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某凡事件：“顶流”的权势与性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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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晚，朝阳警方公布了备受关注的“吴某凡事件”第一阶段的通报。

在通告发布之后，许多新闻标题以“都某竹为提升知名度公开与吴某凡交往过程”为重点，许多评论也指责都某竹“就是想红、为了流量”“都不是好东西”，试图将舆论重点和指责再次指向新闻中的女性身上。

这类带有较强主观臆断的动机揣测今天我们暂且不论，先关注通告中所证实的这部分内容，如指控者所说，涉嫌以演员选角的名义为由将女生诱导至私密空间里，这已经是一种对企业权力、职务权力的明显滥用：

“2020年12月5日22时许，冯某（女，28岁，时任吴某凡执行经纪人）以挑选MV女主角面试为由，约都某竹（女，18岁）到吴某凡（男，30岁）家中参加聚会，10余人共同玩桌游并饮酒，次日凌晨至7时许，其他聚会人员陆续离开，都某竹酒后在吴某凡家中留宿，两人发生性关系。”

而在昨日《新京报》的采访中，根据朝阳警方所述，“另外，都某竹提到聚会时手机被收走，吴某凡公开发文否认了这一点。但根据我们后来的调查，他们这种聚会，在开始前都会将手机收起集中统一保管。”

今天，我们不会揣测事实或是断言真相。但根据目前已披露的信息，和回顾此次事件的舆论发酵过程，我们更关注这起事件所展现出的社会议题：除了道德主义的批判之外，更值得警惕的是事件背后的价值底色以及被滥用的“权力”。

作者 | 陈迪

**来源 | **《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

（文字经删减编辑）

01.

**指控的真正重点
**

回顾事件发酵的经过，不难看出，女性的指控与发声，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本月初有一名都姓当事人，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吴与数位女性存在亲密关系，最初的指控是“欺骗”，因为第一篇控诉文之中的核心是“到底谁才是你的正牌女友”，这是原文原话，而当时的舆论注意力并不高涨。

直到十天以后，当事人通过媒体采访以及个人账号再曝光了一批细节，新透露了与吴的初次性行为是在被灌醉之后发生的，并且强调了还有其他未成年受害者的存在，这让公众产生了对这起事件可能涉及强奸犯罪的关切；另外，都对于吴的性能力进行了极大贬低，这也许在最终彻底引爆公众关注上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7月19日，再有多名（有统计称二十名）另外的女性加入曝光行列，她们大多并未与吴发生过关系，但是都接收过经由吴团队发出的潜在性邀约，相当于是支持了都关于吴拥有一个由“中间人”、“拉皮条”组成的性资源供给网络的指控。

这次事件最关键的几项元素都包含在这段简述里，包括：1、涉嫌强奸；2、性供给网络；3、情感欺骗；4、性羞辱。

《难以置信》

但值得明确的是，对于这次事件的海量公共关注，事实上是来自于价值底色差异非常巨大的不同群体的。

许多人看到的是女性的守望相助，“girls help girls”（女孩帮助女孩），为接连挺身而出的女性指控者感到骄傲，也更加关注事件中可能涉及的强奸以及性剥削，并且对于在中国也有演艺圈人士组织起了哈维·韦恩斯坦式的性资源供给网络感到怒不可遏。

但是，这绝不是本次舆情的主要声音，因为互联网上很大一部分的舆论讨伐，事实上呈现出了明显的道德主义特征。

基于权力的指控非常依托于“权力扭曲的性”、“胁迫的性”、“未经自主自愿的性”的证据，而道德主义的指控只需要通过“这个男的怎么可以睡那么多女的”就可以完成。

“玩弄女性”的定义本身是非常模糊宽泛的，它既可以指向威逼利诱之下的侵犯，也可以指向发生了性关系却没有履行亲密关系的承诺。

第一篇指控文中说道：“你同时爱着很多女孩，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在那个阶段，这种核心指控，依然是在于亲密关系期待的失落。

于当事人而言，这是欺骗玩弄；于围观的群众而言，这是对道德成俗的反叛、是“有违公序良俗”，这也许正是现今舆论场上相当大一部分公众意见的事实平均水位。

每当人们说起诸如“欺骗感情”、“骗炮”之类的词汇的时候，这种思维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在贬低、否定女性的主体性了，因为性与爱之于男人来说基本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为了更多交换的中间阶段。

当人拥有完整的主体性的时候，他/她对于任何亲密关系、性关系的追求都应该是出自自己的能动性的，不依托于他人的选择而成立。

通俗一点来讲，就是“我喜欢你只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一危险在于，它很容易蜕化成“因为你喜欢我了所以我应该喜欢你”。

