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被割喉的3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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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丨张楠茜
编辑丨杜雯雯
伍琴曾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证明所剩无几。
父亲伍军在塑料袋里收纳的几张薄纸，概括了女儿25岁的短暂人生：中学毕业证、结婚证、死亡证明，以及一张白纸黑字的手写“保证书”。
这是女婿徐林写给女儿的。短短九行字，男人先是道歉，愧疚自己做了“最不应该的事，不是人”，请求妻子看在孩子的份上，再给他“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结尾许下承诺，“会用行动来证明对她更好”。
但徐林没能做到。婚姻生活，占据伍琴短短人生的五分之一，日常充斥着暴力与恐惧。她曾尝试求助，找村委会、报警、起诉离婚，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她选择逃跑，跑到在上海打工的父母家，但最终也没能躲过被杀害的命运。
2023年5月15日，徐林持刀前往伍琴一家租住的上海市松江某小区，破门而入，割喉、捅腹，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在保证书中称之为“最美丽的妻子，温柔可爱、有气质的老婆”。
他们四岁的儿子，在现场目睹了一切。徐林随后自首。
案发近一年后，2024年4月19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如下：徐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伍琴的父母始终深陷在自责中，自愧没能保护好女儿。对于审判结果，他们感到有些失望，表示接下来会抗诉。自案发以来，这对父母只有一个想法，“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
开庭宣判的今天，伍琴的母亲还背着女儿生前给她买的小小帆布包，这是她留下为数不多的遗物。
伍军和周琼至今还住在女儿被杀害的出租屋里。
60多岁的房东黄阿姨曾经劝夫妻俩别搬家，“死的是自家女儿，没什么可害怕的”。“家暴割喉案”发生快整一年，他们的生活仍旧破碎，未能重建和修复。
审判前的这两天，有媒体来家里直播连线，周琼说起女儿没忍住情绪，一直哭，伍军在旁边抽闷烟。
很多个晚上，周琼不断做噩梦，白天坐立不安，上班也忘带手机。开庭前一晚，伍军特意去买来妻子爱吃的米豆腐，她尝了两口就放下筷子，想到案子和女儿，没有任何胃口。
老两口现在所居住的这套三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实际是搭建在房东屋外的一间偏房。这个迁建小区里有三百多户人家，租房的外来打工人口比上海本地人多。
两张上下铺并列放置在光线昏暗的卧室，上铺塞满棉被、衣服之类的杂物，直抵本就低矮的天花板。下水道管横亘在头顶，总是冷不丁地响起冲水声。
伍军夫妇挤在一张下铺睡，加宽床铺的木板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厨房和厕所离床只有一两米的距离，马桶也是坏的，要从水桶里舀水冲——但好在价格便宜，月租1800元，已经是老两口近几年在上海租到的最满意的房子。
女儿在家里生活过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家具调换了方位，客厅的水泥地面被周琼拖扫得干净亮堂，早已看不出曾经凝固的血迹。被徐林砸碎的玻璃门也重新安装好。
伍琴睡过的床，连同压坏的桌子被一起扔掉。她生前用过的东西，塞满整整3辆三轮车，被送到了废品站。只留有少数生前她添置的日用品，比如给厨房节省空间的置物架，方便母亲干活儿的迷彩腰包，以及儿子的两个小保温饭盒。
女儿刚出事那段时间，周琼像失了魂一样，一回屋就哭。她在写字楼做保洁，在日行超过两万步、走过无数次的楼层里迷失方向。有时隔壁邻居陈姐路过，看到她在门厅坐着，“要么以泪洗面，要么整个人像木头一样呆住。”
