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的那些城市小店还好吗?| 三明治
原文链接 备份链接 几乎没有看到过上海这么萧瑟的景象,冬天法国梧桐的枝桠本就光秃秃的,将街道原本的模样摊在人们面前。路边的店铺大多都紧锁着门,偶尔能瞥见三三两两的行人,大家也会刻意保持着间距,疾步向前。 这个城市似乎正在隐秘地在进行着一 …
每办一次大规模的宴席,小店里的几个人就像在打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这是实打实忙到飞起的一天,也是我婆婆的日常。
配图 | VCG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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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10
农历腊月二十九,先生一边在房里收拾行李,一边小心翼翼地问我:“那我们还回去吗?”
不久前我们刚刚新婚,按老传统,第一年得去男方家里过春节,但我的内心却是有些抗拒的。
那几天,外面的情况实在不太好,网上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专家在反复强调:大家过年不要聚会、不要聚餐。先生更是跑了十几家药店,都没有买到口罩,走到最后一家的时候还被店员“嘲讽”:“你现在还想买口罩啊,整个成都都没得咯!”
而在我眼里,最可怕的是先生老家的那幢4层小楼——
小楼位于成都20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场镇上,一二层已经被公婆改造成了餐馆。早在2个月前,婆婆就开始发愁了。平时,场镇里的人大多在外务工,只有过年才能回老家团聚,为了图热闹,无论是办生日宴还是喜酒,大家都喜欢挑正月里的日子;再加上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好了,春节宁愿在家里玩也不愿意出来打临时工,春节也请不来几个人;末了,她叮嘱先生,“今年正月,家里接了500多桌席,你早点回来帮忙。”
我知道先生心里多想早点回去干活——腊月二十八,店里的两个嬢嬢就放假了,如果他不回去,婆婆一个人除了准备几十桌的材料外,还得干各种杂活儿,一双手根本不够用。
可再一想到几天之内,500多桌的人会在家里扎堆,“隐形的地雷”说不准就会踩上,我心里还是有点发怵。疫情形势越严峻,家里满是人头呜呜泱泱的场面越是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内心里不免五味杂陈。
但考虑到新建立的家庭,我还是说:“不回去,那去哪儿啊?”
最终,我们还是在原定计划的二十九号下午出发了。
一路上,先生一直都沉浸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中,他很纠结,觉得家里人员复杂,把我带回去,万一伤害到我怎么办。可他确实想回去帮父母干点活,大过年的,把我一个人留在成都,他心里又过意不去。
于是,3个多小时的路程过后,蜿蜒逼仄的两车道旁出现了农田,车子到了场镇上,七弯八拐再走几分钟,爬上了一个长长的斜坡,我们就到家了,天也完全黑透了。
婆婆看见我们的车,一路跟在后面走。我朝车窗外喊她,婆婆“哦”了一声,宽脸盘上立即露出了一口整齐的大牙。她个子不高,只有1米5左右。很瘦,穿着一件臃肿的袄子,外面还套着一条红色的围裙,反倒显得人胖乎乎的。
刚下车,婆婆就拦住了我们,“从旁边的小门走,他们在大厅喝酒,闹得很,不安逸的。”说罢她挡在我们前面,探头探脑的,像做贼一样小心翼翼地朝家门口走去。
先生觉得不和邻居打招呼不礼貌,婆婆却压低了声音,“哎呀!喝得二麻二麻的,不安逸的……”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后来想想,婆婆大概是怕我不习惯。
我们还没走到门口,婆婆的“掩护计划 ”就失败了。邻居喝了酒走出来,其中一个直接蹦到先生身上,又搂又抱,两手挂住他的脖子不肯下来;另一个抓起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狠狠亲了几口,留下了一滩凉凉的口水……
婆婆赶紧把他们拉开,我转身躲着人,把那只被亲过的手洗了好几遍。
我问婆婆周围有没有从武汉回来的人,她说有,“几天前斜对门有一个女人才从那边回来。”
而且,那个女人不仅回来了,前些天还在外面打牌。我急忙提醒婆婆千万不要去,“没——有,”婆婆说:“年底我们忙都忙不赢,哪有时间打牌?”
