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闹的不是新加坡,而是祖国互联网的心窝
Photo by pixabay from Pexels 这些天,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小花大闹新加坡。 小花是我起的名字。她的真名是什么,目前并未确认,新加坡当地媒体从警方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她名字译音为“韩菲子”,29岁。可以确认的是, …
**文 **| 徐巧丽
**编辑 ****| **毛翊君
黄庆芝和丈夫花72块钱,又坐上一趟绿皮火车,把全部行李搬回老家十堰。50多岁的夫妻怀里,多了一个女婴,除去两套自己的换洗衣服,包里其他空间被奶粉、纸尿裤等等婴儿用品占满。一辆小童车也挤进车厢,在孩子视线范围里,还有小黄鸭、公主玩具。
晃晃荡荡的6个小时,女婴几乎在睡觉,两个中年人焦灼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有人把她接走?最迟不过过年吧,丈夫高和意觉得。
那是2021年11月。黄庆芝考过母婴护理师资格证,两个月前,她接到一起培训的姐妹打来电话说,武汉有单活儿,带一岁多女婴,24小时全托,月薪6000多。这个工资比起在老家做家政,大约要高出两倍。
两个女儿全在武汉,大的读完中专进厂打工,小的正上大专学会计,之后也想留在省会。夫妻俩没考虑太久,收拾好东西就到了武汉白沙洲的一个新小区。
上一任保姆因为家中有事辞职,交接时黄庆芝感觉对方隐约透露过,只有一个男人管孩子。雇主姓陈,个头中等偏瘦,起先是电话联系,后来黄庆芝只见过他两次。两回都在晚上,他回来逗一下女婴,简短交代完又走了。孩子挺可怜的,她就留下这么个印象。
小兔小熊玩具,纸尿裤奶粉,这些都不缺,屋里有一大一小两辆童车。黄庆芝只管照顾就行,高和意也能住在那儿,省去他们租房的麻烦。小女儿周末会坐一小时车,从主城过去吃饭,她跟同学说妈妈在城里“带个小妹妹”,同学也羡慕她父母能在身边。
一家人团圆武汉,夫妻俩打算起将来,打工挣出小女儿的学费,之后就能攒攒她们的嫁妆。到了这个年纪,黄庆芝看同行也有人不做月嫂了,开始给自家带孙子,这也是她希望的生活。但到了2021年11月,房东忽然来敲门收租,他们才知道,陈某消失了。
介绍单子的姐妹也联系不上陈某,黄庆芝去找上一任保姆,微信没有回音。这个时候,一通陌生电话出现。对方自称陈某的朋友,说陈某出事了,让黄庆芝继续把孩子带好,“钱不会少你们的”。
快要过年了,武汉的房租抵得上十堰一个月的工资,夫妻俩决定先把孩子带回老家,毕竟有雇主电话,“肯定会来接的”。孩子正常带,到时候再算工资,这也“划算多了”,其他等年后再说。
这家人的所有信息只有一个蓝色的疫苗本,用灰白色布包装起来,一直放在出租屋里。里面写着,婴儿叫陈小花,打过两针疫苗,还有母亲的名字张某。黄庆芝带孩子打的其中一针,还有四针没打,她把本子也收进了行李。
●陈小花的疫苗本。讲述者供图
回到十堰房县,黄庆芝早上带陈小花出门晒太阳,下午去小区活动室玩滑梯、蹦床。有三个小孩常跟小花一块儿玩,父母都是二三十岁的上班白领,他们有摇摇车、电子琴,陈小花也吵着要,黄庆芝给她买了便宜款。
年前一天上午,黄庆芝带着陈小花玩,又来了一通电话。说是雇主陈某的另一个朋友,还让她放心带孩子,钱不会少。黄庆芝想问他们什么时候来接,没来得及说出口,电话就挂了,再打去无法接通。
这个冬天,房县温度走入零下,用了十多年的热水器上个礼拜报废了,水滴了一地。找师傅查看,说是芯坏了,得重新买。洗脸刷牙得用煤气灶,洗澡就只能将就,黄庆芝提醒丈夫几次。最低档次的热水器1600块,高和意拿不出钱来。
今年的欠费账单,包括1000块的物业费,400多的农村医保,以及1万3的养老保险——黄庆芝最着急这个,念叨了两个多月——不交划不来,她51岁,再交4年就能领了。
每次问到高和意,都说没办法。黄庆芝怨他不考虑家务、不考虑细节、还不考虑经济。我上哪儿给你弄钱去?高和意也吵起来。陈小花4岁了,在一边喊,“爸爸不要说妈妈,你们也是好朋友。”
两年前春天,陈小花和小伙伴在小区楼下玩,要回家时,三个小孩跑向大人,一边叫“爸爸妈妈”。陈小花忽然也冲黄庆芝和高和意喊出一声“爸爸妈妈”。很尴尬,黄庆芝不知道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叫阿姨也不合适,叫奶奶也不合适。”最后她应了一声。
这个“女儿”跟着黄庆芝家拜年,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的红包。亲戚朋友问起来,黄庆芝把“帮别人带孩子,雇主跑了”的事儿一遍遍讲。一些亲戚会提醒,“对她再好,现在这个年龄了,你能负担得起吗?”
