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人剧组滞留武汉 隔壁护士一句话让导演做志愿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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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的剧组成员（左二为邵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_“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在电梯里碰到刚下班的护士们。那是几个90后女孩，正在讨论是先洗澡还是先吃泡面。一个女孩说，肯定要先洗澡，因为要除菌嘛。另一个女孩说，可是真的太饿了，想先吃泡面。又有人说，要是有米饭吃多好。听到护士们的对话，我很想让她们吃上米饭。”_——邵进

作者|施展展

武汉封城当天上午，正在当地拍摄电视剧《青春创业手册》的导演邵进接到朋友电话，商量剧组是否撤离。邵进考虑了一会儿，决定留下来。在完成当天的计划后，拍摄暂停，130多人在酒店自我隔离。

1月17日，剧组曾去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拍摄。这让邵进事后一度提心吊胆，直到14天隔离期满，剧组无一人抱恙，他才稍微放下心来。

2月1日，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影视剧停止拍摄通知，利用春节赶工的各地剧组纷纷停了下来，《有翡》《大江大河2》等多个剧原地待命休整。此前，浙江横店影视城关闭了辖区内的拍摄场景，20多个拍摄中的剧组停工待命。但拍摄停止了，导演和制片人要操心的事并没有减少，剧组成员吃、住、薪资仍然是固定花销，上百人的健康和安全更要挂在心上。

在疫情中心武汉，包括《青春创业手册》在内的多个剧组一边隔离，一边摸索妥当的方式，应对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

邵进所在的酒店确诊了两例新型肺炎患者，其中一例在发病48小时后离世。邵进开始慢慢学会和眼下的困境相处，每天用视频记录疫区生活，收集各种与疫情有关的故事，结合自己的感受将它们记下来，酝酿着创作一个新的剧本。

与此同时，他成为一名志愿者，加入到疫区救助的行动中。行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焦虑情绪。目前，他最大的心愿是，剧组可以早日安全撤离武汉。

以下是邵进导演的口述：

1

我们是去年11月26日在武汉开机的，原本打算2月10日杀青，现在不可能了。

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市开始封城。上午8点多，我接到电话，说武汉可能要封城了，问我要不要撤离。我当时想，我们临时撤了，将来整个行业会怎么看我们这些人？别人会觉得我们是逃兵。

我们剧组有130多人、几十辆车，如果临时要撤，还需要时间准备。我有专车，可以走，但剩下那一百多人怎么办？他们都是我的同事、朋友。说句自私的话，如果我走了，将来还想继续拍这部戏，谁会愿意再跟我？

我们决定，1月23日剧组正常开工。那天大家都很紧张，好在拍摄地在武汉光谷金融中心，我们那一层楼全是样板房，没有其他人，整个剧组只有美术和外联部门会跟外界联系。

到了拍摄现场，我提议大家一起录制一个抗击疫情的VCR（短片）。下午我们就把它赶制出来，在网上公布了。当天晚上8点多收工，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剧组开始放假。

那天发生了两件比较吓人的事。剧组里负责外联的工作人员是武汉本地人，他父母生病相继进了医院，他不得不回家照顾。此外，美术指导也身体不适——幸亏后来很快排除了风险。我们通知负责外联的工作人员暂时不要回酒店，在家里待着。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父母没事了，我才稍微放心。

收工那天晚上，我去酒店附近的小卖部买了些泡面。

小卖部的老板说，你可以买点鸡蛋、挂面，煮着吃。我告诉她，我没有锅，只有一个煮茶用的电磁炉，只能烧水泡泡面。她当时正在吃晚饭，一个铝盆里装着凉拌黄瓜，听我这么一说，她立刻拿个碗，把黄瓜倒在碗里，把铝盆洗干净了给我，说：“哎呀，我这锅都卖完了，这个给你，你回去用电磁炉做饭。”

