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知乎用户 大咖侃娱 发表 在豆瓣有个网名叫任盈盈的女生发了一个帖子叫:**发一张非常喜欢的照片吧,有的人感慨:**看到有人发了在豆瓣这个大水缸发帖,这真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好同志了,白区活动不易,请同志注意安全。目前此贴被锁评论,但是那一组组 …
随着革命年代大规模的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束以后,曾经与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者,身份和地位开始发生转化,用教员的话说:“当官了,做老爷了,有警卫员、有小轿车、有大房子,比资本家还厉害。”
当然,这只是指的其中一部分人,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变质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群人有很好的拥簇者和同盟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直接接受和包下来的国民党人员中的一部分,曾经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曾经的地主特权阶级、附庸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旧社会知识分子等等,都是这些人的同盟者。
这些人当然是想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尽管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成功,破坏掉了资本主义路线的经济基础,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一部分社会制度并没有破坏,尤其是意识形态还顽强的存在着。
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官员里面,就形成了官僚主义,表现在工厂的技术、管理里面,就是精英主义。
而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虽然生产资料公有了,所有权是大家的,但是经营权和领导权却是少数人的。
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形成了一条类似于苏联模式的,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路线,这就是我们说的资本主义路线。
因此,教员在大 yuejin 之前就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依然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
其原因就在于此。
那几年他总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很多人对这句话不理解,认为我们都建设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了,你说的资本主义到底在哪里呢?
即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的正规出版物里,依然解释不了为什么当时教员会将主要矛盾定义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他们找不到原因,最后只能把原因归咎于个人品质、头脑发昏、骄傲自满、无中生有等等唯心主义观点中去。
为了避免苏联模式,为了避免已经逐渐形成的一条资本主义暗线的继续发展,一场以权力下放到群众手里,将所有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群众运动搞生产的大 yuejin 出现了。
因为,不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公有,还必须让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和领导权也放到群众手里,这样才能完全巩固社会主义路线。
其实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也始终围绕者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化,我们熟悉的政企分开,承包制,一长制,股份制,其核心都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更。
这样一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彻底展开了,而且越来越发展到白热化的剧烈程度。
但是此时,教员虽然是第一个看到这两条路线的人(因为当时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改变八大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但他依然严重低估了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路线的威力。
资本主义路线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为脱离群众、包办代替、不把群众看成历史的创造者,而是仅仅把他们看作生产的工具,只能听精英和官僚们的指挥,按照他们的包办主义来办事,不能乱说自己的意见,因为 “乌合之众” 是不会有什么高明的意见的。
历史是由少数精英创造的,所以你们老老实实按照精英和官僚们的旨意来办事,那么等事情办好了以后,官僚精英阶层就从生产成果里,取出一部分,恩赐给你,让你拥有继续再生产的能力。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特征。
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非常熟悉。
是的,这些特征就是表现在大 yuejin 生产运动中严重泛滥起来的五风。
你们看一看,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哪一项不是脱离群众,由少数人包办代替搞出来的?
就拿后来被无数人指责的公共食堂来说,直到今天它还背负着大锅饭的罪名。
但是,这个公共食堂最早那是农民自发办理起来的,为什么呢?
因为农忙的时候,比如雨季插秧的时候,为了减少时间的浪费,就由专门几个人负责做饭,这样大家就不用来回折腾,共同吃饭共同劳动,增加了效率,也方便了很多。
但是,后来因为脱离了群众路线,官僚们大搞包办代替,把不适合搞公共食堂的地区,强迫搞起了公共食堂,整吃饭不要钱的政策,有的地方农民为了吃顿饭得跑几里路,严重脱离了实际。
于是就出现了大锅饭现象。
这些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他们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对上负责的实质,是对自己的前途和业绩负责,是对自己的个人利益负责。
于是,原本以分权到地方和群众,鼓励群众起来自己学习,自己掌握技术,自己掌握生产管理权和经营权为目的的生产运动,权力在下放过程中,全被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给截留了。
于是,以脱离群众为标志的五风,就疯狂的席卷起来。
这里面并不是说,所有的官员、管理者、指挥者都是官僚主义者,只需要具有绝对左右事物进程的那个人是脱离了群众的,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是搞精英那套包办命令主义的,那整个他管辖的地区,就会出现严重的灾难。
这些人,后来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称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群体的存在,于是什么平均主义,什么大锅饭,什么浮夸风,什么 “一平二调” 全都出来了。
这就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路线的发展和实施。
他们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阻碍着社会主义路线,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大搞包办代替,使得下放给群众的权力根本下不去。
于是后来陷入了持久的权力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紧,一紧又放的怪圈之中。
原因就在于,权力根本没放到群众手里去,而是被中途截留了,事实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放权,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后来自然就只能尝试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后话了。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要有完全的群众路线,有群众的民主权利,群众不仅要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要掌握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才有成功的可能。这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的必要基本条件。
曾经的井冈山军事民主,后来的延安模式,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都是十分紧密的,特权精英阶层并没有形成,所以它们虽然历经挫折,但是总能取得伟大胜利,因为这是伟大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而资本主义路线,是一条由少数人包办代替的精英路线,它本身诞生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则是格格不入的,一旦把资本主义那套用到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就会产生大锅饭,平均主义。
这个观点,大家可以代入到前前后后的一切历史事件中,那么很多困惑和解不开的历史疑问,我们就可以逐步解开了。
曹操要考验曹丕和曹植的能力,让他们去办事儿,看看谁才是真正合适的接班人。
曹植为了取得好成绩,按照杨修的主意想尽办法挤兑下面的人玩儿命,甚至还为了体现自己的权威杀了几个不听话的。弄得底下人苦不堪言,只能想办法糊弄他们。
曹丕也想这么干,却被贾诩阻止。
贾诩说:“公子我说句实话您别不爱听!”
曹丕赶紧下拜:“愿听先生指教。”
贾诩说:“你们兄弟俩虽然都聪慧异常,但和丞相比起来实在不值得一提。与其自作聪明,还不如萧规曹随。公子只要表现得忠厚持重,必然可得丞相喜爱。”
起因是上面的 KPI 系统出 bug 了,被下面的人卡着 bug 跑分。只要还在用 topdown 模型,出大 bug 就很难避免,顶层的变量越向下放大 bug 就越多。
评论区都在纠结这个故事的真假,我当然知道这是假的。问题不是他的真假,而是里边想表达的意思:上行下效,层层加码. 最后导致严重后果。
美国得克萨斯州曾经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建筑公司,它最初的老板是一位钢铁经营商,名叫波恩。
波恩有一个怪脾气,比如说一件事情至少需要 5 美元才能做好,他就一定会努力用 4.9 美元完成这件事。
他不仅自己喜欢这样,而且还努力把自己的这一套复制给其他员工。也正因此,公司在大家共同的苛刻经营下,发展得倒也挺快。
1946 年,波恩的公司承接到了一项业务,为得克萨斯州最大城市休斯敦的一座体育馆建造观赛台。
波恩手下的技术人员在设计时,按照体育馆满席时所承受到的压力,决定采用直径 20 厘米的钢柱。
当设计人员把这个结论告诉波恩以后,波恩心想 19.9 厘米和 20 厘米也差不了多少,就决定采用 19.9 厘米的钢柱,这样在材料上就可以省下一些钱。
设计人员一时间也说不上来 19.9 厘米和 20 厘米究竟有多大的差异,就没提反对意见。
波恩叫来采购经理说:“你派人去采购一套钢柱,直径是 19.9 或者 19.8 厘米,反正差不多这样就行了!”
