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德雷克·肖万定罪是个进步，但仅凭这个事件要想改变城市警察的执法毫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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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德雷克·肖万定罪是个进步，但仅凭这个事件要想改变城市警察的执法毫无作用

《今日美国》2021年4月20日

作者：塔米·阿博杜拉　　译者：李明一

明尼阿波利斯——在星期二对前警察德雷克·肖万的谋杀案审判中，陪审团作出了有罪判决，这是许多人尤其是黑人群体感到高兴的原因。但是法律观察人士说，这也生动地表明，如果公诉人以同样的劲头打击所有“坏警察”，刑事司法制度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在为期42天的审判中，关于肖万把乔治?弗洛伊德跪压在地上9分半钟是否确实造成了他的死亡，陪审员听取了45位证人的证言，并听了好几个小时的技术证词。最后，陪审员的一致意见是，他造成了弗洛伊德的死亡。

他们判定指控肖万的三项罪名全部成立：二级故意杀人、三级故意杀人和二级过失杀人。

但是这对于缓和长期存在的刑事司法系统对待有色人种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也并不一定会影响其他案件的处理方式，比如警察在附近的布鲁克林中心枪杀达恩特?莱特的案子。专家说，这是由于根深蒂固的警务和起诉文化，但也是由于此案的独特之处。

杰出的民权律师、奥巴马总统21世纪警务工作组前成员康妮·赖斯说，“该判决（传达）的意思是，一旦如此骇人听闻的行为震动了通常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的白人主流群体的良心时，那么公诉人和警务文化会回归公正的审判，并做出正确的事，也就是指控这位警官。”

“但是，”她说，“这次审判的胜利证实了我们整个体制的大规模失效。”

陪审团得出的结论是，在肖万把弗洛伊德死死压在地上、戴上手铐并将膝盖压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是故意对弗洛伊德实行了三级人身侵犯。他们得出结论，尽管肖万可能并不打算杀死弗洛伊德，但这种侵犯还是导致了弗洛伊德被害身亡。

根据初犯者的判刑指南，肖万面临建议的12 年半监禁，但由于情节严重，检方希望判处最长30年的有期徒刑。判决将由卡希尔法官作出。

明尼苏达州检察长基思·埃里森说：“我不会将今天的判决称为正义，因为正义意味着真正的纠正。” 他的办公室处理了案件的公诉。“但这是问责，是迈向正义的第一步。现在，正义的事业就在你们手中。当我说你们的手时，我的意思是美国人民的手。”

与外界隔绝的陪审团是在发表最后陈述后的第二天作出的判决，而且是在拜登总统说他相信证据压倒性地支持有罪判决后的数小时内。

很少有警察会因执法时杀了人而被定罪，加利福尼亚州雷德兰兹已退休的警察局长吉姆·布伊尔曼说，“但整个这件事非常罕见。”他是一个非营利性智囊团国家警察基金会的前主席。他说他不确定这对美国的警务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大多数警察都认为美国的警务正在受到攻击”。

布伊尔曼说：“显然，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很多。”他指出，这个数字每年徘徊在1000人左右。 “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个案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独一无二的因素包括，肖万杀害弗洛伊德的方式、即使旁观者录制了视频并恳求他停下来他还继续做了很长时间，甚至在至少另外一名警官建议他们给弗洛伊德改变一下位置之后他也没有放松。

弗洛伊德的死亡情况意味着首席辩护律师埃里克·纳尔森无法利用警察开枪射击时惯用的“瞬间”理由。

伯瑞斯说，陪审员如果把肖万视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就比较容易给他定罪。在庭审期间以及陪审团宣读判决时，戴着外科口罩的肖万几乎没有任何情绪流露。

赖斯说：“这次审判是独一无二的”，部分因为该案是一次“私刑”，肖万向旁观者展示了他可以为所欲为长达9分半钟，而他们却无力阻止。

赖斯说，判决“无助于改变城市警务的实质。”她说，该案的情况很可能不会再现，“我们可能看不到缄默法则再次被打破，或庇护犯罪的蓝墙被刺穿，或公诉人不放过犯罪的警察，就像他们每天都不放过罪犯那样。”

