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发胜：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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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萧辉）“隔离！隔离！尽快隔离！”

2月1日，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传播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喻发胜在呈送给中央及湖北省、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的内参文章中，连续用了三个粗体感叹号。

“传染病传播和爆发期的首要任务是隔离传染源，隔离优先于救治。早期看到大量传染病人自行就医，导致一人就医、数人感染，这样的传染恶性循环不打破，有多少医生和资源都不够用。当时我非常着急。”3月3日，喻发胜教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

这份题为《当前肺炎疫情防控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的文章，由喻发胜教授带领科研团队数名研究人员连续奋战三日完成。喻发胜说，当时他居住地几百米范围内已出现多名新冠肺炎确诊与疑似病例，但他没有丝毫恐慌。

“既然病毒找上门了，那就打吧。”作为一个地道的武汉人，此时喻发胜心里特别冷静。

不能等病房建好了再隔离患者

因为受聘为是湖北省和武汉市应急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喻发胜近年来为全国和湖北省各级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高层讲授了上百场突发事件与舆情应对的报告，他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三千多名党政机关官员和企事业单位干部；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他的学生分布在全国和湖北的多家新闻单位。喻发胜密切的与这三类人员交流，获得大量与疫情相关的真实信息，加之自己作为疫区居民的亲身经历，这些成为他撰写研究报告的宝贵资源。

在这份报告中，喻发胜提出当时疫情防控存在七大突出问题，首要的问题是“一人就医，数人感染，恶性循环”。他和科研团队给出的对策是“迅速提高‘隔离能力’，打造‘全封闭’救治体系”。

喻发胜观察到，患者自行就医，在医院长时间排队极易形成院内感染，回家自行隔离可能导致家庭聚集型感染，在医院和社区来回奔波又容易形成交叉感染等，众多环节导致“一人就医，多人感染”的恶性循环。

1月26日，喻发胜驾车到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考察。他意识疫情传播的速度比雷神山、火神山的建设速度更快；而且即使雷神山、火神山修建完成，也只能提供两千多张床位，床位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患者人数。

“不能等完成了诊断程序再隔离患者，不能等高标准的病房建好了再隔离患者。”他在报告中给出解决之道：建议各地迅速征用、改造疗养院、景区宾馆或其他具备隔离条件的单位，使之成为隔离、治疗、生活三位一体的“全封闭”医疗救治点。如此，可以几天内投入使用，速度应远胜于新建医院，且能在短时间内提供数量众多的救治点。改造的要点的是“外不污染环境、内不交叉感染人员”，让疑似患者应收尽收。这个建议与2月3日开始修建的方舱医院不谋而合。

对于当时各家医院纷纷呼吁防护物资奇缺的问题，喻发胜团队提出的第二个对策是迅速打通“防疫产业链”。喻发胜告诉财新记者，在“封城”初期，他没有想到武汉防疫物资储备和调度效率如此之差，医用口罩、防护服奇缺，有些医务人员几乎是“裸奔”着堵病毒。喻发胜分析，防疫物资供应之困在于三个环节，招人难、备料难、行路难，这三个环节通过中央和地方统筹和协调是可以迅速解决的。“如果给工人提供最好的防护、便捷的交通，同时政府承担超额付给工人的薪金，怎么会找不到人开工？“

在报告中，喻发胜还提出要消除医院行政后勤人员、环卫工人、外卖人员、商超人员、交通司乘人员、公务人员、新闻记者等重点人员隐形风险，建议提升这些人员的防护等级；要梳理使用过的口罩、生活垃圾、电梯、中央空调、门禁按键等隐形风险点；要制定科学预案，全力控制春运返程风险；要打通“居民生活链”，保障物流体系畅通；要加强宣传力度，切实提高农村居民防控意识。

喻发胜告诉财新记者，他在1月底发现当时防疫的思路有问题，曾托相熟的官员，希望面见当时武汉市的主要领导，给他十分钟时间陈述防控的关键问题，但未能如愿。于是他奋笔疾书，写成系统性的政策建议报告递交。

2月1日，这份3000多字的报告完成后，喻发胜通过学校、媒体、朋友等渠道报送给了中央和湖北省、武汉市相关领导。“我是心急如焚，所有的渠道都投递，希望这些建议能有助于疫情防控。”当天下午，《光明日报》以“专报”形式呈报中央决策机关，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武汉市应急局的领导也迅速将报告报送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2月2日，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发出通告，要求对新冠肺炎确诊、疑似、发热及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进行集中收治和隔离，武汉市终于走上了分类隔离、“应收尽收”的正确轨道。2月3日晚上，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紧急约见喻发胜和其他几位专家，喻发胜将相关建议再次向指挥部领导进行详细汇报。

“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应对此次疫情。前期应对混乱，关键是少数主官思路不清。”喻发胜说，“遇大事有静气，今后应成为挑选党政主官的一个重要标准。”

