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旧日访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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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媒体公信力降到了这么一个低点，恰恰真正想做新闻的人反而有市场。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建立自己的公信力，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头树立一定的标杆，我相信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大的。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多悲观的情绪。

“因扎吉出生在越位线上，然后一直就居住在那里。”前曼联主帅弗格森在评价足球史上越位次数最多的意大利前锋时说。大多数时候，AC米兰的伟大9号，总是和对方的后卫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在队友传球的一瞬间，先于对方后卫判断出球的轨迹和落点快速启动，然后进球或者被裁判吹罚越位。

这一条“越位线”在中国调查报道的领域同样存在。足球场上的“越位线”决定着一次进攻的成败，而在新闻界，它则意味着报道的品质以及稿件刊发的安全。

“罗昌平最擅长的便是蹲守在越位线上。他不断尝试底线，但他知道禁忌在哪里。”一个和罗昌平交往多年的调查记者说。

从业12年，罗昌平的名字始终和中国最有名的腐败官员联系在一起。他所做的反腐调查报道主角包括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首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等等。

33岁的罗昌平在过去的三百多天里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反越位：2012年12月，这个中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在新浪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五个多月后，刘落马。

要蹲在“越位线”上寻得机会，就要有因扎吉一样的跑位意识和阅读比赛的能力。对于连发3条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同谋骗取贷款和包养情人的时机，罗昌平有过复杂的思量：最佳时机是在十八大之后，两会之前，此间网络反腐是一时热潮。而选择在星期四发布，是基于他对新闻传播规律的熟稔：要给同行留足时间跟进。

但这一次始终没有同行跟进报道。2013年1月30日，刘铁男在《新闻联播》亮相。做了12年贪腐报道的罗昌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发虚。”——他几乎快看到边裁要举起越位旗子了。

网络举报刘铁男后不久，有记者因为“网络反腐”而被司法机关以“诽谤罪”拘押。同样是赤手空拳面对高官，网络实名举报，对比之下，可理解罗昌平此次“反越位”的惊心动魄。

“反越位”失败的后果是什么呢？

“估计是丢工作吧。当然更严重的后果我也不知道，因为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罗昌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6年7月份，南方周末记者在右安门桥下一个廉价的茶楼里认识了罗昌平。当时一群北京的年轻记者正玩一个名叫“诈金花”的扑克游戏，罗昌平既很少赢，也很少输，始终保持淡定。他身材不高，双眼皮，即便现在也长得像个高中生。但他的前上司胡舒立评价说，“长得很正，给人一种正义感。”

当时正是罗昌平处于因一次“被判越位”而失去工作的郁闷期。2006年5月，罗昌平在所供职的一家北京媒体刊发了一篇关于纪检机关“双规”手段的报道，由于拒绝交出内部线人的名单，罗昌平失去了工作。如今谈及此事，罗昌平仍然只是强调，“交出名单可能会毁了人家一辈子。”

罗昌平于2001年7月来到北京。进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位于广安门报国寺的《中国商报》担任记者，第一篇在业内有影响的报道是《为什么自己的首都我们只能暂住》。当时他正暂住在首都的地下室里。

2004年，罗昌平到《新京报》深度部工作。两年之后，他成为了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工作狂”是前同事对他的评价之一。当时他仍在报国寺一带租房子住。一天加班晚回家发现院子门锁上了，便翻这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围墙回家。第二天，报国寺的领导找到了新京报社：“你们的记者深夜翻我们墙。”

被报社领导批评之后，罗昌平决定买房子。他从永安路（《新京报》旧址所在）上了一辆出租车，让师傅右拐，上了两广路。约5分钟后，出租车行至幸福大街，“我看路边的房子不错，便买了”。

那时这一带的房价不过9000左右。多年以后，罗昌平曾谈及这次“翻墙”与买房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影响：“我比较早在北京买了一套很小的房子，给我在生活上有很大的一个稳定性，哪怕收入低一点，也可以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在新闻业务上，罗昌平没有所谓的“成长期”，他几乎是以成熟调查记者的姿态挤进这个圈子的。他迅捷、高产，尤擅突破，被同事称作“推土机”。在过去的12年间，这台推土机从搞株连式拆迁的湖南嘉禾推到东二环着火的央视新楼，然后，推到了在任的部级高官刘铁男面前。

录音笔是记者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这个“推土机”却很少使用。“知情人的口供没太大意义，我只相信书面的东西，唯有书面证据才可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罗昌平出道之际，正是中国调查报道风起云涌的年代。和罗昌平在同一时期写出过有巨大影响力的报道的同行们，大多离开了这个行业。有的做公益，有的做公关，还有的开客栈。但他一直在采编一线——他还将继续在这条越位线上蹲守下去。

现在，罗昌平和他的妻子、岳母以及一条名叫豆豆的胆小的雪纳瑞犬住在北京北五环的一个小区里。偏僻而幽静。

南方周末：你入行差不多也十几年了，跟你一块入行的记者很少像你这样还自己出来跑稿子。怎么维持工作动力？

罗昌平：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入行年纪比较小，我大概是在2001年的时候进入这个行业，那时才21岁。其实做调查记者的黄金期我觉得大概也就3到4年的样子，有的可能更短。我为什么现在还能够坚持，一个是年龄比较年轻，第二个就是我比较早在北京买了一套很小的房子，给我在生活上有很大的一个稳定性，哪怕收入低一点，我也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南方周末：过去十多年间，调查新闻这个行业哪些地方成长了，跟十年前相比，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问题？

