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厄尔尼诺现象还是小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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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chenqin​ 发表

大跃进期间的自然灾害相对来说确实很严重，但并不是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从下图可以看到，从 1950 年到 1980 年，农作物成灾（成灾意味农作物损失在 30% 以上）面积有两次接近 3000 万公顷，一次发生在大跃进期间，另一次在 1980 年。在 1960 和 1961 年，农作物成灾的面积达到 2000 万公顷以上。

但是两次自然灾害比较，1980 年的粮食产量只比 1979 年低 3.5%，仍然是建国以来的第二高水平，但 1960 和 1961 的粮食产量，别说和大跃进前相比了，比 1952 年都要低。就看从 1954 年到 1969 年这 16 年里成灾面积最低的 1958 年，短短半年间也出现了这样自相矛盾的两个文件：

1958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夏收夏种工作的简报》

今年小麦及夏季作物已获得空前丰收。全国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左右。河南省今年夏收增产最突出，比去年增产一百一十四亿斤，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占全国夏收增产总数四分之一以上。

1959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浮肿病治疗情况报告的批示》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河南省委关于浮肿病治疗情况的电话汇报转发给各地。去年秋季以来，劳动强度加大，加上生活管理不善，引起了浮肿病的发生。同时入冬以来，气候有些反常，很久不雨， 过于干燥，也是发生各种病症的一个原因，如果在生活集体化的工作中不严加注意，就有出现大流行病的可能。请各地党委切实注意，并对全省地区进行一次检查，如发现流行性病症，即应组织力量迅速抢治。

为什么河南回在丰收的半年后出现饥荒呢？其实也很好理解，主要有两条：
第一，大跃进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抽调。这里的讨论逃不开钢。

1958 年 6 月 22 日，毛泽东批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经济发展展望的提要》：

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1958 年 8 月，在《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上，正式公布了产量规划：1959 年钢产量 3000 万吨；1960 年争取 5000 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即 1962 年，争取达到 8000 万吨到 1 亿吨——差不多相当于同期英国钢产量的四倍。而仅在两年前，钢产量的口号还是 “十五年赶英”。
钢的大跃进在 1958 年北戴河会议后达到高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去年是五百三十五万吨，要翻一番。这个东西有完不成的危险。今天是八月十七日，只有四个月零十三天了。中心的问题是要搞到铁。还要抓紧一点，今年要把一千一百万吨钢搞到手…… 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

…… 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业人口被抽调进入工业部门，比如 1958 年 9 月 24 日的《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10 月 4 日的《开展炼钢的群众运动》、10 月 17 日的《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等，都热情地动员群众炼钢，1958 年 10 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论钢铁生产大跃进》中透露，“全国奔赴钢铁战线的劳动大军已经有三千多万人，单就河南说，也已经有四百多万人上山。”——吴芝圃的讲话也揭示了河南在夏粮丰收的情况下出现饥荒的原因，秋收农忙时节，全省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上山炼钢去了，1958 年天气再好又能如何？

1958 年 10 月 17 日，毛泽东对当前的炼钢群众运动相当满意，说：

钢，吹出去了，没有管，北戴河会议才管起来，一个半月就情况大变，听说京汉路两侧烽火弥漫。

京汉路两侧烽火弥漫，说的就是为了炼钢而大量开设的人力密集型群众小型土法炼钢厂——“小土群”。当然，大跃进不仅仅包括钢铁，所有的工业部门，基础建设部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跃进，需要根据北戴河会议定下的指标将生产提升，而这就需要劳动力的抽调。

这种劳动力抽调有多严重呢？1963 年 10 月 8 日，国家统计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劳动工资的几个比例关系》中做了一个总结：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业劳动力曾经一度削弱、减少。1957 年全国农业劳动者有 19310 万人，1960 年减为 17019 万人，减少近 2300 万人。农业劳动者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城市从农村招工过多。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前 3 年，全国新增职工 2500 多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就有 1900 多万人，占 76%。他们还带了大批家属进城，其中有很多人是农村的劳动力。从农村招收的职工又大多是农业战线的青壮年。这样，不仅农业战线的劳动力数量大大减少，也影响了农业劳动力的质量下降。虽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使用的动力增加了 500 多万马力，可顶 2000 万劳动力，但同期农村役畜减少 1480 万头，等于减少劳动力 5920 万个。这就更加加深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严重程度，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力。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职工人数也增加很多，由 1952 年的 1580 万人增加到 1957 年的 2451 万人，增加 870 多万人，增长 554%。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职工主要是从城镇招收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从农村招收的劳动力仅 349 万人，只占农村新成长的劳动力的 8%，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前 3 年从农村招收的职工则占农村新成长的劳动力的 72%，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劳动力并未减少，相反的还增加了 1991 万人，这是保证农业增产的根本条件。

简单说，就是农业劳动人口减少了，而本身农村的机械化并没有上去，谈不上用机械来代替劳动力，那劳动力减少当然会造成粮食产量的下降。
事实上，农业劳动力减少可能会影响农业产量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被注意到，但在当时，人们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
有些农村的领导干部…… 认为，要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就势必挤掉农业；特别是当前正值秋收、秋耕、种麦的紧张季节，抓了钢铁，就会丢掉粮食，误了秋耕、种麦…… 他们对于党中央关于党的领导工作的重点，必须迅速地转向工业方面，实行书记挂帅，大抓钢铁的指示，有无穷的忧虑…… 他们唯一的借口，是劳动力紧张。他们习惯于静止地机械地计算劳动力。粮食和钢铁决然不能同时丰收——这是他们的结论。然而，钢铁生产大跃进的具体实践，恰恰同它们的想法相反，粮食和钢铁双丰收是完全能办到的。（《红旗》杂志 1958 年 10 月的文章《党的群众路线在钢铁战线上的伟大胜利》）
这样的讨论不仅在报章上出现，在 1959 年 2 月 6 日的《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报告》中，时任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做了一个简单测算：

