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的妓女：拒绝暴力，也拒绝做“受暴妇女”的象征

反叛的妓女：拒绝暴力，也拒绝做“受暴妇女”的象征 | 妇女真知

by 大力大宝贝, at 15 September 2022, tags : 性工作者妓女女权主义我们女权主义者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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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性工作者权益是一个敏感而备受争议的话题，女权社群对其的争论往往伴随着痛苦的撕裂和相互指责。在我们的舆论环境里，它相比其他性别议题承载了更多女性的焦虑，也看似更没有讨论余地：“妓女”象征着女性在男权社会受到的最严重的侮辱和损害，也是急需被女权主义拯救的对象；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让步”都会使更多的女性受害。因此当女权主义者在各个领域提出对公权力的质疑，政府、警察针对性工作的处罚、刑罪化甚至滥权却依旧被看作是对妓女（以及全体女性）的有效保护。这些话语中缺失的是来自真正的性工作者的声音。

本文由妇女真知翻译社译自《反叛的妓女（Revolting Prostitutes）》一书序章。作者莫莉·史密斯（Molly Smith）和朱诺·麦克（Juno Mac）在书中整合了自己身为女权主义者、性工作权利倡导者及性工作者的多重身份，探讨不同地区针对性产业和性工作的政策法规，及性工作者的不同处境和应对策略。在序章里，她们梳理性工作者发起和参与各种解放运动的脉络，破除了部分迷思，并指出对性工作者的打击背后，是国家对工人阶级、移民和性取向“不符合道德规范”的群体的严酷管控的历史。

尽管本文没有涉及中国的情形，但对我们来说依旧有所启发：一旦我们意识到性工作者是为生计奔波的、真实存在的人，是受暴和反抗的主体，而非一个符号和妇女受虐的终极象征，就更能着眼于性工作者所面临的关于经济和安全的具体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大量支持工作，以及理解为何回应这些问题——而非口号式地“消除性工作”——对女权主义来说是重要的。

（有条件推荐阅读完整英文原作。公众号后台回复“反叛”可获取下载链接。）

《反叛的妓女：争取性工作者权利的斗争》

序言

Chapter 0

性工作者无所不在，我们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与你在街头擦肩而过，我们的孩子可能上同一所学校，亦或是拿着婴儿辅食和一瓶灰皮诺葡萄酒，在你身后排队等着买单。提供性服务的人也出现在你的员工食堂、政党、课外兴趣小组、医生的候诊室和礼拜堂里。在非法移民拘留中心，有性工作者被关押在内，也有性工作者在外抗议。

纵然我们无处不在，但人们对性工作者的真实生活却所知甚少。性工作者在大众文化、杂志报道和政策文件中常常是充满猎奇和争议的话题。当以性工作者的身份出现在街头、网络时，我们的存在激起一片水花。随着性工作者在政治领域的可见度逐渐增多，同样，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存在也引发了讨论。

很多人希望我们可以停止性工作，或是修改这个世界的规则让性交易消失，亦或是只要保证他们再也看不到性工作者就可以了。但众所周知，我们很难摆脱这种现状，至少刑法不会放过我们。

卖淫是个极其沉重的话题，特别是对那些从未涉足其中，仅仅把它当做标签来讨论的人来说。

对卖淫的讨论，成为我们能更好思考问题的契机，它关乎工作、阳刚之气、阶级、身体，关乎人性的恶与罚，关乎人们值得怎么样的生活，关于社群的意义，也关乎边缘化人群的问题。社会对于色情业的态度常常与种族、边境、移民、民族意识等问题紧密相连，但这种关联往往比较隐性。性工作成为了一种保险箱，用来隐藏社会中某些最尖锐的焦虑和恐惧。

也许色情业所带来的最难的问题在于女人在父权制社会中意味着什么。在女权主义作家凯特·米莱特提出的女权主义论调中，“女人都是妓女，婚姻也是卖淫”。

性工作者们很快意识到，卖淫****既被作为一种隐喻，又是一份具体的工作时，会产生某种矛盾的相互作用。

1977年，性工作者们在英国标志性女权主义杂志《肋骨（Spare Rib）》中，提出了由她们主导的运动PROS——拉客法案改革计划。这项运动希望妇女解放运动要将妓女的问题考虑在内，要认真地讨论它而不是利用它，并解释道，妇女解放运动中她们在总结家庭主妇被剥削的情况时，以一种非常糟糕的方式使用了“妓女”这个词。她们指出，这种比喻对于性工作者在去罪化方面的努力毫无帮助。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当代女权主义者对卖淫行为的不认同仍然脱离实际。

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被投入到停止性工作的领域中，而不是着眼于性工作者们真正需要的，例如避免被起诉，或保障有比有尊严的苦力更切实可行的替代生计。就像跨性别性工作者联盟负责人赛恩·多罗肖（Ceyenne Doroshow）说的：“如果你们不希望性工作者从事这份工作的话，亲爱的，雇用Ta们，雇用Ta们啊！总得有个办法！”