虽然喻发胜自认是较为理智冷静的人，但1月24日傍晚他还是在一瞬间潸然泪下。当时他在微信群里看到，因为交通管制，一些医护人员不得不步行回家，有民间志愿者组织车队，义务接送他们上下班。喻发胜说当时他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经常遭遇灾难，让人悲伤；遇难时又总有人站出来，很悲壮。”那一刻，喻发胜有个冲动，想报名参加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行动。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最大的长处不是开车接人，而是给政府建言如何应对突发事件。义务接送百十位医务人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疫情当前，千头万绪，必须找出突出问题，才能纲举目张。”第二天上午，他写出《关于在全国立即实施‘医生上门接诊’疑似新冠病人制度的紧急建议》，呈送给相关部门。1月28日，他在学校附近的大型超市看到里面人流密集，又马上建议加强对商超等重点空间的防控。

“中央指导组驰援武汉的领导现在思路清晰、措施果断，相信湖北和武汉的疫情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能得到控制，只是武汉人民和我们国家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喻发胜感叹道。

反思重大社会风险的预警系统为何失灵

2月下旬以来，武汉疫情形势总体好转，但喻发胜并未休息，而是着手带领研究团队做三件事：一是继续研究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改革；二是研究传媒如何发挥预警功能；三是启动田野调查的准备工作，为疫情结束后查清“毒源”作准备。

喻发胜自2003年涉足突发公共事件和应急管理领域，其研究成果和相关对策建议多次被中央决策机关采纳。早在2019年12月30日，喻发胜与当地一位卫健系统的朋友一起吃饭，席间聊起国家应急管理部成立后的应急体制改革。喻发胜说，自己准备写一篇调研报告呈送有关部门，“现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顶层缺乏一个常设机构对特别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全面综合管理，遇大事只能组织一个临时的联防联控机制，缺乏制度性的长效机制。”

一语成谶。2019年12月31日上午10点多，有人给喻发胜发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的内部文件。喻发胜立即打电话给头天一起吃饭的这位朋友，询问文件的真实性，对方回答，“是真的”。

2020年1月初，喻发胜去外地出差，到武汉天河机场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口罩，三个口罩70多元钱，“当时我是极少数戴口罩的人。”1月15日，喻发胜从外地返回武汉，市民沉浸在快过年的氛围中，公共场合挤满了人，依然很少有人戴口罩。

“12月31日到1月20日的20天里，来自北京的疾控专家都在强调人不传人、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会人传人、可防可控。”喻发胜一度也觉得自己多虑，“有了2003年SARS的惨痛教训，按照正常逻辑，政府官员和卫健系统的专家都不可能瞒报疫情。”

1月20日在电视上听到钟南山“肯定有人传人”的结论，喻发胜立即预感到“要出大事了”：在大家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长达20天的时间，这样的疫情早就扩散开了。他认为“封城”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封城，疫情将会加速在全国蔓延。

作为武汉人，喻发胜对国家卫健委前来调查的专家“可防可控”的言论很愤怒。“他们不仅没有预警，反而在误导公众。”有专家组的成员在媒体上辩解说被湖北、武汉卫健委及医院误导了，喻发胜认为，即使地方政府有隐瞒，但国家专家组的任务是下来摸清情况的，不是只听汇报的，“他们没有深入调查就得出‘可防可控’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没有尽到职责。”

喻发胜一直在反思此次预警为何失灵。“从12月31日出现2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进展到如今8万多名新冠病人，最佳防控期是如何错失的？”喻发胜认为反思这个问题并不限于追究某个具体人的责任，而是从源头上梳理机制问题，吸收惨痛的教训，防止灾难再次发生。

作为“传媒预警”理论的提出者，喻发胜强调，为预防出现对国家或者人类社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可能出现战略性的损失和灾难性的后果的“重大社会风险”，应当建立“多元、独立、制衡”的预警体系。

以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为例，首先作为专业人士，医生一旦发现两起以上传染病就应当进行预警。SARS过后，2004年国家花费7.3亿院打造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但这个系统在此次疫情前期失灵了。喻发胜认为，应当把直报传染病作为医生和医院的法定职责，将如实及时填报纳入医生和医院的奖惩考核制度。

其次是媒体的预警职能。喻发胜认为，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一旦发现重大社会风险线索，应当展开调查，向政府部门报警、向公众预警，政府部门切不可打压媒体的预警职能。

他同时指出，公民通过社交媒体预警，并不是给社会添乱，公民预警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在制度设计上，他建议公民可以首先向特定职能部门报警，如果政府部门不调查、不回应公民的报警，公民可以起诉政府。

“医生、患者、知情者都可以发挥作用，如果制度设计更合理，众人形成合力，危机是可以减少的。”喻发胜认为可以借鉴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多种力量一起发力预警。

“在重大社会风险领域，要推行‘疑危从有’的理念，宁可信其有，并作出相应的预防措施。”他说，武汉这次的教训太沉重了，“不能再出于任何目的错过突发事件的黄金防控期”。

疫情结束后，喻发胜还希望启动对此次武汉疫情的田野调查，彻底查清病毒从何来，为何蔓延。他说：“数千同胞丧生，近千万武汉人困于家中，全国十几亿人民一起受煎熬，疫情波及全球。对于这样一场影响全人类的疫灾，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武汉人，都有必要查清事件的全貌，给自己的城市和所有受难者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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