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年护理医院疫情凸显医疗危机和防疫挑战
上海老年护理医院疫情凸显医疗危机和防疫挑战 记者:JOHN LIU, AMY CHANG CHIEN, 孟建国 2022年4月1日纽约时报 就在上海进行为期10天的分时段分区封控时,一场新冠病毒疫情正在重创一家面向老年人的医院,突显了官员们 …
上海老年护理医院新冠死亡病例的新细节揭示该市的不堪重负
记者:Wenxin Fan 华尔街日报2022年4月23日
上个月末,几十位外来家庭佣工和保姆在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排队等候工作机会,这份工作不需要经验或证书,只需要证明他们接种过Covid-19疫苗。
一个人说,她被一家职业介绍所告知,害怕疫情的人就别申请了。留下来并且得到工作的人,发现进入了一个混乱的医院。感染的医生和护士被关在隔离室里,住院者在感染后死亡,而新员工被要求从事通常由受过训练的工人完成的工作。
其中一位40多岁的妇女从事了这份工作不到一周,她说自己和另外三个人,在午夜时分把一具尸体抬到一个用作停尸房的房间。他们努力帮助一名资深的男性护理人员,将肿胀的女性尸体装进一个厚厚的黄色袋子里并移走。
她说数了数,房间里有半打尸体。
上海为了控制当前的病毒浪潮,几乎完全封锁了一个月,这是自两年前在武汉开始大流行以来,病毒袭击中国最严重的一次,自3月1日以来,上海报告了45万个Covid-19病例。
然而,数周以来,上海官员报告说整个城市没有死亡案例。4月18日,官员们终于开始公布死亡人数,现在说本周有36人死亡,大部分是老人。
华尔街日报对东海医院疫情的采访,为中国金融之都的痛苦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画面,截至4月6日,仅东海住院者就至少有40人死亡。根据十多个病人家属和卫生工作者的说法,微信消息和医院文件显示,这些死亡是在病毒在医院蔓延,导致数百名病人和工作人员患病后发生的。
这些经历让人对中国的统计数字产生了疑问,并暴露出疫情制策略的漏洞。
中国整体疫苗接种率很高,全国有88%的人接种了疫苗,但数以百万计的老人,包括东海的大多数住户,仍然没有接种疫苗。在上海,60岁及以上的人中只有62%接种了疫苗。80岁以上的人中,这一比例降到了微不足道的15%。
许多人对注射疫苗持怀疑态度,对国产新冠疫苗和各种疫苗都持怀疑态度,而其他人则认为,只要他们周围的人都接种了,就能起到保护作用。这使得他们对新冠基本上没有抵抗力,尽管奥米克戎的致命性比早期的病毒株要低。
香港老年居民的类似态度,导致了3月份的死亡大量发生,当时有7000名60岁以上的人死亡。
美国养老院在这一流行病开始时,也出现了大量感染和死亡,但是疫苗广泛使用后,加上感染者取得了一些免疫力,在最近奥米克戎浪潮中重症减少了。
相比之下,中国表示,其严格的疫情控制计划,包括频繁的强制测试和严格的封锁,是对最脆弱的那部分民众的最好保护。这些策略在以前是成功的,但在传染性很强的奥米克戎浪潮中变得不太有效。
中国对Covid采取零容忍的做法,即任何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及其密切接触者都必须进入隔离设施,这也使得像东海这样的医院,更有经验的工人被送入了隔离区,不得不寻找受训不足的工作人员。
最近中国开始大力推动老年人接种疫苗,包括通过提供现金奖励。虽然国产疫苗被证明不如西方制造的疫苗有效,但根据香港的数据,仍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保护。
在东海,感染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当局在没有征得许多家庭同意的情况下,就将许多居民转移到50公里外的一个拥挤的设施。根据东海医疗工作者和病人家属的微信群中的信息,医生警告医院官员,这样做会给脆弱的病人带来新的风险。
一些亲属好几天都找不到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其他人在其亲属去世后一天多才被告知,或者自己发现了真相。许多家庭说,根据健康状况,他们认为老年亲属的护理中断是死亡的最大原因。
华尔街日报看到的4月初发给一些家庭的慰问信中,东海护理院对一些“未接种疫苗且患有严重慢性病”的居民死亡表示道歉。
信中说,医院低估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在控制疫情方面也不专业,“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东海医院被称为上海最好的老年护理医院之一,由一家国有食品集团拥有,在市中心东南的大约十几栋低层建筑中,住着1900名居民,包括许多前国家公务员。
在2021年,这家护理院没有报告任何Covid-19感染,所有731名工作人员都接种了疫苗和加强针。1月下旬,医院进行了Covid应急演习,在模拟Covid暴露的30分钟内,暂时锁定了护理院,还在在官方博客中报告说,在两小时内进行了2000多次Covid测试。
卡尔·薛(Karl Xue,音)是上海本地一名室内设计师,他说在2月底去看望86岁的母亲时,一切都很顺利。他的母亲,一位喜欢在床上阅读剪报的前俄语翻译,在一位理疗师和连接在墙上的手杆的帮助下,沿着医院24号病房的走廊行走,她和其他几十位居民住在这里。
然而,3月6日,一名前来看望父亲的妇女在门口被拦住。她说被告知医院已经暂停探视,理由是上海出现了新的感染病例。
几天后,一名工作人员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医院官员开始封锁护理院,但是与1月份的演习不同,这次花了24小时以上。无法确定原因。
