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性：革命与反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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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全面撤军和阿富汗政府军消极抵抗，塔利班已经在8月15日重返首都喀布尔。时隔20年后，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上台，并声称要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保护伊斯兰教法典和法律赋予女性的所有权利。

然而面对这个一直禁止妇女外出工作和受教育、屠杀少数民族、贩毒的武装力量，人们不禁对阿富汗妇女的未来忧心忡忡。

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塔利班占领其他省份时，女性被禁止离开家（除非有男性亲属陪同），女性诊所也被关闭。在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塔利班武装分子从17日开始阻止女学生和女教师进入校园。而一些塔利班控制区，女校从去年塔利班夺取控制权后就关闭了。没有人知道塔利班接下来会不会如他们所声称，改变他们对女性的一贯态度。

长期以来，阿富汗罩袍下的妇女是媒体和影视作品中纯粹的受害者形象，她们是地球上遭受父权压迫最深的人。然而在罩袍下，我们其实很少走近她们的生活，去了解她们究竟在阿富汗的动荡年月里经历了什么。她们真的只是等待人救援的可怜人吗？她们在长久的战乱和性别暴力中又做出了哪些反抗？面对塔利班的重新掌权，阿富汗妇女自己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阿富汗喀布尔，一幅呼吁结束针对女性暴力的壁画（2017 ArtLords）。

父权制、帝国主义、原教旨主义

三座大山下的阿富汗妇女

1964年，多次政权更替后，阿富汗首次在宪法意义上承认男女平等，并赋予了女性平等的参政权。城市中的妇女可以不戴头巾出行，拥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在一些公共部门任职。然而这些变化仅仅局限在大城市的精英妇女身上，阿富汗的农村依然是部落制父权社会，男性的部落和宗教领袖是农村绝对的权威。而那时的阿富汗，绝大部分妇女都生活在农村地区，隔绝在这些社会变革之外。

作为一个多民族，城乡差距巨大的国家，阿富汗40%的人口是普什图人。他们在农村部落中奉行源自前伊斯兰时代的普什图瓦里（注：普什图人不成文的行事准则），以男性的名誉为中心，将女性视为男性之间交易与争夺的财产，认为只有温驯被动的妻子才能给男性家族带来名誉。

1960-1980年代，共产主义政党在阿富汗掌权，并推行一系列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的政策，包括提高女子识字率、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参与。苏联入侵后，同样把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放在重要位置。然而这些政策都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遭到强烈反对，因为这威胁了部落父权和神权统治。虽然这一时期许多妇女进入了政治体制，但是她们并没有什么话语权。而农村社会对于性别平等的抵制也让人民加强了对苏联侵略的抵抗。

阿富汗十年抗战以苏联战败告终。1992年，阿富汗进入了极端圣战者上台和军阀内战的时期。虽然妇女可以继续外出工作上学，但是内战期间大量的阿富汗妇女被各方势力奸淫掳掠。对妇女的囚禁和强奸成为一个部落攻击羞辱另一个部落的重要武器。女性为了保护自己只能减少出门，即便外出，她们也得穿上严实的罩袍并有男性亲属陪同。许多妇女为了逃避和军阀结婚，只能选择嫁给一个陌生男子。还有的母亲，为了让女儿逃离军阀的觊觎，只好强迫女儿嫁给自家表哥。

1996年，塔利班上台，开启了长达五年的宗教血腥统治。“农村包围城市”的塔利班成员大多是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经文学校出来的穷人。他们禁止妇女外出上学、工作（除了一些医生护士）、独自出门、在家庭外参任何活动（除非男性亲属陪同）、给男医生看病、同男商人做交易等。同时，看电视、听音乐、照相等活动也都是被明令禁止的。而那些“不守妇德”的女子一旦被塔利班发现，则会在成百上千的妇女儿童面前被公开处刑。

