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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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那篇《时代的一粒灰》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

因为离职当天还有不少事，写完收拾了一阵，就和同事去吃散伙饭了。等吃完回来，交接事务、整理文件，想起把链接也贴到豆瓣上去，结果后知后觉地发现，“连维舟都失业了”赫然已成了一个公共事件。

这么说的人可能不清楚，无论是我老板还是人事，都不知道我就是“维舟”，哪怕他们说不定也读过我的文章，所以从技术上说，我并不是“作为维舟而失业”的。这就像卡夫卡的写作，可能对他在保险公司的任职也没有什么帮助——很长时间以来，我倒是赞同他的想法：挣钱职业与写作应当绝对分开。

我本人其实对那篇并不怎么满意，不过个人事件在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其意味就完全不同了。在豆瓣的那条“广播”下面，不同立场的人激烈争吵，以至于在管理员干预之下，成了大型折叠现场的当代行为艺术——很遗憾，我还没来得及保存，这些讨论就被删得一干二净。连我自己发的一条，也被锁住发不出来，以图片形式发出来后，也被禁止回应，有人说“现在失业也不能说了”，有人则猜敏感的是“改革”，而我怀疑大概是“倒|逼|改|革”。

也有人（可能半开玩笑）说我带来了恐慌，制造了焦虑。如果是这样，那真的很遗憾，我自认那篇文章既不恐慌也不焦虑，事实上，我平静地接受了时代的这一粒灰。这种恐慌或焦虑情绪也不是我能制造的，只能说，我的处境恰巧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倒是有必要指出，“连维舟也失业了”是有双重意味的。对本已如履薄冰的上班族而言，这可能具有某种悲观的示范效应；但对已经失业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宽慰，好像这么一来，那自己失业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了——真的，我看到不止一个人这么说，有一位还加上了“哈哈（好像我不该幸灾乐祸）”。希望如果失业人数增多，到时还我一个公道，承认我的失败也给更多人带来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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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相信非常事件可以促使人自我改造（这一点上我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我也清楚地知道，那种弥漫的恐慌与焦虑情绪，意味着****很多人在意的，是面对非常事件时个体的脆弱性。

现代人有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处境：个体的自我认知总渴望突出独异性（“我是独特的、唯一的”），但在几乎任何正式组织中，却又没有人是真正不可替代的。事实上，越是制度完善的现代组织，越是如此，别说是像我这样，连我上面的中国区CEO、副总裁离职，对公司的日常运行看起来也没多大影响。如果一家公司“少了谁就不行了”，那才是有问题的。

我也是这一次才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是无法满足的，因为这与组织的要求本身就存在二律背反。**你非但不是不可替换的，甚至替换你也未必是因为你的能力表现、独特创造性（内在价值），有时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大。

去年底公司裁员25%，重灾区是三块：合并进来的团队、传统业务、广州团队。作中层干部裁员规划时，老板要求每组必须报1个总监、1个经理，我报不出来，我清楚他们的日常表现和能力，裁哪个都说不过去，势必大大动摇士气，老板说：“你不要紧张，现在只是人事估算成本，还没到真要裁的时候。”

影响一个人人生的事，有时就是老板冒出来的一个想法就左右了，他甚至或许都没和你说过几句话。当然，出于成本考虑，也许公司还更倾向于裁后入职的员工，因为这样赔得少，做了十多年的老员工，心底里也踏实一点。因此，这里有个奇特的正反馈效应：做得越久，越能做得更久。

但即便是这一点，甚至也是无法保证的。在业内有个流传已久的笑话：“不老的广告人”。据说意大利人常说“不死的中国人”，因为看到这些黄种人忙忙碌碌，却从未见到他们有人死去——其实只是好多人赚了钱就告老还乡了。“不老的广告人”也不是说他们永远年轻，而是说一拨拨都是年轻人在干活，而那些老去的，好像后来也不知道都去哪里了。

**这个机制就像一个不断需要新鲜血液的神灵，为了组织的生存，它像对待废弃物一样“用后即弃”。**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早就说过，事物被不断（并最好是快速地）消耗，这样才能不断消费、不断生产——这我早就知道，但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是指物品的消费，现在发现，其实组织对人力的使用也是同样的逻辑。

有些人或许别无选择，但有些人是真心认同这一逻辑的。昨天在豆瓣上，就有一位激烈开骂，认为“35+，甚至40岁以上的老不死”（这里有个语病：应该是“40岁以上，甚至35+的老不死”）都应该自觉给年轻人让路。撇开情绪不说，这番话倒也指向一个真相：在知识快速迭代的行业里，经验积累已经贬值，甚至成了负价值，年轻人不仅和前辈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说不定还跑得更快。