经理接到指令回到办公室,他心想 19.9 厘米、19.8 厘米与 19.7 厘米也相差不大,就找来一个采购员说:“你去铸铁公司联系一批钢柱,直径是 19.8 或者 19.7 厘米,反正差不多就行了!”
派出的采购员走在路上的时候,心里想 19.8 厘米或者 19.7 厘米和 19.6 厘米相差也不大,于是就让铸铁公司生产直径 19.6 厘米的钢柱。
就这样,设计之初直径 20 厘米的钢柱,变成了 19.6 厘米。 观赛台的架子很快搭好,体育比赛也很快开始,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按照满席设计的观赛台,当天只坐了九成的位置,但是比赛到中途的时候,观赛台却突然倒塌了,造成了数十人伤亡的严重后果。
警方很快介入调查,最终他们鉴定发现,20 厘米粗的钢柱确实可以承受观众满席所产生的重力,而 19.6 厘米粗的钢柱,却无法承受九成观众所产生的压力!
波恩的公司很快被处以重罚,他们也因为这件事情而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再也没人找他们做工程。
两年后,波恩的公司就彻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一个单纯的细节,或许并不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然而当许多同样的细节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大问题;反过来说,无论哪一个细节都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容许存在 1 毫米的差距,就必然会有 4 毫米甚至更大的差距出现,而这种差距,却是一种致命的危机!
百
老版《初中思想品德》 里的小故事
你是单位的二把手,公认的下一代接班人。
大老板创业几十年,白手起家打下一片天地,交到你手中,退居二线。
接班前夕,大老板郑重地与你攀谈了理想与未来,对你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你精力充沛,跃跃欲试,自信自己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但对于具体怎么提升单位业绩,你有点拿不准。
没关系,现在你是一把手,你只需要提出一个想法来,下面自然会有大把的人帮你去实现。
想法不值钱?那是其他人,你可是口含天宪。
“三年内销售额要干过行业第一!”
大老板看了你的口号,有点发懵。
今年的新人这么勇的吗?
不光要喊口号,你还得给手下人画饼。
“谁业绩提升最大谁升职加薪!”
没毛病,一点毛病都没有。
中高层领导一听,机会来了啊,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就在今天啊!
当然,中高层领导是不可能亲自去跑每一单销售的,那要跑到猴年马月去?
于是销售压力转到了基层负责人身上。
基层负责人一看,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也兴奋起来,当场撸起袖子——把提升业绩的任务交给一线业务员。
“动起来动起来!” 基层负责人上赶着催促一线业务员。
业务员说我用头给你干销售额,哪儿的事啊。
确实,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但隔壁部门的业绩都翻了两番了,咱这儿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不像话?
业务员说隔壁谎报业绩那点屁事谁不知道,你要肯拉下脸来我还能给你业绩翻个三番。
基层负责人说脸皮算个屁,升职加薪要紧。
于是隔壁业绩翻了两番,这里的业绩翻了三番,那里的业绩翻了四番。
成绩报上去,中高层领导乐开了花,拿着业绩报告去找你邀功。
你也乐开了花,拿着报告向大老板炫耀。
大老板说等会儿吧,我自己就是从基层业务员干起的,这个行业的销售额也就那样,一天翻十倍你确定不是数字写错了?
你把报告拍得哗哗响,嚷嚷着哪里写错了哪里写错了,我亲眼下基层看过了,一个地级市的销售业绩顶过去一个省了!
其实就是把发票多复印几份罢了,你又不是专业会计出身哪看得出其中猫腻来,你身边的专业会计又不敢道破真相扫了你的兴。
退居二线的大老板不便干涉你,你兴高采烈地根据纸面上的盈利制订了下一个年度的预算。
后来发生了啥大家都知道,反正最后你 GG 了。
因为不放卫星,不浮夸的就会被认为态度不积极、消极,甚至会被问责。上面自然是不提倡放卫星,但那些放卫星的被重用,冷静客观的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这不是变相逼着大家放卫星吗?
起因是什么?这么严重惨痛的教训,历史会有大量明确的记载。
什么?没有记载?那不能多说了。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豪迈地宣布:“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紧接着向全党发出了新的战斗号令:“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这位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创造了无数军事史上奇迹的统帅,把这个新的任务同样看成一场伟大的战争,一场与多年来欺侮中国人民的世界列强进行实力竞争的战争,一场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落后状态的与时间赛跑的战争。在八大之后的一年内,毛泽东多次在干部会议上讲:“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界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我们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于是,这位伟大的统帅率领亿万人民在 1958 年向着既定的宏伟目标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冲刺。
可是,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毕竟是两回事,各有各的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缺乏经验,也由于主客观的许多其他因素,这场冲刺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正视这一段历史,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反思,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使得以后的征程少走弯路,无疑是必要的。在 1961 年 6 月 12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掌握客观规律的重要性。作为那几年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他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如果违背客观规律,那么 “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谈到这里,毛泽东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当年在全国一片高涨的建设热潮下,头脑发热的情况确实很普遍,其中,干部队伍中那种浮夸虚报、报喜不报忧的作风实际上起了 “谎报军情” 的恶劣作用,它导致了最高领导层把决策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从而导致严重的失误。
以那个大跃进年代标志性的钢铁指标 1070 万吨来说吧,这个因严重脱离实际而备受批评的高指标是怎么出来的呢?