因为这正是由男人掌握权力的父权制所决定的，男人“汗流浃背”地追求女人是在实现自己的权力，而女人安静地等待被选择却正是她们被男性秩序支配的证明。

因而**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在这背后，所暗含的对女性性道德的规训。**因为传统道德主义与父权制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天然盟友，它不可能在惩罚完过分越轨的“优势男性”后就偃旗息鼓，而是通过继续羞辱和训斥“追星女孩”，来约束更大范围的女性性自主。

因为在这套话语体系里，男人不承认女人有成为性的主体的可能，只有男人是玩家，而女人只能是猎物。

无论男人如何捕猎，他们都是“占了便宜”、“拱了白菜”的；而女人但凡与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她就一定是“吃了亏”，并且这绝对不是在同情怜悯女人，而是在道德指责女人，指责她们没有看管好自己的身体。

女人如果拥有过很多性经历，那一定是她成为了某种欲望的奴隶，要不就是为了换钱换好处。哪怕是出于身体的性欲，属于女人的形容词，却也只是“堕落”或者“放荡”。

这些话语，在这次事件的讨论中并不少见，而针对男性一方的话语，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甚至于评论吴某凡“睡粉是一种恩赐”。

事实上，关于“男人永远用下半身思考”这一类的话语，这些男性才不会介意，他们心甘情愿地领受这个评价，甚至会主动地挂在嘴边，成为“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因为在这里，承受道德指控的并不是欲望本身，而是有没有这个资格承受欲望，有没有这个主体性和欲望相处。

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男人的处境为什么会比女人舒服那么多？很核心的一个区别是，男人地位的确认，最主要是由男性秩序所承认的，这和女人的评价没有太大的关系。与此同时，女人地位的评价，也经常是通过女人在男性秩序中的位置来确定的。

一个独立的、富有权力和资源的女性平行秩序是尚不存在的，甚至这个时代拥有权力的女人，往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父权社会对女人的期待所规训。

02.

在权力的胁迫之下，

不是求偶、而是盘剥

在对吴某凡的讨伐之中，是完全不缺乏父权制拥趸的参与的。“鲜肉经济”兴起之后，包括吴在内的一批男性流量明星的走红，反映的是女性权力的崛起。

无论饭圈文化后来引发了多大的争议、也无论这种生态寄宿着多少盲从与不健康，但是它的确成为了一个由女性支配的、并且罕见地富有权力与资源的社会领域。

赚得盆满钵满的流量鲜肉们虽然也是男人，但他们会被认为是迎合女性权力、背叛男性标准的异端，他们和父权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很难完全被消除的。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事件里，同样能看到大批父权气质明显的男性社交账号参与，而他们对于同情女性当事人当然是基本没有兴趣的，他们只是将热情投放到了对吴的性能力的羞辱上——通过大张旗鼓地参与这种羞辱，他们仿佛自动证明了自己的性能力很好，完成了自己与“不够男人”的吴的切割，从而更加强调了自己的男性身份。

《三个女孩》

在最初发文与舆论爆炸中间相隔了十天。十天之前，都某竹其实从一开始已经披露了相当一部分核心信息，包括自己深受情感欺骗，吴的“性猎物”中包括未成年人、吴拥有一个由中间人和皮条客组成的“性供给网络”等。

非常讽刺也非常遗憾的是，舆论后续的引爆及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关于吴某凡的性能力的讨论，尽管这是一个道德价值上并不优越的操作。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身体羞辱、性羞辱，与荡妇羞辱是同构的，今天人们对于这个男当事人的器官尺寸有多兴奋，明天人们对于另一个女当事人的性生活细节就会有多猎奇。

有人说，正是要让男人体会一下身体羞辱的滋味，以后他们才会少干点对女人的羞辱。可是，如果这是真的话，为什么这次我们又会看到这么多男性账号热烈地编段子传播那个性绰号呢？

**男性共同体的特点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感，他们能够非常干脆地开除任何男性气质受到质疑的成员身份。**并且正是通过积极践踏那些“不够男人”的男人，他们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加男人”。

当舆论场上出现了一个性能力受到公开羞辱的男人以后，不会有任何男人觉得与自己有关，他们反而会因为参与了舆论狂欢而自我感觉更加良好。重复身体羞辱、性羞辱不会在任何意义上改善我们的公共空间，这只会让人们更加习惯下一次出现的荡妇羞辱而已。

