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者李二毛的双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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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毛（左）和朋友在阳台合照。贾玉川摄。
**摘要：**2001年，李二毛从四川农村去深圳打工，20来岁的他在酒吧里找到一份做反串表演的工作，他吃激素、整容，成了夜场艳星。变成真正的女人，获得爱，曾是他的梦想。摄影师贾玉川花17年记录了李二毛的经历，却在纪录片获得关注时得知了李二毛去世的消息。
**文 | **王丹妮
**编辑 | **林鹏
火化证显示，李二毛的死亡时间是2019年3月14日。但准确与否，没人知道。
生命的最后，感染艾滋病毒的李二毛从深圳躲回四川老家，一个人住在县城的出租屋里，尸体被人发现时，他已经去世三天。
如果不是贾玉川，李二毛在深圳的朋友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死讯。
贾玉川今年59岁，是一名摄影师，从2002年开始拍摄深圳性少数群体的生活，李二毛是他的拍摄对象之一。十七年来，影像让他们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贾玉川成了最了解二毛踪迹的人。二毛常去外地演出，居无定所，手机号也总换，但他把贾玉川当“亲哥哥”，联系得最多。
2019年，关于二毛的纪录片入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的展映单元。前十几年里，二毛总笑嘻嘻盼着去颁奖典礼走红毯，如今机会来了，二毛却消失了。贾玉川“拼命地找”，还通过身份证号码找到二毛老家的政府部门。
“之前说好（纪录片）得奖了要带我去玩的，现在是不是想躲着我？”青青打趣，作为二毛多年的朋友，他早已对二毛的失踪“见怪不怪”了。
几天后，他收到贾玉川的信息：“不用找了，二毛走了”。
陶醉吧
陶醉吧藏在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的一条岔路里，这是一片城中村，挨着几栋老旧的握手楼。低沉的歌声被粗劣的麦克风放大，跟闪动的彩色灯光一起，从塑料门帘的缝隙里透出来。
这是布吉街道仅剩的几家老酒吧之一。
青青年近四十，脸上有褶，但皮肤细嫩，黑色的短发用啫喱整齐地梳到耳后。2000年开始，他赶上深圳娱乐行业蓬勃发展的热潮，成了一名夜场演出经纪人。布吉街道上的几十家酒吧都是他的领地，一晚上他能安排四五十个演员出去，有猛男、有艳星、有人妖。男扮女装进行反串表演的李二毛，是他手下的热门演员之一。
他避开来来往往的车辆，贴着马路沿走在布吉街上，时不时抬手指指，“当时路中间没有护栏，也没这么多车，深圳东站还没建起来，这些高楼都没有……”
陶醉吧的经理安排过很多场演出，接过李二毛十几年前演出的照片时，他皱起眉头。照片里，李二毛穿着镶满靛蓝色亮片的胸衣和紧身长裙，袒露的小腹紧致，几块肌肉若隐若现；纤细的柳叶眉、蓝色的荧光眼影和粉嫩的口红又尽显媚态，让他看起来像个妖娆的女人。凭着这身装扮，李二毛一度成为夜场里的明星。但现在，经理对他毫无印象，“这是反串吧，早就不让演了。”
李二毛（左二）和反串明星们的合影。贾玉川摄。
今天的陶醉吧，更像是一家属于老年人的KTV。门口贴上了新的海报——“欢唱幸福生活，快乐属于你我，一瓶啤酒到天亮”。几个年轻女孩举着麦克风，陪身边的香港老头唱歌，粤语老歌《你最珍贵》唱完，唱西北民歌《黄土高坡》，一首接着一首。
布吉街道再也不是青青记忆中的样子了。歌舞厅里闪耀的灯球，舞台下醉酒尖叫的男人，浓妆艳抹、舞动裙摆的“姐妹们”，都被这个快速革新的城中村遗忘了。