实际目前在农村的劳动力，约有二亿一千万个。今年比去年大约已经减少了劳动力六百万个，国家的工业、交通建设，还需要在农村调用一部分劳动力…… 这些都表明今年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比去年会大得多。

…… 全国平均今年每一个劳动力需要生产粮食大约一万五千斤，再按每个劳动力年做三百个劳动日计算，则每个劳动日需要生产粮食大约五十斤，去年每个劳动日平均生产约二十八斤，这就是说今年的劳动生产率大约要提高一倍左右。否则，今年农业的主要指标，就有难以完成的危险。

也就是说，要保证完成粮食生产任务，劳动生产率需要提高一倍。一年里面劳动生产率能提高一倍吗？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不可能，但在当时这篇报告里，谭震林最后说道：
会议认为只要认真地实行了上述五项办法，同时又能够全面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善于综合运用这些农业增产措施，那么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倍是完全可能的。
结果当然是没能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了，粮食产量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应声而落，1960 年比 1957 年下降了近 30%。
第二，大跃进增加了粮食消耗。
谈到大跃进，一些研究会强调其中的 “放卫星”，高估产量的行为，然后将高征购和高估产联系在一起，将其作为大跃进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但这种解释有其局限。从动机上看，上面有高估产和高征购，下面的对策就是瞒产私分，两者抵消，无法做到产量高估 200% 征购量就上去 200%。
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估产高了，卫星放上去了，然后就需要按照一个定死的比例来统销统购，图个面子上的好看。大跃进期间相对高的征购比例主要是因为——真的需要那么多粮食。
这个粮食的需求增加主要有两块，第一就是农村劳动力从粮食生产者变成粮食消费者，需要增加商品粮供给。比如 1957 年，全国粮食净收购量 3387 万吨，城镇消费 1960 万吨；1959 年的净收购量上升到 4756 万吨，城镇消费 2614 万吨，从这两个数字看，征购量和消费量分别上升了 40% 和 33%，看起来上升很多，属于高征购是吗？但我们再看同期上升了 19% 的城镇总人口数和上升了 104% 的职工人数，这个净征购和消费量的上升幅度，就显得没有那么大了。如果只看从 1957 到 1960 年城镇人口的平均粮食消费量，基本没有改变，同样说明城镇粮食消费是随着城镇人口增加等比例扩张的。
这说明，在大跃进期间的征购，并不是按照放卫星的比例来无上限地提高征购量，而是在保证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进行征购。比如 1959 年 9 月 4 日，粮食部党组向中央递送了关于粮食、油脂调拨情况的报告，声称三季度的粮食、油脂调运计划难以完成，中央回复：
目前城市和出口的粮食、油脂供应情况还不够好，请没有完成调出计划的地区继续鼓足干劲，抓紧当前铁路可以多运粮食、油脂的有利时机，迅速完成三季度的粮食、油脂调出任务。
城市消费满足不了了，赶紧再催几把，抓紧从农村收购一些。消费的压力，是提高征购的主要动力，估产的高低，对征购量的影响并不大。
除了城镇居民的总需求上升，粮食的出口需求也在上升。从 1958 到 1960 年，中国净出口粮食近 1000 万吨，占这三年粮食产量的 2% 左右。但在 1957 年以及之前，粮食净出口量常年占总产量的 1% 以下，1961 年之后则变成了净进口。为什么 1958 年到 1960 年会大量出口粮食呢？
还是要归结到（工业，尤其是钢铁的）大跃进上。比如我们看 1959 年 9 月 2 日商业部党组的报告《关于目前生猪收购、出口、调拨情况的报告》
三季度冻猪肉出口计划原定为三点五万吨，到八月二十七日只完成了一点六万吨，占季度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六。八、九 两月已经租妥外轮 (冷藏船) 一点五万吨，如果不抓紧冻猪肉的生产，外轮进港后无货可装，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不利的。

那为什么要出口冻猪肉之类的食品呢？李富春 1959 年 10 月 20 日的一个讲话很有代表性：

明年有很多缺口，钢材、有色金属、石油、橡胶、化学原料，甚至拖拉机等都要进口，若干关系着国家命运的骨干项目的成套设备还必须进口。怎么办? 内销外销要兼顾，要设法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尽可能想办法多出口。按照一千八百万吨钢计划的安排，明年最少进口八十二亿，比今年进口七十五亿增加七亿，因此就多出口。农业方面要多挤一些东西，出口一些大米、大豆、油料、猪肉，换一些橡胶。工业方面，多生产矿产，多出口一些。根据经委统计各部报的第一季度钢铁、有色金属、铅、铜、铝的生产指标都比今年第四季度高，但是锡、钼、铅都不到今年第四季度的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七十，这是值得注意的，这关系着明年的速度和是否能继续大跃进的问题。明年总有六十万至七十万吨的钢材对不上需要的口径，必须用进口钢材调剂，这样也要请外贸部进口钢材的时候和需要的品种对准口径。

挤出农业产品来出口，换来工业生产资料，而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工业的大跃进。事实上，在大跃进期间，中国进口量中生产资料占 95% 左右，而这个数字在 1962 年下降到 60%。

粮食产量下降，但粮食需求上升，那么在保证城市居民口粮不下降，粮食出口还需要上升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自留口粮自然就下降了——农村居民的粮食人均消费量在 1960 到 1961 年下降到每人每年 150 公斤左右，仅为大跃进之前的 75%。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在 1960 年 9 月 7 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如下：

