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民主墙：中国高校学生的花式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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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5日下午4点，徐晴正在咖啡馆里看书，突然收到一条微信推送。点开来，是一份贴在南京大学（南大）仙林校区公告栏上的联名信：“我们不要被偷窥！我们要严处变态！我们要学校公开回应！”联名信上印了几个鲜红的指纹，正下方贴着一个红印泥。

徐晴立即赶往公告栏，摁下自己的指印。这个公告栏位于女生公寓二栋楼下，平时用来张贴社团海报，人流量大。徐晴之后站在一旁观察，十分钟后，留下指印的同学慢慢变多，大多是女生，也有少数男生。眼看白纸快不够用，她跑到超市又买了一沓白纸和一个印泥。

作为南大学生，徐晴一直关注这起校园案件——10月26日，有女生爆料两周之前在学校女厕所中遇到男性偷窥者，报警之后一直沒有收到通知。一个月过去了，校方仍然没有发布跟进或惩处偷窥人士的任何通报。

公告栏前，一名保安很快出现了，一句话没说就开始撕下联名信。一个女生愤怒地问保安，凭什么撕这些。保安回应，保卫处副处长马上就要过来了，“等他过来，你和他聊。”

抗议没有停下。这天夜晚，更多的新标语出现在公告栏上：“我们不会就此停下”、“无视即犯罪”、“我们愤怒，我们关注，我们联合”……有人摆了几束鲜花，也有人贴了一片卫生巾（卫生棉），上面用红笔写上三个字——“好看吗”。

第二天一早，公告栏上所有标语和社团海报又被清空了，只留下那片卫生巾。这一校园事件进一步引发社会舆论。有学生发布了一条微博，附上了当天早晨公告栏的照片，评论道：“为什么尝试抹去所有痕迹却不愿碰这一片卫生巾？”这条微博引发数万次的转发，有网友表示“原来卫生巾上的红这么有震慑力”，但很快微博被彻底删除。

在自由已成缝隙，校园“民主墙”衰落多年的中国高校内，这块锈迹斑斑的巨大公告栏，宣告了昨晚短暂闪现的一夜“民主墙”的终结。

2021年11月5日下午，要求学校公开回应并惩处偷窥者的联名信上，摁满了学生的红指印。图：受访者提供

公共性的愤怒

徐晴感觉，抗议行动的背后，是长期积累的压抑情绪，而转折点是2018年的“马会” 事件。

过去数年，在中国官方对自由主义的打压中，大学校园的自由空间也不断收缩，但左翼思潮仍一度得以获得喘息空间。2018年，多所大学的左翼青年为佳士工人维权行动进行多次声援，期间多名工人和学生被逮捕，引发广泛关注。

佳士工人维权事件

2018年5月，因工作条件恶劣、工资拖欠、超时加班等问题，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员工筹备组建工会维护自己的利益。7月，有多名涉事工人先后被殴打、开除或逮捕。随后，部分佳士工人及学生多次呼吁释放被捕工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声援行动一直持续到8月24日。当天，警察强行闯入一处民宅，逮捕了现场的几名佳士工人及五十名声援学生。

同年9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社在新学期登记注册时遭到校方的推诿或拖延。这两个学会已成立多年，通常被称为“马会”，但根据中国政府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大学社团每年都要接受“年审”，审核通过才能在新学年再次注册。

2018年11月1日，南大的马会成员抗议学校拖延社团注册，要求校党委书记给予说法，遭到校方清场。根据学生自述，有便衣人士出来打学生、撕毁传单，有声援的学生被送往派出所。翌年3月，受团委指导并负责管理社团的南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简称社联）发布通知称，注销11个未达到年审与再注册要求的社团，其中包括南大马会。

这个事件辐射甚远，此后官方对学生活动的管束进一步收紧。徐晴称，原本属于半民间组织的社联被取缔，所有社团归团委直接管理。据端传媒查证，2018年9月，南大公示了通过审核的校级学生社团名单，署名为南京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而在2019年9月的同类文件中，发布方已改为“校团委学生社团管理部”。

在其他大学，收缩也同样在发生。2021年11月，清华大学团委公示的被注销的学生社团名单中包括关注城市劳动者协会、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等。

原本一直“受党领导、受团指导”的学生会，被进一步改组。2019年10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全国学联发布《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精简”学生会，指定校级学生会成员为40人左右，工作部门不超过6个，每个部门负责人为2至3人，同时要求学生会成员的成绩综合排名要在本专业前30%。

