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叶永烈和中国科幻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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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宗周先生

左林右狸频道按：

本文作者陈宗周先生系原中国科技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囯科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编辑生涯曾任《科学爱好者》编辑室主任、《电脑报》报社社长，现任《环球科学》杂志社社长，作为叶永烈同时代的科普编辑，与叶永烈生前有诸多交往。

本文原用名为《主力舰的沉没》，追忆了作为中国科幻文学旗手的叶永烈在所谓的科幻文学姓科姓文的路线之争被迫出走的往事，后者也让中国科幻文学的春天至少晚到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左林右狸频道想说的是，路线的争论无可厚非，但不扣帽子，不论资历，心平气和的讨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弥足珍贵，只有宽松的环境和湿润的土壤才能长出参天大树。

本文提到的钱学森对科幻文学发展的负作用，其实在中国人工智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弯路，这段故事在我们即将出版的《中国人工智能简史》里也会讲述。历史虽然有时会蒙尘，但总是会回归他的真面目。

纪念叶永烈先生，最好的方式是去阅读，去理解，去感悟他曾经的沧桑和曲折。下面，请各位邻里开始你的阅读，一起反思怎么发展我们的科幻文学和怎样更好地重视那些创世大才。

一、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2020年5月15日，是很多中国人悲痛的日子，这一天，作家叶永烈离开我们远行。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他为主力写作的《十万个为什么》，是老少咸宜的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科普作品。在很多家庭里，从爷爷到孙子，几代人从青少年开始，在这套书里受到知识启蒙，几代人的心中，对叶永烈有共同的记忆。

叶永烈的告别仪式， 6月1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温家宝、刘延东等读者送来花篮，他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这天是儿童节，而银河浩瀚无边，一切都含有深意，暗寓传奇。

是的，叶永烈是一个传奇。

叶永烈

当代中国作家中，像他这样创作领域如此广阔的，找不出第二位。科普、科幻、纪实文学、游记文学（他自称为行走文学）、纯文学，简单归类，他就是五栖作家，这还不算他工作过的科教影视领域。而他涉猎的每一领域，他都有过人的成就。他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几乎每本都是畅销书。一位作家，哪怕在上述一个领域有所建树，就可以安身立命了，而他，传奇性地在这些领域全都游刃有余。

他的著述之丰，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已经远远不够了。有人统计，他一生作品，字数在3500万以上。以写作60年计，一年四季每日不休，每天也要创作1600字。他的勤奋与高产，也是传奇。

作为科普编辑，我比较关注叶永烈的科普创作。他的写作生涯和他的传奇，实际上都始于科普创作。

不算11岁时在《浙南日报》发表的一首小诗和早期的一些写作探索，叶永烈认为自己实现创作道路上一次“零的突破”的，是1960年2月他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碳的一家》。这时，他未满20岁，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这本科普小册子，主要供青少年阅读，从这里出发，叶永烈开始了他的人生传奇。

热情且独具慧眼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青年编辑曹燕芳，在编辑完《碳的一家》之后，又邀请叶永烈为《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撰写“为什么”。化学分册第一版有175个“为什么”，他一人写了163个。为此，还弃用了许多别人之前已经写成的约稿。写完化学，他又被约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分册的“为什么”。最终，总共971个“为什么”中，这位大学生写了326个，占全书三分之一。 

1961年六一儿童节，初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问世，不胫而走，很快风行神州，两三年内发行量达到580万册。叶永烈随之成名，各方的科普稿约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和未婚妻杨蕙芬第一次见面，他送给对方的的定情信物，也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图为1961年发行的初版《十万个为什么》

叶永烈的传奇科普人生，在十年文革结束后的科学春天里达到巅峰。他创作的以《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普作品，让他赢得了无数读者，也收获了无数荣誉。在那个科学春天里，科普出版物繁花似锦，一派繁荣。科普作家们组成阵容庞大的舰队雄壮远航，而他们的亿万读者一起在科学海洋里遨游。在这支科普舰队中，叶永烈被称为主力舰，他当之无愧。

叶永烈与《小灵通漫游未来》合影

遗憾的是，几年以后，同样是春天里，阳光下，叶永烈这艘科普主力舰，却在自己人的猛烈炮火中，不幸沉没，他伤痕累累，被迫出走。

科普领域领军人物意外离开，今天看来难以想象。人们想象不到，这位呕心沥血创作、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的的科普大家，当年会经历那样的磨难。尽管，他离开科普界之后，又开创了人生的另一段传奇。但是，这却是中国科普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这段经历，叶永烈想必自己也刻骨铭心。2017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科技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叶永烈科普全集》，是28卷的煌煌科普巨著，其中第一、第二卷的书名，就是《主力舰沉没》。他曾送给我《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这本自述性纪实作品，也详细介绍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叶永烈科普全集》全28卷

主力舰沉没，也是中国科普界需要长久反省的一段历史，尤其是在我们追思叶永烈的今天。我想，应该给受益于叶永烈的几代中国人一个交代，也应该给他未来的读者一个交代。

叶永烈自述，他最艰难的时候是在1982年到1983年。我和叶永烈来往并不频繁，而交往正是从那段时间开始，之后一直持续。作为一名科普编辑，我应该自觉加入这种反思。

二、“西晋有铝吗？”的争鸣

尽管从小受《十万个为什么》的影响，又在文革之后读过他的很多科普作品，可以说神交已久。但我和叶永烈真正相识，缘起于一封读者来信，涉及到中国科技史上有名的一桩公案。

1982年秋天，我到《科学爱好者》杂志担任编辑不久，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对我们杂志当年第五期刊载的《中国——铝的祖国》一文提出质疑。文章发稿编辑是我前任，作者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副校长。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讲江苏宜兴县西晋时代周处墓考古中发现有铝制品。中国西晋有铝，这把世界上金属铝的制取历史推进了1600多年。而读者指出，“西晋有铝”已被夏鼐先生否定，这篇文章是错误的。

我隐约知道这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公案，为了对读者负责，有必要把这件事弄清楚。当时没有互联网，我到重庆市图书馆泡了一整天，把事情来龙去脉大致理清，发现其中故事起伏跌宕，涉及到夏鼐和叶永烈两位名人。

故事开始于1952年12月1日。这天，宜兴精一中学平整操场掘土时，发现了两座古墓，墓主人是西晋平西将军周处——那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古代人物，民间故事《周处除三害》中浪子回头的英雄。

语文教科书上《周处除三害》的相关插图

掘破墓顶后，公安人员进入墓内，取出部分文物，然后封闭墓顶。1953年3月24日至4月4日，华东文物工作队派专业考古人员进一步清理发掘，确定这是西晋墓葬。其中文物引发了学术界长达数十年的争议。

引发争议的，是周处墓主人漂亮腰带的17件完整金属件和一些较小的金属碎片。现场考古发掘者罗宗真把其中一块金属碎片送到母校南京大学化学系检验，结果石破天惊——这是含量达85%的金属铝。