在上海打拼的20多年，伍军先后做过保安、仓库管理员，过着出租屋与打工单位之间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为了女儿的案件，他最近半年一直奔波于公检法部门，不得不经常请假、换班，为此，他被之前的公司辞退，辗转到家附近的医院当保安。
走路时，他的身体总是往右边偏斜——这是十几年前一场高空作业掉落事故留下的残疾，右腿外侧至今还打着两块钢板和十几颗钢钉，右手也无法伸直。他习惯把右手揣在裤兜里，隐藏起自己的残障痕迹。
同事们称呼脾气温和的伍军为“老伍”。只有在说起杀害女儿的凶手时，伍军显得情绪激动。他避免提起女婿的名字，而是用“那个死男人”、“凶手”来称呼他。
2023年11月30日，伍琴被故意杀害案第一次开庭。伍军夫妇拒绝接受来自对方家庭的和解赔偿协议，希望凶手能够依法被判处死刑。
11月的上海，夜晚的气温已逼近零度。伍军和周琼回到家中，两人共用一盆热水泡脚，解乏取暖。如今，夫妻俩只要坐在一起聊天，谈话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死去的女儿，他们始终活在“如果”的猜想和巨大的愧疚当中——
如果当时没有因为担心和凶手一起站在屋外的外孙，就不会打开卧室的那道铁门，给了凶手闯入玻璃门厅的机会；如果当时拿出工具箱里的锤子反击，说不定就能救下女儿；如果当时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呼叫周边邻居过来帮忙，别出去呢？
再早一些的机会，如果女儿没有和凶手结婚，如果女儿能够离婚，如果当初搬家搬到更远一些的地方……
女儿是不是就不会死？
杀妻
案发半年后的2023年11月30日，伍军在一审开庭现场，第一次直面杀死女儿的凶手徐林。
那个男人被带上法庭，伍军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他。对方只是低着头。他被高高的围栏和法警包围，头发已经剃光，长胖了些，穿着一条牛仔裤。
四个多小时的庭审中，伍军手里一直紧紧握着一支笔，几乎快将笔捏断。开庭前，工作人员特意强调了法庭纪律，他尽量控制着情绪。周琼则在庭外观看转播视频——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刺激，伍军和法院工作人员没有让她进入现场。
法院当庭播放了伍军家门口的监控视频，徐林杀妻的整个过程被清晰记录。
当晚20时42分，徐林带着儿子到达伍琴家门口，先是用脚踹玻璃门，伍琴没有开门，站在门口让他离开。随后，徐林拿起门口的砖块（注：实际为磨刀石），砸碎了玻璃门，冲进伍琴家里，并将她按在门厅的小方桌上，拔出别在腰间的刀，对着伍琴的脖子、肚子捅了数刀。
周琼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看到徐林背朝着她正按着女儿，她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害怕，本能地去拉他的衣服，想把他扯开。但身高一米五的周琼根本拽不动徐林，“他像个石头一样的”。
等徐林撒开伍琴往外走，周琼才惊觉女儿浑身是血，“脖子不断往外喷血，洒得到处都是。”周琼的睡衣被血染红，玻璃门渣碎了一地，也混杂着血液。
伍琴喉咙里的血止不住地往外冒，发出“呲啦啦”的声音，说不出话。周琼扶着女儿往外走，刚走到门外的盆栽旁，伍琴站不稳了，像喝醉酒的人一点点无力地瘫软下去。女儿指着门外停着的一辆白色轿车，周琼猜，女儿可能是想找车去医院。
徐林杀妻只用了二十多秒，从进门到离开。
根据检方起诉书上的法医鉴定结果，“伍琴颈部见巨大创口，符合生前被他人用锐器切割颈部，伤及左颈内静脉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在法庭上，带血迹的尖刀、刀鞘、砖块等物证被展示。三十公分长的尖刀很锋利，两面都是刀刃。判决书的记录证明显示，徐林于2023年2月18日购买屠宰刀一把；2023年5月期间浏览“杀人犯的后代有哪些害处”“电击棍会不会电死人”等内容。
同时，检方起诉书也表示，“徐林作案时及目前均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在法庭审理环节，徐林认罪，承认杀害伍琴，但否认故意杀人。据伍军回忆，徐林称自己带刀只是为了吓唬伍琴，“说在房间里面看不清楚，只是轻轻地划了几刀。”
