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中不被看见的人们:武汉周边城市百姓的自救行动
原文链接 备份链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阴霾,在这个冬天笼罩了华中大地。相较于最受关注的武汉市民,周边城市的人们,像是处在阴霾边缘,遭受侵袭,却又不常被看见。面对重重困难,孝感、黄冈、黄石、信阳、荆州、天门……各个城市的百姓 …
感觉他长大了,希望他会理解我的行为,也希望我的行为能引发他对未来的思考,学习是为了什么,将来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记者 | 应 琛
“过年前夕,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妈妈爸爸在讨论之后决定过年不出去旅游了,我表示很痛苦。后来妈妈自愿去支援武汉,我心想,全上海这么多护士,她基本去不了。但她接到通知要走了,年夜饭才吃了几口菜,这个决定也太快了。但现在我能够接受妈妈的做法,因为她去武汉是去救一条条鲜红的生命……”
受访者供图
这是12岁的魏诚给身处武汉救援一线的妈妈写的一封信。虽然很想念妈妈,但魏诚说,妈妈在武汉支援,他应该“长大一点”,懂事一点,在家好好学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过,最后魏诚还是露出了“孩子气”的一面,他在信中写道:“这样妈妈回来后,才能高高兴兴地带我出去玩。”
魏诚的妈妈冯亮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胸外专业病房的护士长,作为上海首批支援武汉医疗队的成员,如今的她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北三病区,救治一些危重症的病人。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冯亮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疲惫。她告诉记者,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儿子的信,“今天虽然休息,但去帮忙同事接收了一批援助物资,刚刚忙完”。
没有犹豫,因为武汉需要我们
冯亮是在小年夜的下午四点半,看到群里征集援助武汉志愿者的信息。“我当时知道武汉因为这次疫情已经封城了,等于到了一个挺严重的状态,肯定缺大量的医生护士。”冯亮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她立即征询了身边老公的意见,“我老公当时可能还不清楚疫情的具体程度,就让我去了”。
从接到通知到截止报名只有短短半个小时,而当时医院已经处于放假的状态,冯亮觉得有人可能没有及时看到信息,她预感自己会被选上。于是当晚,她就去超市买了一些速冻食物囤着。她又分别去了妈妈和姨妈家,给他们送了一些准备的年夜饭菜和红包,并交代了一下情况。
果然,第二天,冯亮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让她准备一下,但具体出发时间未定。她赶紧收拾了行李。晚上6点多,原本定好在饭店吃年夜饭的一家人才刚到齐,冯亮就又接到了马上要出发的电话。简单打过招呼后,她匆匆吃了两口冷菜,便赶回家中。
受访者供图
当晚,由136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上海首批医疗队正式从虹桥机场出发。
2003年非典时,冯亮还是个刚刚参加工作近一年的小护士,并没有机会参与到一线的救援工作。但因为是第一次经历这么重大的疫情,她至今仍保留着当时医院发的一个厚厚的棉布口罩,“而这次我有机会可以去了,作为医护人员,就是本能的反应,没有犹豫过。尤其是看到武汉的同行很辛苦,觉得他们需要我们”。
冯亮的老公倒是有些“后悔”了。“大年夜他就问我能不能不要去。”冯亮说,其实老公只是担心她,全家人都非常支持她的决定,“老公还跟我保证,我在前线支援,他搞好家里的后勤保障,照顾好两个孩子,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坚持一下,绝不降低护理标准
到达武汉宾馆全部安顿好已是1月25日早上5点。当天冯亮被排到了晚班,原本是晚上12点交接班,但因为到岗第一天需要熟悉流程和环境,晚上10点,冯亮和同班的同事就到了医院。本地的护士简单地介绍了病区的情况和操作规范,换上防护服的冯亮就正式接手了。
冯亮告诉记者,来武汉之前就已经听说了医院有超负荷工作的情况,“像给我们指导的护士,白天也在新建的病区帮忙,晚上又和我们一起上了夜班,等于是没有休息”。
起初,冯亮他们是按照上海的方式是采用三班倒,但后来大家觉得,这样的疲劳战不能长久,就对排班进行了调整。
“我们这里暂时是6个小时一班,分成4班,每班进到病房直接护理病人的有8个人。外围的话晚上有两个,白天保证三四个。”冯亮说,“后来领导建议能不能换成4个小时一班,怕我们在里面时间太长。但问题是物资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如果增加班次等于要多16套防护装备。因为我们不可能减少每班的人数,不然护理质量肯定就达不到上海对护理病人的质量的要求。”
冯亮告诉记者,危重病房里没有护工,病人所有的治疗和吃喝拉撒都是由护士来承担,很多病人还伴有腹泻的症状,“我不可能一边帮病人做治疗,一边再给他倒扁马桶,这样也不符合无菌的原则”。
冯亮在病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受访者供图
虽然在冯亮负责的病区,物资并没有网传的那么紧缺,更没有到了需要医护人员自己diy护具的地步,“那些都是谣言,如果没有正规的防护服,医院也不会让我们进病房的”,但其实物资还是相对有限的。
“因为我们面对的病人病情比较重,进去的护理人员比较多,物资就会比其他地方消耗多一些。”冯亮说,虽然中间可以从病房出来,但这样就浪费一套防护服了,“工作的六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是不喝水的,可以坚持不出病房”。
长时间戴着护目镜,在医护人员的鼻梁和面部留下了深深的压痕,甚至是压伤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事实上,穿着厚实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帽子、护目镜是非常闷热的。“光是穿脱就要一些时间,很多照片里医护人员脸上的压痕也都是经常会有的,我们叫它压创。”冯亮说,尤其是男孩子更容易出汗,“我们一个男同事,下了班,汗水是可以直接从鞋子里倒出来的”。
也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防护,至今,上海医疗队所在的病区并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
而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冯亮说,每当看着危重病区的患者有好转转出,是他们最欣慰的时刻,“就是在心里觉得我们的付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愿和家里通话,怕情绪绷不住
来武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冯亮说,只和家里打过一次视频电话,平时更多是通过文字和家里联系,“就是比较想小孩,打电话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情绪上的失控”。
某天工作间隙,同班的男护士问冯亮回去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她脱口而出:“抱着儿子狂亲一顿。”但转念一想,又不行,还得隔离一段时间。冯亮说,当时说到这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这个话题就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不能哭,护目镜会起雾,而且流眼泪的话,也可能会有污染。”
冯亮的小儿子魏鸿也会做事了,给太太热饭,喂太太喝水 受访者供图
后来冯亮在吃饭的时候,继续了这个话题,她问了那个男同事他回去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他回答我说想去吃火锅,因为吃火锅的时候是比较热闹的,就是一堆人围在一起,有吃年夜饭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有点想家了。”说到此处,冯亮有些哽咽。
稳定了情绪之后,冯亮又聊回了工作。她说,之后他们会研究出更合理的排班,来保证医护人员足够的休息,“只有我们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护理病人”。
采访结束的当天,冯亮给记者发来了微信,她说儿子的信后来她看了,“感觉他长大了,希望他会理解我的行为,也希望我的行为能引发他对未来的思考,学习是为了什么,将来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两个儿子录了视频让冯亮放心
“有了这样的榜样,魏诚和魏鸿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记者给冯亮回了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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