**我们关注的是性工作者的安全和生存问题。**像多罗肖和PROS这些先驱一样，归根结底我们要着眼于实用性和物质基础，而不是符号化和象征意义。从性工作的角度，我们提出了若干问题：什么因素最能促成想要弃娼的性工作者成功转型？什么因素导致人们去从事性工作，或者说，性工作为何成为Ta们唯一的生计？是什么为性工作者赋权，使Ta们有与雇主谈判的力量，又是什么削弱了Ta们的力量？

全世界的性工作者们用尽各种方式以保护自身安全，例如在朋友的陪同下工作，三五成群结伴出街；让客户看到自己记下了他的车牌，或向他索要身份证，好让对方知道他不能匿名地为所欲为。

客户如果拒绝使用安全套，性工作者可以向同事寻求帮助吗？如果性工作者报警，或是被警察看到成群出现在街头，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性工作者的客户或者老鸨害怕与警察接触，这意味着什么？是谁在承担要被驱逐和无家可归的风险，为什么？

作为本书的讲述者，以及作为性工作者，这些问题关乎着我们的实际生活境况。

这不是一本自传

Chapter 1

这本书——以及当代左翼性工作者运动的观点——不是关于享受性工作的。这本书不会说性工作是“赋权”。我们没有兴趣去围绕性自由或性行业应有的、可促进工作者或客户实现性自我的能力进行讨论。尽管很多人都对性工作者抱有“讲述我们的故事”的期待，但本书并不是回忆录，我们也不会分享任何冒险经历。（虽然，正如性工作者杂志《$pread》的创始人在Ta们的第一期刊发时对记者说的那样，“出版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兴趣——但人们会为各种事情燃起来，所以也许有人会被性工作者激发而争取社会正义”。）

2005年发行的独立杂志《$pread》，聚焦于性工作者的个人经验和政治观点，于2010年停刊。（以下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没兴趣同嫖客一起发起运动。我们的叙述不是为了强化客户需要被“同情”的形象，也不是为了提升客户的有关性的任何“权利”。**我们在这本书里不会大肆讨论性行业、甚至性本质上是好是坏。**我们将在本书中阐述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贪得无厌和环境问题灾难频发的背景下，对工作的意义加以批判。

有时，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人试图以争辩“性行业实际上不存在性别歧视和厌女症”来表达他们的支持——在我们看来，这种论点是错误的。**性产业综合了性别歧视和厌女症。**我们不认为没有人在性工作中受到伤害，或这些伤害可以被忽略不计。相反，人们在性工作中遭受的伤害——例如攻击、剥削、逮捕、监禁、驱逐和驱逐——恰恰是本书的重点。

我们是女权主义者。女性，包括跨性别者和顺性别者，都是我们的政治中心，因此也是本书的中心。所有性别的人都在贩卖性：跨性别和顺性别男性、非二元性别的人以及具有土著或非西方性别的人，例如海吉拉人、法阿法芬人和双灵人[1]。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的性别影响了Ta们如何从事性工作、卖淫经历以及之后的生活。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忽视性行业有着高度性别化的事实：大多数卖淫的人是女性，绝大多数为性付费的人是男性。**在本书中，我们经常将性工作者称为“她”，将客户称为“他”。我们并不认为这在每一个例子中都是适用的，但它也不是个错误、或是是我们欠缺考虑。这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我们看来，这种称呼反映了有关性交易的性别现实，以及我们自己的女权主义政治和议程的优先事项。

你可能在期待一些统计数据来“证明”卖淫是这样或者那样。现有的许多书籍都采取这种方式来支持或反对将性行业合法化。当然，数据是有用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当世界卫生组织考虑如何减少性工作者之间传播艾滋病毒时，就需要数据支持。然而，在另一些时候，严重依赖统计数据有可能使“权威论证”流为形式：有人引用一项研究说一件事，其他人引用一项研究说另一件事，而论证的“胜利”是基于谁的数字更耸动或谁的期刊等级更高。人们宁可花费大量时间来争论一些质量很差、被评论家误用的研究的可信度，而不愿使用简单的逻辑和同理心。

**在卖淫问题的辩论中，对统计数据的过分依赖往往是由于性工作者的不可见，以及性工作者缺少成为评论员的资格。**性工作者显得陌生神秘，或许我们提出的问题也太政治化了；但数字是令人放心的，看似无关政治，并且是可以被认识的。

我们确实会在写作和行动中使用数据，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核心方法。与其使用几个关键数字来“证明”性工作者的权利，我们更希望读者能带着同理心和共情来思考：刑法的变化会如何改变激励措施和人们的行为，以及背后的原因。然后您将会对刑法的变化如何使性工作者的处境变得更安全——抑或更危险——有更深入的了解。

“妓女决定参政只要两分钟”

Chapter 2

性工作者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通常认为她们只能任由别人的欲望摆布，但事实上，**性工作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很多社会运动。**在中世纪的欧洲，针对镇压、停业或不可接受的工作条件，妓女成立了行会，有时会罢工或上街抗议。