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华东区报告称仅华东地区 1959 年钢生产能力即可达到 800 万吨,冶金部报告称 1959 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 3000 万吨,国家经委也报告称 1959 年中国钢产量可以超过英国——也就是超过 2500 万吨。就是以这些报告为根据,毛泽东提出 1958 年钢产量能否在上一年 535 万吨的基础上达到 1070 万吨的设想,征询大会意见。可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却对这个指标不放心了。他担心 “有完不成的危险”,就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来,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 1070 万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
时任冶金部办公厅主任主管建设和计划的袁宝华参加了这次谈话,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谈话的情况。
由于不放心,毛泽东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
他首先问上海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 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 赵敏说:“可以。”
毛泽东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
毛泽东接着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太原,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毛泽东说 “就看你拿主意啦。” 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毛泽东问到冶金部具体分管建设和计划的袁宝华:“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回答:“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对于这种 “经常接触基层” 的干部, 毛泽东特别注意地听了他的答复。
接着,毛泽东问到了钢铁 “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次会谈,足足有两个钟头。随后,毛泽东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 万吨,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陈云说:“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袁宝华按陈云的要求,根据现有的基础和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的生产能力打了折扣算。算了细帐后,他的结论还是 “行”,于是,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陈云告诉毛泽东:“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陈云为人谨慎,说话一向很慎重,有了他这句话,毛泽东就把 1070 万吨钢铁指标确定下来了。
这就像一个大战役前的预备会,面对一个个慷慨激昂、求战心切而又显得胜利在握的将领,作为全军的统帅,满怀着强国梦的毛泽东除了发起冲锋的号令又能作出什么反应呢? 这样一个过程,没有理由说领袖是独断专行、拍脑袋做决断,但是,他有没有想到,那些拍着胸脯说话的官员,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胸有成竹,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出于迎合上级的心理。多少年后,袁宝华回忆此事时很沉痛地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 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
工业如此,农业的高指标又何尝不是如此? 1958 年粮食丰收,但被严重高估,实际产量不到 2500 亿公斤,却估计为 4250 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 650 公斤。据《人民日报》算账,一个人 “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要吃大约 500 斤,由此得出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结论,从而出现 “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 的口号和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做法,埋下了日后严重缺粮的祸根。据资料,4250 亿公斤的高估值就来自具体负责农业的副总理和农业部部长所写的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正如毛泽东所说,建立在假情报上的决策必定要受到惩罚,那三年 “受了大惩罚”,毛泽东对此自然是非常痛心的。他在 1960 年 6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累计起来打一个折扣就觉得可靠了。…… 比如对于农业,今年一月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五千四百亿斤,到六月呢,少了六百亿斤,跑到哪里去了? 棉花,原来说是四千八百万担,现在是三千八百万担,少了一千万担,跑到哪里去了?”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他无法得到实际情况准确信息的那种无奈心情。
毛泽东是公认的伟人,但他不是神,不能指望他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他那超凡的洞察秋毫与高瞻远瞩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实情的准确掌握上。在战争年代,人们都说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被毛泽东视为得意之作的 “四渡赤水”,在其前头就有过一次失败,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就是情报失误。作为鲜明对照的例子,毛泽东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以两万多的兵力挫败了国民党胡宗南二十多万大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几百人的小队伍就在敌人大部队的眼皮底下穿行周旋而安然无恙。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胡宗南部队则由于失去了可靠的情报来源而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失去了独自活动的自由,他的出行必须有保卫人员跟随,还必须服从保卫机关的安排。毛泽东曾对此大发脾气,但无济于事,因为这是党基于安全考虑所规定的组织纪律。这样,毛泽东再也不能像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那样走进普通农户开调查会,也不能像在延安时那样与隔壁窑洞的老乡随便交谈,甚至不可能随便走进菜市场去问个行情。毛泽东向来重视的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被无情地割断了。这种无奈之感,以及无法及时了解老百姓疾苦的自责,给时时想和人民在一起的毛泽东带来极大的内心痛苦。
在我们这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体制下,最高层的决策是否正确关系到整个大局的生死成败,而最高层的决策是否正确又高度依赖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了解。如何防止这种 “谎报军情”,特别是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如何保证正确的下情上达、如何让老百姓的声音能够畅通无阻地到达最高层,是我们这个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毛泽东一贯主张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工作方法,可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层与基层之间,无论是 “来”,还是“去”,都需要经过“中介”,包括各级中间权力机关,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决定了“来” 与“去”能否准确传递信息。
正因为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在那次北戴河会议之后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地呼吁各级干部下去调查研究,切实了解民情,如实汇报实情的那种急迫心情了。在后面召开的几次中高层会议上,毛泽东恳切地对大家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今年 (1961 年) 搞个实事求是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新中国建设征途上所遭受到的这次重大挫折给毛泽东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毛泽东不能不正视对于我们这样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如何保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正确实施、如何不使这个过程发生歪曲和变形? 严峻的现实使毛泽东痛感这个问题亟待解决,成为他晚年思虑最多的一大问题。
补充资料:
毛泽东 1959 年 4 月 29 日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写了一封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
大跃进开展没多久,毛泽东就觉察到问题。为了防止官员封锁,这封信一直发到小队一级。但后来有人揭发,实际上还是有许多县没有把这封信传达到基层。大家读后自会有自己的判断。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 “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补充资料之二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1965 年 1 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我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发现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调查了解的实情,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曾对我说,“你何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结果,到了一九五九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我的谈话。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
毛泽东随即将此信印发给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会人员,并加有批示:
《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违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我只想说如果有一些空闲,有那么一点时间,以到今天的史料与研究的积累和中文互联网上获取的难易,了解历史并没有什么障碍,虽然这不能直接的解决任何问题,包括对历史的疑问。
问题就是不要老是围着 M。
多整点工具内的派系研究也好,不然全都是功能性的 NPC。
不是 M 的狗腿子,就是野心家,剩下的都是忍辱负重,砥柱中流。
这对认识历史和总结经验教训实际没有帮助。
对基层的问题也都是一笔带过,视角狭窄,这里每一个县都起码能出几本书。
好比一个学者翻译欧洲史,翻译法国史著作。
他只是翻译,而不了解欧洲史,法国史,非专业。
怎么搞得好?
国史和工具史的学者就是这个问题。
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来来回回就这些。
政经军都不通。
沈志华甚至能把主权问题当成个人性格和只凭事后苏方一面之词判定的胡闹,可想而知。
而沈志华其实还算 “可爱” 的了。
所以为什么 “宫廷政治”,因为很大程度是还是传统文人一套。
对上自然是帝王将相不尽唏嘘。
对下除了自己经历过的同情就只有恩赐和施舍了。
对高,中,基层都要有看法,起码要建立起这种观念。
比如说有人,不讲所有的大事都参与了,但确实没落下几件。
那么这些事里,他分别处于什么不同的位置,起了什么作用?
少有一个贯通的认识和全盘的总结。
八股文的要点都在于 “个人形象” 的塑造和历史过程的模糊,然后把二者联系,联系着联系着就溶化了,不分彼此。
有些事时间挨得很近,甚至同时,但其实不相干,或者没有因果关系,又或者倒因为果。
这不就是妙笔吗?
M 与历史的一体化叙述是一种 “让人轻松” 的好方法,但是有剧毒,不会有结果的。
这样历史就变得太狭隘,没有时空的无限细节和展开,只是三段论的舞台剧,灯光一亮,人们就奔了厕所了。
这个回答有问题,我在别处回答被删了,我只强调两句,把内容去了(问题和议论当然不止两句)。
“人力资本的社会化”,“身份政治的激励,由此反映出的,引发的矛盾”。
CR 的社会学背景很重要,非常重要。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举个例子。
七千的会的第一版(未修)报告的草稿,这是卯金刀,闪电侠等主持和一帮 “秀才” 忙活出来的。
这个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能很形象(只是形象)的说明历史笔法的要点(只是笔法要点)。
报告的框架结构,基本精神,文本语言都没什么大问题。
问题在于,未修草稿在总结十二年来历史的时候,
是将成绩放在一起混着讲的。
而缺点和错误则单独列出,
几乎都是 以来的。
我是不知道草稿是什么样子。
张素华能看到,她在《变局》里是这么写的。
这只是比附,提供一个直接的形象。
PS:我举的例子完全是复述张素华所著《变局》,作者张素华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
《党内通信》1959 年 4 月 29 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狠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
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候,总经理为啥提出辞职?
