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暂停到重启，这位武汉纪录片导演记录了过去60天的武汉

• 原文链接
• 备份链接

两个月前的1月23日，武汉封城，900万人的城市，被一纸通知紧急暂停。整整两个月后的今天，武汉迎来复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这座城市正在缓慢重启。

过去的60天，是武汉全民战役的六十天，也是导演程逸飞拍摄武汉抗疫纪录片的六十天。从封城之日起，他的《决战江城之巅》纪录片每日一更。他形容它为“不一样的日记”：舍弃私密性，坚持日更，传递正能量。

程逸飞说自己的纪录片是拍给身在武汉的人看的，告诉武汉人他们没有被放弃。他拍志愿者、医疗队、环卫工、外卖员、病人家属、社区工作者——一切和疫情有关的人。镜头里有人沉默，有人哭泣，但更多的人握紧拳头大喊加油。

他把那些和死亡有关的素材暂时搁置在电脑硬盘深处，每天发布对志愿者和医疗队的记录，“他们与病毒的斗争鼓舞人心。”甚至在遇见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后，他自己也受到鼓舞，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我们无法再重新走进2020年的凌冽初春，但是它们理应以任何方式被记录在册。今天，我们打算记录这个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没有停止记录的人。这些记录也许只是时代里的一粒流沙，但是千万个它们，或许可以拼凑起一座真相之塔。

以下是程逸飞导演的叙述。

总要有人说真话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一点左右，我在汉阳的一家菜市场买菜。摊贩们都在收摊，管理方催着，要十二点前收完然后消毒，从他们那里我打听到第二天封城的消息。

作为一名长期在武汉工作和生活的导演，我觉得有必要做点事情。疫情初期媒体上不准确的信息传播了很多恐惧，所以我想去一线拍摄纪录片，将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大众。

程逸飞导演

我的妻子是武汉人，两个孩子都出生在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战斗过的地方。老二现在一岁半，时刻要人照顾，如果我外出拍摄，压力会全部落在妻子身上，而且要冒着和家人双重感染的风险。

但我没纠结太久。03年非典时我在北京经历了全程，那时情况没现在严重，就是天天喝板蓝根，戴口罩，还能去复兴门的百盛商场逛逛。而这次是建国以来头一遭的封城，总要有人说点真话。当晚，我决定制作武汉首部抗击新型肺炎纪录片——《决战江城之巅》。

我的妻子很支持我，说如果不是有两个孩子，一定和我并肩作战。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也从朋友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像中夏古建集团的卫董，第一时间就决定赞助口罩。

这次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照见了人性的种种善恶。我因此得到了一些朋友，也拉黑了一些曾以为是朋友的人。当然，得到的都是可以一辈子深交的朋友。

1月23日程逸飞与卫董的聊天截图

虽然做了拍摄的决定，但我肯定是害怕的。每次回家前，我都会把所有的防护扔掉，用酒精对自己和车做最高级别的消毒，然后第一时间洗热水澡。感染家人是我最害怕的事。

在外拍摄时，我也不敢吃喝拉撒。饿了就摘下口罩啃几口压缩饼干，快速喝一点水。但我不敢喝太多，五十多天了车上的矿泉水只喝了半瓶。口袋里用来补充能量的士力架也常常忘了吃——饿过那个劲儿就忘了。

除了饮食，我的作息也受到影响，主要看当天的拍摄情况。我现在每天早的七点多起床，晚的九点多，中午之前出门。晚上回家后导出素材、剪辑、配音，然后发布，还要与志愿者、采访对象、医疗队沟通，策划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基本两三点睡。

幸好19年我坚持锻炼身体，现在是我近两年来身体状况和免疫力最好的时候，这样的工作节奏对身体没有影响。二月初我开始喝肺炎二号中药，上周还做了次ct，结果显示我的身体很健康。

只要身体受得住，我会一直拍到疫情结束，结束后也会跟拍灾后重建，民众的心理恢复，还有中小企业的困境。

两江三岸的悲欢与爱

我的拍摄团队有五个人：导演，摄影，策划，编剧和配音，都是我的朋友。

刚开始拍的时候我们没什么名气，要想办法寻找拍摄对象，也有时间看看评论。现在有一些知名度了，许多线索主动找来，就需要策划拍什么。

在我心中《决胜江城之巅》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地理，另一条是爱。

武汉是一座江城，长江和汉江两条大江笔直穿过，所以我打算沿着江走，拍摄两岸的人民——这是绕不开的。

我拍了各种各样的普通人。有冒雨配送的快递员，在空旷的马路上打扫的环卫工，偷溜出来冬泳的老人，华南海鲜市场二楼眼镜店的小哥，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和医疗团队。

