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被网暴后跳楼的失子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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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武汉一位母亲在失去独子、又遭网暴之后,从24楼的高处跳楼自杀。一时之间,她的不幸激起了无数人同情,引发席卷全网的舆论风暴,无数人都在追问:“谁?究竟是谁逼死了她?”

事情演变至此,实在可悲。5月23日下午,她6岁的儿子被校园里开车的老师碾压致死,悲痛之下,她到学校拉横幅“讨公道”,并通过网上发声获得舆论支持来施压,然而网络评论的风向却未必如预期的那样,反倒进一步刺激了她。

她曾公开向肇事者喊话:“不要他一分钱,只要他向全社会给我儿子道歉。”然而在肇事者被拘、校长和副校长均被免职后,公众反倒不清楚受害家属的诉求究竟是什么,进而不满他们没有按正式途径解决争端。

5月28日,还有媒体嘲讽:“坚持‘把事情闹大,公家就怕’的处事原则 ,不顾公序良俗,不顾虑其他学生家长的想法,一意孤行,是得不到宽容与理解的。”

也许更让她痛苦的是,她在丧子之余,还要承受网上铺天盖地的评头品足:有人质问她怎么还能说话这么冷静,有人对她的容貌、穿着指指点点,还有人奚落她打扮得这么漂亮,是想借此博出名。

在她跳楼之后,舆论就完全翻转了。不少人说,在失去孩子这种要命的大变故面前,其实越是这种不发泄出来的才越危险,那种表面的冷静自制是创伤应急下的心理防御,直到儿童节,她终于挺不住崩溃了。对她的看法从看戏般的嘲讽,瞬间转向巨大的同情,无数人都在齐声谴责网暴要为她的死负责。

网暴想来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却未必是全部原因。在我看来,她的死,是在寻求公正时遭遇到了巨大的人格挫败。

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曾分析华北某县农村的自杀现象,他发现,当有学生在校非正常死亡时,家属抬棺静坐“讨说法”的行为,并不只是寻求真相,更重要的是寻求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得以实现。在一个人格价值变得更敏感、但公共政治却未能有效维护这一人格价值时,有些人就可能选择以自杀进行烈性的抗争。

武汉的这位母亲也是如此:儿子的惨死是晴天霹雳,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所能为他讨回公道的途径、资源却少之又少,而唯一想借助的网络舆论,非但未能帮她实现这一点,反倒在她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这样,她在接连打击之下,走入了绝境。

这接二连三的一连串事,实在发生得太快,各方恐怕都还没能从之前的惊诧中醒过神来,又一波一波地出了新情况:事故、肇事人被拘、校长、副校长免职、赔偿方案、家长发抖音拉横幅、网暴、坠楼、声讨网暴……几乎都来不及反应。

真正可悲的地方,正在这里:为什么一件惨事,最终竟以更大的惨事告终?事件发生后,孩子父母和责任方处理此事都需要时间,但现实是,情绪却没有给理性这个缓冲的时间,因为双方根本没有一个能进行理性对话、协商的正式框架,结果就是博弈走向完全不可测的方向。

在这一事件中,网暴原本不是重点,那位失子母亲的跳楼固然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却让舆论的焦点转移到了“网暴”上面。无数人谴责网暴者道德卑劣(如六神磊磊骂“禽兽真的会上网”),吁求对这些不当言论更强的管控,然而,靠骂就能避免悲剧重演吗?

我想是不能的。如果从阮玲玉“人言可畏”算起,类似的事再三发生,但不论多强烈的道德谴责,下一次还是依然如故,但这又是为什么?

“网暴”只是现在网上的现象,在没有网络之前,它其实就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杜绝的流言蜚语。在村庄这样的熟人社会里,没有人能免于被人背后说闲话。别看现在都已21世纪,有了网络这样的新科技,但国人的心态也就跟生活在村庄里的祖祖辈辈没大差别。

薛亚利在《村庄里的闲话》一书中明确指出,闲话其实“就是一种将话语道德化的机制”,它通过对他人行为的品评施加非正式的影响,有时是通过取笑、辱骂那些偏离社区规范的人,迫使他们回到社会认可的道德规范上来,从而维护道德共同体的稳定性。

她还强调:“闲话引起的后果严重,通常是由于闲话引起事件的失控导致的,这并不能说传播闲话的人就怀有恶意。”

对那位失子母亲的议论,其背后隐藏的其实也是一套道德规范:那些网暴者实际上自诩为道德卫士,怀疑她动机不纯、认为她应该要更悲痛一点、丧子之后也不该还这么体面(大概蓬头跣足才符合他们的认知)……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希望她更符合自己那套保守的道德预期。

尤为讽刺的是,这些人不满她没能走正式渠道解决纷争,但他们自己也是以非正式社会制裁的方式,在对他人随意进行道德审判。

吊诡之处也在这里:那些怀疑她不够符合道德规范的,转头也被严厉谴责他们自己才是道德卑劣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些声讨网暴的人,其实在功能上起到着同样的作用:借助评说来实施道德规范,双方争议的只是什么样的道德规范。

这样的争论或许也折射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此时,吁请更严格的管控未必能带来一个“净化”的舆论场,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在社会互动中找到新的规则和边界,达成新的共识。没有一个“文明的进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早在1963年,人类学家M. Gluckman就在其开创性的研究《闲话和丑闻》中断言:“如果一个社会群体越排外,它内部成员之间越相互讲闲话和流言,且就越不厌其烦地重复讲闲话。”

这话可以这么理解:越是封闭的社区,其道德共同体的感觉就越是紧密,越不容许稍有偏离的行为举止,但到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这就很无聊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老人说起邻里长短,会被子女不耐烦地打断:“又不是自家的事,你管人家干嘛?”

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足够多元化,即便你或许看不惯别人,但那又怎样?搞不好别人也看不惯你呢。边界感最强的上海人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跟你搭界伐?”别人穿着谈吐如何,那是其私事,无须解释,也轮不到你来评头品足,这种“各管各”至少能达到一种“冷漠的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许多网暴,其实是价值观一元的前现代人在遭遇后现代场景时的文化不适反应。他们仍然像村民一样,用闲话对那些自己看不惯的人实施非正式制裁,差别是网暴还不像以前那样对认识的村民稍有顾忌,对当事人的伤害更深,结果也更容易失控。在闲言碎语的时候,很少人意识到,自己已经越界了,因为没人知道那个边界在哪里。

这,可能才是我们和“文明”真正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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