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病毒和禁足，我们该离开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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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病毒和禁足，我们该离开中国吗？

作者：FRANKIE HUANG　　2020年2月7日纽约时报

上海——距离武汉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被封锁已经过去了两周，在此期间，我和我的丈夫在500多英里外的上海公寓里，也同样按照当局要求闭门不出。

随着禁闭的日子缓慢消磨，我们不再换下睡衣，每一天的界限也不再分明。每天早上，我一睁眼就会拿起床边桌上的手机，仔细阅读最新消息、新的死亡人数、新的确诊病例、遏制冠状病毒蔓延的新措施，还有新的猜测。但一切都感觉离我在23楼的公寓很遥远。在窗户和墙壁之内，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我们就像舒适温室里的水培植物，靠输送的营养生长脂肪。每天，外卖员开着电动车送来外卖、杂货和水。每当我戴上口罩走出公寓大门，乘坐消毒剂味道强烈的电梯下楼，踏上去大堂拿货的冒险之旅，我都感觉自己很傻。我用钥匙的边缘按电梯按钮。这些预防措施就像是角色扮演，但我仍然在每次进门时尽责地洗手，低声哼着字母歌。

“我们要不要离开？”丈夫已经向我提过好几次这个问题了，每次都很随意，声音平静，小心翼翼掩饰着自己的情绪。我们都是美国公民，所以我们随时可以选择离开。

我们谁都不想成为婚姻中危言耸听的那个人，尤其是当我们还年轻、健康、离危害如此之远的时候。

“不用。对我们来说没那么危险。”

“也是。”

“说真的，现在去旅行才吓人。现在去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13个小时似乎是个糟糕的主意。”

“嗯。”

“再说，上海的情况很好。杂货店里商品充足，我们点的所有东西都能顺利送达，医院里也不拥挤。”

“对。”

“我们没事。我们是安全的。”

我知道，我如此渴望留下是不完全合乎逻辑的。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担心，催促我们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回美国，与这场蔓延的疫情相隔一片大洋才好。但我一直在想，当湖北省（武汉是其省会）的人们正面临医院人满为患、物资供应短缺、被驱赶和粗暴对待的时候；医务人员正冒着生命危险上前线的时候，我们有资格考虑逃离吗？在舒适的家里禁足几个星期真的是逃跑的好理由吗？

即使上海的情况可能变得没那么舒适，我们也并非束手无策。我们有几盒口罩、几桶饮用水、土豆和卷心菜、方便面、麦片和几块冷冻牛排。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像是城市老鼠的肤浅逻辑，你是对的。如果情况真的变糟，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仔细想想，我对这种新的致命疾病如此不当回事是说不通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过往记录，我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信任。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冷静。当我剥开内疚的外壳，就看到了暗处酝酿着的焦虑。和中国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具体概念，我完全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不知它会如何选择。但我们平民并不清楚全部的真相，哪怕真相是政府所要求的信任的重要部分。

在疫情暴发之初，当地媒体曾有几天时间进行了严肃报道，但随后，政府宣传机器半路杀出，以宣传正能量和维持秩序的名义限制公众所能了解的信息。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不要轻信共产党的喉舌，但当14亿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们还可能接受半真半假的信息吗？

此刻，我也感受到了其他所有中国人感受到的那种对死亡的原始恐惧，它让我们麻痹。我曾一度说服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这种幻觉迟早会被什么东西打破。

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发现自1月30日以来，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与确诊人数的比例每天都保持在2.1%。“神奇的病毒，还是个数学高手！”

盯着这些数字，我感觉我的脸在扭曲。我忘记了，每一条新闻都必须加以审查，用来巩固政权的统治。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仍不能免于这种令人筋疲力竭的活动，党永远都要赢。

它就像伤口一样刺痛，而这种疼痛让我清醒。

当千百万生命危在旦夕时，我非常希望能相信中国政府。我想要相信其决策是为了拯救最多的人。我想要相信实施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隔离——实际上牺牲了一个有5800万人口的省——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我想要相信每一个极端措施都会有回报，而不只是美化了的公关噱头。

我害怕这种惊惧。我不想面对事情可能变得多么糟糕，如果基础设施停止平稳运行，我们小小的舒适家庭禁足生活将会多么快地崩塌。坐以待毙的人即便养尊处优也还是坐以待毙，而我已经不再幻想这一切能善终了。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XYS20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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