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六十斤，遭灾的地方应当更低些。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的和为支援灾区而增加外调的粮食任务以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原粮三百八十斤，最多不能超过原粮四百斤。在吃的时候，还要厉行节约，应当采取湖南的经验，一年的粮食分做十三个月吃，以免在明年青黄不接时发生粮食紧张，使大家有备无患。凡是超过四百斤标准的要降下来。这自然要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并且必须做好商品粮较多地区的商品供应工作，以便把余粮更多地卖给国家。淮河以北地区的口粮标准，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三百斤以下。

…… 在压低农村口粮标准的同时，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地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城市的粮食供应必须认真加以整顿，坚决消灭浮支冒领，取缔 “黑人口”。城市近郊区和一般农村的口粮标准，差别不能大，远郊区应当向一般农村看齐。

如果不是城市也开始相应降低口粮，农村的余粮还会更低。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无论是粮食的减产，还是粮食消费的增加，都逃不过农村劳动力的抽调这个症结。那么，中央发文要求将农村劳动力从工业抽调回农业，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没有那么简单，比如 1960 年 9 月 26 日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就提到：
反对在劳动力使用上的浪费现象，从各个方面把一切可以节省的劳动力节省下来，用之于直接的生产劳动，保证工农业生产，首先保证粮食生产……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农业机械化水平还很低，农业生产还几乎完全靠人力和畜力，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的，特别是两年来，从事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了，质量也降低了。这个文件确实看到了农业缺劳动力的问题，但该文件同时又说：
当前钢铁煤运和今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以及商业等新增的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 应当从技术革命、原有企业、事业精简的人员和城市新成长的劳动力中调剂解决。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词，“技术革命”，这个词在 1960 年非常流行，比如在 1960 年年初时发布的《中共中央转发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的批示》就说：
…… 认为单靠增加工人来增加生产的右倾保守思想必须坚决克服，决定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五十，力争原有生产单位增产不增人，并节省出四万至五万个劳动力，支援新建单位。一个运动之后劳动生产率提高 50%，达到减人还增产的目的，这和前面农业劳动力报告中 “那么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倍是完全可能的。” 是如此类似。
这样一边要求精简城镇人口支援农村，一边又要求用 “技术革命” 的办法防止工业减产的文件，大量出现在 1960 年初。显然，他们并没有什么可操作性，整个 1960 年，城镇职工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却继续增加了 48.3 万人。
可以看出，光是不停地发文件要求精简人口，作用很有限，因为工业指标仍然需要完成，而在技术革新并不是一个十分靠谱的选项的时候，劳动人口只能被继续束缚在工业生产中。于是，解决关键还是落到了大跃进本身——工业指标，必须降低。
1961 年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发布，提到：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补充计划，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初步计算，大体是这样的水平: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两年全国共计生产煤炭五亿吨以上，钢一千五百万吨以上。中央认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 在必须前进和可能前进的地方，必须积极前进。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工业的调整，才能够在比较松动的情况下，掌握主动，加强必须加强的方面，把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调整好，把工业生产的秩序安排好，把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整顿好，扭转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被动局面，逐步发挥在过去三年大发展中增加的工业生产能力。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大跃进以后，在一九六〇年春就应当及时地进行调整，主动地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也不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么，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人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从 1962 年争取生产 1 亿吨钢，下降到 1961 和 1962 总共完成 1500 万吨钢，工业指标确实地降下来了。没有了工业指标和反右倾的约束，“小土群” 中自然也不必保留大量劳动力，同年职工人数立刻下降 873 万人，1962 年又继续下降 862 万人，这使得农业劳动力得到补充，并使粮食产量回升。终于在 1965 年时，粮食产量回到了 1957 年的水平；同时，粮食消费也降低了，粮食净出口的现象也随着生产资料需求的下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用当下不多的外汇大量购买粮食进口。
当大跃进彻底停止，饥荒也结束了。《红旗》杂志在 1958 年 10 月的论断：“粮食和钢铁双丰收是完全能办到的。”在这里看起来稍微有一些讽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钢铁跃进，粮食必定减产。玩过《文明》的朋友们对某种现象一定不会陌生——如果你为了生产力的短暂提升而将大批劳动力从田间强制调离到矿山上，那下一回合你就一定会闹饥荒。这不是 “破除迷信”、“彻底驳倒” 的问题，而是一个数学问题。1960 年的钢产量达到 1971 年水平，同时粮食产量下降到 1951 年的水平，这大概就是让 “小脚女人” 飞奔起来的代价。

知乎用户 傅翌才 发表

大跃进时期很多 “自然” 灾害一点也不自然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 “长藤结瓜” 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 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 然而这些 “成果” 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张广友: 大饥荒亲历记》中讲道:“可是华北平原这一带，像山东，河南，特别是鲁西北是黄河下游冲击的平原，而且这一带，当时由于引黄工程，把黄河扒了个 口子，去灌溉。大跃进时期，使劲灌，灌完了以后排不出去，太阳一蒸发，这地，平坦地全都一片盐碱，不要说粮食，连草都不长。”

在群众性农田水利运动中，片面提倡 “共产主义协作”、“大兵团作战” 等口号，使得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的 “共产风” 在 水利运动中愈演愈烈，严重的挫伤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大量浪费，并给以后的水利工作遗留下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大量的维修、配 套、加固、保安工作量。由于不少工程，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缺乏前期工作，促进上马，违反自然规律和人力物力的可能条件，造成很大损失。例如在黄河下游修建 花园口等大型拦河引黄枢纽，在缺乏排水设施的情况下发展引黄灌溉，大引大灌，引起了大面积的土地盐碱化，结果是 “一年增产，二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 产”，最后不得不毁闸平渠，被迫停灌，造成大面积的农业减产。又如甘肃省 “引洮上山” 的跨流域引水工程，不顾当时物力、财力和技术可能条件，在缺乏认真调 查研究、勘测设计和论证的情况下，促进上马，搞 “人海” 战术，终因力不从心被迫下马，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严重挫伤了群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积极 性。