争议正是从这里开始。按照世界科技史的叙事，人类冶炼和使用金属铝历史很短。1825年，丹麦化学家奥斯特德第一次从氯化铝中制取杂质很多的金属铝，数量只有几毫克。1886年，美国化学家霍尔和法国化学家埃鲁同时获得用电解法从氧化铝中制取金属铝的专利，才开启了工业化生产金属铝之路。中国发现在公元3世纪的西晋时代就有金属铝，历史顿时被改写。

“西晋有铝”这一发现轰动国内外，很快地学术界因此分成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不同的金属残片样品和不同机构的检测，更让真相扑朔迷离。一派认为现场考古发现和检测证明西晋有铝，古代中国人能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金属铝，是世界冶金史上奇迹。中国科技史专家张子高、袁翰青都支持这样的观点，远在英国剑桥的李约瑟博士，还把这一发现写进《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二分册。考古学家夏鼐则是认为西晋有铝不能成立的代表人物。

1972年夏鼐在《考古》杂志发表《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一文，结论是：晋墓中发现的小块铝片，它是有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决不能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今后我们最好不要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

夏鼐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界的泰斗，他结论几乎为否定“西晋有铝”一锤定音。

但是，即使在考古学界，仍然有人坚持“西晋有铝”之说。参加周处墓现场发掘的罗宗真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也是学养深厚的考古学家。他坚持认为铝片发现于周处遗骨骨架中部，正是腰带饰件所在，且位于淤土之下，考古层次并未扰乱，仍应是晋代的遗物，而不是后来盗掘时带进去的。

而叶永烈，很早就从科普作家的角度，介入了“西晋有铝吗”的讨论。

早在60年代，他在自己的科普作品中，采信了“西晋有铝说”。70年代夏鼐的结论性文章发表后，他仍然支持罗宗真等人的观点。

弄清楚了这些，我心里有底了。而且，关于这件事的读者来信不断增多，回复读者的压力也不断增大。于是，我决定干脆在《科学爱好者》杂志上组织一次“西晋有铝吗”的争鸣。让科普作家叶永烈和考古学家夏鼐自己出场来为读者解答疑惑。

约稿的过程很有趣。叶永烈很高兴地接受约稿，并很快寄来稿件，还专门告诉我，他和夏鼐先生是温州同乡，能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很愉快。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曾写信与夏先生商榷过，只不过从未在刊物上公开讨论。叶永烈给我的信写道：“对夏先生，我是敬重的，但在这一学术问题上，他似乎偏颇了一点。”信中颇有一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味道。

叶永烈当年写给本文作者的信笺

夏鼐先生对在科普杂志上争鸣则有点保留。他虽然如约寄来稿件，但在给我的信中，他写上了这么一句——“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我猜想他的意思是：金属铝的历史很晚，周处墓不可能出现铝，这是常识。

叶永烈和夏鼐关于“西晋有铝吗”的争鸣文章在《科学爱好者》杂志1983年第3期刊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但正如叶永烈和我之前想到的一样，关于这件事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

但我没想到的是，在杂志内外，很快还发生了一连串故事，都和叶永烈有关。

1983年2月17日，叶永烈寄回稿件清样的同时，还告诉我，他已经买到引起读者质疑的1982年那期《科学爱好者》杂志。并提醒我，希望去查看一下他在1963年第10期《少年文艺》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中国——铝的祖国》。

我明白他的意思，立刻找到叶永烈的原文，又找出那位北京中学副校长的投稿原件。真是太喜剧了，活生生一个科普文章中的李逵和李鬼故事。那位副校长真是胆大，直接抄袭叶永烈20年前的文章，连标题也一字不改。

盛怒之下，那时血气方刚的我，立刻用改稿件的红笔给副校长写信，指出他的抄袭行为，责令他自己去向作者叶永烈致歉。之后，与这位副校长绝交，无从知道他看了满篇红色的信纸是什么感受，是否有悔意和歉意。

不久，又发生一件事情。我的一位领导参加中国科普作协一个专业会议从南京回到重庆。几天以后，他专门找我谈话，认真地了解“西晋有铝吗”争鸣文章的编发情况。然后，很严肃地告诉我，这样的文章不应该刊发，以后我们杂志也不要再发叶永烈的文章。

我听后并不吃惊，因为知道科普圈里已经有了对叶永烈的议论与批评，但我认为那并不正确，不应该如此对待一位勤奋创作、成绩斐然的科普作家。而且我还认为，叶永烈坚持“西晋有铝说”同样是抱有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

我的看法也很快得到证明。1983年 4月 11日 , 新华社报道在广西贺县的花岗岩中发现了天然铝。后来，贵州安龙、湖南麻阳、广东莲花山也分别发现天然铝。天然铝的发现，为“西晋有铝”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新的认识角度。之后，1993年5月3日，江苏宜兴再次出土东汉时期的金属铝片。不断的新发现，让“西晋有铝吗”的研究与讨论一步一步深入，将持续到水落石出。

人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常识之外还有常识，新发现往往会颠覆旧的常识。科普作家叶永烈在这件事中的钻研精神，以及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的科学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很不理解，我的那位领导为什么要求不再刊登叶永烈的文章？

正是因为编发“西晋有铝吗”的争鸣文章和这些故事，我和叶永烈开始了交往。

三、“伪科学”的帽子

和夏鼐先生在“西晋有铝”问题上的争鸣，是叶永烈在80年代初期遇到的一次比较平等与温和的讨论。在那几年，对他的批评和议论往往都不是那么温和与平等。他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遭到的批评，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例。在对这篇科幻小说的讨论和批评中，他被戴上“伪科学”的帽子，又被粗暴剥夺了平等讨论的权利。

事情始于1977年，叶永烈在这年的《少年科学》上发表了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这是一篇极富科学想象力的恐龙复活故事。故事梗概是：珠穆朗玛峰悬崖上发现了一窝恐龙蛋，多数已成化石。但其中一枚被松脂裹住，并未石化。科学家发现，这枚恐龙蛋胚胎竟然还有活性。于是去掉松脂，将蛋孵化，孵出小恐龙。最终，已经灭绝的远古时代巨无霸动物恐龙，活生生出现在今天人类面前。

这样奇妙的科幻故事深深吸引了读者。所以，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出版，更名为《世界最高峰的奇迹》。而前一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为连环画，书名改为《奇异的化石蛋》。

叶永烈发表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封面

一场争论就从连环画拉开序幕。1979年7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长知识”科普周刊的 “科普小议”专栏中，发表了甄朔南的《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一文，批评叶永烈的的这篇科幻“错误连篇”，是“伪科学的标本”。甄朔南是恐龙专家，也是科普作家，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攻博物馆学及古生物学，工作单位是北京自然博物馆。所以，他的批评，分量极重。

甄朔南

甄朔南认为恐龙蛋化石不能像古莲子那样具有生命特征，也就不能复活。他在文中批评道：“恐龙蛋，至少已经有距今7000多万年的漫长岁月，高度钙化后，蛋壳上的气孔早已不能呼吸，作为一个卵细胞，已经失掉了所有的生命特征，怎么能与古莲子相提并论呢？根据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推论而设计出的幻想，已经背离了起码的科学事实。”