小女孩已经从66公分长到109公分,衣服从亲戚邻居那儿捎过来,都是哥哥姐姐不要的,铺在沙发上,藏在茶几下,从床边两大箱子到阳台上六大包。还有两箱玩具,小浣熊、流氓兔……都是陈小花想要,黄庆芝去买的。黄庆芝一个妹妹在北京工作,也买过仿制玲娜贝儿和星黛露寄来。
●亲戚朋友给陈小花送的衣服,堆在阳台上。讲述者供图
陈小花出现在老家的第一天,邻居就问起,三年里周围人都知道这事,也帮着出主意——找政府去,送福利院去。“条件好的,也愿意养的(人家),我们也愿意。”高和意说,但他俩不敢——陈小花没有户口,觉得要“有一个正规的渠道,能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
高和意断断续续接到四五个陌生电话,上来先表明心意,想领养孩子,再关心小孩的健康问题、生活情况。有跑货车的,在外地做生意的,都是30多岁不孕的夫妻,“每家情况都比我们好”。高和意会捡好听的说,懂事、活泼、开朗、可爱,平时很健康,就是小感冒,打了针弄点药就好了。再补上一句,“邻居都这样说。”
第四家夫妻最积极,超市、游乐场,带着陈小花玩了一圈,从早上11点到下午四五点。陈小花回来带着一大袋AD钙奶和小零食,一个劲儿说阿姨带着去了哪里哪里。这家男人是跑车的,女人在人民医院附近开生活用品店。“房子都有好几套”,黄庆芝听说。她和高和意设想得好,“一个好人家能让她好好读书,培养得好,我们也能去看看。”
不久后,高和意再次接到电话,这家人只说,“去民政局问了一圈,办手续很麻烦。”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人家最后都没了联系。按照民政部《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送养人必须提交实际承担监护责任的证明,且出具孤儿的生父母死亡或者宣告死亡的证明。
再接到有收养意愿的电话,高和意就开始劝退:手续办不了,也上不了户口,我们也不敢给。最后,黄庆芝日日恼火得很,“送也送不走,养也养不起。这么复杂的事,摊在我头上。”
她常常像做一道算术题,计算自己的损失,以前一个月能挣几千,现在在家带陈小花,三年没找活儿。每个月起码向丈夫伸手两次——高和意发4000工资,会给黄庆芝3000,先交水电费,再每天买菜买肉,给陈小花添奶粉,天天逛超市买零食,月底没钱了又得要。这么一想,她感觉“人都变傻了”。
陈小花长到3岁,活动室的小伙伴都去上幼儿园了,剩她一个人玩滑梯。没有户口,她只能扒着幼儿园的栏杆,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在家里,她自己背诗画画,自学了30个字。“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不给我找学校?我好想上学。”一听陈小花这么说,黄庆芝的小女儿就嫌啰嗦,让爸妈赶紧把她送走。
夫妻两人不吭声。自己两个女儿这么大的时候,他们在北京做家政,把孩子们扔给爷爷奶奶带。等到小女儿上小学,黄庆芝才回来找活儿,看她学习成绩不好、不做作业、不好好吃饭,都会上手打。小女儿总抱怨自己是“留守儿童”。
去年下半年,黄庆芝与高和意终于开始寻找陈小花的父母。之前,他们还在等,每天晚上,婴儿夹在中间入睡,他俩就发愁,什么时候来电话?什么人来接?怎么办?很久之后,他们才觉得不对了——电话也没变,但这几年从来没有人过问这个小孩。
“必须去报案,找各个单位问。”去年10月,靠着仅有的线索——雇主陈某和疫苗本上母亲张某的名字,两人去当地派出所求助,希望找到陈某的地址,把孩子接回去,让她上学。
一查得知,陈某正在杭州服刑,还有十多年的刑期。接回去是不可能了,只有先上户口。当时,陈某属于陈小花法定意义上的监护人,户口应该上到陈某名下。高和意出主意,让黄庆芝写了一纸信,寄到监狱。大意是:孩子身体健康,由我们从武汉带到十堰待了三年,一切都好,现在的问题是,也没有人来过问,上不了户口,找不到学校,还有这个费用,你怎么考虑?