先生也讲了很多和疫情相关的新闻,让婆婆做好暂停营业的心理准备,婆婆的表情立刻变得很严肃,她盯着桌面一动不动,接着使劲捶了捶腰,说自己腰痛的毛病又犯了。说完就站起身,到洗衣槽边刷鞋子去了。
很明显,她在回避这个话题。
按照往年的惯例,除夕和初一餐馆是不营业的,公婆一年到头也就休息这两天。
可今年除夕一大早,两个人就忙活开了,中午有5桌客人要来吃年饭,都是街坊熟人,不好拒绝。
我下楼的时候,婆婆正在扫后厨地板上的水渍,她一脸凝重,边扫边嘀咕。一问才知道,婆婆早上接到了2个退订电话,一个是初六的宴席,20几桌;另一个是正月十六的婚宴,50几桌。
“最近肺炎形势太凶了,不敢办席,本来是好心宴请,别到时还办了坏事。”对方都这么说。
婆婆闷闷不乐,先生就开导她:“妈,你要正面看待这个事情。钱以后还可以赚,如果因为做生意感染了,得不偿失。”婆婆没有接他的话,放下扫把,转身进了厨房。
后来,先生偷偷告诉我,2019年下半年,婆婆把家里的一部分现钱借给亲戚应急,又因为买房贷了款。为了准备这500多桌席,专门出去借了20万才囤的货,本想着再辛苦一年尽量把钱还上,可谁知道,疫情以来,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
我只好宽慰先生,说实在不行,我还有一笔理财可以取出来应急。说着,先生的脸就黯淡了下来,“我是不是太没用了?”
先生心疼公婆辛苦了那么多年,希望他们能早点停下来休息玩乐,但他暂时没有能力撑起整个大家庭,总是为此感到自责。他又觉得愧对我,“把你带回来徒增风险,又不能给家里帮上什么忙。” 他想了想,“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眼下,连这个偏远的场镇,似乎也不太安全了。中午来吃饭的客人,四五十个人里只有零星几个戴了口罩。而镇上的药店,早就没有口罩卖了。
下午,镇里的工作人员来店里登记预订出去的宴席桌数,但没有提禁止营业的事。婆婆签名的时候看了一眼名单,发现几家餐馆里,就数我们家的酒席预订数量最多。“我不管别人有没有如实登记,反正我把预订了的都登记上了,该上报就上报。”婆婆说。
私下里,先生就对我摇了摇头,“其实我倒希望政府快点出通知,禁止举办宴席。这样对大家来说都安全,虽然家里肯定要受经济损失。”他又陷入了另一种矛盾,心里难免又不好受起来。
先生曾经断断续续跟我讲过很多往事。我也是后来才逐渐明白,这个餐馆对于全家人的意义。
2000年左右,公婆在老家东拼西凑才开起了这家餐馆。一开始,餐馆的生意并不好,一些在外地开餐馆的亲戚纷纷劝他们离开场镇这个小地方,去外地打工。为了生活,公婆把自家的店关了,听说哪里赚钱就去哪里。他们先后去过深圳、广州、中山,最后又辗转到了重庆。
因为没什么文化,又没有专业技术培训,两个人都只能给别人家餐馆做帮厨。
那时候,我先生已经上小学了,空闲时间就会到父母打工的店里玩。他告诉我,有段时间餐馆里很流行一种饮料,用折耳根做的,浅黄色,装在玻璃瓶里。
“你见过吗?”他想在网上找图片给我看,却什么都没有找到,“甜甜的,真的很好喝。”每次先生说起这种饮料,眼里总泛着光,而我就会想起凉拌折耳根的那股味道,继而打个冷战。“你没过过苦日子,你不懂。”先生笑着摇摇头。
先生年纪还小,看着别人喝饮料也馋,但他知道父母打工赚钱不容易,就自己想了个办法。
一天,客人走了,饮料瓶被服务员收到角落里垒了起来。先生就偷偷蹲在旁边,把剩了饮料的瓶子拣出来,再一点点地滴进一个瓶子里。不知“搜刮”了多久,瓶子里终于存了小半截小拇指那么高的饮料,他仰起头,一口喝了下去。
就这样,先生常去偷喝别人剩下的饮料,直到有一天被婆婆无意间撞见了。婆婆没有骂他,而是偷偷躲到一边哭了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公婆才下定决心回家继续开餐馆、当老板,“再难也要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现在我妈说起这件事,眼泪花还是包起的。”先生的眼睛也红红的。
大年初二,店里定出了30多桌酒席,这是新年的开门生意。为了提前做好准备,大年三十这一天,婆婆收拾完厨房就要去地里摘菜。
她和先生背起背篼,各抓了一把菜刀,我也跟着出了门。在街角的拐弯处,药店老板娘主动和婆婆打招呼:“我劝你们把口罩戴起,真的。”婆婆亮出了大嗓门:“你这里还有口罩没得嘛?”
