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15 岁高中生做了 15 年公益,获「新时代好少年」金奖这一宣传?
知乎用户 曹小灵 发表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混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时候,搞了一个现在看起来非常有互联网思维的东西,叫时间银行。 虽然完全是为了完成每个月四个活动的 KPI,但是我一直坚信的是走过场,也要走出 T 台的轰轰烈烈感。 那时候志愿者热潮 …
了解到两个真实故事,很是有些触动。
有一位小朋友,小宇,2017年6月出生,还没满月就被诊断为重度贫血,到一岁半双腿肌肉大面积萎缩,发育停止,无法站立。
辗转湖南耒阳、广东东莞、深圳多家医院,被确诊为一种罕见病“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可是,定期输血加上两年激素和化疗药物,无效,接下来,就只能进行骨髓移植了。
两三岁的孩子,血检两百多次。免疫力每况愈下,发烧、感冒、咳嗽、气喘、肺炎……这个打工家庭,花了几十万元。
2020年12月4日,他们又带孩子来到东莞市儿童医院,儿童康复科主任刘自强医生结合过往报告,根据孩子眼球震颤、舌肌震颤、四肢无力的表现,进行基因检测,发现一个基因SLC52A2的可疑变异,推测是这种变异导致“进行性桥延性麻痹综合征”——一种由核黄素代谢引起的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中国国内,从未出现过这种病例。国外也只报告过两例。
这是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基于国外病例经验,医生给孩子开了5天维生素B2,孩子呼吸有力了,又开了7天维生素B2……一个月后,孩子的红细胞指数上升了,后来,贫血消失了,再后来,孩子站起来了。
这个过程,吃了3个多月总计近300片维生素B2,每片0.39元,花费不到120元。
小宇终身都得吃维生素B2,幸运的是,维生素B2便宜。
阳光,照进了这个在罕见病泥潭中挣扎的底层家庭,令人不禁为之击掌:确诊一个罕见病是多么困难,外部病例信息是多么重要。
这个故事来自《广州日报》。另一个两三岁孩子的故事,来自昨天的《八点健闻》:
2019年6月6日,徐伟的儿子诞生,起名徐灏洋。一开始,与普通婴儿无异。不料,6个月时,孩子明显落后于同龄生长标准,头抬不稳,也不会趴着和翻身。9个月时,检测出Menkes综合症(简称Menkes)。这是一种铜缺乏疾病,会让孩子全身肌肉萎缩,只剩下一层皮裹着,还会产生脑瘫、痴呆……
这是云南全省第一例Menkes,医生查了半天资料,说:没法治。
徐伟带着孩子来到北京找专家,得知多数这种孩子的生命停止在三岁之前。
怎么办呢?国内没办法,在国际上,Menkes的对症治疗常使用补充组氨酸铜的方法,这种简单的化合物通常以院内制剂的形式存在。于是,国内家长的常见选择是,去美国(或台湾地区)的医院拿药。但是,好巧不巧,新冠疫情来了,境外就医拿药的渠道也就断了。
会不会有企业愿意生产呢?徐伟到药企跑了一圈确认了:药企不愿意生产这种“孤儿药”,即便愿意,也得几年之后才能上市。
疾病已经直接影响了孩子大脑发育,而3岁之前正是大脑发育黄金期。徐琢磨来琢磨去,发现自己已经等不起了——孩子不仅应该活下来,还应该有公平地感知世界的权利。
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制药。
这位只有高中学历、没有任何医药背景的父亲,先在一个共享实验室里合成了组氨酸铜,然后依样画葫芦去购置设备,在家里搭起了一个实验室。几个月后,真的做出了“组氨酸铜”。然后,亲身试药。
成了!
徐伟用杂物间改建的简易实验室(“八点健闻”陈鑫摄)
孩子用上药后,血清和铜蓝蛋白恢复正常,但脑电波依然异常,因为组氨酸铜携带的铜离子很难穿透血脑屏障,无法输送给大脑区域。也就是说,药虽然制成功了,但还无法让孩子大脑正常发育。
怎么办呢?国外发布的Menkes研究结果说,还需要“伊利司莫铜”。
这种药制作难度更大,但徐伟继续开干,从国外购进助溶剂、伊利司莫铜化合物后,根据国外论文,制出“伊利司莫铜”。一瓶瓶,橙棕色,有亮光。然后又亲身试药。这一次,鼓起了一个几天都消不下去的包,不得不改为静脉注射。
两种药给孩子同时使用,3个月后,孩子脑电图也恢复了正常。
徐伟冰箱里存放着自制组氨酸铜(蓝色)、伊利司莫铜(棕色)。(图自徐伟本人)
这时,孩子仍然存在健康问题。但,如此疯狂的徐伟,亲手创造出如此惊人的奇迹,不能不让我感觉到父爱的伟大与潜能。
这两个“奇迹”背后,是罕见病病人:瓷娃娃、熊猫宝宝、月亮孩子、蝴蝶宝贝、渐冻人……
罕见病又称“孤儿病”,指那些患病率极低的病种。在《中国罕见病定义研究报告2021》中,将罕见病定义为“新生儿发病率小于1/万、患病率小于1/万、患病人数小于14万的疾病”。
可叹,再低的比例,在中国庞大人口面前,都会形成一个数字庞大的群体。据世卫组织统计,中国已知罕见病约1400余种,罕见病患者约2000万人,其中近半数为儿童患者。有些统计说总数超过2300万人。
这接近于超级城市上海的人口规模。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庞大群体如同不存在一般,游离于大众注意力之外。
一万个人里的万分之一,对于那一个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他们做错了什么呢?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人生就栽进了泥潭。
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成员朱坤说,目前中国仍有17种罕见病的患者面临“境外有药、境内无药”的困境。
为什么徐伟不得不自己组装实验室制药,变身“疯狂老爸”?因为,叠加疫情因素之后,“找药”变得难上加难又时不我待了。
一方面是找不到药,一方面是吃不起药。问题怎么解决呢?