大约三个月后,到了今年二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陈某在监狱里的回信,“我是陈小花的爸爸,收到您的来信真是热泪盈眶……我是湖北嘉鱼县的人,因为年轻时和家人发生矛盾,负气出走,到武汉发展。为了能够赚快钱赚大钱,结识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导致今天这尴尬的局面。我现在还有多年的刑期,改造表现好可以减刑,我一定争取早日回家。女儿是我的一切。”
●陈某的狱中回信。讲述者供图
黄庆芝和高和意拿到信,一字一句过完。信上没提钱的事,高和意第一反应,“(之前我们写的)白提了”。但好歹联系上了,他们也感觉到希望。过完年之后,杭州监狱一名警官来到他们家中调查情况,提到会给陈小花上户口,不过得有一纸亲子鉴定。
黄庆芝没瞒着陈小花身世,时常会逗她,“我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你是我捡来的孩子。”半开玩笑,半是真心话——她当时想,还是在带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这孩子“有眼力劲儿,会来事儿”,黄庆芝观察,不管陈小花在玩玩具,还是看电视,只要一讲起身世,她就会跑来捂住自己的嘴。还会不高兴地说,“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客人来家里,她会端茶递水,晚上黄庆芝跳操,她也跟着跳;带去超市买零食,她挑便宜的买;教了两遍怎么刷牙洗脸,她就自己站在矮凳上完成。
黄庆芝有时让她一个人去别家玩,她不去,一定要黄庆芝陪着。有段时间,高和意在外打工,黄庆芝得了子宫肌瘤,在医院做手术躺了20天,花了六七万。她把陈小花寄养到妹妹家,女孩打视频电话就哭,问她“怎么还不接我回去?”
高和意觉得陈小花是“想要表现得好一点”,提醒黄庆芝不要跟别人讲她身世,尤其是孩子在的时候。他把陈小花叫作“高小花”,下班回来后,黄庆芝去做家务,他来陪着玩游戏、看电视,开车带她去游乐园。
黄庆芝感受到丈夫的“私心”——那次在小区楼下听到叫爸爸,高和意的反应里夹着惊喜,“觉得养了就养了吧,就把她当自己的女儿。”
现在电车兴起,高和意的荣威油车一天只能挣八九十,还没打零工一天的工资高。过了55岁,滴滴就不再给他派单。2022年他去山西的工地上干了一年,好歹挣了点钱。去年开始,活儿也少了,他只能打点零工。下半年才找到个栽树的零活儿,按天结算,一个月三四千。
等雇主陈某结费的三年里,这家人往里贴了不少钱。纸尿裤一袋50多块,一个礼拜就用完了,用到孩子三岁;奶粉买的飞鹤,经济实惠,200多一罐,用大半个月。高和意有5张信用卡,以前从不欠费,这两年开始以贷还贷。一天找不到活儿干,他就有压力。
月底发了工资,得先交1800的房贷、每月的水电费,其次才是生活费。小女儿2022年毕业后在银行做过,又转干保险,今年年初辞职了,说想玩一段时间。这一年里,小女儿伸手要钱买衣服、点外卖,黄庆芝都说没钱。小女儿把气撒到陈小花身上——“多余给自己找事儿!”
