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病逝 至少已有9位医护因新冠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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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站在这里，站在第一线，没有为什么。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能扛住压力，尽快尽多的救治更多的人、更多的小人物。

2月18日上午10:30左右，武汉武昌医院院长、神经外科专家刘智明因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去世。

2月17日深夜，社交网络传出刘智明病危的消息。知情人士说，刘智明1月27日左右开始开始发烧，第二天做肺部CT时，发现双肺全白，已是重症状态，他马上入住武昌医院的ICU病房。20多天的治疗中，情况一度好转，但2月14日病情突然恶化，紧急转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到了昨天晚上，病情已处于危急中，瞳孔散大。医护人员不愿意放弃，依旧奋力抢救，上了ECMO，但最终无力回天。

刘智明是第一位在新冠疫情中去世的在职院长，也是已知的第9位殉职的医护人员。

2月14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止到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1716例，占到全国确诊病例的3.8%，其中湖北省有1502人，武汉1102人。

截至11日，确诊感染的医护人员中，有6人不幸去世，占全国死亡病例的0.4%。其中包括：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梁武东，1月25日去世；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2月7日凌晨去世；知名移植专家、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林正斌教授，2月10日去世。

在这之后，湖北省鄂州市中医医院前院长许德甫于2月13日去世；刘智明的同事、武昌医院护士柳帆于2月14日去世；刘智明是第9位。

2003年SARS疫情中，医护人员伤亡严重，多家媒体都引用过一个数据：当时中国内地确诊病例5327人，医护人员占20%左右，死亡349人，医护人员占到了三分之一。如今，依然能找到其中33位逝者的名字。

伤亡如此惨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疫情刚开始时，医护人员在没有做好足够防护措施时，就直接面对感染的患者，从而被大量感染。例如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2003年3-4月疫情公开前后一段时间，共93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不得不临时封院。

17年过去，湖北特别是武汉的医护人员，再次面对类似的困境。

△ 图片来源：武昌医院微信公号

防护不足，刘智明一感染即重症

公开资料显示，刘智明生于1969年，湖北十堰人，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擅长颅脑外伤、颅内肿瘤、脑血管病及椎管内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擅长神经外科疾病手术治疗。

刘智明曾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担任副院长，是第三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学科带头人，是武汉神经外科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几年前到武汉武昌医院担任院长。

刘智明现为湖北中医药大学和江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013年曾被武昌区委区政府授予“武昌英才”荣誉称号、2014年获“武汉市人民政府博士资助”人选、2015年获武汉市“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

武昌医院2014年被原湖北省卫计委评定为三级综合医院，现有员工966人。在这次武汉市应对新冠疫情中，是第一批七家定点医院中的一家。1月21日医院接到征用通知，23号左右开始接收病人，开放的500张床位马上住满了病人——这也是医院住院病区的全部床位。全院几百名医护人员，从院长到医生，全部来到抗疫一线，超负荷运转。

作为最早期被征用的医院，都存在防护物资不够的问题，对新冠肺炎的认识也有限。一位和刘智明熟悉的医生说，当时宣传是轻症多，重症少，传播强度低于SARS，所以在防护措施上，主要启用二级防护，还未上升到三级。

刘智明就这样被感染，于1月27号左右开始发烧，由于一开始是重症，治疗过程非常麻烦。1月26号，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进驻武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多次为刘智明进行会诊。

刘智明的病情一度好转，2月13号中午，他还跟朋友说艰难的20天渡过了，坚信会一天天好起来。但没想到，仅仅一天后，病情忽然加重，即使用上无创呼吸机，血氧饱和度也降低的很快，只剩插管最后一条路。

一位临床一线专家认为，插管是危重症病人最后的选择，而且一旦面临插管，病情逆转的可能性就很小。插管需要医护人员使用比三级防护更高级的负压防护服，需要上ECMO，武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不具备这个条件。2月14号，刘智明被紧急转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由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团队接管，插管，上了ECMO，但还是抢救无效，于今天上午去世。