“没得咯,早就卖完咯!”
我回头一看,婆婆的脸又往下耷拉了一点,她一声不吭往前走,先生跟在后面,也是满脸的心事重重。
砍完菜,我们经过另一家药店,远远就看见店主拎着一个大口袋跑过来——是口罩。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店里等了,婆婆见状,一头扎进去,买到了40个,花了200元。
除夕夜,婆婆坐在沙发上准备给小孩子们的压岁钱。她伸出拇指在舌头上沾唾沫,低声数着手里的钱。突然,抬起头递了一个圆鼓鼓的红包给我,“呐,这个小红包是给你的,今年是第1年,明年就没有了哦。”
给红包都这么“粗暴”,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不过,简单、直接、实在也确实是我公婆一贯的作风。
2003年,家里的餐馆刚起步,就要和场镇上五六家类似的小餐馆竞争。其实几家的菜品和价格都差不多,但很多人就是认准了我公公做的菜。甚至还有隔壁镇的人专门跑到我们店里,就为了吃一盆公公做的水煮鱼。
经营这家餐馆,公婆也没有什么诀窍,只不过是炒菜的时候,公公经常会随手多抓一把,如果客人是干重活的,公公会再多放一些肉,“干体力活的,不容易”。
到了结账的时候,婆婆主动把零头给抹了也是常有的事。
不过对方要是想蹭点“人情面”故意耍赖,那可不行。有一次我在家,遇到一位远房亲戚来吃饭,想赖掉50块钱。婆婆不同意,对方花言巧语想糊弄过去,结果婆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又指了指我,扯着大嗓门喊:“在小辈面前你都不学好,像什么话?”最后,对方招架不住这种彪悍,乖乖掏了钱。
也许是身处农村的缘故,也许是性格的原因,婆婆并没有大多数生意人的世故和圆滑。她说话做事直来直往,亮出大嗓门,也算是餐馆的一个特色。
大年初一早,我下楼就看见婆婆的脸上有怒气,有亲戚在一旁语气严肃地对客人说:“不行,这肯定不行。”
原来,早上餐馆的大门刚打开,这个客人就进来对婆婆说,他要退掉初二的30桌。做生意都讲究好彩头,大年初一开门第一句听到这个,婆婆心里很不舒服。亲戚也帮着好言相劝,“如果早两天说退订,那肯定爽快退给你的,但现在材料都准备好了,突然说退,这让我们也为难。”
大概对方也觉得过意不去,就说回去再商量商量。可是经过这件事,家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后面的桌席大概多半都要被退订了。场镇是农村,不像市里进货方便,所以婆婆在年前就把货物都囤好。如果桌席全都退了,那这20万的货该怎么处理?
又过了个把小时,那个客人又来了,他说大家相互理解,就退6桌,只请附近的人,婆婆勉强同意了。
可到了下午,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嫂给家里打电话,说已经接到通知要管控餐饮行业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发,要婆婆做好心理准备。
此时,家里的牛肉已经烧好了,几十桌的蒸菜摆好了盘,几十只家禽也都解了冻,如果突然接到停业通知,这些材料怎么办?如果没有接到通知,有携带病的客人来了,出了事又该怎么办?
一时间,全家人都陷入了忧虑,坐立难安。
到了晚上六七点,又来了3个退酒席的人,大概共有五六十桌。婆婆一边从布腰包里往外掏定金,一边叹气:“老子,我备了20万的货!”
