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医学生的武汉“同学会”

2月29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第一医院ICU隔离病房里,护士郑旭旺正在填写患者输液不良反应回报单。3天前下班路过ICU时,他看到病房里挤满了医生和护士在给一位患者上“人工肺”(ECMO),那是他第一次与如今护理的病人见面。中⻘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艺

编辑 | 刘世昕

这几乎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武汉第一医院急诊科医生张宁和其他9位大学同学毕业15年后再“相聚”在同一座城市,竟然是共同为了与一种全新的病毒赛跑。

15年间,张宁和同学分布在全国各地,各自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就连同学群很多时候也是寂静的。

20年前,他们是第四军医大学(现名空军军医大学)刚刚入学的少年,张华大队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现在,他们成为中国医生的中流砥柱。他们从西安、长春、南京、新疆等地顶上来,承担起感控、重症、耗材、急诊各类工作。既要治病救人,也要保护医生,他们同在一线,但他们又是如此不同。

“武汉的同学有些挺不住了”

新型肺炎病毒的突袭,一开始让医护人员都有些措手不及。

急诊室首当其冲。早期,不寻常的发热症状已经在武汉的急诊圈传开。张宁的同学之一方庆,就职于一家位于武昌区的医院,是急诊科的主治医师。1月2号,医院就加派人手到发热门诊,并开始对医护人员开展相关培训。

1月25日,在收到武汉第七医院的求助函,方庆带着7位医生、15名护士,去支援第七医院一个收治了48名病人的病区。由于人手不足,除了一位重症科、一位呼吸科的医生外,来的多是内科、外科医生,其中的心内科医生石金虎正是方庆的大学同学。

方庆是病区主任,第一个任务是要让无序的医疗流程恢复有序。每个病人具体到第几天做哪些事情,要查哪些指标,病情到哪个地步,要上哪些药?还得方庆一个个地来盯。

年龄最小的护士只有23岁,有的护士个头跟氧气罐差不多高,一天要运两三罐氧气,4小时一趟。一只氧气罐装满的状态有200多斤,39岁的方庆也扛不动,只能一点点滚着,从门口送到病人身边。

病情最凶的时候,7个危重病人要同时上插管、呼吸机。可是设备不够,氧气不够。

这样的情况让很多大夫都特别难受,原本医生可以借助现代医学的仪器设备帮助病人渡过难关,但物资短缺时,真的无能为力。

一个普通的医院,一般透析设备也就几十台,不会超过百台。但最开始那几天,需求量动不动就要上千。“突然增多的重症病人一下子把医院搞瘫痪了”,方庆回忆。

2月29日凌晨1点半,武汉市第一医院缓冲区内,医护人员在穿防护服。中⻘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与方庆的焦虑不同,张宁从西安来支援的同学许朝晖担心的是,许多普通医院的病区也不符合传染病三区两通道的要求。这位长期在感染控制科工作的大夫说,房子没办法推倒重来,很多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划区改造比新建医院还要困难。

他所支援的武昌医院就困难重重。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在清洁区可以脱掉口罩,吃东西喝水,但是武昌医院原有的通道和缓冲间混得太近了。脱衣间只有三四平米,出来的医生多,有的脱到最后一件了,有的刚开始脱,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武昌医院花了两天时间来重新划分黄区(缓冲区)和红区(隔离区)。这家医院的问题不止在结构上,院长刘智明的感染对该院医护的士气打击也很大。来支援的大夫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先顶上去,让这家医院的同行们缓一缓。

出发前,毕业后一直在长春工作的刘野向武汉的同学了解到的情况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快挺不住了。

初期留不住患者时,真的很无力

作为张宁的同学,从长春来支援的刘野是一名重症科的大夫,他主管的病人老李是驰援医院第一位用上ECMO的患者。

一次ECMO就是几十万的成本,非常昂贵,并不是普通医疗可以享受到的治疗。ECMO原本用于心脏移植的病人,维持生命体征。现在重症新冠肺炎最后也导致心肺功能衰竭,因此在医生看来,ECMO应该是有用的。

上ECMO的第二天,老李的指标还都很好。但后来心脏出了问题,虽然血氧提上去了,心脏却一直不行,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这让医生们措手不及,“他用了八九天慢慢好起来,离去的过程却那么快。”

老李在重症病房待了13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夫相信他可以活下去,甚至还畅想老李转去普通病房、最后出院的场景。