对这样严重的批评和指责，叶永烈尽管并不同意，但还是公开表示欢迎批评。8月2日，他在同一专栏“科普小议”里，发表了反批评文章《科学·幻想·合理——答甄朔南同志》，他对甄朔南的批评，一一作了解释和反驳，举出很多古代生物复活的例子，然后这样写道：“小说以这样四个现实的科学事例为依据，加以合理推理，幻想恐龙蛋能复活，这正是具备了科学幻想小说的特点。”

叶永烈这个心平气和的回应，今天看来基本就是关于科幻的常识。但甄朔南并未停止批评，8月14日，他的文章《科学幻想从何而来？——兼答叶永烈同志》在“科普小议”刊出。这一天，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1990年更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他和叶永烈都是大会代表。会上，两人都被选为第一届中国科普作协理事，叶永烈还是常务理事。

当时，我开始撰写科普文章，很关注叶永烈的作品，也关注对他作品的讨论。他与甄朔南关于科幻小说的讨论，我觉得很有意义。可是，本来是一来一往的讨论，到 8月14日甄朔南的进一步批评文章在“科普小议”刊出后就没有下文，我很奇怪为什么一直看不到叶永烈的回应。若干年后我才知道，9月16日他写好《再谈科学幻想的合理性》的回应文章投寄《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但编者却未予发表。不能让两种意见平等讨论，这样的安排有点粗暴，令人遗憾。

不过，历史却是公平的。后来的科学新发现，为这场讨论双方的对错评判，画下了圆满的句号。叶永烈未被刊用的文章里有这么一句话——“科学幻想小说中所描绘的科学幻想，尽管被那些用现实科学眼光看他的科学家所否定，认为违背科学常识，但是尔后的实践却证明它是正确的，是符合科学的！” 这句话，仿佛就是后来结论的提前宣布。

从1992年冬天开始，河南省西峡县发现大批恐龙蛋化石。之前，全球共发现500多枚，而现在，仅在西峡县就发现数万枚，专家估计埋藏数量可能达十几万枚之多。初期，不少恐龙蛋化石流散向民间，河南省“奇石王国博物馆” 馆主李广岭收藏了不少（1994年他已把2471枚恐龙蛋化石无偿捐赠国家）。

一天，搬运中不慎摔破1993年9月收藏的一枚编号为“XL—001”的恐龙蛋，发现“蛋内腔潮湿而又有韧性”，感到很不寻常。

这枚恐龙蛋被送到北京，戏剧性地首先送到甄朔南手里。面对曾经否定过的“柔软的恐龙蛋”，他给出鉴定意见：“蛋化石内絮状物是坡缕石——一种含有铝、硅的硅酸盐粘土矿物。” 也就是说，是无机物而不是有机物。他失去了一次重要科学发现的机会。

这枚恐龙蛋又被送到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家张昀教授手中，他和袁生洪一起取出少量絮状物，进行氨基酸测定，发现氨基酸含量为0.5%—1%。

之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陈章良等加入研究，证实了特殊恐龙蛋化石中确有DNA存在。1995年3月15日，陈章良代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从一枚特殊恐龙蛋化石中获得了恐龙基因片段。

获得恐龙基因片段与复活恐龙，这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却足以证明叶永烈在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里的科学幻想不但合理，而且正确预言了未来。“伪科学”帽子，不应该粗暴戴在他的头上。

叶永烈和甄朔南在恐龙蛋和科幻小说创作理论等问题上观点尖锐分歧，但在他们交锋的同一时间，两位北大校友、科普战线的代表共同出席了中国科普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期间还有一次面对面的同室交流。甄朔南向叶永烈坦言：他的文章发表后，家里孩子们看到了说，你跟叶叔叔过不去，我们全家反对。在平和交流、紧紧握手后，两人的分歧依然难以弥合。

《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被斥为“伪科学的标本”，叶永烈的其他科幻小说也不断受到批判。这位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科普作家，从新闻人物变成了争议人物。

《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发表13年后的1990年，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问世，好莱坞拍摄了同名电影。同样是恐龙复活题材，《侏罗纪公园》小说和电影在全球却取得巨大成功。要论科学想象力和故事叙述能力，叶永烈等中国作家一点不比美国同行差。而对同一题材的思考和写作，叶永烈比迈克尔·克莱顿早那么多年。

为什么同一题材的两部作品，际遇如此不同？

四、主力舰沉没

叶永烈的科幻小说被戴上“伪科学的标本”的帽子并受到批判，还不是他最后出走科普界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最让他痛苦的，是针对他的种种批判开始变得政治化。

批评和批判频繁出现在一些媒体上。从1979年7月到1984年4月，很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报》（主要是其“科普小议”专栏），共发表了15篇批评叶永烈作品的文章，而他自己写了8篇反批评文章，得到发表的只有2篇。《中国青年报》在那段时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引人注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功劳。但它的“科普小议”却这样对待叶永烈。

尽管在《光明日报》、《读书》等媒体上还能进行正常平等的讨论与争鸣，这些媒体实际上也在保护和支持叶永烈，但总体而言，他当时处于非常不利的舆论环境。

尽管也有前辈科普作家如高士其等和同辈科幻作家群体关心和声援叶永烈，但他始终在几位科普评论家的猛烈炮火轰击之中。

而且，对他批判的调门还在提高。叶永烈在《主力舰沉没》中这样总结——1979年开始，对于我的批判一年一个台阶往上“升级”。

从1979年的“伪科学”标本（《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1981年的商品化倾向（惊险科幻小说及《X—3案件》）——1982年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自食其果》）——1983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黑影》），这就是对我的科幻小说“批判”逐步升级的“轨迹”。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许多报刊不再发表科幻小说，许多出版社不再出版科幻小说，曾经繁荣的科幻小说迅速被冷落。叶永烈自己亲历了12部科幻小说书稿接连被出版社封杀，其中一部书稿竟然连踪影也找不到了。那些“评论家”甚至盯住根据他的科幻小说作品改编制作中的连环画，向出版社索要这些小人书，出版社被迫放弃出版。

当时中国科幻小说的舆论环境非常诡异，不但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极不协调，甚至与同门兄弟科普作品的环境也完全不同。所以，在同一时期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叶永烈的科幻小说不断受到严厉批判，作品受到封杀；另一方面，叶永烈的科普作品却不断受到赞扬，获得不少荣誉，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和追捧。

叶永烈自然感到极度苦恼和非常不理解。面对科幻小说这样的舆论环境，一介书生的叶永烈，他不断进行抗争，包括面对面的抗争。

1983年10月在北京香山植物园招待所召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注定要写进中国科幻史。在这个会上，叶永烈等一批科幻作家，与几位评论家们展开了激烈论战。

会议名为“全国科幻小说座谈会”，虽然是小型座谈会，却筹备了一年多，由中国科普作协举办。中国科普作协理事长温济泽（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老革命，科普界一直尊称为温老）提出召开这次会议，他的设想是“召开科学文艺及评论两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会议”。开小型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充分交流，解决科幻小说发展存在的问题，可见会议的重要性。

中国科普作协理事长温济泽

10月18日会议开始，科学文艺代表有郑公盾、叶永烈、肖建亨、王晓达、徐唯果；科普评论代表有郭正谊、赵之、陶世龙。关于科幻小说的一些理论问题在报刊上激烈争论这么久，应该有这么一次开诚布公的面对面研讨和交流了。