《水利辉煌 50 年》也指出，此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也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片面强调小型工程、蓄水工程和群众自办的作用，忽视 甚至否定小型与大型、蓄水与排水、群众自办与国家指导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水利建设中规模过大，留下了许多半拉子工程，许多工程质量很差，留下许多后遗症。 例如大跃进期间由于兴建水利工程而搬迁的大约 300 万移民，大多数没有得到很好地安置，遗留问题严重；再如，由于盲目地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而忽视了排水 工程，一度在黄淮海平原，曾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等。
王玉柱在阐述大跃进时期山东水利建设的不足时说：“实践使人们认识到，50 年代建成的大批水库和引黄涵闸，虽然具备了灌溉增产，还需要大量的排灌渠系配套 和完善管理。否则，只能大水漫灌。**在易涝易碱的黄泛平原，大水漫灌不仅不能增产，还造成了大面积土地盐碱化并加重洪涝灾害。**已经建成的大批水库，没有灌溉 工程配套，同样不能增产。例如，东平湖水库曾经蓄水 20 余以立方米，由于灌区没有开发，只得把水白白放掉，还因泥沙淤积减少数千立方米的库容。”“50 年 代‘有了水就有粮’的愿望是积极的。但以愿望代替计划作为指导生产的依据，就必然出现偏差，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大损失。”
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 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发动“大跃进”，是党在 50 年代后期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连续三年的“大 跃进”，使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的挫折，教训非常深刻。1957 年 9 月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掀起，实际上吹起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他在评价“大 跃进”的得失时，首先肯定了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但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有些成绩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拿到手，第一个回合 的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他说：“由于盲目施工等原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后遗症也不小。曾经大力倡导农田水利建设搞群众运动的柯庆施同志，1962 年 6 月 2 日在华东局扩大会议 (此时他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上，在谈到华东地区水利建设的教训时，也承认 1958 年以来，国家投资 22．8 亿元，修大型水库 20 多座中型水库 300 多座，小型水库 2000 多座，占用耕地 2600 万亩，移民近 2400 万人，已迁 237 万人，但不少工程不配套，现在还不能发挥效益。有 些工程打乱了原来的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我们花的钱和器材不少，而事情却没有办好，有些甚至办坏了，许多钱被浪费了。”

知乎用户 neo anderson 发表

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哪一项与农产品产量无关？

用 1980 年的数据试图证明 1960 年代歉收的因素与天气关系不大，首先要分析 20 年之中，土壤改良、化肥增产、兴修水利、杂交良种、合理密植、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工具改革这些因素的变化，排除无关因素的影响，或者在若干因素中确定具体因素的具体影响。

别的不说，土壤改良、化肥产量、水利工程、杂交良种，这四个方面，1960 年和 1980 年都是没法比的。尤其是水利工程，对对抗旱涝灾害有重要的所用。

此外，人口数量增加和工具改良，直接影响单位农田面积投入的劳动总量。1960 年农村适龄劳动力有多少？1980 年农村适龄劳动力有多少？

还有，1960 年耕地总量是多少，其中有多少面积遭灾，遭灾面积中有多少是高产区？1980 年同样的数据各是多少？1960 年东北还是北大荒，1980 年东北已经是实行机械化耕作的北大仓。这其中的变化怎么能不分析呢？

各方面综合考虑的话，1960 年农业生产条件比 1980 年要差得多，抗灾能力也弱得多。

有人没有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甚至轻易排除了，认为这些因素和月球引力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相同或相似，直接认为天气因素对 1960 年代农业歉收影响不大。

我不反对 1960 年的困难的重要原因，是各部门生产要素分配失调，导致劳动力不足是发生经济困难。

但是，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原因需要考虑：一方面是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供应原材料和能源导致工业停摆；一方面是原始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是典型的靠天吃饭的农业，对抗恶劣气候能力太弱。

全面考虑工农业各方面因素的模型，太复杂，我怀疑是否能建立起来。但是，如果随便忽略重要因素，建立模型，然后用部分数据试图说明整体，那就是用数据的手段搞以偏概全。

知乎用户 Bint Shanghai 发表

还好，关于三年饥荒时期的自然灾害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毛左很难浑水摸鱼蒙过去。

两个结论先放上：

1，三年饥荒时期确实有相比往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而三年饥荒时期的旱灾导致 1959-1961 年平均每年比 50 年代非饥荒时期，粮食减产 838 万吨。（根据粮食产量数据，大饥荒比起 1957 年平均每年减产 4400 万吨粮食）。当然，除了旱灾，还有水灾，不过三年饥荒时期水灾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不是很严重，1959 年水灾重灾区粮食产量损失只有 26.3 万吨，1960，1961 年的损失分别也只有 234.2 万吨和 244.7 万吨。水灾总体来说造成的损失是有限的。

2，然而，三年饥荒时期的自然灾害虽然是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一个提示：1958 年中国的天气较往年更好，但 1959 年初夏收前全国各地就已经大规模饿死人了。

资料参考：

水利部计划司，《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水利统计资料（199-1988）》。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

《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2005 年。

《中国主要气象灾害分析 1951-1980》，冯佩芝等编。

知乎用户 花村妇联主席 发表

不是天灾，是人祸，十足十的人祸。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也就是 144 亿亩，其中最严重的一年还不到十亿亩受灾，占全国的十分之一罢了。成灾更是只有四亿亩，一个零头而已。