15世纪的妓女在巴伐利亚市议会受审时坚称她们是在工作，而非犯罪。一名妓女（化名为“另一个不幸之人”）于1859年写信给《伦敦时报》说：“我向来不愿惹事生非，但也不怕你和你们的警察。你凭什么站在那里道貌岸然地谈论道德？什么是道德？”1917年，200名妓女在旧金山游行——被称为“最早的女性游行”——要求停止关闭妓院。游行中的一位发言人称：“这些女性中几乎每个人都是母亲，或者有人依靠她生活。她们迫于经济处境不得不这样谋生……打击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不把矛头对准现实困境？”

**关怀彼此是政治工作。**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许多激进派先驱集体抚养孩子，突破血缘家庭的边界相互照顾。性工作者类似的上述努力鲜为人知，并且在通常女权主义历史的叙事中缺失。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和爱尔兰，妓女创建了互助社区，分享收入、共同育儿。一位记者当时观察到，“这里的主要原则是分享彼此的财富……在困难时期，一个家庭很愿意帮助另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帮助一个……每个成员的所得都放入一个公用钱包，用来供养整个大家庭。”

同样，殖民时代内罗毕的站街女之间形成了财务纽带，她们帮对方支付罚款或将遗产赠予彼此。尽管这种资源共享——包括金钱、工作场所，甚至客户——对外是隐蔽的，但作为一种性工作者行动的重要形式仍持续至今。

妓女们经常共同协作以避免被驱逐或互相提供紧急住处。当她们在工作中被抢劫或遭遇袭击需要时间休养时，这种资源共享的社区通常是她们唯一的安全网。

墨西哥养老院Casa Xochiquetzal是由性工作者申请的政府项目，为超过60岁的（退休）性工作者提供庇护。

共同防御也是集体行动的一个领域。2010年，8名性工作者在肯尼亚小城锡卡遇害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性工作者聚集起来支持她们。肯尼亚性工作者联盟的一位组织者帕里斯特·阿卜杜拉写道，“数百名来自肯尼亚不同地区的性工作者前往锡卡抗议……我们的姐妹们被杀，（我们）受够了这一切。”当她们走上街头要求结束这些暴力的时候，甚至遭到了警察的骚扰和殴打。

性工作者的勇敢和坚韧在许多解放斗争中发挥了作用。1950年代，妓女是推动肯尼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茅茅起义”的一部分。1960和1970年代，她们是旧金山康普顿餐厅骚乱[2]和纽约石墙事件的一部分，引领了美国LGBTQ的解放运动。**在快速的社会变革时期，工人阶级的性工作者往往是行动的核心。**正如性工作者活动家玛尔戈·圣·詹姆斯所说，“妓女决定参政只要两分钟”。

圣·詹姆斯是旧金山社区那些受严密监管的“性变态”的坚定捍卫者。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妓女组织起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性恋组织起来了，现在警察不敢再骚扰Ta们了。”1970年代，一个性工作者几乎没有任何公共平台的时代，她与哈维·米尔克一起组织了同性恋解放运动，当向《滚石》杂志坦率讲述从该州 “阴道纠察队”中解放女性性欲的看法时，她公开自称“妓女”。她成立了“取消你陈旧的道德观念”组织（Call Off Your Old Tired Ethics，简称COYOTE），在加利福尼亚推翻了对被捕性工作者进行隔离和强制服药的做法，并在她的“妓女舞会”活动中接待了12,000名参与者，其中包括名人和政客。快乐至上、撑酷儿是1970年代中期反主流的政治文化，将性工作与这些文化联系起来被证明是让性工作者的权利受到关注的有效方式。

1974年，埃塞俄比亚的性工作者加入了新成立的埃塞俄比亚工会联盟，并参与了推翻政府的罢工行动。在欧洲，现代运动被普遍认为始于1975年，当时法国的性工作者占领教堂抗议刑罪化、贫困和警察暴力。这鼓舞了伦敦性工作者发起类似的活动组织，1980年，英国妓女集体占领了伦敦国王十字区的教堂。最近，性工作者深入参与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盖兹公园附近的反中产阶级化抗议活动。

在英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性工作者权利运动与“家务有偿”运动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将女性无偿的生育和家务劳动赋予价值，并要求社会彻底变革以重视女性的劳动。大约在那个时候，女权组织“拉拉应得工资（Wages Due Lesbians）”在1977年的一份抗议打击不良行为的声援声明中将家务劳动、性工作和异性恋工作联系起来：“无论女性在哪里赢得应得的报酬，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都是力量，证明妇女的劳动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整个1980年代，性工作者权利运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第一届和第二届妓女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举行，由性工作者领导的新组织开始在澳大利亚、泰国、巴西、南非和乌拉圭等地涌现。

1997年国际娼妓大会上的讨论小组

1997年，德班妇女协调委员会（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简称：DMSC。译者注：在索纳加奇的性工作者自治组织）组织了印度第一届全国性工作者大会，有4,000名性工作者创造了历史。在2001年的后续活动中，她们的人数上升到了25,000人，她们来到加尔各答表达她们的诉求，标语上写着：“我们想要面包。我们也想要玫瑰。”