他的好友兼多年同事，也是这次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定点医院之一的医生，谈及刘智明，感到非常惋惜和难过，在他印象中，刘智明是非常有能力，很和气的一个人。在神经外科专业领域是湖北省最强的专家之一，他的离去，对湖北医疗界是一大损失。

医生为什么成批量被感染？

2月7日去世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是较早接触到新冠肺炎患者并被感染的医生之一。

2020年1月8日，李文亮接诊了一位82岁的女性患者，就诊疾病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因为病人当时没有发热症状，他并没有采取防护措施。第二天，该病人发烧，CT结果显示为“双肺磨玻璃样病变”。

1月10日，李文亮开始咳嗽，11日开始发烧，此后一直生病，直到2月1日确诊，几天后便离开人世。

李文亮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是医护人员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武汉中心医院主要有后湖和南京路两个院区，两者相距五六公里，其中后湖院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较早接触到了新冠肺炎病例。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该院职工达到新冠肺炎临床确诊标准的已有230多人，其中130人住院，100多人居家隔离，多位科主任与院领导都“中招”。

而最早公布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是钟南山，1月20日他接受采访时，说武汉有14个医务工作者被感染。他们是在为一位患者做手术时被感染的，那时患者没有明显的呼吸道感染症状，手术时间是1月7日，和李文亮被感染的时间几乎同时。

如果说早期医护人员大量被感染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要防护，那疫情公开之后，则主要是物资不足。

封城之初，恐慌的人们涌到定点医院，“医疗挤兑”之下，医院不堪重负，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春节假期之初，几乎整个武汉的医疗圈都在求援。

协和医生Do先生的微博记录了当时的状况：

物资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我们的战友连续八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甚至有同事穿尿不湿上班，因为身上的防护服可能就是最后一件了，他们不舍得浪费，……

除夕夜，微博里只有春晚的热搜，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胡轶主任与大家一起依然战斗在一线，但没有鞋套了，脚上是黄色塑料袋包着的，旁边那位医生没有护目镜和N95，戴的自己的眼镜和一般的普通医用口罩！这都是在一线的战士，可能马上就没有了铠甲…

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的被感染，则有意外的成分。据他自己分析，1月10日晚，他完成了一天的抢救工作，换下防护服、摘下口罩，一位病人的女儿和女婿跑到他面前跪下，黄朝林赶紧把两个人扶起来，交流过程中，三人均未戴口罩。三天后，这对夫妇确诊了新冠肺炎，而黄朝林则于1月22日确诊，经过治疗，2月4日出院在家隔离。

逝者已矣，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

类似的感染很多家医院都在发生。

2月7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监护治疗中心彭志勇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文章，统计了2020年1月1日至1月28日收治于中南医院的138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回顾性临床数据，发现 41%（57例）为院内感染，其中29%（40例）为医护人员。

2月初，一张视频会议中的图片，显示当时医护人员感染数超过15人的医院，已有13家。其中最多的是协和医院，确诊101例，另有疑似160例。而中南医院的确诊数据是50人，相比彭志勇文章统计的时间点，又增加了10人。再看武汉中心医院的确诊和疑似数共115人，而最新的报道与之相比又翻了一倍。

就是说，跟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一样，医护人员确诊和死亡的人数也还在上升中。

面对这样的局面，武汉的医生们仍然坚守在一线，全国各地的医生们也还在不断奔赴武汉进行支援。

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2月11日写了一篇文章悼念因感染新冠肺炎逝世的院区门口小卖部的老板林军（音）。他在文中说：“逝者已矣，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

蔡毅带队工作12天，管理32张床位、治愈22位、去世3位，收到医院轮换的通知后，却继续加入下一个班次。他说：

我就想站在这里，站在第一线，没有为什么。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能扛住压力，尽快尽多的救治更多的人、更多的小人物、更多的武汉市民！

王晨|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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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陆|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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