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南大接连发生了四起研究生自杀事件，但校方采取了一贯的保守和沉默立场，微博上的相关热搜被迅速压下，相关词条被删除，学校也没有发布任何公告或悼念。徐晴认为，11月5日那几束摆在布告栏底下的鲜花，是为了纪念自杀去世的同学们。

“大家的情感真的是被压抑到了一个顶点，被学校这种保守的立场、这种管束的状态捆得很扎实，”徐晴这样认为，“所以大家要去反抗，有一个出口他就要去反抗，去宣泄他的情感。”

2021年11月6日清晨，南京大学公告栏上的标语全部被清空，只剩下写着“好看吗”的卫生巾。网上图片

发生在身边的偷窥事件很快引爆了情绪。徐晴表示，大家对校园内的性骚扰感到非常恐慌，但校方一直没有公开回应。“它是一种公共性的愤怒，你觉得不安全，整个校园不安全。”

11月5日深夜快11点，公告栏上的标语正不断增加，有同学这时候得到消息，学校保卫处正在行政北楼128室和部分学生进行沟通，很快，一个线上会议链接在微信和QQ空间里迅速传播。除了南大人，一些外校学生也加入旁听。

徐晴称，一开始旁听会议，大家感觉很痛快，现场学生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质问高校女生的安全为何得不到保护，校方为何撕下联名信。不过，与会的保卫处处长、副处长无法回应诉求，也无法给出承诺。

“他们仅有能做的工作就是往上报，什么承诺都不敢给，学生也知道你给不了。”徐晴说。座谈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两点，最后在保卫处引导下，选出17名学生代表，参与第二天与校高层领导的座谈会。

“老师稍微诱导，就从声讨你整个行政的不负责任，变成选代表了。”徐晴认为，大家和学校官方直接谈判和对话的经验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选学生代表就代表你还是服从我官方管理。”

第二天，在17名学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校方第一次公布了偷窥事件的处理流程：10月11日南大鼓楼校区的偷窥者在当月26日被抓获，因“未发现其有偷拍、传播等其他行为”，公安机关予以罚款400元的治安管理处罚。11月5日，南大根据《南京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对该生作出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这份会议纪要在引言中称：“该稿件经学校有关负责老师确认，内容属实，符合学校真实意思表示。”

不少学生和网友对于这个处罚结果仍然感到愤怒，但抗议没有再继续。

2021年11月5日晚上，贴在南京大学公告栏上的图画：“上一个400元买尊严的时代，是奴隶时期。”网上图片

“达达主义式”的抗议

11月5日晚，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的学生陈天睿也上网旁听了南大第一次座谈会。不久前，他在北外校园里发起了一次花式抗议。

去年暑假，北外在80周年校庆前夕对食堂进行大改造。但9月开学后，很多同学开始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知乎等平台上抱怨，饭菜变得又贵又难吃。据陈天睿称，单个菜品的价格比以前高了1至2元人民币左右。又有学生在饭菜中发现了虫子，但遭到食堂否认。

“全世界只有北外学生配吃食堂的蟑螂虫子高蛋白套餐，全世界只有北外学生消费得起坐地起价的超市和食堂。”有学生在微博上这样抱怨。还有学生建立了多个微信群，让邻校的学生帮忙打包食堂饭菜，送至北外校门口。

陈天睿表示，当时北外的行政力量都投入80周年校庆的宣传中，面对学生的投诉和意见不予理，他于是计划悄悄发起抗议。

9月18日下午3点多，陈天睿和朋友在北外东校区的池塘边摆放了一个绘画用的木人模型，这里位于东校区的中心地带，北侧是图书馆正门，东南角是学生食堂，人流量大。木人的双臂下夹着一张A4纸，上面印着：“请给我钱，我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吃饭，谢谢。”

留下木人后，陈天睿和朋友坐在池塘边偷偷观察。他说，要求学校处理食堂问题并不是这次抗议的直接目的，他的主要诉求是引起别人的响应。他感觉，能够和这个装置产生共鸣的人，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进来，给予反馈，同时，这也可以让他规避被学校抓到的风险。

2021年9月18日下午，陈天睿在校内放置小木人及标语“请给我钱，我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吃饭，谢谢”，一旁是路过的同学留下的食品。网上图片