在封锁之后,3月13日,一辆巴士带走了与受感染员工接触过的员工,这是中国隔离任何可能接触到病毒的人的政策。这些员工从头到脚罩着蓝色的一次性头罩和袍子,由穿着白色防毒服的官员监督。
在离薛先生的母亲几栋楼远的7号病房,有病人感染了。由于那里有几个阳性病例,官员们几乎把大楼里的所有医务人员都转移到了隔离设施中。其他病房的护理人员被派来协助工作,但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多了。
与家人的沟通开始中断。一位亲属,7号病房一名妇女的女儿,说她在几天内给医院打了数百个电话,但没有一个人接听。
医院努力迅速引进替代的工作人员,包括外来的女佣和保姆。3月21日,十几名新聘人员抵达7号病房。每个人都被分配到走廊上的一张临时床睡觉,并需要照顾有六到十名居民。
留在工作岗位上的护士给他们服用中国政府批准的草药,以帮助预防Covid。
在一个星期内,这批新员工中除了三人之外,其他人都被感染了。其中一个健康的人,被留下来照顾多达20名居民。
另一名新员工说,她非常担心被感染,以至于在睡觉时还戴着口罩,与2020年武汉最初爆发Covid疫情时的许多医院工作人员一样,她在白天穿着尿布,以便在工作时不必脱掉防护装备。
她说,这些尿布有时会浸透她的裤子。
据死者家属援引目击者的话说,到3月29日,医院停尸房里有二十多具尸体。其中一名新招聘的护理员说,他的任务是为一名男性患者穿上衣服,这名患者在感染后死亡。另一名新来的护理员说,在他自己被感染之前,他连续三天处理尸体,而另一名护理员说,她看到半打灵车在晚上停在医院门口。
在薛先生母亲居住的24号病房,情况比其他病房要平静一些,这些病房已经开始将工作人员和病人转移到Covid隔离设施。
虽然家庭成员不能访问24号病房,但护士们仍在为住院者剪头发和指甲。他们向家属分享病人微笑的视频,同时向他们保证,他们会随时向他们通报任何进展。
薛先生现在不在上海,他向一名勤务人员确认他的母亲有足够的牛奶,而且她的助听器也没有问题。
勤务员告诉薛先生,她的工作量增加了,因为有几个同事已经离开去协助其他病房。她还抱怨说,薛先生的母亲相当倔强,不愿意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在3月28日薛先生和他母亲的微信交流中,她给他发了猫咪的表情包,并抱怨说走廊里安静得可怕,而且勤务人员现在给她洗脸的速度太快。
她告诉他,“我不放心”。
薛先生回复说,外面整个城市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几小时后,一名医生在24号病房的微信群里写道,薛先生的母亲虽然没有症状,但与其他18名病人一起被感染了,这个群里有病房里的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医生说,他需要得到家属的同意,将他们受感染的亲属转移到50公里外的周浦医院。他说,病房里的大多数护士都被感染了,他是唯一剩下的医生。
薛先生和其他受感染病人的亲属拒绝了,他们担心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3月29日,薛先生收到一条信息,说居民已经被转移,这是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命令,东海的管理人员必须服从。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让我们寻求同意?”医生在24号病房的微信群里写道。
根据聊天记录,家庭成员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关于东海居民在迁往周浦后遭受痛苦的信息。一些人说他们无法与父母取得联系,还有人警告说病人无法在混乱中生存。
一名护士在24号病房的聊天群里分享了一份医院的通知,说其他被迫呆在周浦入口大厅临时空间的东海居民,将很快被转移到一个住宅病房。
“条件与东海没有可比性,但至少有进步,”通知说。这位护士写道,“现在每家医院都是一团糟。”
薛先生说,当他试图通过微信联系母亲时,她没有回复。他担心她是否把助听器带到了新医院,想象着她没有助听器的恐惧。他试着给不同的病房打电话,但都没有找到她。
3月30日,一名护士接了电话。她在他母亲被送来的那个病房,说薛先生母亲在前一天晚上去世了。
4月1日,薛先生被正式通知他母亲的死亡,他被告知这与Covid无关,因为她的肺部没有任何症状。
当通知者说她可能死于突发性心力衰竭或可能是中风时,薛先生根据她以前的健康状况觉得很难相信,并要求进行尸检。他说,周浦和东海两家医院都说在疫情爆发期间不可能这样做。
当时,24号病房亲属的聊天群里已经沸腾了,大家都很愤怒。一个女儿得知她的母亲在被转移到周浦后突然需要一个喂食管,并要求知道原因。一些聊天组成员说,转院后,没有人给他们的父母提供控制高血压或糖尿病的药物。
在24号病房聊天组的一系列交流中,一名护士说,东海需要来自外部世界的医疗援助。她写道:“否则我们都会死”。
另一名护士建议通过一个政府管理的意见收集网站向中央政府发出呼吁。她说:“医务工作者和病人都是受害者”。
东海医院的24号病房仍有大约40名病人。一名护士被留下来照顾所有的病人。撤离两天后,即3月31日,一个由医生、护士和勤务人员组成的团队来到病房提供援助。
薛先生说,在他母亲去世三周后,东海仍未向他提供她最后几个小时的细节。他质疑她在转院期间是否得到了适当的照顾。
他说:“保持她的安全是东海的责任,即使压力来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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