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通过这次危机推动社会启蒙_头条_钝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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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出发略作前曕，集中起来便是中国要跨越两个陷阱：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如果国內经济、政治举措失当，便会落入经济缓进甚至衰退陷阱。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对此种危险估计不足，淘醉于”厉害了我的国”的颂声中。这是要反省并改进的。我们必须承认“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在国际上无为而治，多交友、少树敌。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勿忘以往中国在援外上吃过大亏。

“这次大疫给我很大的情感冲击和思想启迪，大大加深了我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如是说。

今年78岁的冯天瑜是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史研究专家，尤其对文化生态学有深入研究。在武汉封城期间，他端正地在新书《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扉页上题词“仅以本书敬献给武汉父老乡亲”。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冯天瑜深受学界推重。他在许多社会问题上直言不讳，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

在接受专访时，冯天瑜先生提出，这次大疫应该促成公共卫生制度改革，加强国民医保制度，同时建议以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为契机，开展一次社会启蒙。

“武汉有厚实的基础，文教力量非常强，而且武汉人民勤奋聪明，完全有实力恢复重建”，冯天瑜建议，“在恢复重建中一定要充分尊重和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

通过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冯天瑜也在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说：“我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就是好好想办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冯天瑜

“这次大疫大大加深了我对生态问题的认识”

马国川：这次大疫对您个人的生活和研究有没有什么影响?

　　冯天瑜：大疫封城后，大家禁足在家，但是心都悬着。我有一个学生是民营企业家，为抗疫多有捐献，我帮着做一些联络推介工作。其余大部分时间在看两年来所撰《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校样。

我从1980年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史，四十年来一直关注生态问题。1990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文化史》，上篇即《中华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文化史的一个基本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这次大疫呈现了相当深重的生态危机，给我很大的冲击和启迪，加深了我对生态问题重要性、严峻性的认识。因此在封城禁足期间，我对书稿做了相当程度的修改和补充，还在扉页上题词“谨以本书敬献给曾经封城的武汉父老乡亲”。

马国川：堪称忧患之书，太有意义了。

　　冯天瑜：我把生态分成三个层面：一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必须维护生态平衡，否则自然就会以它的铁拳回击人类;第二个是经济活动层面，保持一种有节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第三个是社会制度层面，通过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故文化生态兼及”天人”关系和”人文”关系，有必要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当然需要从若干具体的微观的角度切入，由细节见博大。

　马国川：从文化生态角度切入如此宏阔的问题，在中国学界有开创意义，您的研究可以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冯天瑜：愿追随司马迁后尘，试走小半步。“天人之际”从人而言，包括与天(自然)的关系，又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如果人文关系处理不好，也无法正确处理天人关系。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最后的遗言就是谈“天人关系”，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感应”之类的唯心主义解说，“天人合一”讲天与人的统一性，不赞成天人对立，天人对立，人类必自取灭亡。英国科学家霍金生前曾经说，一味破坏生态环境的人类很可能只能在地球上待200年。此言过分了，但其精义当引起人类自警。

马国川：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太严重了，导致许多生态灾难。

冯天瑜：在生态保护方面，中国文化蕴藏深厚。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

“这次大疫应该促成公共卫生制度改革”

马国川：文化生态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而这次大疫凸显出这个问题的现实紧迫性。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哪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冯天瑜：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要改变中国人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这是“形而下”的”器”层面的举措，很有必要。如果再向“形而上”层面作”道”的思考，这次大疫对公共卫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这次大疫应该促成公共卫生制度改革，加强国民医保制度。多年以来，民众对医保问题有意见，近年有部分问题在逐渐解决，但是要达到文明国家的基本水平，还有待更充分的、更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要纠正把公众医疗抛给市场的作法。在市场化问题上，我们一方面经济领域市场化还不够，政府管得过多;另一方面，又把医疗、教育、养老这些需要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给市场，流弊颇多。

马国川：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导致普通大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养老保障。

　　冯天瑜：医、教甩给市场，导致医、教这些公益部门直奔利益的趋向。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医疗和教育本来是最受社会敬重的行业，医生和教师本来是最受尊重的人，可是最近这些年，医务界、教育界陷入市场牟利大潮，医德、教德下行，遭受大众非议，医患矛盾、教师与学生及家长的关系紧张，演出一些悲剧。

不能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道德问题，认为是教师、医生道德堕落，根本问题是本应该由国家兜底的事情被推向市场，既入市场，当然就利益挂帅，医患关系、教师教家长必趋恶化。而大疫期间，医护人员与患者关系极好，有许多动人故事。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医疗界突破了利益诉求，治病救人复归为唯一宗旨，南丁格尔的献身精神焕发。这一情形值得我们深思。这次大疫给我们指出了让医务和教育这两个系统重回健康的、有尊严的路径一一政府把医教经费兜底，让广大民众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不必把医护人员推到市场上去谋利益。

马国川：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医疗保障是需要大笔钱的，钱从哪里来?