人们需要“药神”。两千多万患者,不是每个患者的爸爸都像徐伟一样可以自己亲自动手,自己做药。制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真正的难点在哪里呢?罕见病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是小众难题。而恰恰越是这种小众的问题,越是需要大众的社会协同。在每一个环节上,每一个可能帮助的力量都很小很小,但要让这些很小的力量相互协同起来,连接起来,难度就很大,成本也极高。
“黄老师,你可以关注一个组织:全球找药联盟。”一位正在做公益项目的朋友向我介绍说。
原来,阿里健康(属于阿里巴巴集团)有一位运营专家,叫做亭净。她曾经是医生,后来又是药品研发人员,运营中,她发现,每年都能收到很多找药信息,尤其是从后台搜索词可以觉察到罕见病人的需求多么迫切、多元。“我身边就是中国最大的线上医疗平台,可以做很多事啊。”于是,2017年,发起公益活动“全球找药联盟”,帮助病人全球找药,三四年下来,每年援助人数达到5000-6000人。
新冠疫情发生后不久,她和同事一起推出“免费线上问诊平台”——招募全国医疗专家,分流线下医院的压力。几天后,全国就有超过200万人因得到在线问诊,避免了在医院可能的交叉感染。但她仍然注意到:许多病人来问诊本质还是通过医生找药,运营同事们的人工帮助顾不上来,于是,程序员们用三天时间开发出了一款小型程序“找药精灵”:患者在阿里健康完成缺药登记,信息就"跳进"商家群,由全国各地的药商主动认领。
疫情期间,在物流无法打通的地方,由志愿者去完成中转和“最后一公里”。一名叫夕木的志愿者就用私家车给超过1000名断药病人送过药。其中包括罕见病病人。
在本月的9月1日,支付宝APP新上线了一个“患者援助”小程序,这是亭净的同事森川负责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找药联盟的升级版,专攻罕见病。这个程序页面分为两部分 :慈善药品专区(可供申请)、罕见病药品专区(可供找药)。
可以感觉到这个公益项目逐渐培育、自然生长的过程,就像一片渐次拔节的竹林。也许我们健康的普通人不会觉得,但对于罕见病病人来说,出现这样的平台,就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全球找药联盟”的日常工作对话,很琐碎
另一个问题比较敏感也棘手:钱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变得很夸张。今天,我联系了由库欣综合征患者及其家属发起的罕见病民间公益组织“皮质醇增多症联盟”。这种病目前在全国有近一千名患者,其中一些可以到泰国购买便宜的“酮康唑”,但有些患者要吃其他药,比如只有美国有的Isturisa,一周用量20粒,药房价格2100美元,一年下来病友花费的中位数在70万元左右。一位发起人对我感慨说:“吃一年,一些家庭还能扛一扛,但终身这么吃,很多家庭就扛不住了。”
“找药联盟”的人员介绍说,阿里网商银行团队有一个叫做培培的女孩挺有想法。她是公司内部“罕友爱幸福团”团长,也是新任阿里公益委员。接下来还有一个设想:利用阿里的电商平台和设计师资源,直接开发一个公益网店,开发一些爆款产品,结合双十一公益宝贝专栏,让定向资金流向定向人员。“我们正在设计一款罕友盲盒,销售目标是一万个。”
这是尽量利用平台资源给予经济帮助。
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发现并确诊(就像小宇)、能否找到药(就像徐伟父子)、能否用得起药,这是罕见病病人要翻过的三大高山。我注意到不少普通人在自身工作之余,本着一颗公益心默默去帮助那些“少数人”,努力****让罕见被看见,虽然每个人不一定能做很震撼人心的“大事”,但越来越多的“微薄之力”在向各平台聚集,最后可以帮助到那些罕见病患者些许。
看到徐伟的故事后,亭净感慨道:“想起那些年整理TB上各种关键词买9291原料药的数据……人间值得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的是太难了。”回望过去的找药经历,她常常觉得,个人的努力在面对汹涌的需求时,仍然是那么有限。
世界对有些人来说,非常陡峭,如果,这个人扶上一把,那个人垫上一块砖,就会好走不少。徐伟式的父爱、小宇式的峰回路转,以及陌生人的援手,惟愿罕见病患者家庭得到更多暖心的美好。
202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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