但在高楼背后的破旧街巷里，青青还能勉强辨认出往日的痕迹。他记得，那几年他们“玩得很疯，赚很多钱”。他也记得已经去世的李二毛——那个穿得很土的农村小伙子，换上演出服就变成了自信、妩媚的明星。
在许多个夜里，李二毛醉醺醺跟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女人。”
“被打坏脑子”的农村小伙
对李二毛来说，成为“女人”看上去是偶然的。
2002年，贾玉川在城中村里的一家化妆店拍摄一个跨性别者，李二毛经常和几个男孩结伴来化妆店玩，他们不叫“跨性别者”，直接喊“变性人”、“人妖”。贾玉川举着相机，拍下“变性人”化妆、穿裙子、跳舞的动作，李二毛站在旁边偷看，满脸羡慕。
当时，李二毛是个“很土的农村小子”，穿着破旧的工装，整日在工厂里上班。深圳的夜色撩人，酒吧、会所里弥漫着歌声、酒气和荷尔蒙，这些跟穷小子李二毛无关。
直到认识了“变性人”朋友，开始尝试化女妆，李二毛才感觉生活有了乐趣。
粉扑轻轻一拍，脸变得白嫩，粉刷扫过，蓝色的眼影放大了小眼睛，双唇一抿，妩媚的气质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李二毛从没觉得自己这么迷人，苍白的打工生活好像有了色彩。
他开始频繁地和朋友们穿女装玩，当时的女朋友也跟他一起。二毛借来女朋友的衣服，没有胸，就往衣服里塞破布，下面穿个超短裙，蹬上高跟鞋，在城中村的街道里乱晃。好多人围着看，有小孩追着他们喊“变态”，李二毛笑得更大声，“完全不觉得害怕”。
他身材纤细，面容秀气，很适合女装。青青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认定他能做反串演出。1997年香港回归后，资本和狂热的娱乐文化一下子涌进来，演出市场火爆。都市人的迷惘和欲望有了安放之处，像青青这样的外来人员也找到了新的淘金地。
在歌舞团做了一段时间的反串演出后，青青编了个演艺公司的名字，印了几沓名片，自称娱乐公司经纪人，给各大娱乐场所安排演出、介绍艺人。
“比起女人，更多男人喜欢看反串表演”，青青了解当时的演出市场，“都是男的，不觉得被摸会吃亏，尺度更大”。他印了很多宣传单，到深圳同志聚集地荔枝公园去发掘艺人，“娘一点的，穿女装好看，有市场”。
反串演员一晚上最少能接到三四场演出，每场的酬劳是100到200元，再加上小费，一周比在工厂干一个月挣得还多。李二毛住进青青帮演员们安排的三室一厅，给自己取艺名为雯雯，白天练习，晚上演出。
他不满足于“年轻、扮相好”，开始自己学唱歌和跳舞。演出赚的钱换成磁带，破旧的出租屋里总是回荡着原声和伴奏。他换上带亮片的吊带背心和低腰牛仔裤，跪坐在木板床上，拿一把紫色梳子当作话筒。音乐一响，撩发，甩头，腰身扭动，筋络分明的手指抚摸着自己的肌肤，从胸部滑到小腹。
他越来越喜欢当一个女人，说不清原因。
穿男装的时候，他因瘦弱的身材感到自卑，但换上女装，站上舞台，被无数男人簇拥着的时候，李二毛感觉“如果变成女的，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怕，就能有人爱我了”。
六岁时，李二毛的父亲因拐卖妇女儿童罪被枪毙，母亲身患残疾留在老家，他12岁开始跟着亲戚在重庆捡垃圾为生，20岁到深圳打拼，一直没什么朋友。老家的叔叔责怪他“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怀疑是因为小时候被人打坏了脑袋。
李二毛不确定，做这个选择是真实自我的释放，还是一种“逃避”。他把演出攒下来的钱藏在出租屋的一张海报背后，100块、50块、20块。这些钱将用来实现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
艳星“雯雯”