自高中开始，陈天睿就很关心社会时政，“特别热衷于在网上发表评论。”过去，他许多个微博账号和QQ账号都被炸过，久而久之，他在网上的表达欲降低了，但在线下，他还是很关心个人权益。

面对食堂问题，他说自己选择了一个偏达达主义的艺术表达。“就是非常突兀，非常随机，非常荒诞的一个事情。”

“用非常僵硬的一个死物在那个地方来代替一个真实的人，这样子就可以规避掉非常多的风险，”陈天睿说，“我会更欣赏一些就是更隐晦的或者说更艺术化的、更浪漫化的一些表达，而非就是在这个机制以内用这个机制去对抗它。”

之后半小时里，池塘边迎来了许多驻足拍照的学生，有人在木人旁摆上了苹果、牛奶和包子。5点左右，陈天睿离开了现场，他本打算在7点回来，收集“乞讨”来的东西，进行二次创作。

第一次被清场后，有学生模仿陈天睿进行二次创作，标语上写着：“请给我空间，我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说话，能落到实处的话，谢谢”。网上图片

还没等他回来，学校保卫处的人已经把现场清理干净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到了晚上6点多，有同学模仿他，在同一个地方摆放了另一张标语：“请给我空间，我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说话，能落到实处的话，谢谢。”

这个角落又重新成为一处景点，大家继续在旁边摆上零食饮料。还有同学把木人的照片打印成了小卡片，沿着教学楼到池塘，一路满地撒。陈天睿没有想过，会有同学跟进二次创作，这超出了他的预想。

不到半个小时，保安又来到现场，再次进行清理。不过，事后北外召开了师生交流座谈会，邀请学校及各院系学生会代表，针对食堂菜品价格、质量、卫生等问题做出了回应。

陈天睿完全隐身于抗议背后，没有被校方查到，但他听说，那位撒卡片的同学被保卫处叫去谈话，不过没有被处罚。在陈天睿看来，这次行动还是“比较成功”，因为学校最终下调了菜价，也很少有人再投诉卫生问题。

在木人曾经抗议的东校区池塘旁，9月18日当天夜晚，学校就派工人加装了一个闭路电视。

“监控现在还一直在那里，”陈天睿笑出声，“新的一个景点。”

小木人被保卫处带走后，有同学在原处用手机打出“请给我钱赎身”的标语。网上图片

被封禁的匿名墙

线下空间被紧紧盯着，线上讨论空间亦如此。在中国大陆，千禧年前后，以清华大学“水木清华”、北京大学“一塌糊涂”、南京大学“小百合”等为代表的高校BBS论坛曾一度风靡。

据报道，北大“一塌糊涂”在2004年9月关站前，曾是中国教育网内平均在线人数最多的BBS，其上开设“三角地”、“台海观察”、“酷儿”、“人之初”等不同版块，既有大量学习、生活类资讯，同时在“三角地”等版块上，大家也热烈讨论公共事务。三角地原为北京大学校内的一处信息栏，在八九民运中成为信息交汇处，至2007年10月被校方拆除。

2003年4、5月，“一塌糊涂”上关于孙志刚案的讨论非常热烈。5月4日，“三角地”和“公民生活”这两个讨论政治时事话题的版块被要求整顿，页面不能发帖或回应，只能阅读，不久，“东方之珠（香港）”版面同样被下达整顿要求。一年后，“一塌糊涂”被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要求永久关闭。

孙志刚案

2003年3月，27岁、刚到广州打工的湖北人孙志刚因未办理暂住证被派出所民警以三无人员的理由送往收容站，后在收治收容所人员的医院中死亡。起初官方坚持孙为因病死亡，但《南方都市报》调查报道发现，孙志刚乃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此事引发了媒体大量报道和广泛的舆论监督，最终触发中国政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2005年，各大高校BBS相继被要求关闭校外访问，转为校内论坛。“水木清华”被校方接管后，开通了邮箱认证，其在线人数大幅下滑，后于2012年终止运作；“小百合”被“南京大学BBS”取代，由南大官方负责维护，启用实名制，目前校外IP已无法浏览该网站。

不过近年，一些大学校园又出现名为“表白墙”、“互助墙”等由学生运营的社群，提供匿名发布、自由讨论的平台。其中，“表白墙”是由读者私信投稿给管理者，再由管理者匿名发布在QQ空间、微信朋友圈或公众号中；而“互助墙”则是通过微信或QQ账户登入后，任何人可匿名发布的一个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法大）最近一次学生行动，就是在“互助墙”上酝酿的。