罗昌平：这12年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网络发展对中国的调查报道的帮助。从最早的门户——当年我做“嘉禾拆迁案”就是靠门户推广的，到后来的博客，再到今天的微博等等，它不断地升级，给调查报道提供帮助。

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代际传承跟存量智慧没有得到好的保护。一个记者三到五年的黄金期过去以后，他可能就改行，或者是改做管理层，他们原来的经验和积累实际上还没来得及保留就已经消失了。代际传承是另外一个问题，新进来的这些记者他们没有学到上一辈的存量智慧和调查技能，老人就走了。但新记者面临着一个更复杂、节奏更快的新闻周期，很多报道专业程度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这一块对调查记者来讲损害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的调查新闻实际上受到三方面巨大的约束，第一，环境限制；第二，商业利益的诱惑；第三，新媒体的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在这三块的冲击下，坚持得越久的人，显然对这些可能看得更清楚，但是一个新进来一两年的调查记者，要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是非常吃力的，这是我12年里最深的一个体会。

南方周末：举报刘铁男这个事儿，你一开始是如何评估风险的？

罗昌平：我觉得最重要的风险在于证据掌握。首先证据链一定是要非常的扎实，他（刘铁男）触犯了哪些党纪，触犯了哪些国法，我要能够把它列得一清二楚。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自信。

我最开始预计的刘铁男的事情，就是一击而倒，因为我对自己的证据链有信心，对当时整个网络反腐的舆论时机有把握，对各个方面的控制我觉得都做得非常到位，但是最终还是出乎我很大的意料，反弹非常大。

南方周末：你会建议其他同行效仿你的方式，实名举报官员吗？

罗昌平：我非常不赞同记者进行实名举报，因为这个风险远远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选择的这个样本，本以为这个风险可以控制到最低，但是后来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南方周末：最近的“《新快报》事件”，我们可以有很多维度来看待、讨论。但回到媒体自身，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整个媒体人包括记者这个群体的形象面临着一次总体的社会舆论危机，你怎么看？

罗昌平：因为这个事，这个记者节大家都过得非常的郁闷、低沉，它确实给了媒体一个非常重大的撞击，公信力几乎降到了最低点。

一个新闻学教授讲过“污点寻租”，媒体拿调查所掌握的污点信息去敲诈牟利，现在确实是新闻界里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主流媒体，也存在于市场化媒体，它几乎存在于我们这个行业的每一个角落。但如果要谈行业自律，我希望不是孤立地要求媒体单方面去做某些改进。

如果大的经济形势不好，加上我刚才所说到的，媒体受到环境限制、商业诱惑跟新媒体的冲击三重压力，纸媒的盈利会更糟糕。盈利一糟糕的话，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就是会出现行业的大范围的裁员，第二个原来想做事的记者因为收入没办法得到基本的保障，他也会加入到污点寻租的行为里头。

在未来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再一次出现。但是我倒觉得，如果说媒体公信力降到了这么一个低点，恰恰真正想做新闻的人反而有市场。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建立自己的公信力，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头树立一定的标杆，我相信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大的。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多悲观的情绪。

南方周末：但大环境一时是难以改变的，媒体以及记者如何做到洁身自好呢？

罗昌平：我多次说过“双层独立”，第一个就是希望媒体能够尽可能的独立，不受外部力量的干扰；第二就是对于记者个体来讲，也需要相对独立于自己所服务的机构，所服务的报纸或者是杂志。

这个双层的独立如果做得更好，我相信在很多事件里头，媒体、记者可以做到更中立，可以提供更专业的视角，可以做出有公信力的报道。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新媒介对纸媒的冲击？

罗昌平：我自己现在也在做自媒体。我之所以举报刘铁男，其中一个动机就是我想尝试一下新媒体它的方式，它的路径，它所能够做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大家都说《财经》的尺度会很大，但我们其实几乎跟大家一样，我们也没有点他的名。但是微博里头我换成另外一个方式是直接可以点他名字的，最终也引起了一个更大的反响。

至少目前新媒体的环境要更好，更能满足读者和公众的需求，我想这里头是有很大的空间。

这是新媒体对纸媒调查报道的帮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纸媒愿不愿意承认，纸媒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了新媒体的代工厂，我们生产着非常廉价的东西，我们几乎没有议价能力。

现在，我们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利用纸媒有采访权这个便利，但是这个特权红利基本上会消失殆尽的，它就好像代工厂一样，它的劳动力的廉价程度，一旦到某一天劳动力的成本上涨，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但在现在的形势下，纸媒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现在内容的生产，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微博虽然说把很多的热点都覆盖了，但是它覆盖的是一个个碎片的新闻。

大家最近两年可能会记得很多的事情，不管是我举报的刘铁男，或者之前的“表哥”，或者是后来的“房姐”，也包括最近宁波的水灾，我们的子孙后代如果要去了解这两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他能从哪个地方了解，你觉得他能够通过微博再去还原这个事件吗？不可能，因为那些太碎片了。那么传统的媒体可以做哪些工作？我倒觉得我们可以把时间稍微往后延一点，避开那个高峰期，以更深入更完整的方式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一定有它的意义。

南方周末：你的中国梦是什么？

罗昌平：我自己的中国梦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表达。

本文原刊载于《南方周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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