在2000年代中期的玻利维亚，来自全国各地的 35,000 名性工作者参与了一系列抗议警察暴力和关闭工作场所的集体行动。“我们正在为工作的权利和我们家人的生存而战，”埃尔阿尔托夜间工会的领导人莉莉·科尔特斯（Lily Cortez）说，（她接受采访时）身边都是缝上嘴巴表达抗议的妓女。“如果我们（的诉求）没有立即被听到，明天我们只能活埋了自己。”

静坐和绝食抗议中的玻利维亚性工作者

一些人通过拒绝性传播疾病（STD) 的强制检测进行罢工，“直到我们的工作可以免受骚扰”。其他人封锁交通或进行绝食抗议。“我们是玻利维亚不受欢迎的人”，来自全国卖淫妇女解放组织联盟的尤里·佩雷兹（Yuly Perez）说道， “我们被一个经常利用我们的社会所憎恨，又被有义务保护我们的机构所忽视……（我们）将竭尽全力争取我们应得的权利。”

一触即发——妓女与运动的矛盾

Chapter 3

尽管妓女们很早就萌发了女权意识，但她们与广泛的女权运动之间的关系一直令人担忧。在十九世纪中期，随着中产阶级妇女进入职业的公共领域，一种新的角色被发明了出来，其将中产阶级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完美价值和特性与有偿就业结合了起来。鉴于这些妇女的所谓道德优越性可以让她们合法地充当更具公共性的社会角色——包括在家庭之外工作、合法地拥有财产、投票等等，这一新角色可被部分囊括进女权事业里。但对慈善和社会类工作的照护角色的专业化，所涉及的就业只不过是重演而非颠覆性别分工。在阶级体系之下，这些女性再次确认了她们的位置高于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标记为母亲式的、强制的“照护”的接收者。

这就带来了人类学家劳拉·奥古斯丁（Laura Agustín）笔下“救援行业（rescue industry）”的发展，该术语表示与“改造”妓女以及保护儿童、援救动物等相关的多种社会奖励制度（这一新型慈善角色含蓄地将儿童、动物和妓女相提并论，足见出卖性的妇女在当时是如何被看待的）。救援行业使中产阶级妇女得以作为公民和政治代表在公共领域活动——代价则是，她们的工人阶级姐妹受到了愈发严酷的监管。

1877年，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因首次指控一个上等阶层家庭内的儿童虐待而被卷入争议，而它此前已然起诉过三十八起贫困和低教育水平人群的虐待案件。参政论者和其他女权主义者未能将性工作者看作与之平等的人，哪怕是在她们利益相契合的少数时刻，例如共同抗议《传染病法案》（Contagious Diseases Acts）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一些反卖淫女权主义运动中，仍然存在将性工作者比作动物的做法，包括服务犬、宠物或者宝可梦。）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权主义者对于接近性工作者的不适在所谓“性战争”（sex war）中达到了狂热。**在这一时期，激进女权主义者与支持性解放的女权主义者（‘pro-sex’ feminists）在色情作品和卖淫的议题上冲突迭起。激进女权主义对于性工作的观点是，它不仅本身是父权制针对女性的暴力的产物，同时也复制着这一暴力。这一分析可以延伸至所有异性性行为，也包括公开性行为和性癖（通常称BDSM，即捆缚、支配、服从/施虐、受虐的简写）。

**这一时期，对色情作品的审查和“意识提升”成为了重点，而非直接从法律层面来考量。**尽管如此，激烈的反卖淫立场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处处可见。作家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声称“卖淫即是付费的强奸”，凯瑟琳·巴里（Kathleen Barry）则认为性交易“损毁人的生命”。

色情业和卖淫业的防守随之而来，其理念是，超越常规的性表达，例如BDSM和同性恋身份的“破坏性”，是可以带来性解放的。许多支持性解放或在性上持激进态度的女权主义者提出，观看色情作品这一行为，不仅本身可以带来满足感和发挥教育性，甚至还可以颠覆施加于女性性表达上的父权控制。此外她们还认为，性产业的存在就是对婚姻制度的嗤之以鼻，并强调了保守的单偶制异性恋规范的虚伪。一些为性解放摇旗呐喊的人也曾从事过性工作，如性别多元化和艾滋病活动家安珀·霍利博（Amber Hollibaugh），然而很多在性这件事上的激进分子，是以非性工作者的立场提出观点的。保卫色情作品往往意味着保卫观看的行为，而非出演的行为。

激进女权主义者将性激进分子称为迎合男性性体验的第一性的“汤姆叔叔”，这一描述广为人知，而她们则反被后者嘲笑为不遗余力保卫性清教主义的“老正经”。**无论是支持性解放的女权主义者，还是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关注点都在性工作的“性”这一象征性的部分，而非“工作”的部分。****两方都质疑性产业的存在对她们自己作为女性的位置意味着什么，并认为这些质疑比改善她们身边的性工作者生活的物质条件更紧要。**执着于性以及它对女性孰好孰坏（并坚定认为非好即坏），使得女权主义者们过于轻易地将妓女抽象化。她们为了自圆其说而篡夺了性工作者的经验。