种种禁令和酷刑都将妇女禁锢在家庭父权的牢笼中，而塔利班则认为他们这样是为了保护妇女。大量妇女被强迫嫁给塔利班士兵。许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军官自己就长期做着拐卖妇女的生意，把阿富汗妇女卖到巴基斯坦做妓女谋取暴利。据估计，战争和酷刑使得阿富汗有超过100万的寡妇。她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带着孩子艰难生活。但在塔利班的统治下，她们要么被迫嫁给塔利班军人，要么逃往城市边缘的难民营寻求援助。

阿富汗坎大哈的一处难民营。塔利班与政府军的交战让许多阿富汗人流离失所，不少人从城郊处逃往坎大哈等城市（2021 法新社）。

2000年，医生促进人权协会调查了700名生活在塔利班控制区、北部联盟控制区和巴基斯坦难民营的阿富汗妇女。他们发现妇女们不光有普遍的营养不良和健康问题，70%妇女的心理状态都达到了重度抑郁水平，65%-70%生活在塔利班区的妇女出现过自杀倾向。即便是成功出逃的妇女，也因为塔利班时期的暴力和创伤经历出现了长期抑郁和自杀倾向。不论在哪里、不论谁掌权，贫困、暴力和生命威胁对她们都如影随形。

塔利班下台后，广大阿富汗妇女并没有迎来解放。阿富汗妇女的识字率只有15.8%，而男性是30%。57%的女孩在法定年龄16岁之前结婚，而70-80%的婚姻是强迫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38%，工资却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一。

针对妇女的暴力依然不断升级。仅在2012年，阿富汗就报道了240起荣誉谋杀——妇女因为自由恋爱、逃婚、离婚等理由被丈夫和男性亲属杀死。而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绝大部分荣誉谋杀都不会面临任何刑罚。阿富汗女权行动者和妇女组织依然遭到塔利班和政府大规模打压和杀害。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也是换汤不换药：尽管阿富汗议会有超过25%的妇女席位，但内战与塔利班时期的战犯和军阀们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而许多内阁部长自己就是毒品经济和武装冲突的幕后黑手。

然而面对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和危险，阿富汗妇女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自救和抵抗。

阿富汗妇女的抗争史

1970年代，喀布尔已经有42%的妇女接受过正规教育，41%的妇女外出工作。但在全国范围内，只有8%的女童进入小学，上中学的仅有2%。到了1979年，妇女的识字率也只有2%，对比男性识字率的30%，差距极端悬殊。尽管当时的妇女依然备受禁锢，但是她们同样积极参与了1970-1980年代的社会抗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970年，5000名妇女走向街头，抗议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用硫酸和子弹攻击女学生和职业妇女的行径。

妇女的街头行动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愈演愈烈。许多示威妇女带着小孩，假装去澡堂洗澡，把反苏和倡导女性权利的小册子藏在篮子里带出门。许多当今的阿富汗女权活动家从那时开始参与到妇女组织中。1980年的春天，喀布尔各界妇女再次走上街头，抗议苏联支持的政变纪念日。**女学生们咒骂那些归顺苏联的阿富汗士兵，并解下自己的头巾抛向他们。**士兵向妇女开火并射杀了一个名叫娜喜达（Nahid）的女学生。她成为那一代人心中的抗苏英雄，许多父母都给女儿起名“娜喜达”。

在美苏对峙的80年代，许多女性同样积极参与到前线的战争中。她们不光在那里洗衣做饭，同时也负责管理武器、缝制防毒面罩、照顾伤病员、教人识字和参与军事训练。

1996年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妇女在罩袍之下无声地抵抗着。许多妇女冒着被处死的风险，在自己的家中、地下室甚至被塔利班关闭的学校里为女生授课。一些女教师被塔利班开除后便干脆把女学生叫来家里办学，教授她们科学和文化知识，对外则宣称女孩们在这里做女红、学古兰经。