反串明星雯雯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
九点半，城中村的档口亮起红红绿绿的灯光，塑料椅和折叠桌从店门口架到马路上，随处响起动感的音乐。梳头，上浓妆，再换上金箔纸质感的裹胸长裙，跳上307路公交车，奔向几公里外的酒吧。
在那里，男人们握着酒瓶，跟着灯光和音乐在舞池里摇摆，他们欢呼、尖叫，盼着性感迷人的雯雯站上舞台。
做了隆胸手术后，李二毛更贴近艳星雯雯的形象，他变得更开放，常常邀请观众上台互动，坐在男人腿上唱歌，贴身热舞。玩疯了，男人喊他“波霸”。
性感的外表给雯雯带来了人气和财富，演出一场接着一场，夜里三四点才结束。出手阔绰的香港老板请客喝酒，酒杯贴着四五张百元大钞，递到他的手上。他不拒绝，但也不像其他演员那样主动陪酒、讨好客人。
“这个圈子里，很多人一开始都是为了生存、为了赚钱，时间久了，就出不来了。”青青感觉李二毛陷进去了，离开舞台，他想当个真正的女人。
演出结束后，李二毛蹬掉高跟鞋，换上平底鞋，把背包甩到肩上，一掂一掂地走出去，“不像个明星”。他喜欢跟青青在桥底的大排档吃烧烤，蒜蓉生蚝一口气能吃12个。
骨子里，李二毛是个传统的“女人”。不像其他“变性人”，除了演出和去酒吧玩，他平时几乎不化浓妆，也不爱穿性感的衣服，一件条纹T恤，一双平底鞋，就够了。他爱跟姐妹们打麻将，除此之外，他都跟男人在一起，扮演着“好女友”的角色。
十几年间，李二毛身边的男人一直在换。窄小的出租屋里配的是双层床，上铺一直空着，他跟男朋友裹着被子挤在下铺。他喜欢做饭、煲汤、跟男朋友一起遛狗。
但幸福的日子总是不长久。
闹分手很经常。青青记得，每次去他那，总能碰到不同的男人。李二毛敏感、多疑，朋友们坐在旁边说笑，他会怀疑是不是在讲他的坏话。男朋友在路上多看了别的女人一眼，或者在公交上跟异性坐在一起，他会觉得对方“不够爱他”。
他总想去证明男朋友对他的爱，常常问“你爱不爱我？”“如果我跟别的男人睡了，你生不生气？”但无论对方怎么回答，李二毛都觉得对方是在骗他，折腾几次，就闹着分手。
青青常骂他傻，劝他现实一点，“这个圈子里找不到真爱的。”李二毛听不进去，把希望寄托在更彻底的手术上。一次分手后，他坐在街头的大排档，一瓶接一瓶地喝酒，哭到身体抽动，“我都不想看自己这张脸，恨不得马上去做手术”。但变性手术花费巨大，钱要慢慢攒。
“最土的人妖”
2011年，李二毛被赶出出租屋，不得不带着新男友小龙回到四川老家。那是离他梦想中的幸福生活最近的一次。
小龙没满18岁，平头，长得白白净净。李二毛觉得他看起来单纯，对他一见钟情。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布吉老街，李二毛像往常一样穿一件条纹T恤，蹬着一双平底鞋，出门遛狗。“这是我见过最土的人妖了”，小龙心想。
当时，小龙在深圳无依无靠，唯一的哥哥因为吸毒被抓，留下一堆高利贷债务。他在夜总会附近晃荡，靠出卖身体、骗女人谋生。李二毛没钱，但愿意带他回家、照顾他、供他吃喝。
“刚开始是想骗他，没想到他比我还惨。”小龙开始心疼李二毛，把骗到的钱拿出来，帮二毛买了一台空调。
在老家，宅基地被人强占，他们没房子住，在空地上用塑料布搭了个帐篷，架个木板铺上干草当作床。四川的冬天阴冷，偶尔下雨，水顺着塑料布的缝隙渗进来。二毛掂着脚，用抹布吸干雨水，钻回被窝，小龙握住他的手，帮他捂热。
在老家，他们锄地、洗菜、生火做饭。二毛在帐篷里养了鸡仔，想搞养殖，他还有了自己的计划，来年春天，搞个池塘，再养青蛙。他们开始想“做个清清白白的农民”，大年三十在帐篷上贴了春联，上面写着“居家创业业兴隆”。
二毛带着心爱的人去上坟，一边烧纸钱，一边跟父亲介绍，“这是小龙，我的爱人，可能你们不太能理解，但下面的社会应该更开放嘛，希望你们原谅哈。”
在农村，“变成女娃”的李二毛成了一个笑话。尽管他把长发绑到耳后，用厚实的棉袄遮住胸部，但仍免不了被说闲话。他干农活时，总有村民围在边上嘲笑他。