反卖淫活动家多森·莱德霍尔特（Dorchen Leidholdt）对于女权主义者的这一冲动认为，“这一被去个人化、非人化的存在，可以代表普遍的女性……她代替了我们所有人，去承受我们已然开始反抗的虐待。”在这一语境下，曾做过妓女的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的作品在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性工作批评开启新声。她说：妓女过着字面意义上的脏女人的生活。这并非隐喻。她是被脏污掩埋的女人，或者说每个上过她的男人都留下了他的一小部分……希望你记住这一事实，她实际上被看作和对待为——阴道分泌的黏液。

**她咄咄逼人的文风和她在性工作中的经验，将“女权主义”讨论中，对性工作者和她们的身体形象而厌女的类似表达合理化和正常化了。**德沃金的同代人巴里将妓女比作充气娃娃，“浑身都是为插入和射精准备的孔洞”，而莱德霍尔特则写道，“一个接一个的陌生人将她的身体用作排泄精液的器皿……还有什么工作能够如此性别化，以至于一个人的工作设备就是她的乳房、阴道和直肠？”学者塞西莉·霍伊加德（Cecilie Høigård）和丽芙·芬斯塔德（Liv Finstad）写提供性服务的女性，“究其核心，她们只能认为自己是廉价的娼妓。”

从事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者很久前就意识到自己被严加排挤，给她们这样感受的不止是学界去人性的用语，也有明目张胆的空间上的拒绝。凯特·米列（Kate Millett）回忆起一场举办于1971年的关于卖淫的女权会议。不满的女性性工作者到场要求席位：

“今天议程的标题贴心地印在了宣传页上：‘终结卖淫’——实在是大意者无心插柳的杰作。与会专家里无一人从事卖淫……妓女与运动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因为，即便困难重重，仍有妓女到场参会。她们对‘正经女人（straight women）’的空想有不少话想讲，正经女人们自以为可以进行争辩、决定和讨论的只有她们自己的处境，而非妓女的。”

和激进女权主义充满敌意的氛围不同，性激进分子对性工作者持友好而乐于帮助的态度。这样的影响也引导了运动的发展。1974年，“废除你的旧道德（Call Off Your Old Tired Ethics，COYOTE）”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娼妓大会。明亮的橙色传单上醒目地画着一只触碰外阴的手，并写着：“我们的会议不一样，我们要所有人到场”（‘Our Convention Is Different: We Want Everyone to Come’），致敬了被女性运动拒之门外事件中的妓女们。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从安珀·霍利博（Amber Hollibaugh）和安妮·斯布林克勒（Annie Sprinkle）到凯瑟琳·汉纳（Kathleen Hanna）和艾波·罗斯（Amber Rose），一系列倡导者将性与性工作议题联系在了一起。很多性工作者都曾为艾滋病和性别多元化运动工作，对于暴女（riot grrrl）、荡妇游行（SlutWalk）、性同意意识、性教育和非单偶制等的组织和普及也多有参与。

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深入探讨的，**性积极这一点，并不利于开启关于性行业真实境况的对话。**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的性工作者长期批判政客们的种族和阶级特权；劳工权益和安全与愉悦是两码事，而那些能在工作中感到性愉悦的人，很可能已经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有充足的掌控力。在互联网时代，关于卖淫的讨论被迅速扩大，也愈加复杂，性工作者们注意到，对于媒体对妓女的污名化，把关注点放到性积极上已经成为性工作者支持者们的一种防御反应。

近年来，性工作者运动引来了明显的转变，从“快乐的娼妓”的保护性迷思，走向以劳工权利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从暴力中幸存的性工作者在运动中发出了更多的声音，并援引其受到暴力和刑罚的经历，作为自己激进主义的诱因。

反性工作的活动家同样常常是被其个人的受暴史引向女权主义的。她们往往能与逃出卖淫业、支持卖淫非法化的妓女们产生深刻共鸣，后者也被称为“从良的妇女（exited women）”。从她们令人不适的对暴力的证言里，以及对于要惩罚购买性服务的男性的坚定立场中，从良的女人们得以被视为女性伤痕的终极象征，而对嫖客的刑罚成了一种女权主义的正义。

很多女权主义者对于卖淫议题所拥有的“占有”感，引发了对于究竟谁才有权为性工作者发声或代表性工作者发言的争论。反性工作的女权评论家们常声称性工作者运动家是“恰烂钱”的、给吃女人的老鸨打掩护的，或者直接说成皮条客的走狗。2009年，性工作者在法国参议院举行抗议时，一个政客认为她们是“装扮成妓女的老鸨”。2016年，爱尔兰反卖淫组织鲁哈玛（Ruhama）误将内部邮件转发给了一个学校记者。在邮件中，鲁哈玛的首席执行官若有所思道，如果该年轻记者写出批判性的文章，鲁哈玛可以将其当作“皮条客思维”而不予理会。因措词暴露而措手不及的鲁哈玛最后不得不道歉。