塔利班枪口下的阿富汗妇女也在家里找到了赚钱的门路。**她们会缝纫、织地毯，甚至悄悄开美容院。这些地下美容院成为妇女们走出家门、聚在一起倾诉聊天的重要场所，也是她们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创造的一点娱乐空间。**阿富汗全国妇联（National Union of Women of Afghanistan ）、阿富汗妇女协会（Women’s Association of Afghanistan）等非政府组织都在地下继续为妇女提供缝纫、针织、手工、养蜂等职业培训，帮助更多的妇女养活自己。

2021年7月4日，古尔省的阿富汗妇女拿起了武器准备抵抗塔利班的攻势。她们警告绝不会让塔利班通过暴力和战争重新将其毫无合法性的政权强加于阿富汗（2021 卫报）。

一名女助产士曾经接诊一名被塔利班强奸的女童，上级军官要求她开具诊断书证明女孩没有受伤。尽管面临着被秋后算账的风险，助产士还是严词拒绝了。因为塔利班禁止女性和丈夫之外的男性对话，她同为医生的丈夫站出来代替她陈词，要求强奸犯接受刑罚。

艰难的环境下，阿富汗女性之间从未停止过守望相助。

走向革命，阿富汗妇女的选择

“阿富汗妇女就像睡狮，一旦醒来，就能在一切社会革命中发挥出色作用，”女权组织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的创始人米娜·克什瓦·卡马尔（Meena Keshwar Kamal）写道。

在最动荡的环境中，阿富汗妇女选择留下，建立了阿富汗妇女教育中心（Afghan Women’s Educational Center）、阿富汗妇女网络（Afghan Women’s Network）、阿富汗妇女儿童人道救援（Humanitarian Assistance for the Women and Children of Afghanistan）以及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Women of Afghanistan）等全国性组织来援助妇女，推动性别平等。

其中，成立于1977年的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是阿富汗最早的妇女组织。该组织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支持的政府，以及随后的阿富汗伊斯兰国和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政权）和美国支持的伊斯兰共和国政体。她们认为男权战犯组成的政体不可能保障妇女的权利，更别说消除对妇女的压迫。从成立之初，妇女革命协会便有意识地招募底层和少数民族妇女。

她们鲜明的女权主义立场，很快使她们被阿富汗各路掌权者视为眼中钉。1980年初，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被圣战者组织和阿富汗情报部门通缉。她们不得不将办公室转移到巴基斯坦，并在阿富汗转入地下。协会创始人米娜于1987年2月4日在巴基斯坦被暗杀，她的丈夫在1986年被军阀绑架并谋杀，三个孩子也下落不明。

米娜被暗杀后，妇女革命协会彻底转入地下。她们不停地“搬家”，使用化名，身着罩袍行动，所有的出版物都避免使用活着的成员照片。三十多年来，妇女革命协会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难民营建立了孤儿院、学校和医院，并在营地上帮助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家庭获得生计、医疗和教育。一些流离失所的男性在接受了妇女革命协会的救援后，也进一步被协会的性别平等理念感召，成为阿富汗妇女解放的推动者。

这些在地组织也是妇女革命协会赋权妇女、在具体的组织工作中推进性别平等和民主自治的场所。为了确保各民族的妇女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营地中的领导小组会分成女性和男性委员会，每一个民族的成员都要选举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代表加入领导小组。如果一个妇女被丈夫家暴，她可以直接寻求女性委员会的帮助，委员会会进行直接干预。男委员会也会派代表介入，制定出保护受暴妇女并教育约束施暴者的方案。如果丈夫继续家暴，那么他会被踢出营地。

妇女革命协会建立的孤儿院为了在阿富汗维持运作，很多时候只能向主流的性别隔离政策妥协，选择将男孩和女孩分开。男孩学木工课，女孩学缝纫。但是不论男女，孤儿院都坚持让孩子们上一样的体育课，学习搏击和格斗。而性别平等也是每个儿童的必修课。男孩们在孤儿院的教育下才慢慢理解和认同了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重要性。这些生活在孤儿院的女孩男孩们也会向自己的亲戚言传身教，影响更多人。