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叶永烈在上海就写好了两篇发言稿，18日下午他宣读了《我的态度和意见》，着重于表态和提出问题。第二天下午，他又作了长篇发言，时间长达一小时，就十个问题发表看法，即有名的《科幻十论》。

叶永烈的发言，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成绩，陈述了一年多以来的全国科幻小说冷落情况，面对了几位评论家与广大科幻小说作者之间关系紧张的事实。当然，他也当面向几位评论家们为自己作了说明和辩解。他呼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避免科普创作队伍的分裂。

今天回看叶永烈的发言，叶永烈仍在努力，他在为自己说明又在申诉，他在保护其他科幻作家，他在求得理解，他呼吁团结。总之，他在为中国科幻的繁荣发出呼声。

如果，他的呼声受到重视；如果，评论家与广大科幻小说作者之间紧张关系能缓和；如果，科幻小说的理论问题能得到理性而冷静的讨论并一步步深化；如果，中国科幻的舆论环境能因为这次座谈会而改善（这应该是座谈会的目的）……

没有这些如果，更猛烈的炮火射向科幻小说，射向主力舰叶永烈。

香山座谈会10月20日结束，11月13日，叶永烈遭受了永远难忘的“大批判”。

那天，《思想上的黑影——读惊险科幻小说《黑影》有感》发表，仍然在《中国青年报》，不过，从“科普小议”专栏升级到头版。而且，加了一段很有分量的“编者按”。

“编者按”这样写道：50年代以来，科幻小说在我国青少年中拥有大量读者。它们基本倾向是积极健康，引人向上的。但是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腐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著作，也在通过这些所谓的“科幻小说”污染着青少年读者的心灵。在这些小说里不仅出现了追求荒诞无稽，渲染恐怖凶杀、低级下流，以及宣扬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值得我们注意。

在当时的舆论语境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是非常严厉的批判与指控，让叶永烈感到“刀光剑影”。

叶永烈后来得知，文章标题本来是点名的，大样送到总编手中被圈掉了，总编说：叶永烈是全国青联常委。我们《中国青年报》不能随便点叶永烈的名。

还有一个细节发人深思。《中国青年报》科学部负责人赵之十多天前还和叶永烈一起在香山开会，就在他们天天面对面交流的同时，刀剑已经磨制完备，只待离鞘出击。这一切，之前悄无声息。

不过，面对如此打击，这时叶永烈的心情平静如水。他去意已定，促使他下决心离开科普界的，还有两个重要事件，都已经在这之前发生了。

两个事件有密切的关联，也可以看成有因果关系的一件事的两部分。

一个是“《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第4期” 事件，一个是“美国之音”事件，后者由前者引起。

《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是内部资料，由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主办。1981年5月31日，科学文艺委员会在上海开会时，叶永烈提出创办一份反映科幻小说创作动态的内部刊物的建议。建议获得批准并决定在上海办，他由建议人变成刊物编辑。

虽然是内部刊物，并不公开发行，但由于叶永烈的勤奋与努力，得到科幻工作者们的认可和支持，让刊物成为科幻小说创作信息传播的重要阵地，也成为海内外科幻界交流的重要桥梁。刊物办得有声有色，颇有影响。

“《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第4期” 事件，发生在1982年7月，7月14日，有人发现，刊物第4期上“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一经指出，叶永烈赶紧查看，的确是忙中犯下大错，在“国外动态”栏目下，12条国外消息中，混入了1条港台消息。港台当然不是国外。

当天，叶永烈就给上海市科协写了检查。第二天，他又写了《重要更正》准备刊发，他在更正中承认是“严重政治错误”，并承认主要是自己的责任。其实，稿件还有严格的审稿流程，他之后的几位审稿者，同样也忽略了这个问题。

叶永烈给上海市科协写的检查，很快得到理解，认为这一错误虽然性质严重，但纯属工作疏忽。叶永烈创作任务重，社会活动繁忙，刊物从组稿到编辑、校对全由一人承担，忙中出错虽不应该，但可以谅解。上海市科协还决定将刊物封存，后又决定寄出的全部回收。事情至此可以画上句号了。

我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熟悉这类事件发生时的处理流程，叶永烈虽然只是兼职编辑，但他处理得很专业，无可挑剔。

但北京科普界的一些人，显然并不想就此结束，反而是一道一道的指示，不断把问题扩大化，竟然炮制出第二个事件，即“美国之音”事件。

8月11日，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给叶永烈发函，函中指出——你负责主编的《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第4期上发生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我国港澳、台湾都当成“国外”。有同志反映，7月8日， “美国之音”科技专题节目英文广播中引用了这个材料。

函中还这样写道——（“美国之音”广播里）威尔斯说，世界科幻组织成员叶永烈多次同国外科幻小说界的朋友通讯说，“中国科幻小说在峡谷中生长，作家处境困难。”

这封函件要求叶永烈认真迅速查清上述问题，并应严肃地对自己有所检讨。云云。

接到此函的叶永烈的感觉是：一下子，事情的性质变了，我差一点被扣上“里通外国”之类可怕的罪名。

函件居然还抄报中国科协书记处、中国科普作协，引起中国科协派专人到上海调查，可见事件的严重程度。

“美国之音”事件并没有公开报道，但还是到处传播。甚至有谣传说叶永烈已经被捕，“主力舰被击沉”！

“主力舰被击沉”这句话源于何处，现在已湮不可考。但我认为确实是当时科普创作队伍尤其是科幻小说作家队伍的真实写照。叶永烈自己也很重视这种事实描述，所以才在2017年8月出版的28卷《叶永烈科普全集》中，特地把其中第一、第二卷的书名，定为《主力舰沉没》。

“美国之音”事件两年后真相大白，一切都是子虚乌有，是有人凭空编造出的一出闹剧。1984年11月11日，“有同志来信反映”中的那位同志，在上海家中与叶永烈和上海科协的李敦厚见面。他向叶永烈致歉，并详细介绍了所谓的“美国之音”广播的情况。一切都令人惊讶和愤怒，根本没有所说的广播，根本没有所谓的叶永烈对外国人谈话，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是编造。而无中生有导演这出闹剧的关键人物，居然是北京科普界一位“领导”。

同是科普战壕里的战友，他们为什么要对自己人下如此狠手？他们为什么要用如此令人不齿的手段对付科普界英雄式的人物？他们为什么能蒙蔽和欺骗中国科协的组织体系？他们为什么能这样伤害中国科普而不受到惩处？

无数的问题让我们反思。

20年后，2003年8月5日，我给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张玉台同志去信，信中谈到对科协人才环境的反思——“我也思考过与科协有关的一些风云人物的命运。叶永烈最终无奈地离科协而去。他后来在传记文学方面很有成就。但是，如果他还坚持在科普战线并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结果又会如何呢？”