“冻起来撒。”对方轻松地说。
他们前脚刚走,后脚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来了,通知公婆说,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宴席都不能办了,“最近的肺炎实在太凶,出了事大家都负责不了。”
婆婆说初二的菜已经准备好了,对方听了更着急,“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没有例外的,大家都要遵守。”
等这拨人终于离开,婆婆彻底陷入了萎靡和失落里。她肩上不仅扛着几十万的贷款,还有满满一冻库的货。
生意是不能做了,但拿出来的生鲜还是要处理的。我只能和先生一起,把几十个家禽装进袋子,准备背进冻库里。冻库是两年前刚修的,大概有20个平方,里面的温度保持在零下18度。冻库的门口常年放着一顶棕红色的毛帽子和一件棉衣,这是婆婆的“装备”。
先生先给冻库断了电,再打开门,白色的冷气迫不及待地往外喷涌。一眼看去,冻库门口整齐地码着十来箱大虾;再往里看,是土鸡、鸭子和鹅,还有各种牛羊肉和猪排骨。
按照一桌一只鸡来算,冻库里光是鸡,就至少有四五百只。本来它们很快就要成为客人的盘中餐,但现在看来,也只能继续待在冷库里。
我搬了一大袋,就气喘吁吁的,热得外套都穿不住了。我想,如果我和先生今年不回家,那这一大堆的东西就得由公婆两个人搬。看着婆婆那瘦小的身躯忙上忙下,我也不禁在心里感叹,她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搬完东西,婆婆回后厨看到了准备好的蒸菜,赌气说:“都丢了,看着烦。”
亲戚们劝她留着自己吃,公公听了,无奈地笑了,“这些东西,一家人关起门来吃一年都吃不完。”
大家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 婆婆备好的蒸菜(作者供图)
这一天夜深了,婆婆还在挨个打电话。她先告诉帮忙的嬢嬢们,桌席都取消了,不用来了;又联系没有退订的客人们,主动把定金转了过去;最后,她怕浪费食物,让送菜的人把没开封的蔬菜拿回去卖,可对方不愿意,她也只好作罢。
忙完这些,我们才算是真正地坐下来休息。
回家的这几天,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婆婆闲下来。大家聊天的时候,大概是聊到了平时干活的事,婆婆突然把自己的双手伸到了亲戚面前。
婆婆的手背上已经布满了褶皱,大概是因为常年浸泡在水里、洗洁精里的缘故。又因为天天要和蔬菜、肉类、刀具打交道,她手部的皮肤很粗糙。双手张开,个别手指已经皲裂变形了,但也是这双手,扛起了大半个家。
在这家开了近二十年的餐馆里,公公是主厨,婆婆就是财务总监、门面经理和帮厨。他们只雇了两个人帮忙,哪里缺人手,婆婆就要顶上去。
店里办席的场面我见过。一楼、二楼和对面租来的铺子里,满满当当摆了40几张桌子。还没到开席的时间,人就陆陆续续坐满了。大人聊天抽烟,小孩穿梭打闹,有人要杯子、有人问厕所,还有人时不时跑到后厨来看。到处都是闹哄哄的。
到了正式上菜的时候,婆婆打开大蒸箱,腾腾的水汽涌出来。她先端出一份份蒸菜,接着左手端菜,右手拿盘,两手一扣快速往右一翻,摆盘就算完成了。因为蒸盘太烫,婆婆每翻一次,都要快速地摩擦左手的拇指和食指。
有一次,我看到上菜的人手不够,就想帮着把堆满菜的托盘端出去。可我还没走两步,就要端不住了,婆婆连忙喊:“你不端你不端。”然后立刻窜过来接住托盘,端着麻溜地往外走,健步如飞。
还有更大的场面——如果订席超过40桌,客人们就得分批吃饭。刚有桌子空出来,就得赶紧收拾干净让下一批客人入座。等人潮全部散去,地上就是一片狼藉,到处是啤酒瓶、饮料瓶、废纸和烟头。
嬢嬢们在前面倒剩菜、收碗筷、扫地,婆婆就在后厨埋头洗碗。先把碗筷放在左边的盆里洗刷干净,又放到右边的清水盆里过一遍,再用流水冲几次,最后才能摆进消毒柜里。
每办一次大规模的宴席,小店里的几个人就像在打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这是实打实忙到飞起的一天,也是我婆婆的日常。
只是今年,婆婆再也没得忙了。
等晚上睡觉的时候,先生告诉我,其实他听到政府禁止办宴席的消息,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松弛下来了,“如果这个小场镇发生聚集性的传染,那后果不堪设想。”