这是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中所说的“前象征”（Prefigurative）文化类型：年长者不得不向晚辈学习他们未曾有的经验。这样的社会不断快速更新，但也因此惩罚专注与钻研，追逐热点而记忆短暂，而每个人都要不断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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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有用”？这个词在中国社会人所共知，但却很难界定。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仿佛那才能证明我们活着的价值。直到大学期间，我才意识到，那其实与所谓“螺丝钉精神”潜在相通，因为“有用”指的乃是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有用，唯独不是对我们自己而言。

这次离职前夕，与同事吃散伙饭。我问起对我有何建议，她沉吟了一下说，自己早年意气风发，自信一切皆有可能，但前几年受了些挫败，才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一个人，除非实在本事没得说，否则一定要在老板那里拿感情分。”她说：“我知道这违背你的本性，但如果你再出来工作，要注意这一点。要想想自己能为老板提供什么价值。”我笑笑说：“但提供什么价值，怎样才有价值，有多大价值，是老板判断的。”“Exactly！就像把老板当客户。”

她是很真诚地这么说的，绝对是一番好意，也是多年的经验总结，并且已被无数事例所证实，但也正因此，我忽然之间意识到了，现代科层制在经典著作中都被界定为某种纯粹的形态，似乎完全依照非人格化的绩效原则考评，但事实上它还有另一副面孔，混杂着庇护制的色彩，上下级之间的潜规则是某种庇护-追随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这种关系在传统社会尤为常见，但其价值取向却又包含着很现代的一面，倒是很能体现我们这个社会新旧混杂的特质。很多年前读到心理学家弗洛姆的名著《为自己的人》，他提到一种现代社会才出现并盛行的心态，称之为“市场取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此时“个人既是卖主，也是一件商品”：

如果一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主要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性所构成，而是由一个条件不断变化的竞争市场所决定的话，那么，他的自尊必然是靠不住的，而且经常需要他人的肯定。因此一个人被无情地驱使着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对他的自尊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结果就产生了孤立无援感、不安全感及自卑感。如果市场的变迁决定人的价值，那么，人的尊严感、自豪感就被推毁了。

他由此强调，这种取向的人势必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一个生产性的成熟主体，其自我感觉是“我就是我所是”，但市场取向的人却是在出售力量的过程中获得成功，于是，人的自我同一感与自尊一样动摇了，他的格言实质上是在说：“我就是你所需要的”。

原先读这些，只有抽象的感知，它属于理论性的书本知识，这些年渐渐开始意识到，或许那种“有保障而变动小”的社会中，更鼓励人成为“有意思的人”而非“有用的人”；与之相反，我们这个社会则是“无保障而变动剧烈”，整个投机性气氛鼓励的是依附性的心灵，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其说是应有之义，不如说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才能达到的状态。

波德莱尔曾说过：“在我看来，那种期望做一个有用的人的想法总显得令人厌恶。”但他贬斥的是那种枯燥无味的功利、理性和物质主义，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审美上的厌恶；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有用”传达出的一种更基本的需求：在缺乏健全保障之下，“稳定”的坑和“有用”的自我期许，就成了基本保障的替代品。由于集体的生存优先，很多人的恐慌因而在于：如果我被看作“无用”了，就可能被老板、被组织、甚至被家人抛弃。这是更为根本的恐惧。

在一个大部分人尚在生存压力之下喘不过气来的社会，独立、自我都不易做到，要人们立刻脱离依靠也不现实，但一个人至少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我依靠这谋生，也尽力做好这份工作，但这并不是我全部的人格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米兰·昆德拉说得对，生活的确在别处，至少应该留一部分在别处。

附记：

1）要读取那篇《中国是正常国家吗？》，请到本公众号首页下方输入“正常国家”，会自动回复长图；

此前其它的被消失文章，请依照这里的说明：被消失文章的提取方法、另外四篇文章的提取关键词（在文末）

2）感谢昨天很多人自发的支持，因为很多人问起，稍作说明：我已出版有四本书，新书是时评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2020，京东、当当有售，虽然他们的老板我都很讨厌）、小说《无岸之岛》（2019，同上）。

另有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2014）、社会学著作《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2013，与人合译），这两本较难买到，而且稿费早已结清，所以如果喜欢可以买来一读（尤其是《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这本，确实是经典著作），但不必为了支持我而去买，因为我不会收到版税或稿费了。

3）我原则上不筛选评论，除非评论太激烈（可能导致评论区关闭，无法恢复）、人身攻击太过，或完全无关。不过昨天评论太多，而公众号最多只能显示100条，不得不有所选择，请各位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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