总之，在当时科普界那样的舆论环境和人才环境中，对中国科普那么有感情并作出巨大贡献的叶永烈，他被迫出走。

1983年11月的“大批判”之后，对已经被击沉、决意退出科普界的叶永烈，还有一次炮火追击。1984年1月，中国科普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叶永烈以一票之差，落选常务理事。尽管他因为创作繁忙、身兼的社会职务太多，早已提出辞去在中国科普作协的职务，并在会上再三声明，但大会上因为他的常务理事候选人一事仍然风波不断，争议不停。最后，以“落选”的方式，为叶永烈离开科普界送行。

五、新的辉煌

叶永烈人生新历程的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严格说来，一直到1987年以前，他一直是上海市科协的干部，是中国科协系统中唯一的专职科普作家。但上海科协给他很宽松的工作环境，对他的创作领域没有任何限制。1983年11月以后，由于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他停止了科普创作。28卷《叶永烈科普全集》中，基本上是收入那之前他的科普作品。那之后，他主要是对以前的科普作品做出一些再版时必要的修订与补充。

但是，叶永烈这样才华横溢、勤奋敬业的作家，他不可能有创作的空窗期。1983年11月后，他的创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纯文学，同时也写报告文学。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报告文学更有影响。

他想改变环境转换阵地的考虑，在1984年1月有一次实际的行动。由于一些科幻作家既是中国科普作协会员同时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想利用科幻作家这种姓“科”又姓“文”的特殊身份，在中国作家协会下成立科幻小说委员会或科幻小说研究会，这样，可以把全国科幻小说创作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纳入中国作家协会麾下。简单说，他想和一批科幻作家“投奔”中国作家协会，逃离科普评论家们的炮火。

叶永烈

1984年1月，中国科普作协二大期间，他和苏州科幻作家萧建亨专程拜访中国作家协会常务书记孔罗荪，面谈想法。2月12日，又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提出了《关于设立科学文艺委员会的建议》。这一建议最后不了了之，但叶永烈由“科”转“文”改变环境的愿望没有改变。

机遇来了。1985年3月，传来上海作家协会进行体制改革、招聘专业作家的消息。之前，叶永烈已经发表了《青黄之间》、《心中的墙》等小说，也发表过《思乡曲》、《傅雷之死》等报告文学，都有较大影响，他决定参加应聘。

经过严格考核程序与评委投票。1987年5月15日，媒体公开宣布了上海作家协会首批专业作家评聘结果，他和王安忆等八位作家获聘。他的工作关系从上海市科协调往上海作家协会。

转换人生赛道后的叶永烈，很快创造了新的传奇。

他以北京大学化学系严格科学训练形成的科研方法去研究历史材料，以准确、严谨而又生动、活泼的科普笔法去摹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获得极大成功。他写毛泽东、陈云、胡乔木，也写王张江姚四人帮、陈伯达、王力；写钱学森、彭加木、傅雷、马思聪，也写梁实秋、何智丽……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伟大与平凡，无论是美丑与善恶，都力求写下一个个真实的人。所以，他的纪实作品不但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纸风行。同时也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和作品的传主、传主家属的认可。

叶永烈的高产，同样表现在这一创作领域。他的纪实作品数量相当惊人，《叶永烈纪实文集》27卷，也是煌煌巨著，还没有收入他在海外发表的许多作品以及已经完成但还不宜在内地出版的作品。

叶永烈仿佛是个超人，他的笔伸向哪一领域，总有有一条新路为他而开。后来，我了解他多一点，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1984年9月，我第一次走进上海漕溪新村75号302室，这是叶永烈的新家。之前，从1964年底开始，他和夫人居住在一间12.3㎡的半间竹墙平房里，下大雨时，屋内的积水可达二三十厘米之深。他们一家四口在这里一直住了15年，《小灵通漫游未来》等很多科普精品，就是在那间夏如蒸笼冬似冰窖的竹墙陋室里写就。

在记者呼吁、方毅副总理的关心下，叶永烈在1979年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了改善，调入上海市科协，也迁入新居。

虽然是当时的新工房，但还是比较简陋。我走进后第一印象是小房间里满屋图书，立刻想到的成语是汗牛充栋。

卧室立满书架，占满墙壁，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他说这里还是殖民地，是从阳台殖民过来，他的书房在阳台。阳台只有3㎡，但却有一壁书架。他的书桌上还立着两个小书架，放满各类工具书。

阳台上的拥挤书房，他称为“阳台书斋”。他认为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写作反而效率高，他的理论是书房小精力更容易集中。

书房这么小，我们两人坐下来挨得很紧，真的是“屈膝谈心”。那个下午，我们在这“阳台书斋”相谈甚欢。

当时，科普圈里风言风语很多，说他是万元户。他知道这些，毫不在意，称自己是万卷户。

叶永烈对自己的图书资料管理得极好。他订阅了多种杂志，每年都要制成合订本保存。也订了多种报纸，报纸虽不保存，但有用内容也要剪下保存，他的书架上，各类剪报本居然也摆了一大排。采访笔记、照相底片、录音磁带、背景资料，甚至连乘坐飞机的飞机牌都会仔细保存。他的来往信件也保存得很好，重要信件在他寄出之前，都要留下底稿。他写作时，即使在当时没有互联网的条件下，所需资料在自己书房里就可以信手拈来。

到过他的书房，任何人都会油然生出敬意：这么有心严谨而极度勤奋的作家，成绩斐然一点不令人奇怪。

熟悉叶永烈的人，还知道他有一位很重要的助手，那就是他的夫人杨蕙芬女士。这位助手，能力和贡献远远超过一般作家的写作秘书。叶永烈的写作成绩，离不开他的夫人助手。

叶永烈和夫人杨蕙芬

叶永烈与编辑朋友的关系非常友好融洽，他很尊重编辑，我从未听过哪位编辑说过他的不好。那天，他和夫人执意留我吃晚饭，饭桌上有一大盘我那时还从未见过的鲜红大螃蟹，让我这位从西南山城来的山里人大开眼界。

叶永烈对人，就是这样热情而真诚。

后面还有一个小插曲。离开他家后，在上海居然有人专门打听：叶永烈请你吃的什么？是河螃蟹还是海螃蟹？这么细致的关注，令人疑惑和很不自在。

好在，外面的风声耳语对叶永烈没有影响，经过大风大浪的他，在阳台书斋里埋头写作。

叶永烈虽然从科普界挂靴而去，但他和科普界朋友们的关系从未断过。我后来忙于《电脑报》的工作，而他从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是作家中用电脑换笔的先行者。《电脑报》当时正在宣传作家们换笔，他和马识途、王蒙、徐迟、张抗抗等著名作家，都是我们采访和报道的对象。叶永烈用电脑换笔很成功，给创作带来很大方便，家里的电脑后来增加到四台，常常和夫人相邻坐在电脑前工作，他自称为“电脑双打”。为了支持作家们把以前的出版物输入进电脑，1995年《电脑报》和紫光集团一起向作家赠送扫描仪，第一批获赠扫描仪的作家就有叶永烈。

送扫描仪也有一个小故事。叶永烈刚好到北京出差，《电脑报》北京办事处廖天华去酒店接他，他直接叫上“面的”（北京当时最廉价的黄色微型面包出租车）去紫光集团，一路上朋友般轻松聊天。直到今天，廖天华仍然对叶老师印象深刻：“他很随和，一点儿没架子。” 而紫光集团领导们异常热情，专门到办公大楼下门口迎候，他们都是叶永烈的读者，很崇拜尊敬他。