共产党只需用高达把 1959 年发现的大庆油田里的石油挖出来，用超级催化剂裂解然后合成化肥，再用消弭伽步枪随便开出几个河道泄洪，还会死人？呵呵呵哒

知乎用户 张义潮 发表

问问老年人就清楚，大跃进时人们每天干十多个小时累死累活的玩命炼钢，每家的锅、锁，只要金属的东西都砸烂去炼钢炼铁，农田荒了都没人管，因为人都拉去炼钢了！
当时可没有后来兴建的大量农业水利设施和化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农业劳动力根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解放出来, 听亲戚说的, 当时看着农田荒了, 心里都非常心痛, 但人必须被强迫性的拉去炼钢
因此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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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一下增加资料）
某些人为黑共产党而黑共产党，说 60 年代发生饥荒是是因为共产党不顾老百姓死活拼命出口粮食，

但事实上，我们国家正是从 1961 年开始，就在进口粮食，而不是出口粮食。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能找到的最早的对外贸易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6》，1961 年中国出口粮食 135.5 万吨，但同时进口了 580.97 万吨粮食，我们国家的进口粮食大于出口，当时主要是进口主粮，出口饲料粮。
　　—————————–
　　1981 年中国统计年鉴：
　　单位万吨：

　　年份 出口 　**进口 　**其中小麦
　1961 135.50 580.97 388.17
　　1962 103.09 492.30 353.56
　　1963 149.01 595.20 558.77
　　1964 182.08 657.01 536.87
　　1965 241.65 640.51 607.27
　　1966 288.50 643.78 621.38
　　1967 299.44 470.19 439.46
　　1968 260.13 459.64 445.14
　　1969 223.75 378.63 374.02
　　1970 211.91 535.96 530.21
　　1971 261.75 317.32 302.20
　　1972 292.56 475.62 433.36
　　1973 389.31 812.79 629.85
　　1974 364.39 812.13 538.68

