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视应对流行病的全球规范， 现在其他国家正在考虑北京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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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缓新冠疫情蔓延的办法：封城、管控、基层执勤

2 月，武汉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排查时测量一位女性的体温。

Photo: China Daily/Reuters

在中国共产党封锁了整个城市以抗击当地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时，一些全球公共卫生官员曾警告说，这种铁腕手段不符合全球的疫情响应规范，可能会让情况恶化。

如今，随着中国境内的新增病例数大幅下降，而中国境外的新增病例数不断上升，中国对待这种病原体的强硬做法正在挑战几十年来有关传染病最佳应对方式的传统观念。

本周，意大利实行了全国隔离措施。韩国已限制国内旅行，并加强对本国公民的管控。

周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视察疫情中心城市武汉，此举被视为中共此次疫情防控战即将迎来胜利的标志。

今年年初新冠病毒开始广泛传播时，中国领导人似乎措手不及。有关部门起初禁止一线医生试图就这种致命的新型病毒向同行及公众发出警告。官员们否认该病毒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些延误使感染人数成倍增加。

自那以来，北京方面已采取积极措施防控疫情。被习近平称为「人民战争」的这场抗疫行动将科技和中共在毛泽东时代的战术结合了起来。

1 月 23 日，政府下令对拥有 1,100 万人口的武汉封城。随后又封锁了至少十多个城市。政府派出大批基层执勤人员守卫居民区大门，并限制里面居民的行动。

中国政府利用国有移动运营商提供的数据来追踪那些在封城前离开的人，招募志愿者在公寓楼里挨家挨户记录体温，并且在科技公司的帮助下开发应用程序，将健康人群与高危人群区分开来。

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基于官方媒体报道做出的保守估计，中国政府在 1 月和 2 月的不同时间限制了 5 亿多人的出行，这超过美国和墨西哥人口的总和，其中大部分是健康的人。在疫情高峰期，上述隔离措施覆盖了至少 20 个省份和地区。

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简称 WHO) 的流行病指南建议，只隔离出现症状的个人，对接触过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患者的人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观察。西方的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这是因为广泛的统一隔离措施难以执行，会促使人们谎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并可能中断关键物资的供应。

一些科学家称，现在判断中共的疫情防控方式是否正确还为时过早。不过，有迹象表明疫情中心以外地区的感染病例正在减少，这促使流行病学家和其他公共卫生专家重新思考他们关于抗击流行病的潜在方案的假设。

周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视察武汉。

Photo: Xie Huanchi/Associated Press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的传染病学专家莱因戈尔德 (Arthur Reingold) 起初曾对中国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他如今表示，中国已经证明，如果措施足够严苛，而且能投入充足的资源，实际上可以延缓疫情发展。

但若其他国家采取和中国一样的策略，可能会面临很大困难。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经济阵痛，而且宁愿践踏个人权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的健康安全中心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主任英格尔斯比 (Tom Inglesby) 称，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尝试，大多数国家甚至无法从逻辑上尝试这么做。

迅速落实隔离措施，对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实施数字监控，并进行大规模病毒检测，这些举措已使中国政府有可能将疫情主要控制在武汉及湖北省内地区。

3 月 9 日，湖北省新增 2019 冠状病毒病确诊病例 17 例，国内其他省份新增两例。目前为止因该病毒死亡的 3,136 例病例中，有 96% 来自湖北。WHO 在 2 月底的一次媒体简报中称，在医疗资源紧缺的武汉，这种疾病的病死率为 2% 到 4% 之间，在中国其他地方的病死率为 0.7%。

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病例在其他国家成倍增长，WHO 在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策略「为全球应对疫情提供了重要经验」。

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 (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 首席流行病学家雷扎 (Giovanni Rezza) 起初怀疑中国的措施能否在欧洲实施。但随着意大利确诊病例数量攀升，他在周末改变了想法。