从三大改造就已经出现苗头了,只不过当时都没意识到。原定的三大改造要用 15 年时间完成,毕竟 52 年才把地分给农民,怎么能转年就收回去?53 年三大改造启动,结果到 56 年底,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原定 15 年要完成的目标,农业、手工业生产资料变更为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变更为全民所有制。最重要的是,在这种剧烈的生产关系变革中,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只要你想干,敢干,就没有干不成的,那就放手大干特干吧。
原因我不敢说,但我想问为什么没人揭发?肥猪赛大象,连傻子都知道不对。
现在我知道了,就算你知道是错的,你也不能指出。不然你就是立场不对。历史一再发生。
我们不谈事实,只谈立场。
但我认为,事实就是最大的立场。
事件最后发展到,全国都在放卫星以至于揠苗助长,以至于不但没跃进反而还倒退,然后是 3 年困难时期。
吹某某公社亩产多少斤,南瓜多大个的先进事迹的书,我小时候家里还有两本。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那个书虽然也就 20 来叶,定价 6400,感觉特别厉害,当然那是旧币。
全国的风气蔓延和教员的选择有很大关系。教员知道人们在放卫星,但是担心戳破了谎言挫伤大跃进的积极性。他当时大概觉得有了积极性,总归是能增产的,下面吹吹水也不打紧。
但是他错了,我在知乎没少吹教员,但这个问题上错了就是错了。浮夸风最终更大的挫伤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不去增产全去造假了。教员当时的各种谈话,事实上默认了浮夸风的行为。
比如 1958 年 11 月 1 日,在邯郸地区的谈话,网上很好搜。面对下面亩产万斤说辞,他的话似乎是有反话意味,但整体上还是肯定了当地的工作。可以想见,这样的结果全国各地看了,是什么反应。反思万亩产量吹过了?不是!而是虚报产量会被肯定,即使有些数据过于离谱也能被原谅!
大学返校,学校决定 高风险地区学生有必要做核酸检测,中低风险地区学生不用做。
导员传话,高风险地区学生必须做核酸检测,中低风险地区学生建议做。
班干部传话,所有学生都要做核酸检测。
我不知道原因,但我想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我刚才刚看了某街道办事处公众号写的一篇文章,歌颂我们社区在前一天核酸检测中的优秀表现。为了防止带来麻烦我就不粘贴原文了。总之在文章里他们精准研判,周密部署,全面检查,精心准备,精细保障了。(别搜,我改了标题关键字和顺序)他们贴了一堆连夜在场地上指指点点,在昏暗的会议室里面开会,对着电脑连夜办公的场景,还截了几张微信群的图片。站在社区的层次,文章写的特别好。但凡没亲身经历过的都觉得组织的特好。
但是,最关键的数据,一天下来检测了多少人,没说。最关键的指标,保持安全距离不理想。
结果不陪你演戏,对吗?
我经历的实际情况:
一,人员间隔不够,缺乏提醒。按照各地经验,现场人员平均间隔绝对低于一米,实际上确保两米较好。事前并没有地上贴点之类的提示。现场并不缺乏工作人员,但他们只是杵着,抄着手,守在出入口,或者陪着领导,连喊都懒得喊。感觉至少八位人员,有统计实际居住人数的很认真,有统计检测人数的很认真,有一个一组 10 位疏导的很认真,50% 以上就是站着。
二,检测率可能不高(注意是可能)。我在 10 点左右到的现场,社区说 12 点结束。按照规划检测率应该过 50%,实际上我们这栋楼我是第三个来的,我扫了眼工作人员手里画正字的表格,别的楼好一些,但好像多不过 10 个。照道理讲我们楼居民应该是 30 多个,去除在校的(学校检测)应该也有 20 多个。
三,组织水平有限,脱离实际。社区打算让大家根据楼号分时间下来,但他们把居民的时间意识想的太好,比如他们的想法是 7 号楼 9 点 30,9 号楼 9 点 45 这种,实际上仍然是排不短的队,需要等候 30 分钟。当然秩序不混乱。可能喊 1~5 号,5~10 号这样错峰效果更好。
四,工作态度很不热情,回应疑问非常不积极。社区对大家正常疑问没有回应。比如上班的是不是随单位测,上学的是不是随校测。开始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但是随着上级指示的明确,看长文的通知可以看到学生随学校,上班的随社区(精神),但社区人员在群里仍然没有回应。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解读公文的能力。
五,居民志愿者有的形同虚设。所谓楼长制度至少在我楼没用,根本到点没有在微信群里招呼。我们楼让在群里报人数,只有 2 家报了,楼长也只说了一次,根本没有认真搞。
我知道社工没有多少钱,居民不积极不是街道和社区的锅,但是街道社区给我的感觉是敷衍,既缺乏能力,也缺乏努力。但即使这样,仍然能有一篇好 “文章”。说什么好呢?
我有时候甚至在想,他们写这个比我这个高学历天天写文章的写的还好,拍照片拍的也好(就照片上人与人间隔大,超过 1 米),为什么就不愿意回应下到底上学的用不用测的疑问?下次能不能分几栋楼的批次测的建议呢?
—以下全部出自 1958 年的一个人—
杭州会议 ,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反反冒,“离→只有 50”,真理 admire,“相信到迷信,服从到盲从”,算账派,观潮派,“三本帐,central 两本,local 两本”,“Industrialization 学几年就懂了,没什么了不起的”,province 反→,“两年超英”,“你们不要怕 steel 多了没地方放,放到我院子里嘛”,徐水县,“一天五顿”,“一曰大,二曰公”,“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破除 capitalist 法权”,南巡,“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对于 capitalist 教授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插红旗、拔白旗
———
跟着关键词可自行了解大量原始史料,比听高赞靠谱多了
法兰西共和国一切宜粗不宜细的历史,都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拿破仑三世不利
反右。敢提意见的,都被打成了右派,受到严厉整肃。之后,就再没人敢批评了,只能比着颂圣。
基本同时发生的两件事:
大跃进 1958-1960
亩产万斤
水稻上面站人
猪比大象大
“三年自然灾害” 1959-1961
我喜欢称之为 “基层指标之疯”。
看过《阿黛拉的奇妙冒险》,里面有一幕印象深刻。就是高层层层压缩破案时间,结果一周时间到底下就成了 48 小时。我很想讲讲上海这次疫情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但是想想还是算了。
这种情况只要有官僚机构,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问题最终在于限制指标的合理性范围,否则就是劳民伤财赶指标,结果是指标赶不上,还因为不科学的进度导致资源的浪费。在穷尽财力、精力、民力的情况下,沉重的沉没成本和政治压力将会导致决策层做出最愚蠢的选择——造假。
不要以为这种情况在我国才存在,放眼世界都会有这种问题。只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会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才会导致后果比较严重。在西方小政府思想下,更多的是依靠市场的自由调节,政府的官僚主义不适于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所以只是看上去没那么严重而已,并不表示不存在。但是西方有西方的问题,这后面再谈。
我国是大政府制度,政府的行为对社会影响比较深,所以决策行事必须要有原则和指导思想,几个原则是相当重要的。
首要准则就是 “实事求是”。很显然问题中的这些现象,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仅是放卫星,当年很多事件都是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导致严重的后果。可以说“实事求是” 就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这也是后面原则的根。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实事求是”就是整个原则体系中的“基类”。
其次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这里更进一步,称之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这条和“实事求是” 之间的关系。有些更像是 “实事求是” 更具体的指导思想。现在很多基层部门做决策喜欢拍脑袋,但是与实际问题又相去甚远。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足协。关于足协的奇葩决策我想各位可以在网上找到各种爆笑分析,在此就不多言。
