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人|在赵忠祥面前,我们一开始是观众,后来又变成了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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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棋牌尚不能充当全面的娱乐,私人开办舞会极有可能遭至牢狱之灾,而国人最大的娱乐即饭局上的狂欢,因物质的匮乏而只能将就的年代。假如说一部电影的到来,是在宣告一个节日的开始,那么广播则是最广泛的人群最日常的休闲方式。北方人还将那个能扬声的器物,尊称为话匣子。

即使在电视普及的头几年,收音机因它能做更袖珍的处理,利于便携,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首选。晨起的公园、晚归的车站,你都能看见有人把耳朵贴在一个小小的喇叭上,站在马路牙上凝神。或戴着耳机信步于大街小巷,惹得身后的骑车人徒劳又无奈地按着铃铛。

从建国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中国人最普遍的文化心理,基本是由听觉来构建的。那个年代的明星,长期是相声、评书、评弹等曲艺演员。依借他们的抑扬顿挫,政策得以传播,传统得以维护,国情与民情也获得前所未有的,最大面积的统一。也可以说,那个时候最大的明星,除了电影演员之外,更多的人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在电视出现之后,人们对那些在荧屏之上频频亮相的面孔,仍依循着声音审美的趋向来决定各自的喜好。这也造成了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在招生时,既考虑形貌上的端庄,更注重音色上的圆润。这让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电视主持人,更多时候是播音员或司仪,是文件稿件有效而准确的发声器,而非能控场的语言指挥家。

应该说,赵忠祥也属于前者,无论他年轻时有多清朗,中年时有多发福。这个不苟言笑的男人,还是通过他精美的声线和卓越的演播技巧,让他的声音无数次略过他的形象,让他的声音本身就成为形象。他用他的字正腔圆,一次次在人们的听觉系统里通行无阻,而让他自己成为那个年代最耀眼的语言上的巨星。

赵忠祥(1942年1月16日—2020年1月16日)

同时,他是那个声音和形象第一次结合时的引路人,也是此类中国式播音系统的终结者。此前的夏青、齐越等老一代播音艺术家,只停留在声音的穿透之上。与赵忠祥同代的李娟、邢质斌。其后的张宏民、李瑞英等,在民间的声望上都远不及赵忠祥。

说他是具中国特色的播音主持界的标杆、旗帜,哪怕再多的吝美之词也不为过。他让我们看到中国式的视听构成,落实到具体的人之后,所特有的审美递进过程,是怎样跟随时代的步伐而渐行渐远。

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在赵忠祥之后,没有一位优秀的声音艺术家会成为名望极盛的主持人。同样,也没有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主持人会成为出色的解说员。而赵忠祥二者皆备。这多多少少都在暗示我们,属于听觉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1959年,赵忠祥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担任播音员,是中国第二位电视播音员、第一位男播音员。从那一刻起,他从事的这一在当时几乎绝不仅有的职业,为他奠定了后来家喻户晓的全部可能性。

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留着油光可鉴的二八式分头,面无表情,目视前方,着标准而笔挺的中山装。而当他着上洋装,则在宣告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来临,并已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认可。赵忠祥在央视的40余年,基本上等于这个国家电视台的脸面,几乎所有重大的主持,都无法遗漏他的声和影。他的言行,他的形象,代表央视,也代表国家。

1983年,赵忠祥在中央台主持五四蒲公英青年智力竞赛,也是在这个节目中,中国大陆首次使用了“节目主持人”这个称谓。去历数赵忠祥的主持经历,意义是有的,起码在开拓中国早期电视形态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上,有他不可或缺的站位。但大多时候,只剩下意义。

不客气的说法,他只是站着或坐着,他很少走动。也就是他本人的形象是凝固的,连带他的表情,上一秒与下一秒之间都没什么太明显的区隔。他要通过极少的面部肌肉运动,去传达极为稳固和丰富的国家信息。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临场应变的机动,这个阅读量极大的人,也能随机组织语言,他也有他的幽默。

总体而言,那仍是铁板钉钉的国家化娱乐,言之凿凿的大一统消闲。他的出现,仿佛在提醒人们,只有在同欢的气场里,你才能去展露欢容,而不必匆匆忙忙地去展露心扉。

赵忠祥是多才多艺的,他的书法与国画都尚可一观。他的英语也极好,要不然,也不会成为在白宫采访美国总统(卡特)的中国第一位记者。他还出过几本书,从他的文字里,我们知道他的爱好比我们想像中要广泛。