2001年7月，我到叶永烈在上海徐家汇明达公寓的新家去看望他。这次住房条件改善很多，不但有了宽大的书房，还把游泳池改为藏书室，收藏图书扩大到5万卷，超过很多小型图书馆。从前的“阳台书斋”已经正式更名为“沉思斋”。无论条件如何改变，他认真思考和勤奋写作的工作习惯不会变，他竭诚为读者提供优秀作品的服务精神不会变。坐拥书城，他把沉思的结晶付诸笔端，变成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纪实文学新著。

被迫出走科普界的叶永烈，又创造了纪实文学的新传奇。

养育这位作家的温州，也是我想去仔细看看的地方。可惜几次都是来去匆匆，没有太深印象。2008年又到温州，特地觅得一天闲暇。打电话问叶永烈，温州最该看的地方是哪里？他想也没想，直接就建议——去江心屿吧。

于是，那天我都在江心屿。

秀丽瓯江临近出海口的这座狭长小岛，气象万千，果然不凡。东晋田园诗人谢灵运登临，从此这里变成了诗之岛。孟浩然、韩愈、陆游等著名诗人在这里相继留迹，温州文脉源远流长。

本文作者陈宗周先生在叶永烈故乡温州江心屿文天祥祠

江心屿还有宋文信国公祠，纪念文天祥。他被俘后在押解途中逃脱，到这里留居一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壮士慷慨赴死、为国捐躯的豪侠之气、家国情怀，感染一代代温州人。

这样的山水文脉，养育了叶永烈。

成就叶永烈的，也许还有无数的磨难。

他刚进入北京大学的1957年，身为党员的哥哥都被划为右派。第二年，父亲又成为“历史反革命”，从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的高位跌落，一下子变成“阶级敌人”。医院院长的高工资立刻取消，全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他初期写作的动力，竟然是摆脱自己和家里的经济困境。

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压力。同是“出身不好”的人，我非常明白叶永烈那个时代的处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日战战兢兢，不知横祸何时飞来。

该来的果然来了。“出身不好”的叶永烈，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立刻成为厂里“不务正业”、“追求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又忽然被抄家，罪名是——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作者。

改革开放春风来了，叶永烈一下子成为科普界的新星。然后，如前所述，新的磨难又来了。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我一直认为，叶永烈在纪实文学方面创造的传奇，与他自己受过的磨难有关。

六、灰姑娘回来了

如果说“主力舰沉没”是对叶永烈被逼出科普界的个人描述，“灰姑娘退出舞台”则是对那段时间中国科幻小说的整体形容。

“灰姑娘”是德国童话作家格林兄弟笔下人物，她美丽善良，却受到后母的虐待，晚上睡在灶边灰坑里，浑身是灰，人们叫她是“灰姑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作家鲍昌，把那几年在中国文坛隐退的科幻小说比作“灰姑娘”，这个比喻很快传开。

“主力舰沉没”和“灰姑娘退出舞台”发生在同一时期，“灰姑娘”的遭遇迫使一大批富有才华的中国科幻作家离开科幻创作舞台，有些人从此没有回来。例如：

写下《古峡迷雾》、《珊瑚岛上的死光》（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根据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是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等的考古学家、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远走美国，客死他乡。

考古学家、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

写下《飞向人马座》、《火星建设者》等的天文学家、北京天文台研究员郑文光，受批判后与相关编辑通话激辩，情绪激动突发脑血栓病倒多年。

天文学家、北京天文台研究员郑文光

科幻小说创作的大将们纷纷退场，科幻小说刊发的阵地逐渐萎缩，繁花似锦的中国科幻小说百花园慢慢凋零，灰姑娘退出舞台了。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科幻小说有这样的遭遇？许多年来大家一直在反思。诸多复杂的因素中，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不得不提及。叶永烈在自己不同的回忆文献里，都收入“实话实说钱学森”这一段。他认为，钱老那段时间对于科幻小说的态度和意见，被一些人利用和放大了。

在1980年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上，钱学森有一段关于科幻小说的讲话。

他说：我必须老实说，我对科学幻想小说从来也没感兴趣。大概我这一辈子只读过一本科幻小说，那是因为当时环境恶劣，情绪不好，想找点刺激，我并没有从科幻小说里面吸取过什么营养。我认为现在国外的科幻小说是造谣生事，没有好处。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可是科幻小说总是把事情夸大，出了格。这对知识不多的青年有什么好处？据我看法，这是对青年的“污染”，奉劝现在的科学幻想小说家改变方向，不要搞“污染”，要搞“环境保护”。

钱学森

这些话见诸《人民日报》这样公开发行的报刊，产生很大的影响。

钱学森那时是中国科协的领导，他的话，对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有些人动不动就引用“钱副主席”的话，指责科幻小说搞“精神污染”，成为压制科幻小说作家的“王牌”。

叶永烈曾经在拍摄科教电影《向宇宙进军》时在钱学森指导下工作，并得到很多帮助，对钱老常有感激之情。钱老去世前后，他儿子钱永刚专门约请叶永烈，撰写了45万字的《走近钱学森》和70万字的《钱学森》两部传记，可见双方的感情与互信。但是，在科幻小说问题上，他对钱老只能“实话实说”。

成为灰姑娘以后，是中国科幻非常困难的一段漫长日子。但民族需要想象力，人民需要科幻，广大科幻爱好者一直在热情呼唤灰姑娘回来。在科幻小说阵地一个个消失的时候，四川的《科幻世界》杂志顽强地坚持下来。

《科幻世界》2020年5期封面

《科幻世界》也是一个传奇。杂志社社长杨潇我很熟悉，这位女士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在杂志邮局订阅量只有几百份的至暗时刻也毫不退缩。她蹬着三轮车带领团队沿街叫卖，靠这样的精神，让杂志一步步兴旺。《科幻世界》杂志发行量从低谷不断回升，高峰时达到40万份。

杨潇和总编谭楷把作家阿来、超级科幻迷姚海军等人先后引进，编辑部人才济济，成为中国科幻复兴的重要阵地。

中国科幻复兴有一个重要转折点，即1991年5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第一届国际科幻大会（即1991 WSF成都年会）。

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年会首次在中国召开，是中国科幻的里程碑式事件。而这件事又和叶永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WSF进入中国就是从他开始。为此，中国科幻和他本人都在很长时间内背上黑锅。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国内外学术交流开始频繁起来。WSF作为世界性的科幻小说组织，自然开始关注中国科幻和科幻作家。WSF当时的主席是英国人布莱恩·奥尔迪斯，曾任英中友好协会副会长。1979年他来到中国，受到邓小平接见。1980年1月他委托正在上海外语学院讲学的史密斯（研究科幻小说的美国学者、WSF会员），专程拜访叶永烈，表达了希望叶永烈成为WSF会员的愿望。叶永烈没有马上答应，几天以后，经过上海市科协党组研究同意，叶永烈向对方表示愿意参加WSF，成为这个科幻小说国际性组织的第一位中国会员。后来，他又推荐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刘兴诗四位中国科幻主将加入WSF，他们的加入，都报告了国内工作单位并取得同意。

