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如何对待摆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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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大家都在谈摆摊

连互联网公司CEO都在谈摆摊，似乎摆摊又是一次新风口，好像不摆地摊就赶不上时代脚步的节奏

唱吧CEO摆摊

摆摊的各种段子也出来，只要有心，人人皆可摆摊

甚至在很多文艺青年心目中，摆摊是这个样子的

但你别信最近媒体上那些开着奔驰奥迪来摆摊，一晚赚个几千几万的新闻，看看就行，摆摊还真只有一件事：养家糊口。

真正摆过摊的人告诉你，摊子摆起来时就是一团乱，每分每秒都在战斗状态；等到零晨要收摊，已经累得半死了，休息一会差不多又到了去进货的时间，进完货再休息会，开始理货，中午后小歇，黄昏又开始出摊了；这样日复一日。

现在是六月，到了真正夏天，你就知道什么是摆摊摆得汗流夹背全身黏糊糊；冬天更别说了，如果是北方，在刺骨寒风中等着客人上门，那可不是什么舒服的事，身体折磨心里也折磨。

说得更直接些，一场突如其来的澎沱大雨，就足够打灭百分之九十以上摆摊的热情了；如果能安安稳稳，谁想出来风吹日晒。

我想起小时候那些家里摆摊的同学们。

他们每天放学就赶着回家，帮忙支起摊子，招呼客人，或送菜洗碗或帮着叫卖，稍微歇息时坐在旁边桌上写功唸书，直到晚上10点11点收摊，回家继续写功课，过了半夜才睡觉。

每次我说要去这些同学家玩，妈妈都会给我零花钱，嘱咐绝不能白吃白拿，就算人家爸妈好意请你吃了一顿送了东西，事后妈妈也会亲自带些小礼物零食等回赠

不像我们这些中产阶级家里的小孩，完全不知父母到底在干嘛；这些家里摆摊的同学，似乎都特别理解”家”的含意，从小就看着父母很辛苦，自己也参与在其中，全家为了一个生活目标共同在努力着；一起赚钱、一起应付地痞流氓、一起躲警察。

卖了30年春卷的阿姨，看着她儿子从婴儿到现在

那些同学都有共同的特质，从小金钱观念就特别强，好几位后来成为成功的商人；再要不也是继承了父母的摊子，继续默默低调赚钱，成了”网红老店”；但是，他们也不想让孩子继续摆摊；他们都知道，绝大多数人受不了摆摊的辛苦；一句话：朝不夕保

摆摊並非时髦很好玩的事，可别忘了，摆摊只是现今严酷经济形势下的权宜之计。

在台湾，摆摊一直是很普遍的事，许多人从小到大都有摆摊打工的经验，要不身边一定有亲戚朋友在摆摊

流动摊贩在台湾算是个法律的模糊地带，相对来说比较宽容；警察面对摊贩常常睁只眼闭只眼，取缔起来不是那么积极，久而久之也就理所当然地存在了

台湾并没有城管这种执法力量，因为也没法源依据；维持市容之类的问题都是警察出面处理；抓流动摊贩是派出所民警的工作之一。

早期的摊贩，都会随身配备无线电，警察来了，互相通知，那盛况就像海啸，远远的地方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骚动，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哄而散逃啊！有些摊贩会给附近店家一点”保险费”要是警察来了我就逃进你店里，再要不带着货物窜入巷弄，等警察巡过一遍走了，就跟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回来继续营业。

那是一种很有默契的互动，不时得要上演一次；都知道台湾的警察是出了名的没霸气，但警察来巡视了，虽然常常只是做做样子，也留给你时间跑，但你好歹也礼貌性的跑一下吧！

后来也有一些小摊贩搞了小团体，他们募一笔公基金，只要同组的人被开罚单，即可用公基金来缴纳罚金。

我想到前几年我穿过上海市郊，某地铁口一处流动夜市，忽然听见有人大喊“城管来啦！”顿时鸡飞狗跳，逃的逃，收的收。兵荒马乱中，只见旁边一满脸横肉的小摊主手持菜刀，对着伙计们大喊：“你们走！我殿后！”那形象简直堪比烈士就义时的悲壮。结果，小贩逃到路的另一侧，那是本区城管管辖不到的地方，城管也就作罢了。

如今谈摆摊，其实预设两个前提：1.人民群众有摆摊的权利 2.不要摆在我家前面

如果不是为了生计，没有人会愿意去摆摊；流动摊贩一般都是生活有困难的社会基层，要是又强力取缔，这岂不是要断人家生路，把人逼上绝路

百货公司前，假日出来卖鸡蛋糕的年轻人

但几十年下来，摊贩、住民、警察这三者在台湾其实已经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这些摆摊的，大都也是附近邻居，如果不是搞得太夸张，很少人会去举报，毕竟大家经常见面，也都知道是讨口饭吃。