知乎用户 爱于恨 发表

逼逼受灾的要脸吗？你家受灾还出口粮食

知乎用户 韩盤峒 发表

不是都改成 “三年困难时期” 了么？
还是要多学习一个。

知乎用户 liyuanjia 发表

时间：１９５９年

地点：全国大部地区
成因：长期少雨
成灾范围：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华南、东北
灾情１９５９年全国大部地区少雨干旱，旱灾中以夏旱为主，占总受旱面积的８０％以上，据冀、晋、陕、鲁、苏、皖、浙、豫、鄂、湘、赣等１１个严重受旱省统计，受旱面积２５３３.３３万公顷，东北的黑龙江省因旱受灾面积１６６.６７万公顷全年因各种自然灾害减产粮食１５００万吨，其中因旱灾减产粮食１０００万吨损失旱灾面积：全国农田受灾面积３３８０.６７万公顷，成灾面积１１１７.３３万公顷。
灾度评估：大旱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农业部全国自然灾害材料
**编号：Ｑ０１００４
**时间：１９６０年
地点：全国大部地区
成因：长期少雨
成灾范围：华北、长江中下游灾情全国大部地区受旱，其中以河北、山东、河南３省受灾最重，受灾面积５３３.３３万公顷，成灾面积２００～３３０万公顷。
春旱：据华北５省及陇东、皖北统计，受旱麦田约１３３３.３３万公顷，其中１３３.３３万公顷春播作物因旱改为夏播。
夏旱：长江中下游及华南部分地区夏旱。据湘、赣、浙、闽等省统计，受旱农田达１３８.９３万公顷，江西伏秋旱，受旱面积４２.６７万公顷，成灾面积２２.８万公顷。
秋旱：华北、内蒙古、西北、西南秋旱重，受旱农田达６６６.６７万公顷。
损失旱灾面积：受灾面积３８１２.４７万公顷，成灾面积１６１７.６７万公顷。
灾度评估：大旱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农业部自然灾害统计资料１９６０年
**编号：Ｑ０１００５
**时间：１９６１年
地点：华北、长江中下游、西南部分地区
成因：长期少雨
成灾范围：华北大部、长江中下游、黔北、川东南
灾情：春旱，华北大部、东北西部地区春旱。到２月下旬计，华北地区受旱农田面积１６６６.６７万公顷，其中麦田受旱约８００万公顷；到４月中旬为１５３３.３３万公顷，大部地区土壤湿度小于１０％。
春夏旱：豫南、鄂北重旱，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４０％～６５％。
夏旱：长江中下游、黔北、川东南地区重旱，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４５％～８５％
损失旱灾面积：全国旱灾受灾面积３７８４.６７万公顷，占全国总受灾面积的７０.７％，成灾面积１８６５.４万公顷，占总成灾面积的６９.９％
灾度评估；大旱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９６１年气象灾情；１９６１年农业部灾情资料
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三年自然灾害” 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分析发布和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文献 ，水利部统计归纳的资料和研究出版的 ，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 》，概括其记载、归纳与研究，陈述于下。
气象部门就时间、地区、降水量距平、干旱种类给出序列统计表（摘录研究时段如表 1）。
表 1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干旱时段、地区和降水距平 年 代 月（旬） 地 区 负 距 平 % 干旱种类评 估 一
九
五
八 1~5 云南西部 40~80 重旱 3~5 云南大部、川黔南部、两广大部、福建南部 30~85 部分重旱 5~8 黑龙江中部、吉林大部、辽宁西部和中部 30~60 部分重旱 6~7 长江下游地区 50~85 同上 6~9 湖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 35~70 同上 一
九
五
九 3~5 黄河上游大部分及河北北部、内蒙大部、辽宁南部 25~50 旱 4~5 黑龙江北部 30~50 部分重旱 4~6 吉林中部 30~50 同上 7~9 渭河、黄河下游以南——南岭地区 30~80 大部重旱 10~12 华南大部地区 30~85 同上 一
九
六
○ 59.10~60.2 华南大部地区 40~90 同上 59.10~60.4 广东西部、中部与海南岛 50~70 重旱 59.11~60.5 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 45~80 大部重旱 3~5 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内蒙东南部 50~70 重旱 3~6 渭河、黄河中下游、海河地区 25~80 部分重旱 7~8 长江中游地区 45~85 局部重旱 一
九
六
一 3~6 华北大部、东北西部、山东北部 30~60 部分重旱 4~8 河南南部、湖北北部 40~65 重旱 6（中）~7 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45~80 旱 6（中）~8 贵州北部、四川东南部以及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45~85 重旱 一
九
六
二 1~3 两广北部、湘赣南部 50~80 重旱 1~4 广东沿海、海南岛 40~80 重旱 3~5 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和北部、甘南和黄淮之间 35~80 重旱 3~6 内蒙中部、山陕河北北部、京津地区 65~90 重旱 3~7（上） 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50~90 重旱 4~6 黑龙江大部、吉林西北部 30~55 旱 7~8 广东大部、湖南中南部 45~75 旱 7~9 湖南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 35~65 旱 8~10 华北地区，东北平原西部 50~80 重旱 从农业、水利部门统计，以及民政、统计部门汇总数据看，当代研究和出版的资料数据基准，业已完全统一。地面反映的灾情，与气象部门的记载分析，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按照《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 年，“1-8 月，全国大面积旱灾…… 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 200 多天无雨雪……5 月中旬…… 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 800 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 266 条小河、1384 座水库干枯，为近 30 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 24 个省区 2236 万公顷农田。”
1959 年，“1-4 月，冀、黑严重春旱。因去冬以来降水稀少，春旱影响河北省 150 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 62 万公顷，另有 20 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 万公顷耕地受旱 2 寸多深，少数 4-5 寸深，为历史少见。”7-9 月，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 60 天无雨，遂 “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 20 个省区的旱灾分别占其 77.3%（受灾 3380.6 万公顷）和 82.9%（成灾 1117.3 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 50 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 》认为，“是新中国成立 10 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 年的大旱，在水文方面有显著的表现。是年，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 37 万座（占本省同类型工程的 67%）。湖北省塘堰干涸达 80%，8 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 121 个水闸和 161 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 50 个闸、13 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州的 71 万处塘坝，在 9 月中旬有半数干涸。
1960 年，持续旱情扩大：“1-9 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上半年，北方大旱。鲁、豫、冀、晋、内蒙、甘、陕 7 省区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畅达 300-400 天，受灾面积达 2319.1 万公顷，成灾 1420 万公顷；其中鲁、豫、冀三省受灾均在 530 万公顷左右，合计 1598.6 万公顷，成灾 808.5 万公顷左右。山东省与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区大部分河道断流，济南至范县的黄河也有 40 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800 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皖、苏、鄂、湘、粤、滇、川 7 省区因旱受灾面积都在 66.6 万公顷以上（按：广东、海南旱情持续了 7 个月，西南各省冬春连旱），川、鄂 2 省成灾 198.1 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 3812.46 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本年灾情是建国后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黄河外，还有不少河流断流，如永定河、潴龙河断流 5 个月；子牙河及滏阳河衡水以下河道，自 1959 年 11 月断流，直到 1960 年 7 月 18 日才有来水；山东境内 12 条主要河流，有汶河、潍河等 8 条断流。
