区。小区A经历了士绅化和中产化,引进物业管理,物资配送基本没问题。在小区B,出现了志愿者被多头管理,协调能力很差的情况。小区B的防疫工作由国企的志愿者“下沉”担起,更熟悉社区运作的街道和居委会无法指挥、调动这些来自国企的志愿者,“因为它不是一个建制(系统)的,”庄琦解释,“居委算什么?街道算什么?你是国企派下来的人,需要处分也是国企来处分。最后物资就送不上去了。”

在防疫工作中,相比于盲目投入人海战术,专业程度更为重要。庄琦以社会工作为例,广州在封控后,能很快掌握当地有多少失能的孤寡老人、精神疾病患者等,“广州的社工有很多经验是学香港的,”庄琦说,“因为社工一直跟进个案,手上有一套名单。”不过,庄琦也困惑,上海同样是社工经验比较发达的城市,但在上海封城水深火热的期间,却没有发挥出这一优势,许多老人在物资、心理甚至医疗上都得不到及时的支援。

“广东的社工一开始是复制香港模式。早期社工还不完全依靠政府资助时,还有NGO性质的运作。”庄琦说,现在社工被收编到高度行政化的体系,“社工变成行政工作人员。”原因是,现在社会工作由政府购买服务,“尴尬之处在于,街道购买服务,社工能不能做自己专业的事?比如出去做个案、小组、家访、定点人群服务,完全取决于街道如何看待社工,有的高度行政化,当你是办事人员。”有社工向庄琦表示,过去两年几乎没做过小组和个案,基本都在防疫。

在庄琦看来,清零政策下基层防疫人员已经疲于奔命,“现在是纯疲惫,没有技术性的。”一个社会若要与病毒共存、且要压低死亡率,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制定专业化服务,才能实现精细化治理。“比如居家隔离,药品得怎么供应,有长期病患的人怎么和确诊人士做区隔,医院怎么安排⋯⋯”庄琦指出,这些细节都需要有很好的设计,需要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运动式的志愿服务

在清零政策的规制下,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资源和人力的使用,有些(防疫)手段甚至只是一种表演,“我有什么手段可以用就用,比如在大街上消杀,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就很多。”一旦防疫运动常态化,“原本的短跑就变成马拉松,你得不断跑下去。”

志愿者的日常工作琐碎,每天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若当天社区需要做核酸,志愿者会负责登记居民信息;社区需要做抗原检测了,志愿者便挨家挨户上门分发试剂盒;有物资或快递抵达社区,志愿者得帮忙搬运送抵居民门外。

“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等,”这是李书婷最大的感受。有一天,她穿配好白色防护服后,便从上午9点挨到下午1点,没事做,只好脱掉防护服吃午餐。一套防护服可以穿6小时,“感觉整个上午都白穿了,”李书婷说。

疫情程度和与居民接触的密切程度,决定了志愿者会穿哪种防护服。涉及核酸采样的志愿者,需要穿上大白,负责维持秩序或搬运物资的人,则会穿上薄薄的、防护服较弱的蓝色防护衣。在社交平台,穿着蓝色防护衣的人被叫为“小蓝”,有志愿者甚至戏称小蓝为“防弹衣”。若一个社区的阳性确诊个案太多,全部人都需要穿上大白。

2022年6月1日,中国上海,疫情缓和后,市内解封,一名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人来人往的车站看守。

2022年6月1日,中国上海,疫情缓和后,市内解封,一名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人来人往的车站看守。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在中国大陆,志愿者属共青团下属管理。在疫情之前,例如创建文明城市这种国家级的活动,便会动员志愿者参与。庄琦回忆,他在2010年左右做志愿服务时,还是用一个手写的小本子认证、盖章。逐渐的,志愿者服务也纳入数字化管理,你的志愿记录存放在那个小小的二维码内。每天开始志愿服务时,先扫二维码,结束时再签退。

“志愿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官方想通过这套东西替代公民社会,要把这种志愿服务完全建制化。官方要主张一套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价值,大家都过来服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庄琦说,“现在有了这套数字系统,能够很好地推广,结合青年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来做这套东西。”