冯天瑜：医教养老经费的解决途径，明摆在眼前。首先，节省巨额的行政开支。现在党政机构庞大，消耗国家资源，如果切实精兵简政，经费自来;其次，杜绝奢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花费巨资开会摆阔;第三，对外援助要适可而止，切勿搞有去无回的漫撒千金。如果这些钱能够节省下来，国家兜底教育、医疗、养老，是绰绰有余的。

马国川：既然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就应该向文明国家学习。文明国家的首先表现，就要把社会保障的切实保下来，对公众该尽的责任要尽到。

冯天瑜：且不说那些发达国家，即使经济水平不如我们的，比如印度，都能够做到医保和教育免费。中国现在有钱了，要把用在解决老百姓的基本问题上，这是长治久安之道。

“通过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推动社会启蒙”

　马国川：这次危机应该成为一次推进社会启蒙的机会，您认为哪些方面迫切需要启蒙?

冯天瑜：确实有必要以这次克服公共卫生危机为契机，开展一次社会启蒙。社会启蒙所涉很广，现在只谈谈和疫情有关的三方面。

　　其一，提高国家和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多年来有所讨论和实践，但还须向纵深推进。正在修订的拙著《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从文化史角度有所评议，在此从略。

其二，提高信息透明度，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这次公共卫生危机说明，公民言论自由不仅仅是公民个人权益问题，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的保障。如果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信息淹没，国家和公众必受其害。今次大疫证明了这一点。

马国川：这次大疫因为禁言造成的后果太惨痛了。

　　冯天瑜：今次大疫播散全国乃至上百个国家和地区，除了是新病毒，认识和应对需要一个过程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堵塞言路，导致疫情信息掩盖一个多月，坐失防疫黄金期。李文亮等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疫情，及时向社会报告，提请友人警惕，这是合理合法的行为，当受宪法35条保护，却被公安部门指为造谣，受到严厉训诫，央视也播放他们”造谣”的新闻，给讲真话的人很大压力，结果是医生们禁口，公众蒙在鼓里。

令人不解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出来宣布训诫是错误的。尽管现在把李文亮作为先进工作者加以表彰，但此举是隔靴搔痒，敷衍公众舆论。此事件不是颁授“先进工作者”就能了事的。李文亮事件的症结是，禁止说真话，导致老百姓不知疫情，引发疫情蔓延。外交部女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1月3日中国就向美国通报了。而训诫李文亮等医生恰恰就是这个时候。既然向美国都通报了，却不让中国老百姓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马国川：有一种说法，怕传播出来会使社会不稳定。

冯天瑜：这是什么逻辑!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恰恰是令人禁口，信息被淹没，广大武汉民众由于不知疫情，便有4万人参加的百步亭“万家宴”，一百万武汉人在春节前夕出走外省或到外国旅游，导致疫情大范围传播，导致武汉封城，十万人染疾、数千人死亡，国民经济损失达数万亿元之多，这才是社会不稳定，而其肇因正是堵塞言路造成的恶果，这证明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马国川：这次大疫说明，如果不能维护言论自由，不只是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可能殃及整个社会。

冯天瑜：需要启蒙的第三点，是端正掌权者与民众的关系。长期以来，虽然有“为人民服务”的教言在上，但掌权者和民众的关系并没有搞清楚，所以在疫情深重之际，有负责人迫不及待的要对武汉人民进行感恩教育，要求百姓感恩领导，引起民众公愤。在舆论的压力下，后来改口感恩人民。如果仅仅是策略性修改提法，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真正端正掌权者和民众的关系。中国古代即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论，现代政治文明更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有权监督、问责政府，这样才有健全的政府，才能保障社会健康运行。

2012年在广东党代会上，时任省委书记的汪洋说，要纠正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为什么要纠正呢?就是一些人颠倒了关系，迫不及待地要人民进行感恩领导人。前些年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提法，这是不错的，应该转化为实际行动。

马国川：如果颠倒了掌权者与民众的关系，就使“人民共和国”名实不符了。《宪法》第二条就规定“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冯天瑜：有哲人痛心地指出，历史上一些灾难最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償。我们希望，经历这次生态危机，吾国吾民有所收获，以上三方面的认识和实践能够提升，不致让国家的巨大代价、人民的惨重牺牲付之东流。

在武汉恢复重建中尊重和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

马国川：这次大疫对武汉的伤害非常大。作为长期生活在武汉的学者，您对于疫情结束以后的城市恢复和重建有什么建议?