先生的单位原本要求他初二开始上班,但我们实在来不及赶回去,但也得准备返程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八九点了,我竟然听到婆婆在外面说话的声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整夜睡不着,心里慌得很。”
平时早上五六点,公婆就下楼干活了。如果遇上赶集的日子,婆婆4点钟就要起床,背起背篼去采购。她身材矮小,背篼里装满东西,比她还要高出一大截。
我站在楼上望下去,场镇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呈现出罕有的安静。我想不仅是婆婆,可能昨晚还有其他人没有睡着。
我和先生就要离开了,面对后厨堆积如山的蔬菜,婆婆不停地叹气。先生知道婆婆的想法,就赶紧让她给我们多备点菜带回去。
婆婆搬来一个人字梯放到挂满香肠腊肉的房梁底下,熟练地爬了上去,“这是自己杀的猪做的,这是买的肉做的,还有这个是你四妈的。”她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烟熏制品中点来点去,然后低下头来看我,“给你妈妈也带点去,腊肉香肠我都给他们做了点。”
婆婆的嘴里不停地絮叨着,“还有这个,是给大外公他们几家人的,每户六节香肠,一块腊肉。”这种细腻周到,完全不像平常大大咧咧的她。
取了香肠,婆婆又到外面的院坝上采青菜。拴在角落里的黑色老狗看见她,兴奋得不停地来回踱步。
| 婆婆给我们带的菜(作者供图)
昨晚,婆婆明明累得不行了,还不忘出去遛这条老狗。我想去看看,婆婆叫我不要过去,说臭,又转头“呵斥”,“那么老了又不死,丢了你又舍不得。”
不知道老狗听懂没有,它就站在原地静静地看婆婆,掉了毛的尾巴竖起来,左右摇摆着。我突然想起以前婆婆说过,这条土狗跟着他们大概有10年了。
10年前,家里餐馆的生意已经渐渐稳定了,公婆不再为了多赚点钱,起早贪黑卖早餐,但先生至今还记得那段卖早餐的日子。
那时候,每天早上上学前,他都会主动在店里帮父母包抄手,看时间差不多了,再跑步去学校。尽管当时家里的条件还不是太好,但放学回家,他总能吃上父亲专门给他开的小灶。而且家里的桌上,经常会有一份炖煮软烂的卤蹄髈在等着他。而那些从前喝不到的折耳根饮料,也终于可以敞开肚皮喝了。
那时候,父母仿佛是要把小时候没能给他的东西,全部加倍补偿给他一样,“我爸妈真的对我太好了。”直到现在,先生想起来还会这么说。
吃午饭的时候,亲戚劝婆婆过两天把蔬菜都拿出来卖,“能卖一点是一点。”婆婆似乎还是不能接受现实,她没有搭话,还自嘲:“开饭店的都要变成卖菜的了。”我拍拍婆婆的肩膀,告诉她不要太担心,疫情总有一天会控制住的。她皱着眉头笑了笑。
吃完饭,我们就又踏上了返程的路。
等初三一大清早,先生就接到了婆婆的电话,刚接起来就听她在那边叹气:“哎呀,这可怎么办啊!睡得都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了。”紧接着,婆婆就发现自己拨错了,她原本是想打给舅舅的。
初四,我们在家族群里看见家人发的视频。亲戚们在街上戴着口罩,一起帮婆婆卖菜。因为去的地方类似于集市,很快就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劝导,他们马上就收拾东西回家了。
虽然店不能开,但一个早上卖出去的菜和肉,也有1000多块钱,这算是给公婆失落的春节,找到了一点点的寄托。眼看着地里的菜就要烂了,婆婆又背起背篼抓起刀,打算把它们全都收回来,晾成酸菜备用——人只要肯干,总会有办法的。
每天,先生都会和公婆视频聊天。公婆也已经可以熟练地汇报自己在哪里,跟谁在一起,正在做什么了,“没有出去,没有出去,你看嘛。”婆婆举起手机对着周围晃一圈,还不忘在那头调侃,“晓得你要来查岗。”
家人就是这样,为了彼此奋斗,知道彼此安好,就是生活里最大的幸福。
昨天,婆婆在视频里跟我说,那天走得急,忘了让我们把苕粉、面条、土豆都拿回去,“超市离得远,你要走好久才能到。”她似乎忘了我们有车,也忘了从老家带回来的菜,够我俩吃好久。
也许,我们在她眼里,还是永远长不大的无助的小孩。也许,在困难面前,历经生活打磨的婆婆已经柔韧到可以扛住一切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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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成为会写字的小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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