升级数字化管理的志愿服务,逐渐与校园奖学金、入团入党捆绑,成为中国年轻人绩优系统的一环。原本应该秉持自主的志愿活动,变成社会治理的一枚螺丝钉后,越来越“卷”。“有些大学,党员必须一学期达到24小时志愿服务时长。学生要显示出自己更积极、更热烈、更投身于社会服务,肯定得尽量多做。”今年庄琦做防疫志愿者时,观察到有的大学生会大老远跨区,到他所在的社区做志愿者,那些学生说“只能报名到这里了”。

“志愿精神本身是自主的精神,实际上却与数字化系统、个人的激励和国家动员,三者勾结在一起。”庄琦指出,“(防疫志愿者)不缺人,根本是抢着做。”

不过,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岗位不是总能得到热烈回应,尤其在资源更为紧缺的城市。上文提及的吉林省街道工作人员说,在封城期间,自己所在的社区只有三名固定的居民志愿者,但需管理2000多户没有物业负责的居民。因此,社区的志愿者团队大多由就地转化的基层干部组成。当防疫工作成为强制要求后,约有80位基层干部来到这个社区,“我们有十几个网格员,再把这七八十人全部编排起来,勉强够用。”

网格员

全称网格管理员,是中国地方政府实施网格化管理、社区治理的具体事务工作人员,不具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身分,即无编制。网格员日常工作与居民直接接触,事务职责繁杂,薪资待遇低,人员流动较大。

这位街道工作人员留意到一位邻居,疫情爆发后每日早出晚归。他以为邻居工作忙碌,对方说自己正在另一个区做志愿者,负责在路上站岗,一晚收入能有200元,“咱们这区一分钱没有,我不可能在这做志愿者。 ”

许多人本是出于公益心,或抱持疫情尽早完结的心态,热心加入志愿者队伍。但在看不到尽头的疫情中,他们的好心被一点点消磨。庄琦遇到一些民营企业家,因为疫情没生意做,闲着来当志愿者,“他们实际上真的想帮忙,想把事情做好,会提很多意见,例如做核酸的桌子应该怎么摆放,”但这些热情的提议未必会被接纳。

在防疫志愿者的工作中,不时还得接住被量身订制的分外之事。得知李书婷是新闻学专业出身后,街道询问她是否愿意做宣传工作。李书婷感到荒谬极了,不想成为唱赞歌的喇叭,“志愿者是在封城时帮忙的。(宣传)这事又不急,为什么要做?”

李书婷尝试拒绝,但最后还是被要求拍照记录。有一次,一处教师公寓的居民排队做核酸,李书婷站在不远处拍照。一位女士走过来生气地说,“小姑娘年纪轻轻,不要为他们做歌功颂德的事。他们有什么理由让健康人一遍又一遍地出来做核酸?”李书婷尝试问对方的想法,被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把拦下。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打圆场,“你别理,她就是脾气怪。”

从事图书行业的陈澄也有类似的苦恼。在临近志愿工作结束前,陈澄被社区里的其他志愿者阿姨拉到一旁,大家商量着要给居委会主任写表扬信。在其他人眼中,陈澄是大学生,有文化,自然得担起重任。陈澄以忙碌为由,拒绝了这个提议。

“我觉得特别恐怖的是,那时所有事情还没有真正的结束,就已经开始想唱赞歌。”陈澄感到不解,“明明是你自己的正常生活被扰乱,然后被强行拉入一种新的秩序,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你还要反过来谢谢他们。”

2022年5月31日,中国上海,封城期间,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在一辆货车上休息。

2022年5月31日,中国上海,封城期间,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在一辆货车上休息。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在庄琦看来,志愿服务属于运动式治理的一部分,官僚系统通过群众动员调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性,“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在清零政策的规制下,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资源和人力的使用,有些(防疫)手段甚至只是一种表演,“我有什么手段可以用就用,比如在大街上消杀,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就很多。”一旦防疫运动常态化,“原本的短跑就变成马拉松,你得不断跑下去。”

“大白本身是系统内部或下沉的人,招募来的志愿者大白未必会成体系化,但对人心是有塑造的功能。”庄琦说,“如果这三年都做这种事情,最后会不会影响到你和社区中其他人的日常交往?”

