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确诊101例新冠肺炎,远超SARS,精细化排查仍是最有效防控
原文链接 备份链接 2003年上海仅有8人感染SARS,而本次疫情短短10天已有101人确诊。17年前的经验,这回还有没有用? 上海的疫情防控有三张网:道口和口岸;发热门诊跟预检分诊;社区。 医生、警察、居民三人小组对所有湖北返沪人 …
——《疫期特别篇》:干得越多——
有一个事儿,是刚刚发生的,简单的说,就是很快我要受到入职以来的第二次处分了。
我说过疫情防控办公室成立之初的表格轰炸情况,在疫情防控办公室我每天都浸泡在表格的海洋里。在一天内,要接到二三十个部门的通知文件或表格,再把这些文件和表格发放到三十几个村,再把这三十几个村的表格收回来,完善、汇总、统计,上报给这些部门,大多数表格必须在上午10点以前完成,因为过了10点,哪个部门没有收到表格,第二天就会通报我们。
当然,这些活儿不是一个人在干,而是好几个人在干,但无疑我是比较关键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当天县委书记要求各乡镇在下午6点以前上报全县的人员排查情况,不然通宵不准睡觉。这当然是完不成的,但没有人敢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下午六点以前,大家能排查多少就先上报多少,免得误了时间被通报。虽然最后我们折腾到半夜,靠实地走访、询问、推测和瞎编才勉强完成了数据上报,但很多村虽然没有完全排查完,但基本已经排查完了绝大多数。
其中,鲜花村把他们排查的表格发给我了,我把他们上报的表格复制,粘贴进全镇的汇总表里,当天晚上当我们走访调查完最后一个社区,终于在半夜完成了最后一个表格的上报工作。可是这个时候隐患已经埋下了,只是我们谁都不知道。
昨天杜玉门和薛海洋到鲜花村钉牌子,就是那种“本户有回乡人员,隔离期内禁止走访”的牌子,他们到村里以后拿到了村里的名单,忽然发现有两个人是1月30日从深圳回来的,而这两个人并不在鸟语花镇上报的名单里,于是杜玉门和薛海洋询问了村干部原因,村干部说道,这两个人是鲜花村大排查结束以后,后来第二天排查出来的,不过已经作为新增的人员把表格发给孟北鱼了。
回来以后,本着负责的态度,杜玉门和薛海洋将两位村民作为新排查出来的返乡人员进行了上报。
我看了一下聊天记录,鲜花村的文书确实发过给我表格,表格上只有两个人,不过我没有接收,也没有回复鲜花村的文书。我没有注意到,所以没有收到,这也难怪,那几天的各种表格确实太多了,我要给好几个部门发表格,还要收取三十几个村的表格,你即使让我再来一次,我也不敢说自己这次不会漏掉任何信息。我通常情况下会重点注意哪些村还没有上交表格,而少有注意那些已经交过表格的村还有补充。
问题终于发酵了。县防控指挥部接到我们的上报后如临大敌,要求鸟语花镇政府立即检讨说明,为什么两个1月30日就已经回乡的人,直到昨天才被排查出来上报,按照县防控指挥部的认知,这两个人不是应该当天就被排查出来并上报了吗?当然,他们的逻辑是基本正确的。
于是大家调查了一番,鲜花村委会一口咬定表格已经发给孟北鱼了的,我这时才翻看聊天记录,他们确实发过给我,但我没有接收,因为我根本就没发现这个表格。他们一共发给了我三个表格,一个总表,上面囊括了他们走访调查过的几乎所有村民,后来又发过来一个表格,表格里有5个人,表示新排查出来的人员,这5个人也被我复制到汇总表里面去了。但第二天早上又发给我一个表格,新增了两名深圳回乡人员,就是这个表格我没有收到。
此刻,县联系领导汪刚常委在场,他说到:“你们知道为什么县防控指挥部那么紧张吗?我给你们念一个新闻,是市纪委昨天刚刚发出来的,市区也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有两位外出回乡人员未在第一时间被排查出来,而是过了一周后再排查出来的,这一点跟我们很像。然后处理结果是怎么样呢?市区政府被勒令公开检讨,街道政府领导被诫勉谈话,分管领导被口头警告,当事排查的工作人员被调离工作岗位,并扣除今年所有绩效奖金。”
汪刚常委顿了顿,继续说道:“市纪委这个通报是昨天刚刚发出来的,而鸟语花镇今天就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县政府能不紧张吗?苏茹,你是分管领导,我记得当时上报表格的时候,还有你签字哦!”