「毫无疑问，这些措施能够有效抗击疫情，」雷扎周二在提到中国时表示。「我们没能控制住最初的聚集性病例。我们的限制措施没有中国的严格。不过看到北部地区情况如此严重，我们不禁担心意大利其他地区。」

在韩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7,500 例，该国取消了公共活动，并将疫情警报提高至四个级别中的最高级红色，为当局取消公共活动和限制国内出行铺平道路。韩国政府还对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进行更大力度的监控。

27 岁的维维·沈 (Vivy Shen) 是中国杭州一家视频流媒体公司的运营助理。她的经历反映了中国当局是如何采取行动控制疫情的。

疫情爆发初期，沈女士正在武汉出差，她在那里待了两周，当时官员们正在淡化新冠病毒带来的危险。她于 1 月 19 日返回杭州，就在同一天，中央政府派出一个医学专家小组前往武汉。

几天后，该专家小组披露新冠病毒正在人与人之间传播。1 月 23 日，官员们宣布对武汉封城，而就在这前一天，沈女士刚刚回到她的老家、沿海城市温州，与家人一起过春节。

在一周时间里，她相继接到了当地警方、社区工作者、卫生工作者以及其他人打来的电话，询问她最近的旅行史，以及她是否出现了发烧症状。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她回温州途中所经过的一个城市的官员打来的。

沈女士说：「他们告诉我，我可能途径那里，电信运营商给他们提供了数据。」

与国有铁路运营商和航空公司一样，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中国电信 (China Telecom) 和中国联通 (China Unicom) 也是政府抵御病毒传播的第一道防线。中国规定民众购买火车票和飞机票以及手机 SIM 卡时必须持有政府签发的身份证，这样一来，有关部门能够相对容易地追踪和联系到任何去过疫情重灾区的人。

这些移动运营商与工信部共享了曾途径湖北的用户的位置信息，工信部又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国家卫健委和其他参与疫情防控的机构。

通过这些数据，疫情防控团队能够以非同寻常的精确度重建潜在病毒携带者以及可能与之接触过的其他人的活动轨迹，这一过程被称为接触者追踪。一些城市利用这些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详细描述疑似病毒携带者的行动轨迹，以警告可能受到感染的人群。

然而，病毒的传播速度超过这些数据所显示的情况，这一点很快变得十分明显。随着新增感染病例的攀升，中共领导人开始使用一些老式控制方法。他们命令地方官员封闭更多城镇，同时动用了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的基层居民委员会组织，对小区和公寓楼的居民进行人工管控。

拥有大量流动客商和贸易商的温州是疫情爆发初期情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官员下令公交停运并关闭了酒店和餐馆。

沈女士老家当地的居委会要求她在屋内自我隔离 14 天。沈女士的母亲被允许每隔一天离开公寓一次，外出购买食品杂货，每次都要申请一张外出许可证。

有关部门要求对这栋公寓楼实施「封闭式管理」，封锁侧面出口，居民只能从一个有保安把守的地方进出。这个系统与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控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手段类似，有关部门在新疆建立了一套数字和人力结合的监控系统，以遏制他们认为受极端主义驱使的分离主义运动。

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一些地方政府会强制要求不遵守卫生指导的居民参加疫情知识学习。

湖北省黄冈市居民在接受采访时称，在黄冈市，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或擅自外出，会被处以人民币 1,000 元 (合 140 美元) 的罚款，并需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强制学习」，每天收费人民币 40 元。这样的学习会在当地体育馆进行，参与人员相隔一定距离。

据官方媒体报道，2 月初黄冈的感染人数不断上升时，一支中央指导组前往该市，落实「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指示。中共曾使用这个词来描述在新疆针对穆斯林的行动。

在武汉，帮助湖北官员收集整理健康数据的志愿者、26 岁的 Uyen Yang 称，一些年轻人因年长的亲属拒绝采取适当的预防感染措施而报警。

Yang 在提到一些举报了自己家人的朋友时表示，他们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他们担心极了，他们的父母不听他们的。