1961 年，旱情持续：“1-9 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 3784.6 万公顷，成灾 1865.4 万公顷，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西辽河流域”。是年 3-6 月，海河水系的赵王河、潴龙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辽河通辽站 3-6 月平均流量仅 0.123 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 99%！安徽省正阳关、蚌埠和江苏洪泽湖各站 6-8 月平均流量较年均值偏少 8 成。湖北襄阳专区 8 个县 325 条大小河流，断流 312 条。
1962 年，“1-9 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去冬以来，南方湘西北、粤北、川北、苏北、皖中地区雨雪稀少，2 月约有 100 万公顷呈旱象；3 月，旱区扩至豫、鄂、黔、陕等省，共计 360 万公顷…… 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伦贝尔和乌兰察布地区、晋北、冀西北、吉西北地区，旱期长达 200-400 天，甚至井干河断、人畜吃水困难…… 年内，旱灾波及北方为主的 24 个省区（市）2174.6 万公顷农田，成灾面积 878.4 万公顷。”
人们习惯上将这几年的灾害称为 “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从干旱灾害的延伸和转移看，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旱灾害，大致延续了四年。时间上以 1959 年夏秋至 1960 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 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 1962 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人们在谈论和研究中往往忽视了 1958 和 1962 年也是较大旱灾年，从宏观角度看，集中在 1959-1961 年的特大干旱，是有一个发展、高峰、减弱的过程的。
二、1959-1961 年的特大干旱在建国初期干旱灾害序列里的地位
1．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 1949-1990 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 2000 万 hm 的有 23 年，成灾面积超过 1000 万 hm 的重旱年有 12 年，成灾面积超过 1500 万 hm 的大旱年有 5 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 年、1978 年、1960 年、1988 年和 1989 年…… 受旱率超过 15% 和成灾率超过 5% 的有 15 年，包括 1972 年、1976 年及 1959-1961 年、1978 年 - 1982 年和 1985 年 - 1989 年等 3 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 20% 和成灾率超过 10% 的有 6 年，分别是 1960 年、1961 年、1978 年、1986 年、1988 年、1989 年”。可见，1959-1961 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 17 年（1950-1966 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2. 必须强调的是，在建国初期（1949-1961 年）旱灾灾情统计序列中，1959-1961 年时段，各项统计指标的平均数值，大大高出前 10 年的平均值：
表 2 建国初期平均旱灾灾情统计指标比较 受旱面积 hm 成灾面积 hm 成灾率 % 受灾人口 万 粮食减产 万吨 1949-58 年 848.32 271.87 32 1824.94 339.7 1959-61 年 3659.30 1533.46 41.9 5748.13 1177.1 3．可见，尽管 1952-53、1956-57 年部分省区也有严重的灾害，但建国初期，成灾率大于 20% 的极旱省区和成灾率在 10-15% 的重旱省区分布，时间特别集中、且旱区十分广阔的，是在 1959-1962 年期间。
4．文献《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研究中国农业旱灾的长时期（1950-2001 年）变化，归纳认为：“受旱面积的 7 个高峰期为 1958-1962 年、1972 年、1978-1982 年、1985-1989 年、1991-1995 年、1997 年、1999-2001 年，均在 3000 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 4000 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 1959 年、1960 年、1961 年、1978 年、1986 年、1988 年、1989 年、1991 年、1992 年、1999 年、2000 年、2001 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而 1959-1961 年的严重干旱，按时间序列居于诸高峰期的第一峰。
5．文献在对近 500 年典型场次特大旱灾及规律分析后，结论指出：“1874-1879，1959-1960 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 3 级重旱，频率为 100 年一遇”；1990 年代以来，“与 1959-1963 年相比，全国受灾面积尚未突破 1959-1961 三年特大持续干旱时 3812.5 万公顷最低值。”
从资料和分析看，1959-1961 年干旱灾害都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
表 3 1959—1962 年累计成灾 100 万公顷以上的省市逐年统计 单位：万公顷 省市 1959 1960 1961 1962 累 计 河南 100 210.5 434.5 86.3 831.3 河北 64.7 331.3 61 93.3 550.3 四川 100 125.3 266.7 53.3 545.3 湖北 166.7 113.3 172.8 70.6 523.4 山东 226.7 26.7 174.5 427.9 山西 18 170 61 93.3 353.3 内蒙 72.8 90.8 100 263.6 陕西 46.7 63.3 72.9 182.9 浙江 145.3 26 171.3 黑龙江 28.2 102.1 130.3 表中前 5 名均为我国的农业、粮食大省，干旱灾害的威胁与后果可想而知。
三、干旱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表 4 1959-62 年主要粮食减产省的减产幅度统计 单位 万吨 省 市 53~57 年
平均产量 59~62 年
平均产量 两阶段比较平均减产量 减产幅度 甘 肃 364 213（60~62） 151（60~62） 41.4% 辽 宁 642 408（60~62） 234（60~62） 36.4% 安 徽 1040 668（59~61） 372（59~61） 35.8% 黑 龙 江 763 530（60~62） 233（60~62） 30.5% 河 南 1226 870（60~62） 356（60~62） 29.0% 四 川 2082 1498（60~62） 584（60~62） 28.0% 山 东 1300 950（60~62） 350（60~62） 26.9% 贵 州 444 343（60~62） 101（60~62） 22.0% 吉 林 534 425（60~62） 109（60~62） 20.0% 湖 北 955 766（59~61） 189（59~61） 19.8% 仅仅从主要产粮省的减产幅度（这里既有干旱灾害的影响，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可以估计到当时由于减产给这些省本身，或需要他们调出粮食所遭遇到的严重困难了。
当然，和以后的旱灾灾情相比，这几年还不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
表 5 1959-1990 年重大旱灾对全国粮食的影响 年份 全国人口
万人 粮食
总产
万吨 人均
产量
公斤 受旱人口
万人 粮食减
产量
万吨 人均减产
公斤 / 人 灾区减产
公斤 / 人 减产
比例
% 1959 67202 17000 253 4703.4 1080.5 16.0 229.7 6.0 1960 66207 14350 217 6107.4 1127.9 17.0 184.7 7.3 1961 65859 14750 224 6433.6 1322.9 20.0 205.6 8.2 1972 87177 24050 276 7825.1 1367.3 15.7 174.7 5.4 1978 96259 30475 317 7905.3 2004.6 20.8 253.6 6.2 1981 100072 32500 325 9385.8 1856.5 18.6 197.8 5.4 1986 105721 39150 370 11666.9 2543.4 24.1 218.0 6.1 1988 108654 39408 363 13229.9 3116.9 28.7 235.6 7.3 1989 110356 41442 376 11820.8 2836.2 25.7 240.0 6.4 平均 20.73 215.52 6-8 综上所述，1959-61,78,86,88-89 年，灾区人均减产粮食的绝对值和减产比例是十分严重的，将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威胁。虽然，建国前期的灾区人均减产数额比 70 年代以来要小一些，但是当年人均产量并不高，当地的减产幅度相当大，国家粮食储备力量相对薄弱，没有调剂周转粮食的更多余地。1959-1962 年，是因旱灾减产幅度严重的第一高峰期。以 1952 年以来的 5 年平均的人均口粮和减产常例计算，在 1959-1961 年连续三年每年多减产粮食达 838 万吨，减产幅度达 15%，按以前口粮平均消耗水平，大约空缺了 2800 万人口口粮。而这个减产幅度，是高于 50 年来同等受灾率条件下的减产幅度的。