前些天我拍摄了一个新生婴儿。母亲是单亲妈妈，二十二岁，浙江人，未婚先孕，孩子的爸爸找不到人了，所以整个生产过程由志愿者团队帮忙。孩子出生后，取名叫武志城，武汉众志成城的意思。

疫情结束后我有一个计划，把拍摄到的素材剪成一部电影，我想把这个婴儿作为里面的一条故事线。

出舱

你问我为什么《决战江城之巅》系列都是“正能量”，没有“苦难”的部分，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那一类视频是拍给武汉外的人看的，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而我是拍给在武汉的人看的，传播爱和积极的情绪，因为我要照顾包括身在医院的八万人的心理。

我拍乳腺癌电影十二年，所以特别关注患者心理。什么是癌，没法解决的叫癌，这次的病毒也没法立刻解决。很多情况你不是身在武汉就不能理解，它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所以我拍摄“正能量”的目的，是不希望人们一直沉浸在悲痛当中，带给大家微笑和希望。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再反思、再追责也来得及。

我最近一直在拍医疗队和志愿者。管控变严后，现在还在外面活动的志愿者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很多都没和家里讲，是背着出来的。

像白色情人节那天，我在武汉血液中心拍摄献血的志愿者，一个朋友从始至终都在回避镜头。之前他的老婆发现了手机中他做志愿服务时拍摄的照片，大闹了一番，这次他是偷偷出来的，献完血后连送的小礼物和献血证都不敢拿。视频中我给他打了马赛克。

还有一个志愿者让我印象很深刻。98年的小姑娘，对着镜头说自己长大了。她是红十字会在编的志愿者，但口罩要自己买，住宿自己找，晚上住在车里，条件非常苦。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是这么说的，咱们就不深究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我有很多拍摄素材现在不能展示。一种是背着家里做事的志愿者；另一种是失去亲人的受访人，现在放出来，对他们来说是二次伤害。我也不想传播更多的负面情绪。

但我确实拍到了不少让我压抑的故事。比如我第一次哭，是疫情刚开始，拍摄第九集在协和医院遇到的一位大姐。

当时医院有几千人涌进去，但只有几十个床位，走廊上都是人，输液的支架不够用，就去院子里找根棍子插着。大姐对着镜头哭了五分钟，她后悔把爸妈带回武汉，现在只能在走廊里躺着。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疫情的危险。

我第二次哭是二月六号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第二天有许多人来武汉中心医院追思，在门口送花，鞠躬。晚上有八辆车打双闪为他送别。我坐在车里痛哭流泪。这是疫情的一个节点。

对很多人来说，这次疫情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在结束后需要长久的心理重建。

我采访到一位女性，二月二十八号是她结婚十九周年纪念日，孩子今年十八岁。她的丈夫二月十八号在金银潭医院去世，而她自己如今正在接受湖南心理团队的治疗。

那天她对着镜头说：“疫情好与不好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疫情好了我也没老公了，以前在家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儿子每天都在看别人的故事，没想到这次自己成了别人看的故事。”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广东医疗队

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对我们的心理也是一次创伤。趁着采访心理治疗团队的机会，我也接受了心理治疗。

我虽然没把这部分素材放出来，但现在团队去的地方多了，认识的人和资源也多了，就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他们。这让我们从拍摄团队变成一个半拍摄半志愿者团队。每次采访我都会送几个口罩，也会帮着联系和运送物资。我的车上有一半空间都是物资。

今天我在三镇拍了八个医疗队，车子跑了半箱油，拍完左边胯子酸痛。拍最后一个山西医疗队时，我想借厕所小便，他们不建议，怕我感染病毒。

送别援鄂医疗队

到目前为止，我拍摄了五六个T的素材，每天晚上为了实现日更，要处理到凌晨两三点。选用哪些素材或者不选，都需要去考虑。

目前更新的内容在我的公众号“旅小行”上都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已经发布的日更记录之外，我对我拍摄的主题有一个更长期的规划。先打赢这场“战疫”，等这些结束后，我会再剪一部电影，对这段特殊的时间做完整的回顾。

text | 王博璨
photo | 受访者提供

💬

 # 你的手机里，记录下了这段时间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