房东黄阿姨，是在听到巨大的玻璃碎声响后下楼的。她原本在二楼看电视，先是跑到窗口，“看到一个男人提着什么东西正往外走。”连忙下楼后，看到伍琴和周琼在全是血的地上，赶紧让老公打了120和110。
整个过程，伍琴和徐林四岁的儿子一直在门口，孩子亲眼目睹爸爸冲进屋里，杀死了妈妈。
黄阿姨和周琼都记得，小孩看到妈妈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在一旁吓得呆住了，挪不动步子，小手捂着嘴巴，哭着喊“妈妈”。周琼来不及照顾外孙，找来一件衣服把女儿的脖子捂住，但是血还是一直往外冒。
那天现场一片混乱。夜里，黄阿姨只能把伍琴的儿子带回自己二楼的家照顾，孩子一直说，“我要妈妈”。小孩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到深夜12点，后来太困了趴在沙发上睡着了，黄阿姨把他抱回了床上。
案发第二天，伍家门口小路上的大摊血迹已经黏稠，扫把也扫不掉，黄阿姨戴上手套穿上雨靴，拿钢丝球使劲儿擦，又接来几盆水才冲掉。
就在徐林杀妻当天，他曾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危险的信号”。
18时38分，徐林发了一张和儿子的自拍照。照片里，父子俩笑着站在一块玻璃地板上，身后是高大的建筑物，配文如下：
“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
此时他的IP属地显示在上海。两个小时后，他杀死了孩子的母亲。
据伍军回忆，在案发前一天，徐林和伍琴因为孩子生病的事情有争执。案发当天，徐林先来伍家接孩子，准备回去自己带，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和姐姐让她们帮忙照顾，但被拒绝了。随后他又回到伍家门口。检方起诉书中描述，徐林是“因伍琴拒绝开门，导致他情绪激动，在门外与伍琴发生争执。”
已经死去的伍琴再也没有机会说话，和徐林当面对质。居住在附近的另一位邻居刘芳，恰好在事发前几小时碰到了伍琴。
当天傍晚，刘芳到路口扔垃圾，看到伍琴坐在家门口，正准备给孩子剪头发。她和伍琴打招呼，伍琴也笑盈盈地回，“阿姨好”。
刘芳问她，怎么这么晚了还给孩子剪头发？刘芳记得伍琴说，“阿姨，明天我就上班了，没有时间啦。”
暴力与控制
伍琴被杀时，她和徐林的婚姻还不到五年。
两人于2017年相识于媒人的婚姻介绍。“男孩学挖掘机的，会一门技术，能挣钱，家里有房子有存款，你家女子正合适。”媒人这样告诉伍家父母。
当时伍琴只有21岁，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店做销售，和父母住在一起。徐林比她大三岁，两人一开始通过远程聊天，后来徐林也到上海打工。
伍军说，自己一开始并不喜欢徐林，“他双眼眼角往上翘，看面相就是个很有脾气的人。”他提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细节，比如徐林到家里来也不爱和人打招呼。伍军提醒过女儿要谨慎，但当时女儿正在热恋中，很喜欢这个对她宠爱有加的恋人。
结婚前，两人闹过一次分手。徐林的姐姐打电话过来，说弟弟在桥上站了一夜不睡觉，是真的很喜欢伍琴。连周琼都跟着女儿心软了，“我们都以为他真心喜欢她，会对她一生好啊”。
2018年10月18日，两个年轻人结婚。婚礼在重庆老家办得还算隆重，女孩穿着浑身红色的婚纱，坐在铺着白色棉被的大床上，笑得灿烂。婚后，伍琴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老家待产。次年三月，她生下儿子。
第一次家暴来得猝不及防。
婚后，伍琴没有工作，徐林在老家开挖掘机，收入不稳定，两人时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在周琼的印象中，女儿生完孩子二十来天，两人因为小事有矛盾，徐林对着伍琴踹了两脚，还打了耳光。
那时，周琼正在女儿家照顾月子，她循声过来，看到女儿在哭，一边安慰女儿，也说了女婿几句，但并没什么威慑力。没过多久，周琼返回上海打工。
另一次，是伍军接到了女儿求助的电话。电话里，伍琴向父亲诉说委屈，起因是小孩生病就医，伍琴在医院抱孩子十几个小时，因为手酸，就让在旁玩手机的徐林来接手。