然后是 “理论结合实际”。就这一点来说,我对现在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感到深深的担忧。马克思哲学原理和其核心——辩证法是相当优秀的方法论。我想当年基层干部哪怕有辩证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也不至于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所以这样优秀的一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的课,在基础教育体系中沦为形式,大家仅仅是为了分数而过,实为可惜,回过头来想想,其实最该掌握的就是这门课。
最后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最难的。为何难?因为很多事情都看上去很类似。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其中细微的不同之处,而将其归为同类或同性质的事件。但是孰不知那些细微的不同之处,就会导致事件颠覆性的判定。
通过上述原则与指导思想,现在我们可以把前面西方国家的问题拿出来再鞭尸一遍。
西方世界现在很喜欢动不动就 “政治正确”,什么叫政治正确?其实就是贴标签,将事件归类为一类的行为。举个例子,佛洛依德事件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确案件,上面贴的标签就是 “种族主义”。虽然事后从数个视角看,其实那个黑人是有极大问题的,而且甚至有黑人女学生对佛洛依德的行为和道德提出过批评。但是不碍于人们对事件的定性。
“政治正确” 标签是很有问题的,其中很可能会牵强附会完全无关的言行于某个标签,然后对某人或某个组织进行毫无根据的批评与指责。这个我们应该很熟,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简单来说就是上纲上线。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正确” 几乎违反了所有以上行事原则,或者说就是反着来的。
但是西方离不开政治正确。
如果一个国家大部分平民连基本的四则运算都算不清,那么如何能够要求他们去区分各种事物的细微复杂?标签就是最简单的归类。底层民众失业,中国的错,所以反华就成了政治正确。民众表示 “我听懂了,感到很有道理”。口罩就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所以不带口罩就是反对政府控制。无论黑人有多暴力、毒品、枪支、犯罪,甚至于 4、5 个警察都无法制服一个黑人,导致不得不采用更暴力的手段制服,只要被视频拍下就是 “种族主义”。事情开始变得简单且清晰,就如同上帝的教义那般,一条条列好了,只要对应即可。
其次政治需要 “政治正确”,政客们喜欢创造标签,给自己塑造成维护某个标签的卫道者,给对方贴上破坏某种标签的邪恶者。在民主制度中,几乎处处可见这种互相攻讦。我们还能看到西方喜欢创造标签来攻击国际竞争对手,这点我们应该是深有体会了。
最后 “政治正确” 是排泄年轻人精力旺盛的出口,比如瑞典环保女孩,这些人思维简单且极端,背后更有利益集团乐见这样人设塑造,以便于这些集团可以利用这些人进行不可告人目的的政治施压。
西方离不开 “政治正确”,正如他们离不开大麻一般。西方肉眼可见的衰弱也源于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正确” 的存在核心在于他们所谓的价值观,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根本来源在于“上帝的教义”,基督教义就如同操作系统的内核一般,很可惜这些所谓的 “普世价值观” 不过是普了基督世界的价值观而已。
“实事求是”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们在这些指导原则下斗争成功建立了新中国的政权,也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迷失背离过这些原则,并付出过血与泪的代价。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的把这些原则拿出来,反复刻骨铭心的感悟一番,绝对不能把这些 “中华智慧” 当成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而已。
四个字:脱离群众。
下位者的升迁降黜不再与群众的生活挂钩,而取决于上位者的喜好,那自然是一切都听上级的指挥,要超额完成上级的要求,至于群众…… 那就只能苦一苦了。
而上位者订立目标也不是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而是心中自有一副大的 “picture”。而为了实现心中的蓝图,就需要向内部索取更多的资源。
这种索取,经过一级级希望 “超额完成上级指示” 的下级放大后,最后布置到了最底层,原本就不合理的任务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种不合理的任务,那可不就只能放卫星,肆意夸大完成的情况。这就是以魔法对抗魔法。
举个例子。
本来某个目标真实合理的任务是 10,但这是隐藏数据,因为经过之前所说的放大系统,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 12。
而现在大领导说要 15,站在他的立场,这只是增加了 25%,压力是有,但不是很大。
可这个数字相对于真实情况来说,已经增加了 50%,这个难度已经极其巨大了。
别急。
既然领导要求 15,任务分解到下面,经过层层加码,任务已经膨胀到 20,相对于真实情况,增加了一倍。
而这样的任务是绝对无法完成的,那就只能造假。可既然造假了,就看谁的胆子大,敢吹了,今天你说可以完成 20,明天我就敢说能完成 30,后天他就敢说完成 100。反正都完成不了,吹牛谁不会?
伟人又不是完人。
你们不能一方面吹他管理能力强,我方动员能力完爆自由派,另一方面又把责任推给其他人说伟人被架空失去控制。
拿屁股都想得到,刚刚建国没多久,又干翻了天下第一的美帝,声望一时无两,朱周二人都是权利欲望不太强的核心管理层,中央名气很大不对盘的脾气不好的彭也没有想继续往上爬的动力,后面还有个林简直就是应声虫,怎么可能就成为孤家寡人。
难道刘邓能力这么强悍?你看他对刘邓掀桌子,甚至不惜以破坏全国的治理体系为代价要打倒建制派,如此奇怪的做法轻而易举就成功了。证明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你可以说他没有私心,是对建制派自由主义的警惕让他这么干,但不能说他不应该对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负责。
跟现在省份在 GDP 统计方面,施展魔法的原因类似。
原因是什么我不评价,但是看看网上的一片自媒体瞎结巴乱吹,吴干狼等战争演义大片疯狂给老百姓洗孬,我知道,浮夸风又来了
毁掉一个政策最好的方法是 200% 的执行
现阶段上海也是一样
一是互相攀比
比如某省,要求提升服务能力,要求一次办结。于是某些市互相竞争直接把法律规定的可以 20 天办完的事都写成即办了,全部都是一次办完。
他真能即办吗,不可能。看申请材料都得半个多小时。企业第一次来不清楚流程,光从网上看材料根本提交不完全,有时候管理人出去开会没人审查,但结果就是一次办完,立马办好了。怎么办的?把功夫放到前面,企业提交的材料不全就不让企业申请,等全都准备好了立马办理,于是一次就办好了,还是随来随办,实际用的时间还是那些天。但是数据好看了
二就是硬下指标,一刀切了
比如环保,该不该严格要求?该
一下子环保指标上去了好不好?7 分成绩 3 分问题吧
比如关闭小的烧砖厂,烧石灰场是好的,之前雾霾太严重了,一星期 3 天大雾,出门都不敢开车。但是紧接着砖石灰价格上去了,房价也在 17 年涨了一波。现在一群被套牢的
因为环保要求在养殖上直接禁止农村散养了。然后就是猪肉直接加倍,两年才缓过劲来。
最后就是大企业更发达了,小企业直接崩了
或许是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吧。
通俗说,就是攀比思想。放在任何领域、社会的方方面面,会有不同的显现形式,但本质都是一样的。
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最缺少什么,最在意什么,往往就最喜欢炫耀什么。初中的时候,别的孩子能穿 adidas 的鞋,你家里买不起,但你心里很想要一双 adidas,你每天都要幻想,自己有钱了要买一双,甚至要比同学的还要贵。但在同学面前,你是炫耀不了,你只能跟网友炫耀,说自己穿的是明星签名款的限量款,在网上找张图 P 一下发过去,引来网友的惊叹。但在现实中,在同学面前还是一样觉得自卑,抬不起头。
很多事情总是惊人地相似。
放卫星、浮夸风的上限取决于官员的想象力
下限取决于识破后会被诛几族
一族不诛、剥皮充草这些经典项目都没有,杀头都不杀,就关监狱写个大字报批斗一下?
