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应该下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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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西门一带的里弄 / 图源：南华早报

4月30日，一篇《上海一名机关干部自述：十几年来第一次下基层，居委原来在干这些事》在网上爆红，但随即就被删了，继而连作者也被骂到注销微博账号，因为无数人都在指责文中的语气完全“脱离群众”。

“呦呦鹿鸣”说，“还没有看完，我就感觉到了胃部不适”，痛斥这是“不自知的荒谬”：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是说了几十年的事吗？一个区政府的普通机关干部，十几年来不“下”基层，终于“下”这么一次，竟然成了典型，成了模范，大受追捧，还成了新闻点？干部自觉骄傲，记者感觉共情发现闪光，而主编竟然也深以为然，堂而皇之地发表？  

这十几年，都在天上飘着？都把自己当神仙了？

他对这位“下沉”到基层社区的干部猛烈抨击，讽刺她的同侪平日里“俯瞰众生”，“为了贴近群众，我先脱离群众”，但别忘了你们自己就是“群众”，还说什么“下沉”，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想想自己来自哪里吧”。

这样的视角、语言很能激起普通百姓的共鸣，因为这符合我们一种朴素的直觉：当官的不知民间疾苦，不骂还能怎样？

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很多事有着极其复杂的因果链条，往往是反直觉的——你下意识认为对的，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他那篇雄文的标题，其实完全可以反过来送给他自己：他对自己立论的荒谬，看来也是全然不自知的。

这么说可能让人有点不舒服：那位干部十几年来第一次知道居委会在干什么，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呦呦鹿鸣”自己也说了，她原本是区机管区的，在春申文化广场管理中心监管物业，日常工作是统筹安排会议室，承接各委办局的大型活动及展览。居委会的工作和她的日常工作完全无关，你让她怎么知道？

讽刺的是，想当然以为这位干部应该了解居委会工作，这才隐含着对基层的轻视，因为那潜台词是：居委会的活都很简单（“这样的工作，随便一个志愿者都能完成”），简直都不值一提——“就做这么一点事，竟然也值得浓墨重彩、大吹大擂？”

这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问题，而是分工不同，就像居委会主任也没法了解她监管物业的日常工作。别说原本就是不同的领域，就算是同一个组织内部，不同岗位的活，仓促之间调换，也是做不好的。

到了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这是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就算是同一个组织内部的上下级之间也一样。我以前的老板，一路摸爬滚打30年才做到高层，无疑是极为精明的职场精英，但这些年新问题、新知识、新领域不断涌现，她又精力有限，要说能像第一线的下属那样了解最前沿的操作细节，殆无可能。

那么，如果有一个老板能了解所有这些细节，难道不是好事？抱歉，这真的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事。这样的老板确实好学，精力极其充沛，但麻烦的是，他们也会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很难克制住自己抓大放小，因为他们自认比你更懂。

我参加过一次管理培训，听讲师说起这样一个现象：中国人有着牢不可破的“学而优则仕”理念，却意识不到管理也是需要学习的复杂技能。他曾问一家保险公司的金牌销售，如有机会，是否愿意做管理层，结果不出意外，十个人里九个都说愿意。但他说，其实金牌销售往往管不好团队，为什么？因为他会比别人更坚信自己那一套才是对的，这就无法容忍不同做法的下属。

另一位高层就很聪明，她被任命为集团一家数字营销公司的老板，虽然自己就是做广告出身，但她对下属明白宣示：这些最新的前沿细节，“你们比我更懂”，她从来不会不懂装懂地干预细枝末节的事，而是识人用人，放手让他们去做事。

为什么要说这些？我是想强调：管理一个现代大都市，仅凭一点直觉是不够的，甚至很可能适得其反。问题并不是干部下基层做得怎么样，而是他们本来就不应该下基层——他们真正应该做、也能做好的，是自己的本职。

如果还不能理解这一点，那试想一下我们过往走过的弯路：当年1000多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带来了什么？他们是有知识技能和城市生活经验的人才，但到了乡村，论种地恐怕还比不过本地农民。且不说这荒废了无数人的青春，更是人力资源的错配和极大浪费，用邓当年的话说，“国家花了三百亿，换来三个不满意”。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你想想，如果干部都要下基层，他们本职工作被打断也就罢了，还意味着建立一套“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管控体系。那位下沉的干部对居委会工作的生疏，正可见上海原本默认的状态是不要求事事亲力亲为，但那种铺天盖地“脱离群众”的指责，则意味着很多人还是本能地希望一个垂直体系把什么都管起来。

本来，在社会复杂化之后，演进的方向应该是小政府，不同行业乃至组织内部的不同单元细化分工、相互配合，政府搭建平台，提供公平的环境就可以了。管理者不可能什么都管，还自以为什么都能懂，那样不仅会累死，还吃力不讨好，更糟的是，基层自治空间也会遭到挤压——本来你的上级也没管你，现在他觉得也有必要指导一下你的工作。

这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意味着，在郡县制之下生活了两千年的中国人，更偏好直接统治。然而，我们这个国家其实是个特例：在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的绝大部分社会，采取的都是间接统治，掌权者通过对自治的实体的管理，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对一个复杂多样社会的统治。

英国的克罗默公爵对此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们不统治埃及，我们统治埃及的统治者。”就连苏联，也有社会学家发现，它其实充分利用了“控股公司的原则”，最终比直接统治更有利于其目标的实现，因为“在一个有许多子公司的母公司中持51%股份，其51%的股份会使帝国缔造者拥有更为有效的控制力”。

什么都想直接管控，这即便可能，也会造成社会活力的丧失，而成本将高得惊人，因为那意味着要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最终我们每个人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作为一个经常批判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呦呦鹿鸣”想来绝不乐于见到这一幕。平心而论，他原文也只是愤恨于“下沉”干部的姿态，但在不知不觉中，他显然也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理所当然的——对很多人来说，顺理成章的推论当然是重拾群众路线，折腾干部去做自己原本不擅长的事，最终强化基层组织。

很遗憾，那不是解决之道，而是一个事与愿违的陷阱。在此有必要铭记那句格言：“所有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都是由善意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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