“他疯了一样突然一耳巴子打过去”。伍军说，他劝女儿干脆报警，女儿说自己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伍军又让她去找村委会。
“她也去了，正好人家家里没人。刚好’那个死男人’把她找到了，又是下跪，又是求情，来软的，她就又回去了。”伍军说。
姐姐伍蓉说，她不止一次告诉妹妹，被打时要么还手，要么报警，得做出反应，而不是记在心里，秋后算账没有用。
在伍蓉的印象中，妹妹倔强和隐忍的性格，使得她一直没能下决心彻底离开徐林，“我们都是留守儿童，小时候连手机都没有，出现问题习惯自己解决，而不是靠父母或者是靠亲戚。我们的性格都会有这样一些隐忍的特点。”
长期帮助被家暴妇女的公益律师李莹认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权力控制，它不会自动停止。许多女性难以摆脱暴力环境，一是现实条件限制她们的选择。包括经济实力不足、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等等。其次，长期遭受家暴会导致受害者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心理，表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
家暴受害者在意志摇摆中无法离开暴力环境，甚至在离开后可能再次回归。据美国家暴热线的统计，一个受虐者平均要经过7次的努力尝试离开，才能真正离开一个施暴者。
在徐林老家的重庆市和谦镇某村，一位住处和徐家相距几百米的男性邻居对这家人印象深刻。据他讲述，徐林的父母早年离婚，徐的母亲“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不讲理”，“午饭或者晚饭，一句话不对劲就打起来，他们家吵架也不关门。”
他家和徐家做了多年的街坊，平时会避免和这家人结交。前年，这位邻居看到伍琴出门洗衣服时脸上带着乌青。
周琼和小两口一起生活过。在她眼里，除了暴力，她觉得徐林对女儿的日常生活也多有控制。
伍琴曾在镇上的幼儿园当幼师，她喜欢带着小朋友排演节目，每天跳跳蹦蹦。徐林看到伍琴手机上小孩的跳舞照片，“说要一家家地去调查，看她有没有乱来。伍琴穿裙子、染头发，他都要管。”
2024年4月19日审判结果宣布后，《凤凰周刊》记者拨通了徐林母亲的电话，她说，徐林的姐夫去了庭审现场，她通过电话得知了儿子被判死缓，但她不太清楚死缓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2024年1月3日，本刊记者也和她有一次简短的通话，她的语气听起来疲惫而无奈，只说，“现在事已至此，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们也很少在家里面。感觉这一塌糊涂，反正很寒心的。”随后挂断了电话。
截至发稿时，我们也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徐林的父亲，但未收到回复。
被困住的女人
在伍琴的老家，二十岁的女孩结婚成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伍蓉也很早就结婚了。她们拥有几乎是复制粘贴的相似人生轨迹——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在老家是由奶奶带大的留守儿童，读完初中就到上海跟随父母打零工，学一门电脑的基本技术，找个人结婚，回老家生娃——最大的不同在于，伍琴姐姐的丈夫和婆婆，待她如自家人。
由于伍琴和丈夫都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每个月养孩子的钱主要靠广东打工的徐林父亲汇款两千。
用伍军的话说，伍琴长期过着“手心向上”的生活，很憋屈。“有时候连家里买盐、出门打几块钱的车，都只能找徐林或婆婆开支。因为钱的事情，他们经常吵架。”
到后来，伍蓉发现妹妹生活都成问题了，“只有出没有进，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家人借三五百。”
在重庆老家和江苏昆山打工的婚姻生活时期，争吵成为常态。周琼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吵架后伍琴从昆山跑到上海父母家。徐林的姐姐带着全家人来到伍家，再次为弟弟道歉。