张宁听说,老李去世两天后,刘野接到老李女儿的来电,想知道老李最后离开的情形。

那个晚上,刘野在电话里默默听着哭声。他告诉老李的女儿,老爷子走的时候挺平静的,他是在昏迷当中离开的,应该感觉不到痛苦。

老李的女儿说,谢谢你,谢谢你们。

“你想象不到,你父亲没了之后,作为一个医生我有多难过。我管你爸13天,我原以为老李会成为我管好的一个样本,但是没想到上ECMO之后是这样的,居然没有。” 和同学们提起这段时,刘野也哽咽了。

医生之间偶尔交流着这些无奈。有一阵子,尽管新增人数少了,但还有一部分病人病情在恶化。医生们常常要面对的是,“白班看着这个人还跟我打招呼,第二天夜班接班时,患者就不在了”“ 防护服还没脱完,病人的心跳停了,没有任何征兆,也不给他机会”。

在一般的病程中,病重后会经历昏迷,心脏、血压指标恶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新冠肺炎不是。从情况不好到抢救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抢救前病人还跟大夫有说有唠的,过不来的就没了。

如果见证了一个病人从生到死,就会知道深刻理解这个病的凶险在哪,抢救点在哪?要在什么时间提前做哪些应对,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往下滑,需要伸手拉他一把。

虽然经验多了,前来支援的医生们有时仍然无法避免绝望。刘野曾跟另一位主任医生说过,“很多病人在我手里想死都难,我能保证做到这种程度。”但开始那个阶段看着现在接手的病人一个接一个离去,刘野感觉自己的能力没用上,这么多年的技术在这个病面前好像施展不开。

2月29日凌晨,武汉市第一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里,护士们给一位昏迷中的新冠肺炎病人翻身,避免长时间不动身体形成压疮。中⻘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保平安,庆余年

除了救命,医生也要关照病人的心理。

长期居住在武汉的同学告诉前来支援的老同学们,当地人有个特点,轴。一位50多岁的阿姨让刘野感受到了这种“轴”。她是刘野收治的第一批患者,一开始对医院的条件并不满意,晚上还能听到正在施工的声音。刚见面,她一下子甩给医生一连串的问题:我什么时候能见家人?我的病什么时候能好?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怎么是这样的?你们能给我用什么药?

“说到底还是担心治疗得不到保障。”解释了半天才让阿姨打消顾虑。刘野告诉这位阿姨,前来支援的每一位医生在当地能独当一面的,有的平时都一号难求,现在专门来治疗,大家不用担心。现在你前面的治疗已经挺好的了,后续咱们就按部就班地治就行。九十九步都过来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医生首先要给病人信心。方庆说,之前可能更多的任务是救命,现在既要提高治愈率,也要关注病人的情绪。

不久前,武汉第七医院的48位病人收到了一份暖心早餐,护士亲手熬制的小米粥。

原来,病毒感染会引起口腔继发性感染,很多病人患上口角炎、唇炎、溃疡、口角疱疹,到了病程中期,吃不下盒饭,喉咙也痛。一次查房时,有护士发现患者周爹爹默默流泪,情绪低落。询问后才知道,患者肠胃不佳,胃口差、频频恶心呕吐。周爹爹说,自己隔离治疗,家人不在身边,不太习惯医院的饮食,就想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粥。

这个病区是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你想,发烧的时候喝口热粥该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可是如果在医院食堂里煮,送到病人手里都凉了,而且当时后勤力量确实不足。方庆跟护士长提议,在病房里煮些小米粥,让他们随时都能喝到。于是,负责物资配送的人从家里带来一个电饭煲,再加上爱心人士捐赠的小米,就这样,热乎乎的粥送到了病人嘴边。病人吃得下饭,也就慢慢挨过来了。

因为居家感染的多,病区里还有5对夫妻,都是六七十岁的婆婆爹爹。情人节的时候,方庆想了点子,给爹爹准备了鲜花,让他们送给老婆。平时很少表达爱意的老人也玩了一把浪漫,有位老爷子录了视频说,“等我出院了,老婆我一定带你去欧洲,我们从上海坐轮船去日本看樱花。”

“病房隔绝的是病毒,不隔绝爱。”两位病人同一天过生日,医生护士们纷纷送贺卡、画画、写诗。方庆写了一句:保平安,庆余年。

对重症病人来说,插管、上呼吸机、进入ICU是一段恐怖的记忆,如果病人的心智不够强大,即便出院,也会在心里留下很大创伤。方庆说,我们想让病房变得不那么沉闷,灾难永远都是一时的,但人还是要活一辈子。