知乎用户 莫末 发表

好像有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和猜想一直没人提过。
（数字仅是估计，但道理应该很容易理解吧）

例如，假设人均耕地 1 亩，年产 500 斤，纳粮五分之一，1 年吃 400 斤还有余粮。
放卫星后亩产号称 10 万斤，纳粮五分之一，所有余粮掏空交掉 2 万斤。

连着三年，人真的是因为自然灾害饿死的么？

知乎用户 温酒 发表

不是天灾，是人祸，不多说，要和谐

知乎用户 为了点赞改个名 发表

尽管千年千年农业史上差不多隔一年出现一个灾年，然而那三年却是不折不扣的丰年。

知乎用户 闻道往御 发表

我之前略查阅了一下，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国外各种统计调查发现 “并没有什么天灾”
另一种说：确实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云云

结合当时中国还大力向外出口粮食进行援助，数量颇为巨大。要是不这么做，可能不会死那么多人
可以说确实是由于决策失误导致，即 “人祸” 而非“天灾”。
至于题主要问的，敝人虽然是文科生，依旧是回答不了（应该不是小冰河。。）

知乎用户 吴聿昭 发表

“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等我整理完资料的，一定填坑。

赞同各个四个字的答案。

知乎用户 农民工 发表

是人祸，而非天灾！
不是气象导致减产绝收！而是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都被拉去搞大炼钢铁之类的大跃进大跃进活动了！很多粮食就烂在地里了，另一方面，由于大跃进放卫星，国家加大了粮食的征收，导致农民手中没有余粮！产量和征收量可以参考杨继绳的《墓碑》书中有详细数据！另外如果还不相信可以查阅当时的年鉴之类的官方资料看看！
即使在战争年代的灾年也没有死那么多人！
题主提这个问题是没有去认真了解那段历史，还是想变相洗地！

知乎用户 Yarrow Zhang 发表

哎！深深担忧，再过一些年数，估计就真的变成 “自然灾害” 了！曾经问过母亲，五九年六零年是不是自然灾害，她那时候九岁到十岁的样子，母亲说那几年风调雨顺着呢！只是大家都去大炼钢铁去了，家里的大多数铁器件都要上交，大片大片的树林都被砍伐，然后留下老弱妇幼在家，大多数庄稼地一片荒芜，还要上交粮食，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每天饿的清口水直流，所以经常和小伙伴们去庄稼地里去偷吃还没成熟的豌豆角和蚕豆。再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亲叔叔，那时才六七岁，被活活饿死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推荐杨继绳的《墓碑》。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刘少奇在视察时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他作为 TG 党员＋国家领导人。说三七分已经有一些主管上的不想承认了。而且 78 年以后的中国官方文件都已经把 “三年自然灾害” 去掉了 “自然” 两个字。
我是四川人，爷爷的弟弟和母亲都是那时候饿死的。他说他弟弟两三岁都站不起来，营养不良饿的啊。对于死亡人数已经没必要争论了，中国官方的人口增长曲线都是醒目的一个大弯，还不够说明？

知乎用户 赵大宝 发表

可以，这很敏感。

知乎用户 早辰 发表

厄尔尼诺、小冰期: 这锅我们不背，不背！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我问姥姥：三年自然灾害是全国都有吗？
姥姥：是
我：朝鲜有吗？
姥姥：没有。
我：越南有吗？
姥姥：没有。
我：蒙古有吗？
姥姥：没有。
我：奇了怪了，自然灾害我国境内都有，就是不出国界。
姥姥：什么自然灾害，全是政策问题……

知乎用户 花涧酒 发表

建议《墓碑》

知乎用户 野鸡男中 发表

你想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是谁指使你的。

知乎用户 暖冰 发表

建议看温铁军《八次危机》关于 60 年经济危机的介绍。

知乎用户 Fluency 发表

该收的粮食不收，烂在地里，来年也没法种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刘少奇都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锅都砸了，很多农具都砸了，粮食都给胡吃海喝了，能不灾害？

知乎用户 threeleafclover 发表

这得说一下，三年自然灾害肯定有人祸因素。关于人祸因素就不多说，大家都懂

至于气象因素这个就找不到多少资料了。网上资料，关于这几年的降水量统计甚至有完全矛盾的资料出现，如果有，则必然会在” 三年自然灾害 “里面占有一定因素，如果没有那么人祸因素就需要背锅

还有上面说 1998 年洪水国外怎么没有的问题。实际上你可以认为当年降水异常，实际上越南等国也是洪灾严重，但是丫一条世界大河全线溢满世界上有多少次？这就好比美国密西西比河发大水，直接干翻了圣路易斯市孟菲斯市等城市，但当年这个地方还算正常，那么长江全流域大水肯定夺人眼球啊…… 看看前几名的河流，也就是密西西比河和长江的沿岸人口与城市工业分布能站在一个等级。越南境内的红河发洪水才能影响多少区域…… 而且并不是世界所有范围内都出现降水偏多，都是” 局部地区偏多 “，实际上当年世界很多地方偏干旱。

如果反过来呢？1998 年全国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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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抗灾能力也是十分低下，各种水利设施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和今天比，其它粮库和单位亩产量同理。可以说当年的口号与风气在这么重大的灾情中需要占到大头，低下的抗灾能力与救灾能力加剧了这种灾害。降水异常，如果有的话，肯定也是重要因素

知乎用户 橘子屋 发表

教科书都已经改成三年困难时期了，不懂大家为什么这么亢奋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官方都不说是自然灾害了啊

知乎用户 zzz 发表

气候数为 0，您还说是气候问题？

知乎用户 毛突突 发表

可以网上找个周孝正的视频看看，有一次说的就是 3 年自然灾害
好像是说那三年是有气象资料可查的 气象条件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那三年自然灾害不是主要的原因。

知乎用户 暴怒的绵羊 发表

上学时，我们历史老师的措辞是 “三年经济困难”

知乎用户 花开见佛 发表

你这个问题本身是个伪命题 还是不要深究了吧。最初官方记录里一直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基本都改成三年困难时期了。
有个人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批判 “三年自然灾害” 的说法，等我找到了链接贴到这里。

知乎用户 蒙奇大帅 发表

我就看看到底有几个答案能回答出到底是厄尔尼诺还是小冰河

知乎用户 「已注销」 发表

请看真反书 毛泽东选集

知乎用户 北边的海 发表

共产党错误的估计了国家时下国情
专注于工业发展 导致农业几乎被彻底荒废
遂谎称
三年自然灾害

知乎用户 阿西 发表

党中央已经把三年自然灾害改叫三年困难时期了，所以那三年根本不是自然灾害。如果要详细说又要被删答案了。

知乎用户 在路上 发表

跟自然灾害没关系，是人祸。至于是什么人祸，请自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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