当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宣布打算支持性工作者时，反卖淫女权主义活动家用“#不要赦免皮条客”这一标签刷屏了社交媒体。她们恶搞了国际特赦组织的标志性logo，将蜡烛PS成了一根射精的阴茎，也把下方的标语改成了“保护男性性高潮”和“保护男性对性工作者群体的特权”。

**在女权主义的想象中，性工作者的权利和男性的利益水乳交融，这使得并非妓女的女性极其容易拒绝我们。**芬恩·麦凯（Finn Mackay）以反卖淫活动家的身份写道，“是时候选边站了，因为规模以十亿美元计的‘性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它不需要我们的支持，也绝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当下，反性工作运动议程的重点是通过“罚嫖”来消灭性工作。这一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几乎仅由“前性工作者”和“从未从事性工作的人”构成，但这场运动却会断绝还在从业的性工作者们的生机。而反性工作的活动家则很少会体验到这些政策的真实影响。

由幸存者领导的、对于性积极的、激进的、开明的、自由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严刑峻法的……这些对于卖淫的回应之间的关系始终动荡不安。反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者和性工作者都时不时为了防御与对手交火的伤害，而愈发坚持自己岌岌可危的观点，并坚信对方是敌人。这些充满敌意的论辩与“被迫”和“自愿”、性贩运（sex trafficking）的阴影以及贫困与父权制的交叉议题紧密相连。无论我们如何分享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运动都继续受到那些人的攻击，他们竖起所谓“快乐的娼妓”的稻草人，用来诋毁我们的政治表达和破坏更复杂对话的方式。

毕竟——女人都懂——如果你的诋毁者可以轻易将你贬低为“婊子”，你的声音将很难被听到。

警察、边境和监狱女权主义

Chapter 3

在解决卖淫问题上，警察，尤其边境警察被人们寄予厚望，甚至左派人士也不例外。然而，在这类的讨论中，你会惊奇地发现关于警察和边境警察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些缺漏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可以讨论管制性交易的法律规定而完全不触及这些法律的实施办法和执法主体。**但是，法律不仅仅在“传递信息”，还规定了警方在这个世界上的权责范围。

警察和边境管理机构看似必然，其实到近代才问世。其现代雏形最早仅可追溯到19世纪，回顾历史，其现状也清晰可鉴。

在美国南部，第一支由政府资助的警察部队是奴隶巡逻队，主要职责是抓捕和处罚逃亡的奴隶。该地区的历史学家称这项组织是美国现代执法的先驱。

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北部和英国，城市工人阶级饱受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愤然集结反抗，为应对局面，专业化的警察部队应运而生。正如历史学家大卫·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所言，**国家需要一种方法来控制迅速增长的人群、抗议和罢工，而不必冒着造成工人伤亡而进一步激化民众的风险来“派遣军队”。**因此，警察一般以暴力但不致命的形式介入，而保护资本和国家的利益。现时的情况并无多少不同：争取提高时薪的快餐厅工人罢工抗议，被警察以麦当劳总裁的“授权”为由逮捕。

很大程度而言，今天的移民管控也是19世纪的产物。它们依赖欧洲白人推行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观点，为奴隶制和殖民主义辩护。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抵达英国的犹太难民恰逢英国国内反犹太主义激增；反犹太主义的小册子当时声称，“白人曾被犹太人‘贩卖’为奴”。这一种族主义的恐慌导致了1905年《外国人法（Aliens Act）》的颁布，该法包含了英国首批被认定的现代反移民议案。在美国，第一批联邦移民限制条款包括了1875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和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Scott Act）》。这些法案针对华人移民——尤其是其中的性工作者——并投入可观的资源以分辨已婚女性和妓女。

**与种族主义一起，对性交易的焦虑也嵌入到移民管控的历史。**在这些立法空间里，种族和性别共同衍生出各类的种族歧视和排斥：有色人种男性被认为是做违法勾当的贩子；有色人种妇女被标记上无能的、妖媚的、有传染性的标签；两者都对国家政治体构成威胁。这些历史记录让我们看到，警察和边境警察并非反常，也不是一些坏家伙的行为，而是这些机构的固有产物。

因此，**对于依赖或者继续寻求警方或移民管控机构帮助以寻求性别公正的做法，女权运动应该持怀疑态度。**长期以来，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等黑人女权主义者一直批评女权主义者对警方的依赖，并指出，在那些最不愿意碰到警察的人眼中，警察看似是最仁慈的保护者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于性工作者和其他被边缘化的非法团体来说，警察非但不象征着保护者，而且真实再现了惩罚和控制者的角色。

2014年，英国性工作者组织“英国娼妓共同体（English Collective of Prostitutes）”举行烛光游行，抗议警察和当局对她们所遭受的暴力不作为，以及让她们的处境更艰难。

支持警察权力的女权主义被称为“监狱女权主义”。社会学家伊丽莎白·伯恩斯坦（Elizabeth Bernstein）是最早使用这个短语的人之一，她以此来描述一种优先考虑“法律和秩序议题”的女权主义态度；后者为实现公正目标而要求国家从福利国家转变为监狱国家。监狱女权主义关注警察权力和刑事定罪，将其作为女性伸张正义的主要方式。