而他最赖以自豪的,还是他的声音。清亮而不高亢,他最迷人的时候,总是在他最舒适的低音区里逡行、游弋。他的声音魅力之所在,是用极少的感情色彩,把我们带领到一个非感性,但又不全然理性的领地。他擅开气声,但又不刻意拖长声调。

他不是方明那般如洪钟大吕,要照亮些什么,也不像张家声如飞瀑流丹,要一泻汪洋,去吞吐天地之志。他不会激情四射,也不会柔情款款。他让声音仅仅成为声音,再华丽再优美的文字,一遇到他那种超然而冷静的腔调,而不再像其它朗诵者一样,靠主观意志去左右本应千人千面的起伏跌宕。他的分齿启唇,不是丰富你的情感经验,而是让你试着去找寻自己内心的声音。

赵忠祥最年富力强的年代,中国的声音正由高度统一的铿锵向着多声部的淙淙作响过渡。赵忠祥在这其间,他声带的每一次发作都像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等待,一种望穿秋水,但秋水早就共长天一色后的远眺。

假如你听过他吟咏的,刚过世不久的流沙河的名诗《就是那一只蟋蟀》。你就感受到四川小巷的画面,就应该有这样的声音,不急不徐地在那样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走来荡去。他就是用最为标准最为规范的中国声音为我们描摹着极富地方色彩的生生不息。

赵忠祥朗诵《就是那一只蟋蟀》

流沙河的诗,是那样的充满深情,赵忠祥念来,却总怕破坏掉那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但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南方所特有的一圈圈湿气,一片片雾霭。他在念“母亲”二字时,你不会想到母亲的形象,是胖是瘦,是黑是白,但那就是母亲,她就站在路口,等着你回来。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这是赵忠祥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一段声音,也是被无数人模仿,并引发笑场的片段。《动物世界》以及其后的《人与自然》。让赵忠祥无论在同行还是在观众那儿,确立了赵忠祥式的腔调。不掺杂质地娓娓道来,任你拟人化的描述如何生动可人,一到了赵忠祥的嘴里,却是一大片一大片不动声色的天空,天空下的每一个活跃的生灵,则尽量不被人为的情感所包围。这是一种极为难得又极为准确的尊重,什么是尊重,就是任其花开花败,任其自生自灭。不以人类僵硬的道德,自以为是地去绑架另一端生命的起起落落。

赵忠祥用他的声音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最应具备的和谐。以一种浸泡式的声场,让我们明晰,生命的宝贵,恰在于它的短暂。生命的旺盛,则来自于它有那么多数也数不过来的前赴而继。而赵忠祥声音里最美妙的地方还在于,他深深地明白,你一动情就离无情不远了。

有人调侃过赵忠祥的某些私生活,说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驻扎着一个更为精彩纷呈的动物世界。而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人性与动物性常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样的怕冷怕热,一样的弱肉强食,一样的为了再简单不过的活着,而不惜一切代价。

除了给赵忠祥带来最大声誉的《动物世界》系列,他还为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担任解说,在这部全景式的纪录片里,只要赵忠祥的声音,历史就变得不再沉重,仿佛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而在他并不慷慨的陈词里,一代伟人既没有被奉上神坛,也没有被请下神坛,而成为一种孤独而强大的存在。他精准的妙至毫巅的逻辑重音处理,不是要把我们请回现场,而是提醒我们,必须和历史保持一段距离,才能更悠闲地在现实中徜徉。

当然,于我而言,赵忠祥的声音还是一个深刻的启蒙。1995年,适值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在为此而制作的大型专题片《中国电影》里,我又听到了赵忠祥那具装饰性的声调,任何一种文字都难不倒他,他以不变应万变,带领我去见识中国电影的身外身,梦中梦。我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其实就来自这套专题片。在这里,我要感谢赵忠祥。

最后想说的是,赵忠祥的声音是能既空荡又浩淼地给予我们最为熨帖的想像力,这是其他优秀的声音表演艺术家们难以企及的。声音不是对某个具体的形体面貌进行重塑,而是与现有的语言逻辑平行的另一端宇宙。这个时常被我们的视觉所感知到的,颇为冷峻的男人,最终却神奇的活在我们的听觉系统里。

在赵忠祥面前,我们一开始是观众,到头来,却还只是一名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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