在国门打开和中国科幻勃兴的那个时期，加入WSF对促进中外科幻创作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促进了中国科幻走向世界。

WSF中国成员发展到七位时，大家民主选举叶永烈作为联络人，对外称为WSF中国秘书，他又被选为WSF理事。

让叶永烈没有想到的是，WSF给他惹下大麻烦。本来是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效果良好；而且，以他对涉外联系的谨慎与细心，凡事均“事先有请示，事后有报告”，处理程序无懈可击。但是，随着对中国科幻的争论加剧，作为头号争议人物的叶永烈，一些人把WSF作为对他的新攻击点。流言开始出现：WSF有不良政治背景、叶永烈擅自加入WSF、叶永烈担任WSF中国秘书没有报告组织是私自选举, 等等。

如果仅是流言, 还不足以对他形成伤害。1983年9月，上海市科协突然收到中国科协文件《关于叶永烈承担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中国秘书事》，正式要求“暂不宜继续发展和扩大与该组织的关系和承担该组织的任何工作” 叶永烈尽管感到惊讶和为难，但他服从组织，实际停止了WSF的工作，与WSF的联系，慢慢转移到当时主要的科幻小说阵地《科幻世界》。而WSF被一些人污名为“有不良政治背景”，与之联系，叶永烈、《科幻世界》、乃至中国科幻都长期背上了黑锅。

《科幻世界》1991年前的刊名为《科学文艺》，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叶永烈的支持，在中国科幻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坚守科幻小说阵地。1988年，《科学文艺》第四期刊载了叶永烈的《巴金的梦》。这是两年前他投给《收获》而对方不便采用的小说。严格说来，《巴金的梦》不算是科幻小说，但叶永烈根据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用自己的奇思妙想，把历史与现实、思想与梦幻融入自己的文章中。把巴金老人在《随想录》中深刻思想具象化，让人们铭记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

这篇幻想小说在《科学文艺》刊出后好评如潮，大量的报刊转载。在叶永烈等科幻作家和科幻爱好者的支持下，《科学文艺》乘胜前进，开始谋划有较大影响的科幻活动。杂志准备与WSF合作，在成都举办中国第一届国际科幻大会，这是大胆但风险很大的构想。

后来的过程果然如此，1991WSF成都年会一波三折，几度差点胎死腹中。

在成都举办这样的国际科幻大会，需要得到WSF的支持，也需要得到中国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的支持。

向WSF申报并取得成功，中间出现过很大的曲折。1989年5月，WSF圣马力诺年会上，决定1991WSF年会在成都举办，参加会议的杨潇，立即向国内报告了好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迅速作了播报。但很快发生了“六四风波”，WSF的许多国家代表对在中国开年会是否适宜表示疑虑，要求更改举办地。波兰代表更是鼓动会议改在克拉科夫，并给出提供机票等优惠条件。经过说明和力争，WSF决定在1990年海牙年会上重新讨论，并投票决定。

1990年海牙年会如期举行，杨潇抱着必胜信心赶到会场，她背后是中国科幻，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她和中国同事风尘仆仆，一进会场就受到热烈欢迎，因为大家听说中国同行是刚坐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到来，十分感动。杨潇不好向外国人介绍，除去当时航班不方便，她们杂志在经费上也捉襟见肘，不得不选择火车。

表决没有悬念，成都以28票对12票战胜克拉科夫。WSF的全球代表们，向往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向往风景如画的四川。

历经艰难，争取到1991WSF成都年会的举办权，在国内又生出很大一场风波。那几个一直盯住叶永烈和中国科幻的人，居然在1990年10月8日通过署名柯之的“内参”，向李瑞环、钱学森、宋健，王忍之、丁衡高、周光召等中央领导和科技界、宣传部门的领导告状。长达4000字的“内参”又说什么WSF有“特殊政治背景”，因此不能在中国开年会。其中，5次点了叶永烈的名。

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让1991WSF成都年会流产。

不过，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柯之们的倒行逆施，不可能螳臂挡车。四川省科协领导和杨潇、谭楷到北京，如实汇报了WSF和成都年会的真实情况，听汇报的领导了解到柯之在“内参”中的移花接木等伪造手段，气愤地说：这完全是“四人帮”整人的手法。

杨潇认为柯之们这样残害中国科幻不可原谅。若干年后，她对我谈到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一向温文尔雅的这位女士，激愤地爆出了粗口：某某这个王八蛋。

1991年五月，锦城成都鲜花怒放，1991WSF成都年会的盛大开幕式在地标性的锦江大礼堂举办。四川省党政领导会见中外代表，热烈欢迎WSF各国科幻嘉宾欢聚成都。面对盛况，担任本届年会大会主席的叶永烈百感交集——我深感欣慰，背了多年的世界科幻小说协会“黑锅”，从此终于端掉了！

1991年，可以说是“灰姑娘”重回舞台之年，召开了影响力极大的WSF成都年会，《科学文艺》之前也更名为《科幻世界》。中国科幻从坚守阵地躲闪明枪暗箭，转入了积极进取。《科幻世界》后来还举办了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宇航员到中国和科幻迷见面等一系列重要活动，中国主流媒体热情而正面介绍科幻，舆论环境彻底改变。出版界、影视界重新拥抱科幻作品，中国科幻进入了新的繁荣期。

有这样的环境与阵地，新一代科幻作家成长起来。以刘慈欣为例，这位当年山西娘子关电厂的工程师，从小是一位科学爱好者，《十万个为什么》是他的知识启蒙读物，其中的天文分册他特别喜爱，刘慈欣后来专门回忆起叶永烈等中外科普和科幻作家对他的重要影响。从创作经历看，1985年他就写下《宇宙坍缩》，这年他22岁，他的才华可见一斑。但是，直到1999年6月，他36岁时才在《科幻世界》第一次发表自己的作品，《鲸歌》和《微观尽头》两篇，刊载于杂志同一期上。这不但说明他写作的探索期之长，也说明之前发表科幻小说之不易。

从此，刘慈欣在《科幻世界》频繁发表作品，并于1999年、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三年获得《科幻世界》颁发的科幻小说银河奖，后来他又多次获得这个奖。2006年，他的《三体》在这里问世。

刘慈欣

环境、阵地与科幻小说家的成长，密不可分。

2015年8月22日，第73届雨果奖揭晓，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此奖。第二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中国科幻作家连续获得世界科幻小说最重要的奖项，标志着中国科幻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国科幻小说受到世界的关注，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科幻的那次短暂繁荣中就开始了。叶永烈那一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当时不断被翻译成各种文字，走向世界。现在反思，如果那时正当壮年的叶永烈们，不是在粗暴的打击下被迫退出科幻创作舞台，他们一定会创作出更多优秀科幻作品，中国科幻作家取得世界性成功的时间，也许还会大大提前。

同样没有如果，但历史已经证明：只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肥沃土壤，中国科幻可以开出鲜艳的花朵。反之亦然。

2019年11月，科幻大会又在成都举办，这次由成都市政府和四川省科协主办，《科幻世界》承办。这年，也是《科幻世界》创刊40周年。我和中外来宾、科幻迷一起，参加了内容丰富的各种活动，见证了中国科幻经过了40年风风雨雨，走进今天的辉煌。