运动式远去,常态化来临

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后,半年间一直维持高频率的常态化全民核酸,即24小时至72小时一次。在深圳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柳桥,刚刚经历了9月3日至4日的“软性封城”。他总结,相比于半年前靠公职人员和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人海战术的方式,现在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常态化模式。

志愿者的生活没有展开多久,李书婷居住的楼里出现密切接触者。她被封锁,无法再外出。李书婷记得,四月某天夜晚,整栋楼的居民都下楼做核酸检测,那时仅有一户人家确诊。那天做完核酸,至少多了五户人家呈阳性。李书婷也感染了病毒,她认为群体性聚集的核酸检测是罪魁祸首,为了消灭病毒,却扩大了传染面。

与许多人一样,李书婷在确诊后没有马上被转运。她年轻,身体底子不错,在家隔离期间很快恢复健康。检测结果转为阴性后,防疫人员终于上门来,把她运到方舱医院。隔离期间,李书婷发现方舱内的志愿者也有人被感染。她的手机上还留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发来的文字通知,“你有权知晓,对于不转运的阳性个人,外区已实行永远红码,永不摘帽,下一步全市可能执行此项规定。 ”

李书婷在上海生活了六年。封控后,她决定在夏天提早离开,飞往即将升学的国家。她感到彻底的失望,“反正不会再回去了。”航班中转落地,身边的人们纷纷欢呼。李书婷觉得自己搭上了一架时光机,一觉醒来,“回到了没有口罩的正常世界。”

经历上海封城后,刘力峰度过了两个月堪比996的高强度抗疫工作,他说那是“实实在在有益”的事,“我扫的每一个码是能够服务到大家的。”网络上对防疫政策、蛮横执行的批评声音,没有打击到刘力峰的乐观,“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说法‘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可能当我们身处疫情中,有时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做,觉得麻烦,群众会骂几句。不过宁愿听到群众不理解的骂声,也不要听到失去生命的哭声,因为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他说自己仍相信国家,“希望国家能根据疫情形势,研判出更好的防疫办法。经济尽快复苏,大家生活更加舒心稳定。”

2022年5月23日,中国上海,封城期间,防疫人员穿上保护衣在街道上巡逻。

2022年5月23日,中国上海,封城期间,防疫人员穿上保护衣在街道上巡逻。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封控和封城的日子可以结束,但防疫和被防疫的人仍在不停运转。

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后,半年间一直维持高频率的常态化全民核酸,即24小时至72小时一次。在深圳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柳桥,刚刚经历了9月3日至4日的“软性封城”。他总结,相比于半年前靠公职人员和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人海战术的方式,现在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常态化模式。

“现在主要由处级干部带队,科级干部带小队,再配一名最低级别的公务员负责写材料。实际参与工作的是物业公司或保安公司招聘的大哥大姐。”柳桥说,真正由居民参加的志愿者已经很少。

现在当社区有很多人感染时,政府会先对接一家保安公司,招募、安排现有的保安,“搬运物资,搭建水马,看管楼栋及出入口,巡逻。”柳桥解释,等医务人员到场,配合他们上门检测、消杀的则是政府自己的工作人员。

柳桥估计,半年前深圳封城时,志愿者里保安和政府职员的比例是 5:5,如今达到 3:7 甚至 2:8。“现在已经是产业了。”他说。

核酸检测已成为新常态,不少志愿者却得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赵悦失去志愿者的帮助后,工作量猛地翻了三倍。但她也理解,总要依赖志愿者也不是办法,“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天天这样,谁也受不了。”

踏入九月,全国逾30个城市需要封控,估计约6500万人受影响,寸步难行。在静默中,无论是包裹着大白的人,还是挤在细长核酸队伍的人,人们的情绪值有如一锅逼近煮沸的热水。

9月4日,颇受年轻人青睐的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用户发布了一张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士的相片,配文写到“帅气的大白”,贴文附上hashtag“共同抗疫”。留言说:“不穿这身或许更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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