尽管警方以及广义的刑事司法系统往往是对妇女暴力的实施方，但监狱女权主义还是得到了普及。在美国，警察对其伴侣或子女实施暴力或虐待的可能性相当大。在工作中，他们犯下大量袭击、强奸或骚扰行为。性侵犯是美国第二大最常见的警察暴力行为（仅次于过度使用武力），执勤警察的性侵犯率是美国普通民众的两倍以上。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侵犯行为未曾录入统计数据：许多人永远不敢向施暴者的同事报告。

同时，警察工作本身就涉及到实施暴力：无论是逮捕，或是合力进行监禁、监视或驱逐时，暴力无处不在。2017年，一名遭遇强奸的女性受害者前往伦敦警察厅求助，却被后者以（非法）移民指控而被逮捕，这引起了英国民众的愤怒。然而，警察威胁要逮捕或驱逐移民性工作者是家常便饭，即使他/她原本是因遭受暴力来向他们求助的。

2015年，巴黎的中国性工作者协会举行集会抗议法国的“禁娼草案”。

在关于性交易的辩论中，“监狱女权主义”占据了重要地位。女权主义评论员宣称，“我们必须强化警察机构”；刑事定罪是结束性交易的“唯一途径”；一些刑事定罪可以是相对“良性的”。**反卖淫的女权主义者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甚至写下“对妓女进行‘短暂监禁’”这样矛盾的话，理由是监狱可以让她们从皮条客和街道中得到喘息。**她引用了想法类似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认为“对于许多卖淫妇女来说，监狱是最接近于受虐妇女庇护所的地方”，而且，“考虑到没有任何其他的避难所或庇护所，监狱相当于一个临时安全港”。

“性工作者并不认同这种对逮捕和监禁的美好看法，”一位挪威的性工作者告诉研究人员，“你只有在认为自己会死的时候才会报警……如果你报警，你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根据性工作者权利倡导网络（SWAN）的研究，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西伯利亚、立陶宛、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性工作者都认为，相比其他群体，警察才是他们安全的最大威胁。2017年在纽约，一个名叫宋杨（Yang Song，音译）的女人在其工作的按摩店被卧底盯上了。两个月前，她曾因卖淫被捕，后来还被一名自称是警察的男子性侵（目前尚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当警察再次以卖淫罪逮捕宋杨时，她从四楼的窗户摔落、跳下或被推下（我们无从得知）。她死了[3]。

发声与回响

Chapter 4

当我们在谈论妓女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时候蹦出来的点子好像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刻板印象，但这对于经常成为谈论焦点，却无法进行亲自参与讨论的群体来说可能并不稀奇。就好比移民者常常被当作懒惰的骗子，然而，与此同时，Ta们也“偷走了”了许多“体面人”的工作，性工作者就是受害者及帮凶的结合体——对性贪婪却又无助的少女。

当我们的社会尝试弥合这些彼此极为矛盾的期待时，性工作者就被要求推举出一位发言人来代表这一整个群体。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事——世界上就不存在这样一位象征性的、能在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挺身而出、代表全体女性的人。

任何两位性工作者的身份认同、境况、健康状况以及习惯都可能完全不同。Ta们可能是工作日在苏格兰按摩院工作的单亲妈妈，可能是很想去欧洲旅游的年轻柬埔寨酒吧侍女，可能是在开普敦组建政治集体的跨性别黑人性工作者团体，也可能是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喧嚣的尼日利亚无证移民……Ta们来自天南海北，年龄最多相差数十岁。在肤色、地区、种族、阶层、性别，性取向、残障等等的意义上，性工作者群体内部组成的多样性都是超乎想象的。若要实现任何意义的代表性，这本书将会需要数不清的作者。

肯尼亚的性工作者在“国际终止针对性工作者暴力日”游行。

一些性工作者活动家发现Ta们的陈述被女性主义者选择性忽略，后者的理由是，活动家的身份不具有代表性，Ta们的发言是基于例外、优越、特殊的角度。于是性工作者群体是否存在代表人物的问题又成了闭环：**反妓女运动者声称渴望听到“无声者”的发声，而把任何能被听到的人都当作一个不再需要被倾听的人。**当然，这条逻辑未被反妓女运动者沿用于其自己的发言。

毫无疑问，本书的两位作者并不能代表所有出售性的人。我们两个都是顺性别白人，在北半球出生、长大，在一个性工作定罪不严重的国家工作，还接受了中产阶级的教育，因此更容易获得权力和资本。我们——或像我们这样的人——能获得电视讲话、发表文章、被任命为带薪活动家等等的机会，绝非偶然。就像在各种激进运动中，都会有一些活动家做了一样的工作却无法得到公正的赞誉，只因为与Ta们一起工作的是更被边缘化的性工作者们，而后者无法承受在运动中公开身份的风险。