有邻居看到，周琼那会儿忙前忙后做饭招待，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吃饭——矛盾看似解决了，但伍琴回去之后，又陷入之前的恶性循环。
作为年轻的妈妈，伍琴的生活枯燥而简单，她没有什么朋友，微信通讯录里只有几十个好友。她在重庆老家的朋友，也是全职妈妈，和她聊天也几乎都是是分享带孩子的经验。
在上海的出租房附近，曾和伍琴一起遛娃的大姐杨海慧记得，伍琴买东西很节俭，在超市里看到超过两百块的东西，就会放回货架。单位发的零食，她都省着带回家给孩子。
在弟弟伍豪眼里，姐姐伍琴很有自尊心，“虽然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经济困难，她还是会尽力给孩子提供别人家孩子也有的东西。”
伍琴的生活轨迹几乎都是围绕着孩子。2022年上海疫情结束后，她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找到一家工厂的文员工作，周一到周五上班、接送孩子，周六日就在家洗衣服做家务，带孩子逛逛公园。
生活好像正在回到正轨。
伍军记得，伍琴会给同事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有一次她的女领导结婚纪念日，开玩笑说了一句“老公没送过我花”，伍琴第二天就带给她一朵毛线编织的花。
闲下来的时间，她会在网上找教材，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送给同事们。她跟妈妈说，“一直织毛线，是不想让双手和脑子停下来。”
在最后的凶杀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伍家都受到徐林的骚扰。男人以各种借口出现，有时候是找伍琴要回孩子的旧手机，有时候是要电瓶车。
他会突然出现在厨房的窗外或大门外。周琼记得，有一回没关大门，他静悄悄地走进来，站在正在炒菜的伍琴身后。还有一次他来家里争抢一个红色的行李箱，拖着就往外跑，周琼跟在身后边骂边追。
“之前说他，不能打人，夫妻间吵架正常，但打人就是违法的。后来也劝他，好聚好散，离婚、好好商量孩子怎么带。”伍军说，他察觉到危险，开始报警。
至少有三次，伍琴见到徐林来了，打电话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来过最久的一次，待了十多分钟，劝俩人和和气气地说话。由于没有实质性冲突和伤害，社区民警只能调解，并未正式立案。
这些年来，伍军记得，徐林写给女儿的保证书原本有三份。除了保留下的这一张纸，之前两张被徐林偷偷拿回去撕掉了，没能成为家暴的证据。
因为长期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伍琴患上了胃溃疡。在老家的婚姻时期，伍琴曾告诉妈妈，不想活了。“说出门看到河，甚至想跳下去。我害怕得睡觉不敢关手机，每天都和她打电话确认安全。”周琼回忆道。
失败的逃离
离开并没有想象容易。
2023年2月，伍琴向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离婚请求被驳回。她在离婚起诉书中表达了对这段婚姻的失望：徐林多次实施家庭暴力，还虐待孩子，无故骚扰其父母。
徐林否认。他称，双方感情一直很好，夫妻关系没有破裂，伍琴所说的是编造和虚假内容，提出离婚也是一时冲动，年轻夫妻之间偶有摩擦争吵属正常现象，他坚决不同意离婚。
当时为伍琴代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伍分泉记得，伍琴要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但是男方态度反复，“一会儿说愿意离婚，过会儿又说不愿意，变去变来的。他真实的想法在法庭上表达出来，是不愿意离婚。”
伍琴提交给法庭的家暴证据不多：下巴流血的自拍，房间地板上的血迹，以及一段她说是徐林掐儿子脖子的视频——是2022年夏天双方分开生活期间，徐林发给她的。
这段只有9秒的视频中，儿子的脖子被一双手掐住，小孩痛苦到紧闭双眼，两只小手试图扒开脖子上的手，他只有3岁，被紧压在床上，挣扎呜咽着，甚至说不出话。