李二毛并不在意，他唯一担心的是，到了夏天该穿什么，才能遮住自己变成“女性”的身体。但不到半年，还没来得及发愁，他们就被生活逼得转卖老宅，回到深圳。
充满压力和诱惑的城市，消除了乡村生活加在爱情上的滤镜。小龙爱打游戏，常常旷工，原本多疑的李二毛经常哭闹，动不动要自杀。
“小龙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男人”，二毛离不开他，“像我这种人妖，真的很难找到真心爱的人。”他还问过小龙，“你愿不愿意娶我？如果愿意，我就去做变性手术。”
拉扯两年后，最后一次吵架，小龙没再回来。“什么爱情，都是假的。”李二毛也一度消失了。
“挺胸做人”
得不到爱，李二毛没了当女人的动力，开始用更现实的眼光看周遭的世界。
深圳的发展日新月异，城中村里大量酒吧被关停、会所被整治，反串表演的市场越来越不景气，有时候一周只能接到一场演出。
青青看不起那些挨个敲开包厢门去偷偷表演的演员，“又没钱赚，又没了做演员的尊严”，他慢慢从圈子里抽身，尝试发展其他的业务，当滴滴司机、做房产中介。
李二毛没别的技能，为了生存，剪掉长发，又进了工厂。
为了避免惹麻烦，他没有住在男工宿舍，自己租了间便宜的阁楼。平时，他用束胸衣紧紧地勒平胸部，穿上一件黑色背心，再套上宽大的蓝灰色工作服。“也算是融入社会了吧”，李二毛挠了挠平头，苦笑一下，“但还是不能挺胸做人”。
“回想我这十几年的变性生活，像是一场梦。”他在视频里对贾玉川说。那个性感迷人的夜场明星和渴望爱情的女人，都被他藏在束胸衣下，成了不愿提起的秘密。
但还是被人发现了。2017年，工友看出来李二毛有胸，骂他变态，对他拳打脚踢。他无力反击，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跪在警察局门口跟贾玉川哭诉。
为了“活下来”，李二毛想再做一次手术，把胸摘掉。他觉得男人纹身不好，把跟小龙一起纹的图案洗掉。他开始否定自己之前的性取向，“一想到原来跟男人的性行为，就觉得恶心。”
现实中的一切都乱了。他的脑海里有时候浮现出女人的身体，一下又闪过男人的影子。
在贾玉川的帮助下，他找到一家愿意免费帮他做取胸手术的医院。他计划着，等变回男人，要开始为新的梦想努力——攒钱在深圳买个小单间，跟女人成家，再生个孩子。
但一切还没开始，做完身体检查后，医生告知，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他不敢上网查艾滋病相关的资料，在路上看到救护车和医院就心里发慌。他哭着感叹，从小到大，无论是作为男人还是女人，他都“没对社会作出过什么贡献，像是浪费了粮食”。
到医院复查的前一天，他拒绝面对现实，跟贾玉川和青青等朋友断了联系，再次消失。直到他在老家去世，朋友们也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接受治疗，有没有按时吃药。
贾玉川记得，李二毛得知自己患病时说过，他想在活着的时候回一趟老家，再去一次香港。他很喜欢香港，刚来深圳时，他买来粤语歌磁带，一句一句地学讲白话。梅艳芳是他的偶像，他在深圳的出租屋里，看了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的视频。
那是2003年11月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梅艳芳身穿一件白色婚纱，唱起了《夕阳之歌》。李二毛一直记得她在舞台上说的话，“我成日觉得，夕阳和黄昏好靓，但好短暂，我们要珍惜，要争取身边想爱的人，要不然一眨眼什么都没了。”
他觉得，这说的是爱情，也是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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