**妇女革命协会的工作还包括记录并公开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美军在阿富汗的反人类暴行。她们在阿富汗各地都有信息小组，专门收集塔利班和圣战者的新闻，拍摄关于酷刑和暴力的影像资料。**由于塔利班时期照相被禁止，信息小组的工作尤为艰难。她们靠黑市购买或者走私获得小型的相机设备，把设备藏进厚厚的罩袍躲避检查。每次行动都要多人出动来分散风险，一旦任何一个步骤暴露，她们就会面临牢狱或者死刑。

许多人冒着生命风险将这些资料偷渡到了巴基斯坦，并上传到了妇女革命协会的网站。然而西方媒体并不关心这些遥远的暴力。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妇女革命协会网站上的这些视频和照片。直到2001年911事件之后，阿富汗妇女的性命突然有了新闻价值，各大媒体才开始广泛报道妇女革命协会公开的影像。

妇女革命协会记录的塔利班暴行

妇女革命协会大部分成员本身就是平民，是父权压迫最直接的受害者。即便世俗政府出现了更多女性代表，她们也无法相信肆意践踏女性的男性战犯和腐败的政府会关心女性权利。因此，她们拒绝与任何当权的政治派别合作，并持续公开批评塔利班和美方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她们认为美国撤军前与塔利班和阿富汗领导人谈判是在妇女的伤口上撒盐，阿富汗官方选出来的女代表是虚伪的，她们居然能和妇女最危险的敌人谈条件，还要给这些敌人更多权力。而只有在阿富汗土地上消除了侵略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妇女才有机会解放自己。

对于这群妇女来说，常年的武装冲突和社会动荡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向自己、家人和社区展示自己真正能力的机会。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她们在动乱中填补了社会的空缺，不光养活了家人，还为他人提供希望和支持。阿富汗妇女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组织，一直都是社区的榜样和建设者。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尊重，也感召了更多男男女女加入到妇女解放的事业。

塔利班攻陷首都喀布尔后，前阿富汗总统率先逃离，平民百姓也不得不远走他乡避难。许多人没有办法离开，而还有一些妇女是自己选择留下，与塔利班抗争到底。女权活动家马布巴·塞拉吉（Mahbouba Serai）就选择回到祖国，为留在阿富汗的妇女争取更多的权益。而27岁的扎法里（Ghafari），这位阿富汗最年轻的市长和首位女市长说，自己不会选择离开阿富汗：“我就坐在这里，等着塔利班来杀了我。”

8月18日，阿富汗至少有两个城市爆发了群众反塔利班示威。两人死于塔利班驱散示威群众的炮火中。扎法里说：“年轻人很清楚现在发生的事。我相信他们会为社会进步和我们的权利而战。我认为这个国家是有未来的。”

在绝境中，看似别无选择的阿富汗妇女早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们想要一个没有父权压迫、没有帝国主义、没有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就像为妇女革命献身的米娜在诗中写道：

“我要打破这所有的痛苦，这所有的奴役。哦，我的同胞，我的兄弟。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我了。我是已经觉醒的女性。我已找到了我的路，再也不会回头。”

参考资料

Brodsky, Anne E. With all our strength: The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women of Afghanistan. Psychology Press, 2004.

Fluri, Jennifer L. “Feminist-nation building in Afghanista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Women of Afghanistan (RAWA).” Feminist review 89, no. 1 (2008): 34-54.

Heath, Jennifer, and Ashraf Zahedi, eds. Land of the unconquerable: the lives of contemporary Afghan wome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Rostami-Povey, Elaheh, and Maryam Poya. Afghan women: Identity and invasion. Zed Books, 2007.

编辑｜语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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