搁我我也随便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决议里面对这段时期是这么总结的,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
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
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
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总结的非常准确和到位
你不让精细化是吧,那好爷不管了,我让老百姓饭都吃不上,物流我给你停完。停了还能变相拍卖形式卖菜挣钱,不是我的锅哦,副总理都来了。
因为太过渴望了 前期太顺了
一开始你就是个农牧 啥玩意儿都没你的份 好不容易来了个大救星 给了你地 给了你房还给了你老婆 那你还不加倍的干活 就想着不让自家还没出生的孩子过之前的苦日子
好嘛 大救星制订的五年计划就在上下一心 努力干活的情况下 3 年就完成了 你飘了 只要再努努力 下一个 5 年我们也能 3 年完成全部目标
大救星也飘了 大家上下一心 只要肯干 赶英超美也不是不可能嘛
在一片喜气洋洋中 突然有这么几个人 他想着今天大家能干 120% 明天大家肯定能干 140% 我定个 150% 不过分吧 另外的人看到 就想别人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我也定个 160% 一层一层往上报 大家都这么有积极性 总不至于打击吧 就宣传这个 宣传那个 一个比一个能吹… 最后终于有人发现吹的目标已经是大家都干不动了 那怎么办 积极性不能被打击 好日子的希望不能破灭 就一个瞒一个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地主资本家旧官僚不甘心失败,他们拉拢腐蚀部分想当官做老爷的干部,放卫星,浮夸风,扛着红旗反红旗。其实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重搞人剥削人的那一套。
《毛泽东选集》只编了五卷,止于 1957 年,之后的时间他说了什么,大家不知道。
毛也有一个类似 “起居注” 的东西,记录他说的话、做的事,这个东西公开了,起因就能弄清了。
我的年龄小,没有经历过,但是听经历过温铁军教授讲述过,我十分赞同,下面就简单的复述一下温的观点
1:故事的起因。50 年在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是冷战后双方一次大规模的,高强度的冲突。在战争年代,苏联是不计代价地援助中国,坦克的生产线直接从德国拆掉搬过来,手把手地教学一五计划。而我们,在 49 年十月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地立国,到了 52 年,已经能生产苏联坦克底盘了,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开局就有完美的重工业
2:故事的发展。好景不长,东欧的一系列事件,不仅东欧的加盟国十分愤怒,中国也万分警惕。然而俄国人天生不擅长说服工作,一副老子党做派。两国关系逐渐僵化。在此期间有一系列地针锋相对的事情:我们收回了特区(租界),东北的铁路,苏联在远东最后一个不冻港和出海口就没了。(了解俄国历史的人,就会明白俄国是多么渴望一个不冻港)二五计划作废,炮击金门事件(没有提前打招呼),以及一系列的批评与斗争。
3:故事的高潮。苏联撤回专家,中断了定点教学和援助。搞过工程的都知道,工程搞了一半,资金和专家撤了,这多半就是烂尾楼了。重工业尤其如此,这能怎么办,只能硬撑着。中央号召地方自己搞工业,一搞就搞出来一个大跃进,放卫星。中央只能不断降温,也不能把项目撤了——这是你放手让地方干的啊!
4: 故事的结尾。没了外援,瞎干了两年,财政就见底了,这个时候就干不下去了。伟人挥一挥巨手,上山下乡开始了,终于不用财政也能保住吃饭了。
5: 故事的总结。苏联的钢铁同志以冷酷著称,处死了大量的官僚。但是整体官僚并不憎恨他。因为他给了官僚一个明确的指标,完成指标,就能升官。所以官僚就拼命刷指标,甚至后期能刷出乌克兰饥荒出来
起因是 1957 年 11 月的莫斯科会议,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会上,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要用 15 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则提出 15 年超过英国。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批评经济工作中的 “右倾保守” 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后面层层加码,由 15 年缩短到 2 年,提出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
1958 年 8 月 17 日,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
最后列一下历年实际钢铁产量(万吨)
1950 61
1951 90
1952 135
1953 177
1954 223
1955 285
1956 447
1957 535
1958 800
1959 1122
1960 1351
1961 870
1962 667
1963 762
1964 964
1965 1223
1966 1532
1967 1029
1968 904
1969 1333
1970 1779
违法成本太低。那些虚报产量的干部,有几个蹲监狱了?
其实这跟股市里炒垃圾股,跟风盘一样,值得研究一下。
他们一开始都不信,结果信的人多了,也就信了。
其实初心很好,只是违背了规律。
和指鹿为马是一个思路,服从性测试而已。
把不听话的揪出来干掉,只剩下肯听话的,假的也就成真了。
上学时候也不懂为什么简简单单的道理全国那么多人都不懂,怎么可能肥猪赛大象、亩产过万斤。后来长大了才明白皇帝的新衣一点不假,原因也很简单,特定时期的局限性就是这样,你不相信 a 那你一定就是 b、你敢质疑 c 那你一定就是 d,你不跟着表演和看表演就是一种罪,也许再过几十年人们看我们现在发生的事也会问:这些人好奇怪、好搞笑啊。
很久之前有人讲过苏修的官僚作风是怎样的
你要搞土改,我就杀富农;你要反右派,我就扩大化;你搞大跃进,我就搞浮夸;你要自力更生,我就造不如买;你整走资派,我就整基层;你要文斗,我就武斗;你要除旧思想,我就砸文物;你要斗私批修,我就整知识分子;你不让我官好过,我就挑拨民众斗民众!表面上比你还革命,把你的路线推向极端。
放纵,比较几个运动的特点,一开始都是放纵。要反反冒进,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都喜欢说好话听好话。。。还有就是捧场心理,拍马屁一般没人去当面戳穿。。。又畏惧被处罚能混一天混一天,能挡一时是一时。
威权社会是这个样子的
1958 年教员一句 “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回绝了苏联送来的惊喜。
早在之前他就提出了要改出全盘苏化。
然后,苏联撤资。这样以靠苏联投资以军重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就搞不下去了,而这时候中国整个上层建筑包括军队都已经全盘苏化。更别说整个工业体系了。
为了维持经济发展自 1958 年开始,中央开始大量下放权力,甚至 “在十几天的时间内绝大部分中央企业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 1957 年的 29.0% 骤然上升到 55.7%。
温铁军说过依附是有依附红利的,而这个红利是能让上层建筑的利益集团去尽力维护住的。这种依附体系的惯性是十分巨大的,是很难轻易去改变他的。
当 58 年中央权力下放,地方财政支出又高达 55.7%,这些利益集团为了让已经成熟的依附体系维持下去,自然会让经济数据好看,保持工业农业持续增长的繁荣假象,才能继续享受这个依附体系下国内资本红利。
依附集团的部分官僚体系自然也会下沉到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和工厂,那样才能上下口径一致的放卫星,才能保持依附体系运转下去。
也难怪教员在 60 年看见 “鞍钢宪法” 时会那么兴奋。
另外,这种虚假繁荣也符合了废苏派的心理,似乎这种繁荣能够证明没了苏联我们照样也能行。
表象:放卫星浮夸风;
实质:中层政治投机 + 把持信息渠道 + 尾大不掉
小结:狼群里混入了哈士奇,而且混到了中高层——蛇盾局
对策:重建信息渠道,定点清除二哈,洗牌
大跃进时期,喊出口号赶英超美,放卫星浮夸风也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一方面在当时国家刚刚恢复生产,社会从战乱恢复秩序,大家对未来有美好的期盼,看到生产恢复后生活逐渐开始改善,希望能够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部分决策者当时错误估计了生产力,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导致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造假情况普遍出现。这是那个时期特有的一个情况,有一些可能不是很适合现在提起。
修养。
此时此刻,你提彼时彼刻,是什么用心??