“从证据的完整性角度来看，自拍不能说明是徐林打的，虐待孩子的视频里只有手没有徐林的人脸，显然都不足以被法官所采纳和重视。”伍分泉说。
什么样的家暴证据才可能让法官考虑？律师李莹给出的答案是，“第一，家暴的受害者要达到鉴定的轻伤程度，构成刑事责任标准；第二，需要充足证据，比如能证明是同一个施害者打了多次，还要有全面的报警记录。”
在对家暴证据的认定上，律师李莹形容其严格程度是，“严到我们在实践中几乎很难看到被认定。”她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在提供家暴证据的离婚案件中，不到20%能够被法院认定构成家暴。
在伍分泉接触的离婚案件中，伍琴的结局是“最极端的”。震惊之余，他也在思考，即便是伍琴离婚成功，就真的能彻底逃离凶手吗？
2023年初，离婚请求被驳回之后，他曾告诉伍琴，如果还想离婚，就彻底分居，为第二次提起离婚做好准备。伍琴被杀害前不久，还在咨询他离婚的一些问题。
伍琴试过很多次逃跑和离开。伍军和周琼回忆，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伍琴至少有前后两次，分别从重庆老家、昆山，逃到过父母家。2022年是最彻底的一次。
那个3月，她简单捎上衣服和日用品，跨上电瓶车，独自骑着车从昆山开往上海。出走应急的钱是从爸爸那儿借的。半天骑行，电瓶车的电用光，她在中途住了一晚宾馆，充电，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
彼时，上海因疫情还未解封，伍琴被拦在父母租住的小区外，在外漂泊了几个月。
据周琼表述，女儿生前说过，她先是到一家职业介绍所，缴纳五百块钱，被介绍到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卖五金，住在一辆厢式货车里。厕所在货车旁边，吃饭得去超市抢购面包。
过了几天，又去了浦东区一个职业介绍所里帮人找工作，拿提成。为了多挣些钱，她瞒着妈妈，去方舱医院当志愿者，一天能赚两百块钱，虽然辛苦，但她说“这是自食其力挣的钱”。
2022年5月，伍琴总算结束漂泊，和父母团聚。为了住得宽敞些，也为了躲开徐林，他们搬到同一个小区，也就是现在的住处。
但不到一周时间，徐林还是找了过来。他偷偷地把孩子单独留在了门口。
周琼和来串门的邻居聊完闲天正送人离开，开门就看到外孙在门口，仰着头看着她。“就像扔一个小狗一样扔在门口”。周琼心软，决定帮女儿负担起抚养外孙的责任。
2023年5月下旬，伍琴的尸体火化后，还是被安葬在徐林的老家。在她的墓地旁，有青山流水。周琼对此解释称，两人的老家离得很近，就在一座山的两侧，“伍琴和凶手离婚没离成，理论上还算那家的人。”
其实，离伍家在上海租出租屋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松江区反家暴庇护中心”，设置在松江区救助管理站内。救助站一共五间房，主要是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但伍家人并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对后来律师提及的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一无所知。
对于25岁的伍琴来说，她的生活中曾短暂出现过希望。
2022年的那个春天，伍琴逃到上海之后，父母记得，女儿曾表达过决心，谁都不要再劝她，她宁愿死，也不会回去。这是她决心最大的一次逃离，未曾想也是最后一次。
女孩喜欢看晚霞，那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很多橘色绚烂的云彩。在朋友圈里，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为数不多的分享是祝父母生日和节日快乐、孩子的点滴进步、自己又新尝试了哪些美食菜谱、学习英语的打卡记录等。
姐姐记得，抵达上海后的伍琴曾剪掉及肩长发，留起一头利落的红褐色短发。还发自拍问她，“帅不帅？”
那时，妹妹说，要用新发型来迎接新生活，从此独立坚强起来。
（文中伍军、伍琴、伍蓉、伍豪、周琼、徐林、杨海慧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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