去年11月18日，法大“互助墙”上陆续有人提出，呼吁19日下午4点在学校南门集合，开展一次“散步行动”，抗议的是大家一直不满的几个问题：学校对选修课压分、一刀切的封校政策、限制毕业论文选题，以及学生会干部个人作风的问题。四个诉求被串成一个口号，不断在互助墙上刷屏：“解除封校，论文自由，公开处分，给分自主。”

散步

散步是中国大陆对游行的隐晦表达。2007年，厦门市政府计划在海沧区兴建生产对二甲苯（PX）的化工厂，遭到市民上街游行、集体抵制，后被称为“厦门散步事件”。

10月22日，北京市昌平区新增4起核酸检测阳性案例，当天该区进入应急状态，要求在校学生进行封闭管理。然而，在11月17日昌平区被降为低风险地区之后，法大仍在继续执行严格的封校政策，引起学生不满，大家在互助墙上抱怨：“究竟什么时候解封？”“低风险还天天封！”

2021年11月19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的两名学生在校内发起freehug行动，邀请同学上前拥抱他们。网上图片

法大学生郭佳佳表示，她所在的学院非常严格，除了生病以外，其他出校原因全都不予通过。互助墙上有同学表示，学院只允许每个班每周最多有两名同学出校理发。

疫情以外，影响每个同学的打分政策也激起了愤怒。郭佳佳称，他们此前得知，学校教务处给任课老师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专业必修课的班级均分不得高于75分，大家向授课老师确认，老师们表示，这确实是教务处的要求。

在中国高校，教务处要求课程的考试分数需要呈“正态分布”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政策严格规定了学生成绩要呈现“中间高、头尾低”的分布趋势。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正态分布”可以作为一个考核指标，来判断任课老师的出题质量，如果高分人数过多，则说明试卷过于简单。

11月18日，法大教务处发布了关于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的通知，严格限制了各研究方向的可选人数；如果学生没有抢到自己想研究方向的名额，将不得不选择剩下的其他领域。此外，法大学生会主席因个人作风问题被不少同学要求公开处分，校园中又存在着自习空间不足、食堂开放时间较短等问题。

18日，面对不断涌现的号召散步的匿名贴，一个用户发帖称：“这个强（墙）我们是一直盯着的，一旦出现什么，我们会采取措施降热度。”“历次学生闹事没有几个是好下场的。”“明天4点你们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就算你们做出什么了，后果自负！”

郭佳佳认为，尽管是匿名发布，但互助墙一直是受到校方监控的，同时这个技术也无法避免可以透过IP地址等追溯到个人。很快，到了19日上午，互助墙已经被限制使用，无法发帖、无法回复，大多数号召散步的内容被删除。法大学生很快转移阵地，到另外的网路空间——知乎、微博超话和其他高校互助墙上聚集。

19日下午4点，正好是下课时间。郭佳佳跑到学生公寓的洗手间，从窗户正好可以看到学校南门。她看见几十个学生已经聚集起来，人数逐渐增加，但不远处出现了警车。郭佳佳称，游行最终并没有进行，人们零散地聚集了十分钟左右，她也没有下楼参与。

不久，现场一名同学发起free hug活动，让气氛活络起来。他戴上眼罩，张开双臂，邀请现场的同学上前抱抱他。一名女同学也加入了，和他并肩站在一起，张开手臂。大家围绕着他们俩聚集在一起，没有散去。据一份网上的文字记录，4点半左右，两位校领导来到这两名同学身边与他们交谈，其中一名女性为副校长。之后，该副校长向学生承诺会解决事情。

Free hug的发起人事后在朋友圈发表了一份笔记说：“虽然我时常告诉自己，对公权力需要保持愤怒，但我想这可能目前在这块土地上还行不通吧哈哈。把这些愤怒换个方式表达吧，爱可以感化一切。”这篇笔记在法大学生之间广泛流传。

第二天上午，法大举办了师生座谈会。会上，教务处处长否定了压分政策的存在，同时取消了限制毕业论文方向的政策。据一名学生代表发出的会议记录，法大校长在会上提及了“互助墙”，反对有人在网络平台上“煽动情绪”，“要对自己负责，任何匿名言论都是可以溯源的。”