那口“锅”我一直用到2月11日，那天我在网上买的锅到了。取锅时，快递小哥跟我说注意安全。我们天天在酒店待着，他天天到处跑，他还那样关心我，我觉得特别温暖。

现在到处物资匮乏，我们所在的又是武汉比较偏僻的区域，住在酒店就能明显地察觉到变化。刚开始，酒店每天会为房客提供免费矿泉水，每天会来打扫卫生、换被单。渐渐地，前台跟我们说，配套洗被单的公司已经不提供服务了，被单变成一礼拜一换。后来一礼拜也不换了，矿泉水也不送了，垃圾必须自己倒。

最开始，剧组自己做饭吃，由住酒店式公寓的工作人员把饭做好，给大家送过来。到大年初六，我们就不让他们做饭了。因为他们每天出去买菜，要接触外面的人，很危险。剧组是命运共同体，有一个人出事都不行。

不做饭以后，剧组就给大家发方便面，隔段时间集中采购蔬菜，发给各个部门。生活肯定比较艰苦，但是没办法。元宵节那天，制片人煮了些汤圆，用饭盒装好发给大家，我也去拿了一碗，多难得的汤圆啊。

剧组此前在武汉拍戏。

2

这次疫情真正让我后怕的是，1月17日，我们曾去同济医院的光谷院区拍摄。去医院拍摄当然要提前报备，申请程序走了两天，第三天就去拍了，非常顺利，所以当时我们根本没想到疫情这么严重。

那天剧组一共去了70人，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下午3点。回想起来，我当时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让现场制片去买口罩，我们先拍外景，等到口罩来了，确保每人都戴上，再进去拍摄。

医院将三楼的一块区域划出来让我们拍，他们也不希望剧组拍摄影响病人。但其实我们拍摄区域的隔壁就是发热门诊。

那天去医院食堂吃午饭时，现场有很多空桌子。不知为何，一位戴口罩的患者非要坐我旁边吃饭。我当时吃得差不多了，赶紧走了。现在想想是很危险的。

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全组130多人都在酒店隔离。剧组分两个酒店住，我和演员们共20多人住在一家酒店，另外一百多名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家酒店式公寓。所有人必须在酒店待着，没事不准外出，外出必须跟剧组请假。

后来我发现，一不上班，大家都很无聊，开始互相串门，聚在一块儿吃饭喝酒。所以从大年初三开始，我们实行了房间隔离制度，规定大家不准串门。

从1月17日去医院拍摄算起，一直到正月初六，第一个14天观察期结束，剧组没人出事，我悬着的心才稍微落下来。

这期间，我也提心吊胆过。有一天晚上，我在房间做完运动泡了个热水澡，从浴室出来，气喘不上来，坐在沙发上直冒虚汗，赶紧给一位医生朋友打电话。他告诉我，你到窗口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照做，很快好了，原来只是缺氧，但当时真的吓到我了。

我们所在的酒店也发现了两例确诊病例。一例是前台小姑娘，听说她是回家看望男朋友时被感染的。还有一位是住在16楼的客人，已经去世了，从发病到去世，仅仅48小时。事发后16楼被封起来了，那位客人乘过的电梯也封起来了。在目前的情况下，酒店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酒店将情况如实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再告诉我和几位男演员。我们没敢把这些事情在剧组群里说，有些女孩子本来就害怕，我们担心她们知道了以后会更害怕。

我们也没办法从这家酒店转移走。如果一家酒店出现一个病例就要转移，那我觉得整个武汉都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住了。

我当时能感觉到酒店还住着一些疑似病例。有一次我下楼拿快递，一位拿着医院CT袋的人跟我进了同一部电梯。我戴着口罩，但内心还是有一丝紧张。大家只能尽量减少出门次数，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戴上手套，口罩用双层的。

3

我对重新开工的时间判断经历过很多次变化。最开始，武汉封城，但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还没有出台剧组暂停拍摄的通知时，我一直跟制片人商量，能不能抢一抢，从初二开始拍，拍到初五左右。我这部戏的主场景还有4天戏份，拍完这4天，就可以开始剪辑了。我担心的是，我们租的写字楼说卖就卖，说租就租，在这个场景里有大量的戏，改景是不现实的。将来这个景没了怎么办？