在两室一厅的家里,小女儿没有出门找同学时,就经常自己点外卖,门也锁上。同在饭桌上,她会嫌陈小花吃饭慢。有时高和意看见,陈小花想让这个姐姐一起玩游戏,姐姐拒绝多了,小孩也知趣了。小女儿总是对夫妻俩埋怨,“对她都比对我好。”
今年5月,杭州警方回复黄庆芝一家,说鉴定结果显示,陈小花和陈某没有血缘关系。陈某也是个冤大头?黄庆芝懵了。关于两人关系,杭州警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陈某对陈小花“感情挺深”,之前女方没有管过小孩,都是陈某照管的。除此之外,再无更多信息。
6月,黄庆芝和高和意又试图去找母亲张某。派出所回复他们,张某在武汉服刑,还有两年期满,而张某的户籍在吉林,落户得跨省协调,建议刑满后,再考虑户口问题。
关于服刑人员子女的成长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胡向阳团队做过一份调查,通过了解湖北省600名服刑人员子女,结果显示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兄弟姐妹、亲戚、学校、未成年保护与服务中心照看之外,还有2.4%的服刑人员子女无人看护。
50%的服刑人员子女没有一辆自行车,57.14%没有一个乐器——井冈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任涛对14个服刑人员家庭研究发现,在家庭系统中,服刑人员子女也往往面临物质条件不足,教育无法得到保障的困境。
●2022年,高和意去山西打工,黄庆芝带着小花送他。讲述者供图
陈小花3岁以前身体弱,生病只能去小诊所,夫妻俩认识里面的人,偷偷给她带药。需要健康码的时候,陈小花没有走出过小区,一次烧到40度,持续了两天,还是带到熟人那里。还有次她胃口不好,高和意看不出病因,到妇幼保健院,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挂号就给拦住了,又回到小诊所。
等不起张某的两年刑期了,夫妻俩去市福利院,想让陈小花上集体户口,好歹解决上学的问题,但福利院没有接收。一个朋友帮忙打了本地都市报的热线,说“孩子4岁了,没有户口,没法上学”。今年11月13日,事情被报道出来,一波又一波媒体挤进他们60多平的房子里。
拍摄陈小花独自刷牙洗脸的镜头,详细询问黄庆芝抚养的感受。“出于母爱……无论生活多难,夫妻俩都要把孩子照顾好。”——这个“雇主坐牢失联月嫂抚养女婴3年”的故事被传播后,在社交平台上引来称赞,“夫妻俩顶顶大好人”“孩子一看就是在疼爱中长大的”“上班上成了股东既视感”。
《极目新闻》报道,当地相关部门进行了研讨,决定在高和意、黄庆芝的户籍所在镇,为陈小花办理集体户口。事情办完,夫妻俩才想到孩子的去留。
11月14日,家里先来了一波人,了解情况后又走了。社区和妇联的也来了,给陈小花带了一套水彩笔、两罐奶粉、一壶油,问小孩上学没,黄庆芝有没有工作,说要帮助解决。高和意记得对方说,等到孩子妈妈出狱了,再谈抚养情况。这意味着起码两年之内,陈小花还要待在他们家,“不是我们家的责任,怎么让我们家负担了?”
这些天,陈小花早上7点多起床,8点左右上学。下午放学回来就开始画画,图纸铺满了茶几。高和意把这些都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里。他一有空就抱孩子,当做对自己女儿亏欠的弥补——她们小时候,他都没怎么抱过。
黄庆芝比高和意焦虑很多,毕竟小孩的吃喝拉撒,“啥都压在我身上”。小女儿不上班,改交农村医保,每月400块钱也得夫妻俩掏。她叮嘱小女儿出去找工作,小女儿就把门关上。她想自己找份工作,但还是得早上给陈小花泡奶粉,晚上煮面条,接送上下学。
两年后张某会把陈小花接回去抚养吗?这家人心里都没底。
(文中陈小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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