2月29日凌晨,武汉市第一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里,一位进行了气管插管的新冠肺炎病人,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为了防止管道压在病人身上,护士用手套吹了一个气球,放在病人枕边,预防压疮。为了调节气氛,气球上画了一张笑脸,写着“加油”二字。中⻘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一个不少地安全回去

最靠近危险的医生背后也有一道堤坝,在医院负责感染控制的许朝晖就是他们的保护者之一。

从老家回到单位,再到支援武汉,不到24个小时,他辗转三地。

1月24日,许朝晖还在安徽庐江县老家,5个月前,父亲做了食管癌切除手术,他打算今年陪父母在家过年。凌晨三点多,许朝晖接到了单位电话,武汉需要支援。

常年做感染控制的许朝晖心里明白,疾病的传染性非常强,还有一定的死亡率。过年期间封城这种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挂断电话,他立马订了合肥飞往西安的机票。尽管平时一年才能和儿子见一面,73岁的父亲也支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儿子能被国家用得上,也挺欣慰的。”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保护好自己,给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一定不能怂。

许朝晖还在飞机上,另一头,妻子在西安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行囊,换洗衣服、日用品、脸盆,收拾完毕开车到机场等他。

中午11点多飞抵西安,没来得及回家看两个孩子,许朝晖就立刻带着背囊赶往单位。

那晚,单位给大家多做了几个菜,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领导在饭堂给许朝晖和同行的伙伴们送行。妻子让他留点肚子,她偷偷从家里赶来,带了半只鸡,在许朝晖的单人宿舍里,两人也算一起吃了顿年夜饭。

晚上11点58分,医疗队准时到达武汉。空无一人的感觉,让许朝晖一时没回过神,“这个城市真的安静下去了”。但他并没有特别紧张,到了酒店,仍然有服务人员接待,这说明最起码秩序是稳定的。对一名疾控工作者来说,一个地方能否有序运行,指令能否落地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最关键的任务——隔离,可以落实,情况依然可控。

作为最早一批支援武汉的部队医生,他记得 “打胜仗,零感染”是出发前领导的要求,不仅要完成救治任务,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必须一个不少地带回去,二者同等重要。

许朝晖负责后半部分,他要把很多工作做在前头。来武汉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武昌医院的医护培训。他说,个人防护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流程走,这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团队负责任。过不了关,坚决不能上岗。防护服使用不规范,就反复穿脱练习。

在武汉当地一家医院工作的龚玖瑜听说老同学许朝晖来了,觉得他可能遇到物资困难、吃的不习惯的问题,便主动联系他。许朝晖回复,吃得还行。龚玖瑜怕他客气,就主动点外卖,送去几盒酸奶、泡面顶一顶。

不过,除了忘记带上剃须刀的充电器,许朝晖在生活物资上确实没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没人知道我胡子长了多长。”第二批救援队来时,同事也捎来了他的充电器。

其实,最大的困难还是缺医疗物资。刚到武昌医院时,遮挡喷溅的防护面屏没有了,他们就采购了一批3毫米左右的透明软塑料软桌布,裁成一块一块的,打出一个点,后盖用绳子穿进去,额头接触的地方贴上软泡沫软胶,自制面屏。

在刘野到达援助医院的同一天,许朝晖也结束了武昌医院的改造培训工作,指导一家医院的施工监理,确保每个细节无误:哪些水龙头需要非接触,传递仓的负压怎么做、哪个角度安装紫外线消毒灯最精准、产生的医疗废物如何处理。此外,保证人流、物流和气流正向运作,即进了污染区,就不能再退回到潜在污染区,更不能退回到清洁区。

他要特别注意医护人员疲劳至极“智商掉线”的时候,备好紧急处理箱和详细的操作图示,一有需要,保证第一时间找到应急工具和方法。正因有了感控人员的严格把关,才让直接接触病人的医生有底气说出,“只要做好了三级防护就不怕。”

彼时,负责重症的、感控的、物资的医生同学虽然可能就在一家医院,但谁也不知道距离对方或许只有一墙之隔。

直到2月中旬,刘野在领物资时,意外撞见了15年没见的老同学金鑫。原来,几乎在刘野到达的同时,金鑫也跟随近170人的医疗队从南京赶来,他负责受援助医院的医疗后勤保障。

刚来的第一周,金鑫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今天的耗材、药品用完了,第二天如果不到位,当天的医疗工作可能就要停工。他需要的物资,时常在凌晨一两点时送达,得立刻卸车,装进库房。受援助医院有1000张床位,每天大约有30箱防护服运来,一箱50件,再加上口罩,上万件的物资在这里被快速消化,一个10吨的氧气罐只能保证援助医院的病人一天的用氧量,物资还是紧巴巴。