到了初三，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了。制片人也说，现在国内大部分剧组都停工了，如果我们坚持要拍，将来对整个戏、对我们在行业中的影响都不好。将来别人会说，这是一个不顾演员生死的剧组。我们决定还是先等一等。

后来我看新闻，专家预测元宵节前后是个拐点，我又想，正月十五能开拍就好了。那是我最焦虑的阶段。我特别担心这部戏，从允许拍摄的时间算起，至少得半个月才能重新开机。大家在这个地方困了这么久，肯定都想回家，马上连着拍是不现实的。

2月初我跟制片主任沟通时，我的态度变成了，2月底能让我们离开武汉就已经很好了。现在，我只希望大家可以安全地离开武汉，至于什么时候离开，我已经不强求了，更不指望开工。

2月24日中午，武汉市突然公告称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员可以出城。微信群里马上沸腾了，大家都很开心，开始疯狂刷屏。制片主任马上做了一张表格，登记所有人的身份信息。还没统计完呢，第二条公告就出来了，说放开离汉通道的通告无效。群里一下就安静了。

朋友一直跟我讲，只要人没事，都没关系。只要还在武汉一天，大家的基本生活问题就能解决。但你知道，一百多人的吃、住，每天的消费是上万的，时间一长会是很大一笔帐。而且，薪资怎么办，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先例可参考。

虽然每个剧组的合同上都会规定，假如碰到不可抗因素该如何处理，但当它真的发生，我们也不可能坐视不理。据我了解，武汉现在滞留了3个比较大的剧组，另一个剧组的制片主任也经常问我们，什么时候放假，怎么结算，他们就照学。

我们最终决定，给剧组工作人员适当补偿。演员则按照各自不同的合同来执行。这期间，我们剧组没有任何人因为钱的事情表达过不满。我们租器材的公司老板也特别好，他说疫情期间就不算租金了。如果将来戏继续拍，也会按合同价执行，一分钱都不会多加。

4

2月10日左右，江苏无锡支援湖北医疗队入住我们酒店。12日上午，酒店经理发了个视频给我，视频中，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正在排队剃头。有人剃了短发，还有人直接剃了光头。

我深受触动，想从形式上支援医疗队。于是，那天上午10点多，我拿起剃须刀片，给自己剃了个光头。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剃过光头，其实我心里很害怕。我先是试着把两边的鬓角剃掉，鬓发没了，太难看了，不剃不行。中途，我还把头顶的一颗小疙瘩划破了，流了血，处理了好一会儿。一直到中午12点，我才剃完。

邵进自己剃了光头。

我偶尔会碰到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前两天我出门倒垃圾，发现房间门口多了一大袋零食。我以为剧组的人放的，问了一圈都不是。后来隔壁的护士敲门跟我说：“给你门口放了点吃的。”

还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在电梯里碰到刚下班的护士们。那是几个90后女孩，正在讨论是先洗澡还是先吃泡面。一个女孩说，肯定要先洗澡，因为要除菌嘛。另一个女孩说，可是真的太饿了，想先吃泡面。又有人说，要是有米饭吃多好。

听到护士们的对话，我很想让她们吃上米饭。

我之前给我们剧组买过200盒自热米饭，就找到了那个厂家的老板，跟他说明了情况，问他能不能捐赠一些。我当时只是试探性地问一问，就跟我们拍电影找投资人一样，没有预想结果。没想到他非常爽快地去跟董事会的人商量，3天后告诉我，他们愿意捐出1万份自热米饭。

后来我又联系了上海的一位朋友。他人脉广，也有捐款操作经验。我们一拍即合，共同发起向一线医务工作者募捐1万份自热米饭的倡议。

我们迅速建群，向募捐者展示募捐情况，接受他们的监督。第一位加进来的捐赠者免费为这次募捐设计了海报，我负责写文案，后来还成立了宣传小组。我成了这支志愿团队的核心成员。

2月17日下午5点我们发起募捐，到18日下午4点，已经超额完成原定1万份的募捐计划。自热米饭生产厂家以低于出厂价的价格将1.1万份自热米饭卖给我们，并主动承担了运输费用。