检察官史蒂夫·施莱希尔在结案陈词中说，这是一起“偏向警察”的案子。“被告不是以警察身份受审，不是因为他这个人而受审，而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他对陪审团说。

指控肖万的证据是压倒性的

观看审判的法律专家赞扬了公诉人的表现，说他们提交了指控肖万的压倒性证据。

位于邻近城市圣保罗的米切尔·汉姆林法学院的泰德·桑普塞尔-琼斯教授说：“控方提出了非常强有力的证据。” “辩方律师根本无法招架。”

法律观察者说，由于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官和警务专家谴责肖万的行为过分、不合理和不符合警规，因此控方的证词总体无法推翻。

亨内平县前首席公设辩护人玛丽·莫里亚蒂说，有几位主要证人特别强有力，比如录制了疯传视频的达纳拉·弗雷泽这样的旁观者、医学专家马丁·托宾博士，以及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长梅达里亚·阿拉多多，他告诉陪审团肖万违反了警察部门的政策，他的行为不反映“我们的伦理或价值观”。

在结案陈词中，检察官史蒂夫·施莱希尔把旁观者描述为“社区中的随机成员，在同一时刻被命运汇聚在一起目睹了”发生的一切，然后把他们的证言提交给了陪审团。

莫里亚蒂说：“我们必须都把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来认识。” 他指出，弗雷泽当时是个未成年人。

纳尔森问弗雷泽，录下那段视频使得公诉人要求她作详细说明，这是否改变了她的生活。

这时弗雷泽声音嘶哑地说道，“当我看着乔治·弗洛伊德，我是在看着我的父亲，看着我的兄弟，看着我的表兄弟，看着我的叔叔。”她说有几个晚上她很晚才睡，“不停地向乔治·弗洛伊德道歉，因为没有做得更多，没有采取行动干预，没有挽救他的生命。”

但是，她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这是他（肖万）本来应该做的。”

莫里亚蒂说，医治重症患者的肺科医师托宾“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专家证人之一”。他“用简明的语言为我们所有人展示了一次呼吸系统会诊”，计算了视频中弗洛伊德的呼吸次数，在描述人的呼吸道时让陪审员摸着自己的脖子，并向观众展示了视频中弗洛伊德失去知觉、发生缺氧性惊厥的那一刻。

米切尔·哈姆林法学院的荣誉退休教授乔·戴利说：“他在法庭上有一种病床边的举止。” “他什么都能解释，他的爱尔兰口音有一种非常令人愉快的抑扬顿挫。他的个性非常令人愉快，他的作证方式，你就是信任他。大约在他作证到一半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会愿意请这个人当我的医生。 ”

莫里亚蒂说，她认为纳尔森掌握的医学知识不足以盘问州控方的专家。她说，对于大多数律师来说，托宾本来就很难盘问。

莫里亚蒂说：“我理解辩方的策略是想让案子看起来像是你和肖万在对抗州控方以及他们所有专家的力量。” “我不知道这是否特别有效。”

尽管辩方为弗洛伊德之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纳尔森却从未充分说明为什么肖万即使在弗洛伊德没有了脉搏的情况下仍然把他压了2分半钟。唯一提供的解释是，愤怒的人群使那个地方变得不安全，而肖万一直保持着他的姿势，直到一辆救护车赶到。

戴利说，即使在弗洛伊德没有脉搏之后，肖万仍然继续压着他的脖子，这一事实“很难摆脱，而且我认为没有得到讨论。” “我认为，没有人看上去具有太大的威胁性。”