联名信被撤下的当晚，南京大学学生在公告栏上贴满了标语。网上图片

象牙塔里的恐惧和理想

如今，陈天睿只在私下和朋友谈论社会议题，很少公开发表或在网上评论。

2019年疫情爆发时，他正读高三，每天打开手机看到让人愤慨的新闻，却感觉自己充满无力感。有一阵子，他陷入了抑郁，没有去上课。“（没有）表达完整观点的能力，也没有去分析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

上大学后，他变得越来越谨慎。“这个体制是什么样的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我目前没有办法去改变它。”陈天睿说，“现在应该说是不想和它（体制）对抗，而且也缺少知识储备，我至少要回答清楚我自己，比如说，如果我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做？”

他认为，当下更重要的是帮助个体解决具体诉求，这也促使他在北外食堂事件中站出来。他一度想过自己直接坐在池塘边，以行为艺术的形式进行抗议。两个月后，这种形式出现在了北京电影学院（北电）的校园中。去年11月22日，北电海淀校区一名学生坐在黑色笼子里，用口罩遮住双眼，笼子上放置的卡片写着“非必要不出籠”，以抗议学校“一刀切”的封校政策。

“我很喜欢他那个做法，但是我个人是做不到那么强烈的。”陈天睿说，“我确实没有这样一个胆量，这么彻底地去表明一个艺术创作的立场，对于什么的抗争。”

尽管这次行动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和夸赞，还是有朋友给他转发了一条批评。对方认为，陈天睿的行为是在故意挑起矛盾，“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们总喜欢拱火，故意挑起多余的矛盾？”

对方同时附上一张北外饮食服务中心领导的回信截图，该回信称：“您在信中提到的建议都特别好，我们一定会认真听取，虚心接受。”

徐晴记得，保卫处副处长也告知过他们，可以给校务信箱、党宣办公室等“正规渠道”进行意见反馈，而不必通过联名信的方式“这么闹”。

徐晴苦笑了一下。她认为，学校提供的所谓渠道并不是真的渠道，这是不少人心照不宣的共识。

“你有什么事情找党委？绝对不可能的！你有什么事情你会跟辅导员讲吗？很少，几乎不可能。”徐晴表示，平时大家都是在小团体内去消化一些事情，“跟辅导员说都很少，你怎么可能还去和更大的一个层级说，不可能的。” 在大陆高校，辅导员负责学生日常事务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一般管理数个班级。

法大“互助墙”被关闭的那天，郭佳佳看到了一个帖子称要更换运营团队。面对被封的社群，有学生创建了一个隐秘的微博超话，超话名并没有透露关于法大的任何信息，有一百多人加入，但帖子数量很少。郭佳佳说，大家都担心一说话就暴露自己的微博账号。

“发言的人数特别少。”郭佳佳称，“大家其实都挺怕的，因为（互助）墙被封之前还流传了一个消息，校方会通过他们的技术手段追查到学生个人，对你进行威胁恐吓。”

11月26日，被封禁一周的互助墙由新团队重新开始运转，新“墙规”被置顶，其中一条提及禁止发布“涉政”信息。

这三个事件中，看似形式最激烈的法大“散步”反而在公共网络上最没有热度。郭佳佳称，事件发酵的那些天，朋友圈中几乎没有人发相关的帖子，大家只是在匿名墙上激烈讨论而已。

“我也觉得确实是很奇怪。可能大家还是缺乏一点站出来当领头羊、损害自己利益的勇气。”郭佳佳表示，“他们可能知道改变不了了，与其站出来损害利益，不如只在匿名墙发泄一下怨气就算了。”

另一位法大学生表示，这个事件在校内的讨论不多且短暂。她认为，这次行动背后参杂了太多不同事件，大家的怨气虽然积攒到了一起，但实际上各有各的诉求。

在徐晴看来，大家在校园里的行动只是一次被动的小小的抵抗，并没有清晰的对抗体制的意识。“我们的性格里面没有那么多原生性的反叛。”

她也不会用“高压”来形容当下高校的环境，“远远没有到那种程度，只能说他有一点保守，有点温吞，”徐晴说，“它不是特别能够发挥人的主体性。”

回想起两个月前大家因为偷窥事件而集体行动，徐晴觉得那是在象牙塔里才能办得到的，以后一旦进入社会，就会掺杂太多实际的考量，会顾及自己的职业前途，甚至害怕波及身边人。“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很有理想色彩的。”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徐晴、陈天睿、郭佳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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