喔我又不傻
还会中了你的阳谋
为要 3 额
我不管起因是什么,把这笔历史账算在教员头上纯属非蠢即坏。
学者走上讲台,不慌不忙的说,开讲之前我先提 2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一个人跑到礼堂里宣布他的地亩产 10 万斤,相信的同学请举手,没有一个大学生举手,学者又说,现在一个人跑到礼堂里宣布他的地亩产 1 万斤,相信的请举手,举手的寥寥无几,最后学者慢悠悠地说,现在一个人跑到礼堂里宣布他的地亩产 1 千斤,相信的请举手,在座的齐刷刷的举起了手。学者微笑点头,和颜悦色的说:第二个问题;认为自己比教员还聪明,比教员还有知识,比教员还有才能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学者突然愤怒地大声说,既然在座的都不相信亩产 10 万斤。难道比你们聪明,比你们还有知识,比你们还有才能的毛主席会相信吗。看来不是毛泽东是傻瓜,就是在座的是傻瓜。(在座的毫不怀疑的相信了这个关于教员的奇闻不是傻瓜吗。)
学者环顾四周说,我看同学们身体单薄,今天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口号,从今天开始,同学们努力锻炼身体,争取早日实现身体素质的大跃进。拥护的请举手。同学们齐刷刷的举起手。
面对此景学者却不无担心地说,也许明天就有一个同学会向同学们宣布:通过一天锻炼,他已经能举起 1 万斤了,你们不信吗。他会说:昨天来讲学的那个学者已经相信了。事情也许更糟,后天另一个同学从早上跑到晚上,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最后累死了。是不是该有我负责呢?因为是我提出了同学们努力锻炼身体,争取早日实现身体素质的大跃进的号召啊。在场同学面面相觑,一时语塞。学者讲完课步出大礼堂,痛心的说,但愿我不是在给傻瓜上课。
教员对吴老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当时吴老虽然听到了教员的话,但被当年关于 “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 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致使后来他牵头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上也随了大流。
其实当年有许多同志都和吴老一样,没有及时听取教员的建议,以至于吹出了 “亩产万斤” 的笑话。
钱学森的这个 “错误” 无损他的伟大——驳李锐对毛主席和钱学森的诋毁神像要塌了:说说反毛精英为何造神陈寅恪原济南一公社书记为毛主席正名:“亩产千斤” 他都老怀疑
说到底,是因为钱学森与陈寅恪,现在已不再是两位 “个人”;他们已成为从“旧社会” 转到 “新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两类不同表现的“典型”:
前一种,彻底改造原有的世界观,能真正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立场转到工农大众的立场上来,他们已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钱学森就是他们的代表(包括邓稼先等);
后一种,不愿改变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原先的固有立场,陈寅恪就是他们的代表,并最终成了公知二鬼子的偶像。
钱学森由于亲身感受过美帝国主义的迫害,彻底看透了西方资产阶级的 “民主”、“自由” 和所谓 “人道”、“人权” 的虚伪性,回国以后,决心投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怀抱,实心实意地为改变祖国落后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战。他不仅努力工作,为中国的科技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更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自觉地把自己从 “精神贵族” 地位,主动下降为普通的工农劳动群众的一员。
同钱学森相反,陈寅恪不愿改变自己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不愿接受马列毛思想;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工农劳动大众,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劳动人民 “坐天下” 的现实。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真正的 “独立精神” 与“自由思想”?没有!
陈寅恪的所谓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过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 “自我幻觉” 罢了!
把一个为在历经百年苦难 “站立起来” 的新中国服务、并作出巨大贡献的 “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贬斥为“丧家之犬”;反把一个对留恋旧剥削制度,不愿跟随时代前进的陈寅恪奉为今天的“文化偶像”、“民族魂”,如此评价历史人物公正吗?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就是当今右派精英、公知二鬼子们的真实嘴脸。
很熟悉的词,层层加码。
你要说内卷也行。
反正就是,你说了 1,我就得说 2,要不然就被比下去了,面子不好看。
面子很重要么?很重要,面子≈在某人大脑皮层里的印象,,你说重不重要?
这有点像,酒局上,有的人就是又唱歌又跳舞,让人鸡皮疙瘩一身的吹捧。
他自己真的不懂审美么?懂得很,但是为什么这么做?我的一位前辈对我说:这种事,谁会说不好呢?
所以,就这么层层加卷下去,你说不好,你就是 1450.
症结在哪里呢?在于,这是一个只有正向激励的系统,没有任何反馈。
市场上的企业也存在这种卷,人性的弱点嘛。但是市场会给反馈,东西不行,吹的再牛都没用。
但是那个系统没反馈,好不好都得接着,,不接着你就是。。。。
我相信科学,传统科学是从观察开始的,然后是总结规律。我相信人文科学也是一样的。对历史了解的应该清楚:有意或者无意的欺上瞒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这就被总结出来了,并写了一篇经典著作,邹忌讽齐王纳谏!浮夸风的出现本质是欺上瞒下,当然对于这种有违常识的玩意上层肯定知道有问题,但问题到底有多大,那就两眼一抹黑了,进而导致决策延误。所以一个国家至少有三条获取同一信息的互不关联的渠道,方便对照判断真实性。
起因就在于人性,人类恐慌听到坏消息,喜欢好消息。领导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会议室整个尬住。所以,你能报坏消息吗?除非天生杠精。
别说是别人,我自己的项目组现在也是这个情况,我们把汽车项目性能研发周期直接缩短到半年,然后还有各种优化目标,直接疯了。项目组内部矛盾频频,全部没有休息时间,疯魔状态一般。最关键领导也很激情,还有疫情,我每天甚至能干到 2 点。
虽然目前情况还算问题不大,可是不知后续。
把党员把红军用之如泥沙
一个党员送出去换 10 个还乡团前来归顺
保乌纱帽
过度郑智化的时期,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当让郑智正确凌驾于科学和客观规律之上,就必然酿成悲剧。
为了得宠,大家拼命显示自己的孝心。
本质是管理问题和规范问题,就是所谓的够不够灵活
基于这个问题的直接体现就是扩大化,极端化。
往后引申就是想反对一件事情的最好方法不是反对,而是用极端迎合的方法使其污名化。具体实例嘛、、、、
如果一个政策不具备被执行的可行性,或者定下了超出现实能力的目标,那么官僚系统自然要通过弄虚作假等手段维护自己的位置,政策的制定者也要背负同等责任。
不要说什么上面是好的,都是下面执行坏了,这么大的事情,下面执行出问题好几年上面才反应过来,上面是智商不行还是几年不看报纸?
别给我整什么辩证法,按需辩证谁不会啊,整得像个人嘴里一套一套的。
浮夸风就是:我不能说,说了就进去了。人人都这么想,部分管理人员例如某管家真的让你进去。这不就是浮夸风的问题吗,你亲身经历的就是当时发生的
秦制对上负责的体制问题罢了
不过搞秦制苏联要负不少责任,要不是天天害怕苏联人南下,估计会好很多
缺乏竞争,其直接结果就是对上而不对下负责 。但凡每人手里都有核子发射器,你看看还谁敢放卫星?