许久不见,刘野甚至不相信金鑫已满头白发。

2月18日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一辆载满乘客的大巴车从二环路上驶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吃着肉夹馍成长的同学去帮“热干面”

没有人主动说自己来了武汉。比如许朝晖,直到有同学看见海报上的照片才知道。一些受援助医院开放医护信息的时候,群里才有了偶遇同学的消息,大家的秘而不宣才被打破,那时一搜罗发现,已有七八个人都在武汉了。

最让龚玖瑜意外的是,自己远在乌鲁木齐的闺蜜也来了。大学时,俩人是亲密无间的室友。来之前,闺蜜问她,武汉现在是什么气候,要带什么衣服?

闺蜜从新疆来支援武汉的一家医院,龚玖瑜说,武汉与乌鲁木齐两地甚至还有时差,真感谢他们千里迢迢来加入战斗。

张宁医生的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在武汉本地的张宁为自己的同学骄傲,毕业后好几次,他邀请同学来家乡玩,但工作忙得连轴转,一直也没人来过,这次大家纷纷请战。他们说,“共同吃着肉夹馍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一起去帮‘热干面’。”

目前,全国已有4万多名医务人员赶赴武汉,张宁的同学们就是这四万分之一。

他们上学时所在的二大队曾经是光荣的张华大队。1982年,24岁的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因救助老人溺粪牺牲,这在当时掀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大学生舍命救老农民,值不值?

张宁说,这件事对那时的青年人影响非常大。2000级二大队的同学的入学第一课就是有关张华的教育课:危难的时候,要挺身而上。

几乎每一届的二大队都有荣誉傍身,包括后来的华山抢险。龚玖瑜记得,“他们手拉着手,站在悬崖边,挡着从上面滚落下来的群众,那时如果有一个人松手,大家就都垮了。”

二大队五年一届,上一届毕业的师兄给下一届刚入学的同学当班长,言传身教,如接力棒般,将荣誉用行动传承下来。但模范不仅是称号,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这个集体被更加严格地要求,接受更加严格的训练。五年下来,他们在一起吃过苦、受过训的经历中结成更加深厚的情谊。

一位超声科的同学1月底也来到武汉一线。此前,他已被批准,今年3月从部队转业,自主择业。但现在,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来了。在他们心里,这是致敬前辈的时刻。

20年后,这些少年已经成为中国医生的中流砥柱。有的已是科室主任,有的当上了高校博导,有的参与了汶川地震救援,有的去过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接到疫情任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职责所在”“我们不上谁上” “ 我们顶得上去”。

3月7日下午,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外,几名新冠肺炎患者走出医院准备乘车转入雷神山医院。当日上午,武汉客厅方舱医院25人治愈出院,下午59人转到雷神山医院。随着最后一位患者转出,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患者“清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同学群把天南海北的他们再次连系在一起。在群里,大家讨论的除了疫情还是疫情。他们分享最新的资料和数据,互相提供专业经验。新药研发试验情况,大家一块讨论。临床一线的人没时间查资料,后方的同学就主动帮着找文献。“不止是我们的同学群,全国的医生同学群可能都是这样。”刘野说,我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个好消息出来。

其实,刘野在武汉有过好消息。2月21日,刘野在战疫一线度过了一个特别的38岁生日,这天,也是他入党宣誓的日子。

至今未婚的刘野在同学里可能是独一份。同学们形容这个东北男孩帅气、幽默、阳光。可在刘野自己眼里,生活中的他一直没有军人的那种“板正”。

党员在他心目中是“高大上”的。毕业后,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有些差距。“还有差距,就不要给党员拖后腿”,抱着这种想法,刘野慢慢成了院里“头疼的”大龄单身没入党男青年。

从长春出发前,刘野交给医务处主任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完暗暗告诉自己,终于可以申请入党了。在武汉期间,他还向党组织发去了自己的战地日记。

这天完全是个巧合,宣誓现场没有人提起他的生日。晚上7点多,宾馆送来一碗面,一根到底的长寿面,刘野全吃了,一点儿汤底也没剩,感觉很温暖。

两年前的春天,刘野曾登上蛇山山顶,站在黄鹤楼眺望远处的长江大桥,江水奔流不息。再来武汉,却如赴战场。决心书上,刘野写了16个字: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兵锋所指,一往无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微信编辑 | 陈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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