这本书用英文写就、着眼于我们所居住和工作的英国——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一些讨论模式是被社会合法化的，而另一些不然。**边缘的基层社区所提供的服务和进行的社区建设有时是相对不为人知的。**这些短暂存在的抵抗形式可以带来快乐甚或挽救生命，而且对其的记忆对于整场运动来说是无价的。**相反，书、博客，以及政策文件等则都是宣传形式，更易被载入史册。书给了我们充足的空间，以批判性地探索性工作政治中有时令人痛苦的面向。**其中的空间和细微差别，不是在集会上轮流用扩音器进行的两分钟发言可以囊括的。

这本书是我们的观点所锻造的，我们的观点也被我们的特权塑造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尽可能地将多种不同的性工作者的发声囊括到书中——从得意洋洋的，到自省的、批判的、悲痛的。以上种种政治性发言，都是坚实有效的。

有时候性工作者会因政治性言论付出很大的代价。2004年，阿根廷工会活动家桑德拉·卡布雷拉（Sandra Cabrera）因其关于警察面对性工作者时发生的腐败及暴力问题所开展的工作被报复，于家中被枪杀。这桩谋杀案至今仍未解决。2016年，印度性工作者工会的活动家卡比塔·罗伊（Kabita Roy）在加尔各答的工会办公室被谋杀。2018年1月，三位杰出的性工作者活动家在巴西被谋杀。2011年，犯罪团伙在秘鲁谋杀了移民性工作者工会的主席。性工作者、受害者在工会中的同事安吉拉·维隆·布斯塔曼特（Angela Villón Bustamante）说：“性工作者们团结起来对黑手党没好处。”

**政治言论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也并非平等地落在性工作者头上。**不稳定的移民身份、对被驱逐和警察暴力的恐惧、失去孩子监护权的潜在可能……都意味着移民和原住民工作者、住房无保障者，以及为人父母者（尤其是母亲）在组织活动或发声时，都比那些拥有长期安全租房、拥有护照或公民身份，或没有小孩的性工作者面临着更高的风险。顺性别工作者比跨性别工作者更安全，而白人性工作者比有色性工作者更安全。

然而，即使作为已经拥有一定权力的性工作者，要证明我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也依然是一件难事。**“对卖淫的辩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更隐形的参与者改变了——比如撰写文章摘要并挑选配图的媒体工作者，或者处理规划申请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然而没有一个是性工作者本人。**即使条件最优越的性工作者，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的时候也要冒可观的风险，所以网络匿名制对于发表多元言论至关重要。然而，也正是这一匿名制常常被用来把我们抹黑成邪恶的性行业说客。性工作者用以和公众、彼此以及客户匿名交流的网站，都在迅速地被关停。就在本书即将出版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法案，试图阻止性工作者在网络上交流，这给隐私、政治倡导，还有性工作者的安全和生存，都带去了灾难性的影响。

2020年7月，德国汉堡的性工作者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在大部分服务业已经开放的情况下，仍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红灯区的经营，使Ta们被迫从事非法、危险的街头工作。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对自身的立场是深思熟虑的，同时也有一种满足的感觉，因为你们即将拿到一本妓女写的关于卖淫的书。不幸的是，这实在是太稀少了。**性工作者——而非记者、政治家，或警察——就是性工作的专家。**在写作、组织语言的时候，我们写下了写作和组织工作中关于犯罪、强奸、骚扰、亲密伴侣虐待、流产、精神疾患、吸毒和认知暴力的经验，还有浸淫在性工作者组织的互助空间当中习得的知识，这些空间致力于实现集体的解放。作为两个一起写这本书的朋友，我们实在是太想让本次运动的诉求被人看见了。

2010年，在肯尼亚的锡卡进行疯狂杀戮的男子被逮捕。他供认不讳，并表示如果没有被抓会继续谋杀妓女，直到杀死一百个，“我已经杀死了17个，就剩下83个了。”艾莎（Aisha），一位在锡卡的性工作者，他被逮捕前和朋友在街上抗议，“我们想让人们知道，我们把自己称作性工作者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即便处于如此被压倒性的弱势地位，Ta们也选择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公开自己性工作者的身份，穿着亮红色的T恤，大声呼喊口号。就像一位参加抗议的性工作者所评论的，“这个社会应该知道我们的存在。没有回头路可走。”

编者注：

[1]海吉拉、法阿法芬人和双灵人：分别为南亚地区、萨摩亚和北美原住民地区传统文化对“第三性”人群的称呼。

[2]康普顿餐厅骚乱：性少数群体反抗警察暴力的事件，早于石墙事件十年。历史学家马克・傅利曼（Mack Friedman）称，康普顿餐厅的暴动代表了“面对侮辱时，泛性别性工作者团结反抗的表现”。然而在这些同志起义的微观历史中，性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往往被世人所遗忘。（来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timefortune/122289）

[3]相关中文报道：http://www.sohu.com/a/209161854_768951

本文部分图片及说明来自“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发布的手册《性工作的安全化》：https://www.nswp.org/sites/nswp.org/files/MSWSChinese.pdf

翻译 | 小马甲花豆娘一凡海盐阿来 lola

校对 | 小马甲咋子一凡贝果

编辑 | 鱼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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