本来已经很紧张的苏茹,听完汪常委这句话,更加紧张了。我在场觉得十分的尴尬,我知道没有仔细去看每一条信息也是我的失误,但我也真的没办法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做到毫无错漏,我也完全不相信这样的情况只出现在了鸟语花镇,那些和鸟语花镇一样的几万人大镇,我们不相信他们在当天就排查完了所有人员,事后无任何补充。
但事已至此,特别是看着苏茹的表情,想要责怪我却又不好发作的样子,我觉得也许应该表个态,把责任全部扛下来,让在场的人稍微舒服一点。更因为虞美人在我身边,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表现得像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我说道:“我觉得这个情况说明就按照实际情况来写,是鲜花村把表格发给我了,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导致这两个人被晚上报了8天。但他们并没有失控,也不是高危人群,因为村委会是采取了措施的,每天给他们量体温,限制亲友往来,只是没有把数据上报给县级单位。这个问题,如果有什么后果,那么就由我来承担。”
但显然我想错了,领导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背锅侠,他们需要的是化解这件事情,不让自己的乌纱帽蒙尘,我很感激他们,我甚至在想他们也许出发点并不是自己的乌纱帽蒙尘,而是不希望这件事情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个表格毁掉这个年轻人今年一半的收入。
你说我觉得冤吗?我当然觉得冤,每天那么多表格,几万人的名单,初期的统计名单几乎是靠我一个人统计完成的,结果漏了两个,就让我受个处分,损失今年一半的收入。但市纪委处分市区那名工作人员的理由看起来又那么有说服力,我甚至在想,市区那名受处分扣奖金的工作人员也许也和我一样,加班到半夜,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当晚敲开那几百户门的时候错过了一道门,而这道门里面恰好住着两个回乡人员,结果,即使他们后来又排查出了这两个人,算是进行了弥补,但他之前所做的一切的还是白费了。
如果你问我,再来一次,我能保证不遗漏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从早上8点一直坐到凌晨1点半,除了表格以外没有干任何其他事情,结果还是因为两个表格没有上交,第二天受到了通报,你觉得我能保证自己绝不遗漏任何一个人吗?也许有人能做到,但当时没有人愿意来做,除了我。
容错机制就像是山海经里的异兽,听说过,没见过。如果真的再来一次,我大概率不会接手这个工作,因为很多任务布置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你无法完成,但事实上,我也很快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退出了。这个时候我有点羡慕那些不愿意承担这种重点项目工作的人,无疑,他们是睿智的,我曾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我偏要去做别人不愿意做、不敢去做、做不到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有时候成功了,成功的时候除了自信,什么都收获不了;有时候则失败了,失败的时候,几乎失去一切。
我说过,人并不是天生就是好人,或者天生就是坏蛋,人们都是被教育出来的。某些老太太并不是天生就喜欢躺地上讹人,某些未成年人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反复违法犯罪,他们都是被“老人犯法不担责”和“未成年犯法免处罚”慢慢教育出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也教育了我们,教育了我们的领导,我相信也教育了三江市所有县乡的官员,不再报忧。汪常委说道:“既然这样,以后再排查出来以前我们没有排查出来的人员,我们自行采取措施,就不再往上级汇报了,免得又有人要被处分。”我想三江市那么多区县和乡镇,有这种想法的肯定不止我们一个。
呜呼,子午县防控指挥部和三江市纪委,也终于通过实际行动教育了大家,让自己再也听不到真实的声音。
至于我的处分和结局,也许比市区那位哥们好点,也许比那位哥们更倒霉,我已经不在乎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气和反抗都是无力的,反而失了体面。要挨处分,也要体体面面的,不要哭闹,这是一个倔强的基层干部仅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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