要想让我们的社会真正地从这次事件里获得什么增益，我们只能更加关注权力的因素。

真如指控者们提供的信息所言，吴某凡这样的“娱乐圈顶流”，搭建性资源供给的网络，系统性、常态化地让自己的跟班与工作人员参与“选妃”，这根本就不是私德范畴的问题，这是权力性质的问题。

目前警方已经通告披露了部分信息，我们需要尤其关注其中这部分，如指控者所说的，涉嫌以演员选角的名义为由将女生诱导至私密空间里，这已经是一种对企业权力、职务权力的明显滥用。

而如果要说选角是真有其事、不只是幌子的话——那么掌权的话事人与下位的求职者之间发生性关系，就更加不符合当代的职场伦理要求了，这与哈维·韦恩斯坦还有任何区别吗？

作为权力的上位者，没有任何立场可以排除这种性关系中所可能存在的权力胁迫的嫌疑，这不在于女方如何认为，而是这种关系本身就合法性有缺。

人的确可以享受一种开放的生活方式，甚至使用交友应用都好，但是不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那就不是求偶、而是盘剥。

03.

别含糊不平等权力之下的性压迫

所以，如果我们的结论只是“可能有的男人就是全无自我的羞耻感、没有道德”，那公共讨论的意义就不太大了。

与其说吴某凡渴求的是更多的性机会，实际上，这是男人需要在女性身上找到自尊与骄傲。

“有女人”对男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拥有女人是男人作为“男人”的身份要求，是男人定义的本身。

这支撑了男人对女人异乎寻常的渴望；对于确认“我是男人”这件事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展现“我对非男人的占有”更加直接的呢？

在人们的想象中，对于这类娱乐圈顶流而言，他们肯定不需要倚赖展现自己捕获了多少女人，来证明自己的男性地位。但是，当你观察他们实际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会发现这种想象中的从容是根本不见踪迹的。

在这次事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男明星对于女性的追求，所展现出来的诱骗性，或是攻击性、敌意和恶毒，甚至涉嫌强迫与伤害的违法行为，不能含糊地落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都是心甘情愿”的揣测之上，这只会加重不平等权力关系带来的压迫。

《日本之耻》

而这一案例恰恰证明，男人通过占有女人而确认自己的男性身份、证明自己的男性地位，并不是有一个基础值满足和完成就能得到解放的关系。

男人对女人的这种欲求，体现出了尊严政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人类围绕尊严发生的挣扎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在尊严不被承认的时候，人的诉求是他的尊严要被承认；在尊严得到承认后，人的诉求就变成了他的尊严需要与其他人平等；而到了他的尊严与其他人平等后，人的诉求又会再升级成：他的尊严需要比其他人优越。

从男人试图从一个女人身上获得尊严的那一刻起，他仿佛就对这个女人拥有了某种主权。因此当出现疑似刑事案件时，男性嫌疑人甚至可以很理直气壮地将这种单方面的纠缠甚至犯罪行为解释为“情感纠纷”，并且往往还会得到其他男人的共情。

尾声.

综上，对这次公共事件的舆论关注，本质上可以分为两条线：一种关注道德，另一种则关注权力。

伊藤诗织，《日本之耻》

道德主义式的、传统主义式的、乃至是父权文化式的对这次事件的关注方式，我们是不提倡的。

道德路线的主张更有可能将一次女性维权的事件推往女性解放的反面，结果可能会是更加否定女性的主体性，更加严苛的女性性道德，传统父权制下的两性关系获得了更好的道德立场，身体羞辱、性羞辱、荡妇羞辱变得更受欢迎。

不要以为道德主义中更加紧缩的道德标准，就能限制“优势男性”对女性的威胁，要知道道德主义与父权制结盟的核心条款，就是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标准。

这次很多人都有提到，我们的社会环境对于艺人、公众人物的男女“双标”，女明星稍微有点非婚性经历就遭受全网封杀，而男明星几年下来这么多指控者却岿然不动。

但是我们多想一层：在我们反对过不义的男女双标之后，我们到底是希望男明星也要承受白百合李小璐那样的待遇，还是愿望白百合李小璐并不需要承受她们已经正在承担的对待？对于同一个事件的两种关注方向，所会导向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

我们的诉求，应该更加关注结构性的权力因素，娱乐行业同样拥有值得被监督的显赫权力，现在发现了有人涉嫌通过机构权力和职务权力寻求性剥削，那么就应该打击这种滥用权力的现象乃至文化。

本文整理编辑自看理想App音频节目，由陈迪主讲的**《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内容有删减，完整内容可“点击原文”，至看理想App内收听。

头图：《老炮儿》

音频编辑：香芋

内容编辑：苏小七

监制：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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