辩方缺乏说法

明尼阿波利斯法律权利中心执行主任莎拉·戴维斯表示，辩方构建事件经过的努力给人的感觉是不真诚的，纳尔森未能利用他的辩护词赢得陪审员的信任。

她说：“如果你观看了结案陈词，你会听到州公诉人以他们所称的“胡说八道”为由传唤辩方，实际上是让辩方说出那些不真诚的辩词。”对所有三项指控的定罪意味着州检方获得了成功，而且“辩方实际上无法使人相信他们的描述和说法”。

戴维斯说：“他连’悲剧’这个词也要等到结案陈词进行了两个小时才说出口。” “问题是，他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我想你在他结案陈词的一开头就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你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那你就在结案陈词的开头当陪审团注意力集中时就会把这个说法讲出来。

纳尔森辩称，弗洛伊德吸毒，还有潜在的健康问题，这导致了他在与警察搏斗时死亡。但是直到他在作结案陈词时，他才称发生在弗洛伊德身上的事情是个“悲剧”。

而州检方恰恰是这样做的，从弗洛伊德的简短身世以及他是一个什么人开始讲起。戴维斯说，检方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都在力推一个前后连贯的说法。

州检方获得了辩方两名专家证人的关键让步，并在对他们的盘问中削弱了他们的可信度。戴维·福勒博士作证说，弗洛伊德因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加上他体内的甲基苯丙胺和芬太尼，在受到警察的约束和制伏过程中，可能死于“突发的心律失常”。由于这些诸多因素，福勒的结论认为，弗洛伊德的死亡原因是“不确定的”而不是凶杀。

莫里亚蒂说：“不确定——这不是一个强硬的意见。”与州检方强有力的专家证人相比，这对于辩方尤其成问题。

莫里亚蒂说：“你宁可对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说法，而不是说无法证明，（所以）这是合理的怀疑。你会发现自己并非处于一个很强的地位。”

福勒承认，肖万和其他警官在弗洛伊德明显处于病危状态并且得知他没有脉搏时，应该立即为他进行心肺复苏和胸部按压。

莫里亚蒂说，纳尔森在审判期间重复描述某些特征，她感到陪审团“被得罪了”，包括他试图不断刺激唐纳德·威廉姆斯，使他给人留下“一个愤怒的黑人”的印象。这个混合格斗师威廉姆斯当时告诉肖万，你“卡住了他的颈动脉”。纳尔森把这些人描述为一群愤怒的暴民，其中包括一个9岁女孩、其他未成年人和一名下班的消防员。

莫里亚蒂说：“所有这些人都试图提供帮助”，并遵照了警察的指令。她注意到，辩方的一位关于使用暴力的专家承认，仅仅把压制停下来就可能使情况缓解。

“你不能无视辩方陈述案情时固有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想法，” 戴维斯说。

肖万没有人情味

肖万选择不作证，而是行使他的免于自证其罪的第五修正案权利。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他都戴着外科口罩，笔直坐在椅子上，在黄色记事本上做着笔记。

他很少看陪审团或表露出任何情感。

“我们只有他位于乔治·弗洛伊德背部和脖子上方的那个面部表情，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没看到其他任何东西，” 戴维斯说。“他在法庭上对任何直击人心的作证都没有产生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应。”

高度戒备的明尼阿波利斯

亨内平县地方法官彼得·卡希尔命令陪审员们远离关于审判的新闻，并最终远离所有新闻。

不过，邻近的圣保罗市刑辩和民权律师布朗说，无法相信陪审员不会“感受到明尼阿波利斯的紧张气氛”。法院大楼四周围着栅栏和刀片铁丝网，外面驻守着国民警卫队士兵。

“他们知道无罪判决的危险，” 布朗说。“这也许不会促成危险后果，但是他们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

布朗说，假装刑事司法制度是公正的并不能反映他在法庭上看到的现实。

“人们会从这些判决中各取所需，” 他说。“我们人口中的一部分会说，‘怎么样？有什么牢骚好发的？他受审了。被判有罪。美国还是有效的。别烧东西了。遵守法律。回到你的家里去吧。’”

但是全面的有罪判决——“是这个案子最接近于令人高兴的地方。”

(XYS202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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