只唯上,不唯实!官帽子在谁手里就对谁负责呗!
上海防疫的总总问题都是北京中央政策指导的问题吗?
脱离群众和形式主义
因为真正执行群众路线的只有一个孤勇者,其他人要么疑惑,要么愚笨,要么搞乱孤勇者路线,最后掀起这个歪风。捣乱的人后来被孤勇者整治收敛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活着。后来孤勇者从下而上得方式失败后,孤勇者就彻底成了背锅侠。直到现在,这场斗争都在继续持续着。现在的网络上关于怀念孤勇者得帖子等等只是意识觉醒的一个表现。
某先进个人一年盖章七亿次,然后道歉了。
有的时候能叫停,有的时候不能。
指鹿为马
看看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在不能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下面的人通常喜欢把事情搞黄,这种事情还干了 2 次。
部分领导者对生产力的错误估计(或许几乎不了解),再加上对激励口号的极度痴迷,还有对体制盲目自信
是谁给那些搞浮夸风饿死无数百姓的狗官平反,想想和提出浮夸风共产风的政策的难道不是一波人,还栽赃陷害教员,教员是农民的孩子,他会提出亩产万斤,肥猪赛大象口号?某些人一刀切从不从实际出发,功劳是大家的,犯了错全怪一个人,好意思?
因为你是个人。
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
当政治氛围是那样一种极端的情况,理性的选择就是领导要求 8 分,你就要做到 10 分,A 做到 10 分,你就务必追求做到 12 分
如果 A 做到 10 分,你实在做不到 12 分, 也要假装做到 12 分
你假装做到了 12 分,C 就被迫假装做到了 14 分
然后 DEFG….. 再到 A 到你到 C,大家必须你追我赶,标准就向 100 靠去了
你比领导要求的做得更多,比竞争者做得更多,有可能被领导赏识
有人问,做得那么夸张,被发现了咋办呢?法不责众嘛,出发点是好的,工作方法出了问题而已,而且方向是领导定的。
你去查查历史,放卫星搞出事后除了一两个被抓典型的倒霉蛋,大家不都好着呢。那一两个倒霉蛋相比某些政治运动中站位有问题的人那也是好太多了
那如果领导要求做到 8,你只做到 6 或者 7,会发生什么呢?
那就是政治站位问题了,事关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的判断了,能不能进步,这可是很重要的。在极端的政治氛围下,甚至是敌我问题,事关生死,所以没有人胆敢做到 6 或 7,都往 10 以上做。然后就有了上面的循环
当所有人都声称做到了 100,领导的预期也会往 100 靠,再一轮的博弈中,大家就会从 100 出发,假装往 1000 去做,直到整个泡沫被现实无情地戳破。。。
戳破这个泡沫的人什么下场大家也都知道了。
主要是 tg 一向以搞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凡是搞运动,就会激进。但是粮食又不是革命,他又不是你说增加就增加。所以只能吹牛。
主要是思路问题。长期搞运动。
应该说,是革命的后遗症。
但是太祖却认为,是搞运动没搞透彻所以才失败,于是又开始大规模搞群众运动。
这种思路,tg. 一直到这个世纪才改过来。
《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毛开篇就说,“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也就是说
①毛不是 “上级”。
②毛的想法与 “上级” 有差异
③自己去看完整文章吧。
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当时的国际背景
苏联不援助了,但是已经上马的所有的项目,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工业人员,不能就地转业,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愿意卖你工农产品。
你也没外汇储备。
咋办?
有人说,有且只有一个办法,把农民手中除了口粮全部收上来,到国际市场高价格换必要的工业品。
度过了这两三年,让我们的工厂能生产基本工业品后,就能度过艰难的日子。
你作为董事长,你会不会支持(默许)这个方法。
看看毛选吧。就怕不看书的人,中国人不看共产党宣言,不看毛选,还能叫中国人吗?看完回来再看你提的问题,你会有自己的答案。自己费力找到的解答会刻骨铭心的,至于别人的,谁知道他们代表哪一层人。倒是你自己解读后倒是能选择和那一拨人为伍。
甲方一手包:你们组做这个项目。一个月时间。
外包负责:好,马上发外包,要 20 天能完成的工作室。
一手包:好,马上转,找 15 天能完成的。
二手包:明白,找 10 天能完成的。
三手包……
四手包……
我:什么?5 天完成?那就只能什么时间什么质量了。
外包负责:这什么玩意质量,算了,只能靠嘴了。
有人故意把彭老总和教员对立起来,事实上教员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就是反左,彭老总的万言书内容也是反左,他们俩人的立场是一致的。
所以彭老总被打倒根本不是因为什么万言书惹怒了教员!你们自己去查查当时给彭老总定的性质,和左不左的有个屁关系,我只能说彭老总被打倒是他自己的问题。
指鹿为马的典故听过吗?
太阳下没有新鲜事~
我认为 当时保证人民生产积极性比吹那点牛批重要
起因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起始点是各类劳动竞赛,生产竞赛,科研竞赛,打擂台等活动。
最初生产一线和基层群众开展这样的活动,对促进生产提高群众的干劲,加快社会进步和经济科技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随着新闻媒体的介入,就慢慢的变味了,理由是是,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被打消,
新闻人不讲武德,再有各地领导的介入,随后愈演愈烈,直到无法收拾!
媚上
根本原因很简单,7 个字: 中苏交恶,还外债
放卫星,浮夸风是特殊国情下的特殊手段,是表不是里!几乎所有人都被表象所迷惑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你小时候作业没写完但还是要骗你父母写完了的目的是什么?
最近炼丹的一些小心得:
什么样的目标函数设计,就会得到什么样的训练过程和输出结果。
同时又知道设计目标函数的出发点总是好的,都是下面的 GPU 计算出了问题。
英伟达,你坏事做尽
林教授回答过这个问题:上对下,高指标的压力;下对上,争取先进(邀宠)的动力,共同造成的。
是领导干部为了升迁而内卷,按《中县干部》的定义,叫做 “政治锦标赛”。
假设这样一个情况:中央定调今年将粮食增产作为最重要任务,做得好奖,做不好惩。
村干部在乡镇大会上,发现其他人都虚报了 2 倍,自己说实话就是能力差,升迁无望,所以只能一起虚报,同理,乡镇干部向市县干部虚报 2 倍,市县干部向省里虚报 2 倍,省里向北京虚报 2 倍。
然后北京按这个放卫星的数据制定公粮指标,省干部认为,要多征收 2 倍,超额完成目标,才更有升迁希望。同理,市县干部也要多征收 2 倍,到乡镇干部又多征 2 倍。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激进的工业化,是为了应对内忧外患,为了尽早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在激进的工业化过程中,打着工业化政治正确的大旗,做明显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是为了争权夺利,结党营私。
这就是所谓的大跃进。
如果保守工业化,是政治正确,就会有人打着保守工业化的大旗,做明显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事。
如果去工业化,是大政方针,政治正确,就会有人打着去工业化的大旗,做明显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事。
门户私计,历来如此。不是激进的工业化如何如何。任何大政方针,能提出来,就肯定是伟光正的,肯定代表了正义的。不伟光正哪敢大张旗鼓的宣传呢?但是践行的胆子没有,借着大旗挣钱的胆子还是有的。
吃下了糖衣炮弹,哪能没有副作用
务实变成了务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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