这次科幻大会，也许还只是几年后一次盛会的彩排。成都市还在申办2023年的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那是有全球数万科幻迷参加的狂欢与交流。祝中国科幻好运。

病中叶永烈没能参加这次成都盛会，但灰姑娘重新被舞台中心的高光照亮之际，大家想念他这位中国科幻的重要开拓者。

中国科幻的复兴，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劲脉搏跳动在一起。2020年新春在海南，我见到由几位家长自己主办的小小冬令营，五位小学高年级学生来自天南地北，冬令营活动之一是每天写一篇作文。让人惊讶又高兴的是，五位小孩全都选择写科幻，一篇接着一篇，居然形成像模像样的科幻小说连载，小孩们在科学幻想中放飞自己。

从小热爱科学幻想的民族，必然有光明的未来。

七、辉煌与遗憾

一位文化伟人的离去，总会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叶永烈也是一样。他留下3500万有形的文字，更留下难以计量的精神遗产。这些，都会变成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整理、研究和吸纳叶永烈留下的丰富遗产，会成为今后一项长期工作。

在上海的告别仪式10天后，2020年6月10日，“叶永烈科普科幻创作思想与实践座谈会”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通过视屏同步连线举行。座谈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座谈会，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叶永烈科普科幻创作思想、实践与贡献。

科幻作家刘慈欣的视频发言指出——他的科幻作品以描写科技光明的一面见长，以生动的故事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愿景，点燃了少年儿童的科学梦，激发了他们探索科学的勇气。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孟庆海致辞中表示——叶永烈先生秉持科学精神，坚守艺术理想，恪守为民情怀，其卓越贡献和大师风范令人感佩。当前，总结和传承叶先生的科普科幻创作生动实践、精深思想和崇高精神，对于做好新时期的科普科幻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院士总结发言中说——叶永烈先生与众多老一辈科普科幻作家一道，为科普作协的发展倾力奉献，共同打下了新中国科普科幻创作事业的根基。叶先生在科普科幻人心目中有特殊的位置。

这次重要的座谈会，对叶永烈的科普创作进行了总结。精神、贡献、根基、情怀——颂扬的词语，肯定与提升了叶永烈科普人生的高度。这样的座谈会，已经开始带有一定的研究色彩。认真阅读和研究叶永烈，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但是，对叶永烈的研究，也许才刚刚开始。

叶永烈是让人仰望的巨人，他的遗产是挖掘不尽的宝库。

如果与前人相比，研究叶永烈有两位科普大师可作参照。

前苏联科普作家哈伊尔·伊林，曾经是叶永烈学习的榜样。初中时，叶永烈读了伊林1921年写就的《十万个为什么——室内环游记》。这本书迷住了他，觉得“伊林像万能博士一样，懂得十万个为什么” 。在伊林的图片下，叶永烈写下“沿着伊林指出的道路前进”的决心。后来，他真的沿着伊林的道路，写作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

伊林被称为最善解人意的科普大家，他的作品知识性强，文笔流畅优美，任何复杂、坚硬的科学道理，在他笔下都变得妙趣横生，让人读来津津有味。以伊林为榜样的叶永烈，他的作品同样具有这些特点。 

但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由于时代的不同，叶永烈的科普创作领域，明显比伊林这位前辈宽阔很多。

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是常拿来与叶永烈比较的世界性大师级人物。叶永烈总是谦虚地说，我比不了阿西莫夫。

艾萨克·阿西莫夫

但是，叶永烈与阿西莫夫相似的地方太多。

都是化学背景，都成名很早，都极度勤奋，都是高产作家，都是多栖作家，难怪大家要这样比较。

叶永烈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阿西莫夫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们都和化学学科有渊源关系。

阿西莫夫11岁写小说，19岁发表自己的第一篇科幻作品《逃离灶神星》。而叶永烈20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科普书《碳的一家》，中美两位科普大师，出发的年龄大致相同。

阿西莫夫一生著述超过500本，是美国写得最多的作家。而叶永烈的著作虽然迄今没有完全统计，但估计应该在200本以上，两人都是产量惊人的高产作家。

叶永烈和阿西莫夫的写作题材都非常多样。在纪实文学的历史题材写作领域，叶永烈的成就远远超过阿西莫夫。而后者在科普和科幻题材创作上，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阿西莫夫的自传《人生舞台》分类统计了他的470本书，其中有长篇科幻小说38部，主编科幻故事118集，科普分科作品165集，科学随笔40集，科幻随笔2集，书目洋洋大观。

阿西莫夫的科幻作品中，“银河帝国三部曲”和“机器人系列”，最后在“基地系列”的架空宇宙中统一，构思宏大、奇妙而严谨，被誉为“科幻圣经”。而他的“机器人三法则”至今是人工智能专家们讨论机器伦理时的重要参考。由于科幻方面的成就，他七次获得雨果奖相关奖项，去世三年之后，他的《人生舞台》仍然获得1995 年最佳非小说类雨果奖，以表示对他的致敬。

阿西莫夫的科普成就，为后人立下标杆。但如果深入分析，叶永烈的确在认真追赶，而且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以科幻小说创作为例，叶永烈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发表了近200万字的科幻小说，每年创作四五部作品。那时他40岁上下，年富力强，处于创作的巅峰时期。

就质量和影响而言，叶永烈那段时间的科幻作品，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为我们所熟悉，成为经典。而他受到批判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自食其果》、《黑影》等等，不但不是什么毒草，而是受读者欢迎的科幻精品，是香花。他语言文字方面的功底与才华，他思想的深刻性，也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由于有很高的科学素养，他超前的科学想象力和对未来的预见性，一次一次被后来发生的事情所证实。

他1986年的中篇科幻小说《艾之病》，预见到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和中国的应对。小说在《羊城晚报》连载后却被卫生部门叫停，理由是中国当时没发现一例艾滋病患者。十年后，中国艾滋病患者达到一百万，小说中描写的中草药防治也在后来的现实中实际应用。

他1978年的科幻小说《演出没有推迟》，描写不知名的病毒在全球流行，人们在机场被扣留，发烧病人被隔离，医院连走廊都躺满病人，学校停课，传染病专家废寝忘食连续工作，以奇迹般速度研制出了疫苗，创新了注射方法，并毫无保留地向世界分享了新疫苗及注射器，病毒终于被战胜，歌舞团在外国演出没有推迟。小说发表25年后，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型肺炎疫情；42年后，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小说中描写的许多场景，在后来现实中出现。

这就是科幻小说的魅力。就想象力和对未来的预见性而言，叶永烈与国外同行如阿西莫夫等相比，同样具有科幻大师的风范。

不同的是，他的科幻小说创作生涯太短，巅峰状态的壮年叶永烈，突然被迫停止科幻创作，中国科普界的主力舰被击沉。他宏伟的中国科幻梦想，要留待后人完成。

叶永烈一生充满传奇，他创造了无数辉煌。辉煌中也留下了遗憾，这个遗憾是中国科普界的遗憾，让我们长久反思。

对叶永烈的研究，远远没有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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