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中国疾控中心高福、冯子健回应论文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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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记者 赵今朝）新冠病毒疫情发展至今，多位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防疫战接下来仍面对艰巨挑战，这与前期的防控错失“黄金窗口期”有关。错失良机责任何在？一篇论文引发轩然大波，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均在文章作者之列，二人对财新记者分别作出回应。

　　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网站刊发了一份回溯性研究，其中展示的425名感染者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早期存在大量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患者，这指向病毒可以“人传人”。主要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以及各地疾控中心，文章显示的结论和此前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的信息明显不符。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论文发表时间，究竟是早于病毒可“人传人”的明确结论还是晚于此。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告诉财新记者，疾控中心1月23日拿到数据开始做的研究分析，25日到26日提交的论文。回顾性研究也是疾控职责的一部分。

　　相对于病原信息较快披露（参见“不明原因肺炎忽现”），新型肺炎传染性情况在防控早期很少被提及。截至2020年1月20日，属地化管理下，武汉卫健委共发布16期针对此次肺炎疫情的通报。对于此后被认为最关键的病毒的传染性信息，1月11日在内的前五份通报均称，“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现象）”，而在1月12日至1月14日，上述表述已消失。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知识问答中，首次出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至此武汉的防控策略并无明显调整，直到1月20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央视访谈中披露发现14名医务人员感染，直言“有明确的人传人现象”，此后各地防控措施方进一步升级。

　　上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中，研究者对数据来源的说明显示，“警报”是在2019年12月底拉响的。2019年12月29日武汉地方医院“不明肺炎”监测机制发现了最早报告的4个病例。2020年1月3日，论文研究者又制定监测方案，在发现疑似病例后，由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及省、市和县疾控中心的成员组成的现场流行病学联合团队进行详细的现场调查，并收集呼吸道标本。之后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CDC）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集中检测。

　　2020年1月30日晚，科普作家、浙江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王立铭发微博对研究结果未及时披露表示愤怒。他认为，根据上述论文，在2020年1月初的头几天，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的患者数量就开始占据绝对多数，病毒人际传播的迹象已非常明确，中国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已掌握明确证据，消息却被掩盖三星期之久。该条微博已删除，但中国疾控中心由此被推向风口浪尖。

　　论文的发表引发质疑后， 中国疾控中心1月31日上午也在回应中指出：该论文是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高福1月30日晚间也曾向财新记者表达同样缘由。他表示，论文（刊发）出去，也是希望全世界专业人士出谋划策，正是防控之所需。高福回应称，目前疾控部门还在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为什么病毒明显“人传人”证据的发布相对滞后？为何相应的结论没能更早转化为果断的防控措施?武汉市市长周先旺1月27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表示，地方无授权不能发布疫情信息，该言论引发震动。而对于防控措施不够及时，两日后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则强调，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对财新记者表示，2003年爆发SARS疫情后，中国花重金建立一套疫情直报系统，能够实现快速监控。国内实则已有应对不明原因肺炎的清晰路径。

　　疾控引以为傲的监控体系，却难以缩短权威疫情信息抵达公众的时间。另有中国疾控中心人士称，疫情控制的核心在于临床与公共卫生团队的行动，其中医疗机构负责治疗、排查和报告相关病例，不同级别的疾控中心则需追踪、观察、检测和确认相关病例，并告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同时报告上级卫生部门和国家卫健委。在传染病暴发、流行之时，国家卫健委负责向社会公布信息，也可授权省级卫生部门公布。到1月18日前，国家卫健委宣传部门人士仍告诉财新记者，疫情尚由属地管理，由国家卫健委指导。

　　杨功焕对财新记者表示，究竟是专家知道了实情不报告，还是报告了但未及时采取措施，两者区别很大，关键的事实需要澄清。“如果只责怪专家，事情就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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