冯天瑜：对此我还没有系统的思考，只能粗略言之。武汉是重灾区，一个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封城五十天，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谓创巨痛深。近代大武汉曾经是一线城市。改革开放前期，东南沿海突飞猛进，武汉相对滞后，成为二线城市。最近十多年武汉急起直追，发展势头强劲。有朋友说，武汉有希望在近几年重新跻身一线城市之列。但这次大疫武汉受到重挫，要缓过劲来将颇费心力。

不过，我对武汉的恢复、重建抱有信心。因为区位优势罕有其匹，历史积淀相当深厚，古代就是“四大镇”之首，后来又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武汉有厚实的工商业基础，文教力量强劲，武汉人民勤奋聪明，完全有实力再创辉煌。在恢复重建中要充分尊重和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武汉民企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不少公司走在行业前沿。武汉民营企业家富有活力，有强烈的社会担当精神和行动活力，今次在救灾抗疫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当代弦高、当代卢作孚。

马国川：近年来对于民营企业有许多负面议论，甚至一度有“民营经济退场论”。对此您怎么看?

冯天瑜：国有经济、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两大支柱，缺一不可。有些人抓住《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一语，作超时空发挥，剑指民营经济。其实，我们万不可忽略《宣言》大篇幅讲到的商品经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马恩称，在价值法则推动下的近代几十年创造的财富超过此前人类全部财富的总和。马恩从来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功能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是在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基点上开始改革开放的，改开之所以能够经济腾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经济赢得了活力，其中民营企业的崛起是关键一环。

民营企业是按价值法则创造财富的，与靠占有公权力掠夺财富的“权贵资本”大相径庭。我在《中国文化生成史》的结语中，讲到“权贵资本”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姓“宗法专制”。依凭宗法专制的权贵资本是通过权力攫取财富，与民营资本有质的差别。发挥民营经济的活力，是武汉复兴的一个方面。

　　对未来的期许：跨越两个陷阱

马国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冯天瑜：我不想从高远的角度去做展望，而是从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出发略作前曕，集中起来便是中国要跨越两个陷阱：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

从世界现代化全局观之，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及地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追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都没有如此幸运。拉美的巴西、阿根廷都曾经发展不错，亚洲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非洲的埃及等国工业化程度不低，后来都因政治腐败或经济失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数十年不能自拔。因为这些国家发展到中级阶段，原有的后发优势丧失，又未获得新动力。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中国时下正面临此种困局：经济起飞初期劳动力、土地价格低廉等优势逐渐丧失，进入新世纪以后，产品价廉不如更落后国家，先进技术还赶不上发达国家，商品竞争力下降，如果国內经济、政治举措失当，便会落入经济缓进甚至衰退陷阱。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对此种危险估计不足，淘醉于”厉害了我的国”的颂声中。这是要反省并改进的。

马国川：“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它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冯天瑜：“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大国关系问题，涉及到中国在世界上怎么摆好位置。

对于此一陷阱须作两侧面分析，一者，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已历百年，人称打压老二的专业户，是陷阱制作者，二战后有压苏、压日的成功经验，现在则用力于限制中国发展。二者,在中国方面，有跳进陷阱和避入陷阱的抉择问题，这考验着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要在知己知彼，理性处世。从知彼而论，要正视美国的国力，不可轻率以为美国已然衰落;从知己而论，中国须确立发展中国家地位，有大量国内问题需要解决，必须戒慎戒惧，切莫自我膨胀，四面出击，当年邓小平不挑头、韬晦行事的策略并未过时。我们必须承认“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在国际上无为而治，多交友、少树敌。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勿忘以往中国在援外上吃过大亏。1949年以来，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人民勒紧裤腰带，给他们几十亿、几百亿援助，结果反目成仇，多年来咒骂中国最狠的恰是这三个国家。个中教训不可忘却。现在有没有类似情况在发生?值得警惕。

马国川：这需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国家的观念。

　　冯天瑜：是的。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上就讲究“厚往薄来”，外国喜欢派使者到中国来得好处。这种以厚赐得友的外交行为应该改变。中国要确立平等互利的现代国际关系意识，不要以天朝上国姿态漫撒千金。那样做自己损失巨大，也交不上真正的朋友。对强劲对手要以柔克刚。

总之，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就是设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吾土吾民的福祉所系。更高大上的梦想，我就不去虚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