摊饭也给了附近居民一定生活便利性；比如学生早上上学，还来不及吃饭，就在路上的早餐车吃点儿，晚上肚子饿了，餐厅都关了，可能也只剩下摊贩点着灯光静静为你守候。很多人说台湾的生活方便，很大的原因要归功于这些流动摊贩，要是少了这些流动摊贩，恐怕很多人又要嫌住不舒服。

台湾街头常见的烤鸭车

“流动摊贩”这个族群在地方基层民意代表的眼中，是重要票源之一；虽然警察有法令在手，但大家都知道这种法令是参考用的；基层警察也都知道，跟辖区内各方人士打好关系对自己的业务推行是绝对有好处的，所以也不会太刁难这些基层民众，只是口头劝导或者开开罚单而已，

可是站在警察的角度，上面有要求市容的压力，也不得不去做；偶尔会来次严格执法，如果执法过当，就会见摊贩哭哭啼啼地跑去找选区议员要他帮忙说情。

这时，议员就会把警察局长抓去”立正”，你敢动我的选民我你预算就看着办！难道议员真的不知道执法的重要性吗？他当然知道，只是他认为照顾他的选民和选票更重要。

1970年代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因应政策，提出「摊贩未获安顿前，反对以整理交通为由，加以取缔或罚重款」的诉求。

现在台湾警察对摊贩主要以”劝导”为主，劝不听才会开罚；摆摊人士多少都有被警察罚款过的经验，所以摊贩主大多也把罚款算进成本，当做租金在缴。

摊贩知道自己算是“非法”摆摊，尾巴大多夹得挺紧；要是做得太过分太嚣张，制造太多垃圾，让附近民众不爽去举报，就会引来警察的“严格执法”；那么，你经常被罚款，经营成本就会飙高；所以流动摊贩大多挺低调，做好自己的生意，尽量不留下太多垃圾；所以你在台湾，半夜经常可以看到摊贩收摊后，在刷洗附近地面，就是怕落人口实。

说到底，就是一种互相理解。

对摊贩的宽容，也造就了食物多样化；早期49年外省人来台湾，为了解决生计就业问题，自己揉包子馒头沿街叫卖，那时政府单位就已经是默许状态；后来有些大陆嫁来的妇女，她们也自己家乡小吃来卖，比如东北大饼、重庆小面、湖南米粉等；近些年也经常在街头看见东南亚来台的外籍配偶，卖越南米卷、泰式色拉、印尼虾饼，或一些批发来的东南亚零食。

你拿出你熟悉的东西，骑楼下三脚架一撑，箱子一打开，就能开始叫卖了。

前几天有则新闻，大连一个夜市重开几天，问题马上就来了，收摊以后人去街空，只留下满地的垃圾，一片狼藉，又妨碍了交通，然后马上就被叫停。

相对来说，现在台湾对摊贩的态度是鼓励你自我管理，换言之就是”你自己看着办”；但政府也意识到摊贩无法杜绝，管理多少还是要滴；故十分倚重摊贩自治会。但凡比较成规模的夜市，都有自治会的组织；包括解决摊贩间纠纷、垃圾分类、控制环境污染等；半夜收摊后，自治会另外花钱请环卫工整条马路刷洗一次，垃圾不留；第二天白天照常行车，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就这样，摊贩、警察、民众之间，取得了一种奇妙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一开始就有，共识从来都是慢慢取得的。

夫妻一边卖水果，一边卖衣服

摆摊从来就不是什么创新，不需要大肆宣传，也不要去赞美，只需要回到常识就行。

把愿意摆摊的人聚集起来，规划一个地方给他们摆摊，一则方便统一管理，就算城管不去管理，摊贩间也会自我管理；二则留给有需要的百姓一个低成本创业的路，让每位想自力更生的人都能有尊严地赚取生活所需，这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力量。

但今天因为经济形势需要，把艰苦吹得跟时髦事一样；昨天摆摊还是低端人口，今天就成了人间烟火；想想几年前还在万众创新，今天就成了全民摆摊；民生政策经常来个大转弯，让人无所适从。

如今，中国仍有不少底层百姓，摆摊是他们养活自己的唯一方式，餐风露宿只能维持生活最基本所需；今天你突然用轻佻的语气告诉他们，摆摊挺流行有趣，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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