2月25日上午十点，2.1万份自热米饭到了。

这些自热米饭有1万份送给了在武汉光谷地区的近28家医疗队。另外1.1万份，我们捐给一线医院，当中包括李文亮医生生前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为了确保物尽其用，我们梳理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流程：来领物资的必须出示单位的接收函。物资到地和分发后，要拍视频和照片给我们。我们要看到，这些东西确实发给医护人员了。

我们的货车在运送途中，遇到了一位爬到大桥栏杆上想自杀的女孩。志愿者将她拉了下来，马上打电话给志愿者团队中的心理咨询师，咨询如何劝导她。女孩后来解开了心结。现在，她也想加入我们的志愿团队。

5

朋友问我，如果被感染了，你的人生有什么遗憾？我想了想，我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孝敬父母。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没有成名、没有赚到很多钱，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刚开始，我父母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现在一天打两个。他们担心我没得吃，怕我在房间里待不住。每天都要叮嘱我千万不能出去。

那天我和一位演员聊天。我跟对方说，我们最差就是损失了这部戏。但你看，在这次疫情中，很多人失去了家人甚至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活着就是赚到了。比起他们，你不觉得很幸运吗，你还在乎一部戏吗？

在参与志愿活动前，我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起床后看一会儿新闻，做点吃的——煮包泡面或者吃两个苹果。下午休息一会儿，两点钟左右开始处理剧本。到5点左右，我就开始做晚饭，做饭的同时拍一条小视频。

刚开始只是想记录一下我在武汉封城后的生活，后来有一天没拍，就有一些同学不放心，打电话问我，你怎么样了？

这是他们了解我安危的途径。我就想，好吧，那我就每天拍，一般就是拍拍吃了什么，怎样打发时间。也有陌生网友留言，打气的居多，他们会说“加油啊”“很快会挺过去”之类的。

到了晚上就看看电影。我看了很多跟病毒、疫情有关的电影，《流感》《危楼愚夫》《传染病》《印度病毒》都看了。

我手头有两个剧本在做，另外也在写一个跟新冠肺炎有关的剧本。那段时间我没事做，不想坐以待毙。但我不能像演员们一样做直播，没有“颜值”我干不了那个。现在武汉不能开车，我也不能上大街上采访。于是我想，我在这里能感受到这么多好的故事、素材，应该把它们做成一个好的剧本。

虽然我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是在网上看一些报道和帖子，但身在疫区，对这些素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何况现在，我自己加入其中，有更多机会收集素材。

我收集了很多好故事。比如，我加入上海的一个医生群，群里他们说，上海有位医生，没有被选进第一批前往武汉支援的医疗队，他特别想来，但武汉又封城了，于是他一个人坐飞机到长沙，从长沙打车到湖南湖北交界处，再打车来武汉。

我还在一个视频中看到，有一个女人把自己和老公、孩子隔离开，独自住在另一个房子里，每天去给社区的疑似病例送菜。我2月初下楼，还看到每个小区都有志愿者车队，专门负责将小区里的病人送到医院去。

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

其实综观人类历史，每个惨剧为什么最后能过去，都是因为个体的伟大。是无数个体，帮助一个群体度过了灾难。像英国的鼠疫，那个亚姆村的人本可以北逃的，但他们一旦逃跑，就会将鼠疫带到英国北部。于是，整个村庄的人都将自己隔离了。等他们出来时，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很多人已经去世。正是他们的自我牺牲，才将英国的鼠疫彻底扼杀。这就是大灾难面前人的伟大。

我们这次疫情，正是医疗工作者、专家、大大小小的志愿者，还有无数病患，他们在付出啊。你反过来想，对医生来说，那无非是一份工作，他可以不去的。说句不好听的，现在送外卖都能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自愿去前线呢？他们不傻吗？他们也有风险啊。但正是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傻瓜”，我们最后才能战胜疫情。

所以作为影视工作者，我想把这些记录下来，可能它不是什么大片，也不会拿什么奖，不会有多高的票房，但我想记录下来，再过十几二十年，把它拿出来给孩子们看，告诉他们，我们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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