随着新增确诊病例数下降，中国领导人正在放松一些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以求重振该国陷入停滞的经济。为防止疫情在复工后复发，领导人再度启用数字方式辅助管控。

根据监管机构的指令，中国移动等电信巨头已开发一项可以查询用户过去 14 天旅行史的服务，以便雇主和商业物业的经理能够掌握返工人员的暴露情况。新型冠状病毒的平均潜伏期为 14 天。

政府还与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 和社交媒体巨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Tencent Holdings Ltd., TCEHY, 0700.HK, 简称﹕腾讯) 合作，开发为个人健康评级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二者是中国两家最大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帮助开发的系统是一种彩色编码：出行记录良好的无症状使用者会获得绿码，扫描二维码即可通过城市检查站，而高风险用户为黄码或红码，这将限制他们的活动。周二，随着湖北开始取消出行限制，该省宣布计划实施类似的制度。

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中国历史学教授米华健 (James Millward) 指出，这与新疆的措施类似，新疆政府使用综合数据对穆斯林居民给出安全、一般或不安全的标签。

米华健称，对中共来说，新疆的极端主义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病毒。米华健称，现在出现了一种真正的病毒，他们试图用一些同样的方法来应对。

中国领导人受到批评人士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中共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在疫情爆发之初压制了关键信息。今年 2 月李文亮医生因感染该病毒去世后，中国社交媒体上群情激愤。在那之前，当地警方曾因李文亮在一款即时通讯应用上与同学讨论新冠病毒对他进行了训诫。

一些被困在武汉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谴责医院的恶劣条件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在全国各地，那些无法重返工作岗位的人担心会失去工作。

不过《华尔街日报》采访的一些中国人表示，他们能接受这些控制措施，在危机时期要做出必要牺牲。

沉女士说，虽然把自己的数据共享给官员让她感觉不舒服，但她不能抱怨。她说：「在这样的时刻，不是对这些事情感到为难的时候。」

由于在形势最严峻的地区控制住了疫情，中共似乎比其他没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更胜一筹。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利比里亚当局试图封锁城镇和村庄，但引发了暴力事件，进而破坏了应对疫情的努力。在塞拉利昂，在首都弗里敦运送食品和水面临挑战后，政府过早取消了为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的隔离措施。

中国领导人让道路保持通畅，令卡车得以持续向湖北和其他被封锁地区运送物资，动员志愿者和党员干部接受杂货订单，为各居民楼运送食品。

在 3 月 6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位于波士顿的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研究人员称，武汉的出行禁令让病毒在中国的蔓延速度减缓了三天。

周二，武汉一名刚出院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在车上挥手。

Photo: Stringer/Getty Images

在美国，应对传染病疫情的责任主要落在州政府身上，各州对于隔离政策有自己的法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 CDC) 要隔离每个人都需要有联邦隔离令。

纽约大学法学院 (New York University’s School of Law) 监控技术监管项目的执行理事 Albert Fox Cahn 称，数字监控在美国也更加棘手。他表示，在出现公共卫生危机时，追踪个人数据的法律门槛较低，但企业可能不愿上交这些数据，而且多数情况下，当局需要获得传票。

一些亚洲政府已经加强了监控举措。韩国通过信用卡交易记录来追踪患者的出行路线，并开始使用一个基于 GPS 的应用监控自我隔离者。新加坡的卫生部门利用拼车数据和监控摄像头来进行监控。在台湾，卫生检疫部门追踪手机信号，来确保人们不会无视居家隔离命令。

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官员承诺，为防控新冠疫情的监控举措是暂时的。不过学术界和隐私权倡导人士警告称，一旦大规模数据收集开始进行，政府就不会想停止。

「不仅中国是这样。所有采用了信息收集和控制系统的地方都是一样，」乔治城大学的米华健称。 「政府对数据总是贪得无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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