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名高管、20多名员工滞留湖北，一家温州工厂的艰难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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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再度轰鸣***

距离温州南站五六公里的瓯海区富泉路上，遍布着各式鞋厂、超市和快餐店。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在疫情的阴影下显得有点冷清。

临近饭点，马路南端一家电子厂的员工走进附近一家快餐店——这个快餐店的老板是湖北人，由于无法返回温州，电子厂便暂时租下店铺当作了员工食堂。“都是被逼的，只能想出这个办法。”厂里一位王姓经理在电话里说道。

王经理最近非常忙碌，每天他都在就复工事宜和当地政府做各种对接，包括汇报情况、协商包车赴外省市接员工返厂，以及急招新人等。随着110多名员工陆续从全国各地返回，在当地一片沉寂的工业园中，他所在厂子的机器终于再度轰隆起来。

武汉九百公里外的温州，一度是新冠肺炎疫情十分严重的城市。截至目前，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0例，是整个浙江省感染最多的地级市。昔日工厂林立，民营经济发达的滨海之城，正在经受着疫情之余亟需复工的沉重压力。

王经理的电子厂主要生产线路板，这种产品被广泛应用在各类电器上。他说，去年他们厂的产值过亿，在镇上同类企业中，能排在很靠前的位置。这家电子厂共有200多名员工，除了34名行政管理人员外，其余都是一线操作员。“往年这个时候，工人们早都回来上班了，但今年差距挺大的。”他无奈地感慨。

线路板行业是严格的订单型经营模式，由客户下单后工厂负责生产，“不像服装那样可以多做，多生产的线路板一分钱不值，就是一堆垃圾。”令王经理十分忧虑的是，温州最近才陆续复工，而其他省份同行业有更早复工的，如果他们厂迟迟不能满足订单，那客户瞬间就没有了。

2月22日，江西赣州宁都县。由温州市瓯海区政府派来的两辆包车，将电子厂的36名员工接回了温州。这让王经理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是瓯海区组织的第一批外接员工包车，在拿到企业递交的员工名单之后，车辆在前一天晚上便赶赴赣州，等待着迎接这批员工返浙。

“我一直和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保持沟通，所以我们厂了解的信息比较多，动作比较快。”他庆幸地说。

而与此同时，整个工业园中顺利复工的企业寥寥无几。虽然不少企业喊出复工口号，但实际上面临的困难仍然重重。在这条各类企业、工厂扎堆的马路上，更多的仍然是萧条。

***包车救急***

温州是浙江的人口流动大市，外来务工人员约有200多万。去年，全市制造业外地用工人员仅来自湖北的就有33万人。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无疑阻断了湖北员工们的返岗之路。

据王经理统计，他们厂滞留在湖北省的员工有31人，其中有8名高管。他透露称，瓯海区政府此前的态度是，对重点疫区的管理人员可以先行报备，由政府来想办法尝试解决。但在他上报了8名湖北籍高管的信息之后，至今都没有动静。

“可能是政府层面协商不了。现在温州不允许湖北员工复工，湖北也不允许当地人出来，双方管控都很严格。”虽然对此表示理解，但“这几位高管都很着急，每个人都待怕了，想早点出来上班。厂里很多事情并不是靠电脑就能搞定，还是需要到现场解决。”

按照目前瓯海区政府的规定，在向外省市派出包车之前，先由各企业上报接人需求，标明其所在省、市、县，然后经瓯海区派驻当地的工作人员统一调配，满20名员工后再接回温州。在从湖北接人无望之际，王经理只能先考虑其他省份的员工。但麻烦的是，并不是每次都像江西赣州那趟一样顺利。

电子厂在贵州有七名员工，这些员工居住分散，毕节、六盘水等地都有。区域跨度大，统一集合不便。虽然包车早早已经派往当地，但由于一直没凑够人数，这部分员工就无法接回来。“瓯海在贵州的招工负责人告诉我，去外地接人并不简单。当地政府有的配合，有的根本不配合，那就很尴尬。他一连吃了几天馒头和泡面，每天几乎都要打一整天电话，去协调政府和企业的各种需求。”

或许正是因此，王经理很欣赏区政府的包车计划。在他印象中，温州市和瓯海区是整个浙江率先派车接员工复工的地区之一。他觉得政府的人想得很超前，意识到疫情过后，员工将会是企业复工的最大难题。于是，瓯海区各单位在第一时间就派专人去外地把员工带回来，同时还就地招工，以缓解企业用工压力。他记得很清楚的是，在电子厂从赣州接回那批员工的第二天，温州市市长就自己带队去外省招工了。

在免费包车接人之外，瓯海区发布的复工优惠政策还规定，自行驾车和坐车返回瓯海的员工，车费均由政府补贴；若企业集中租房的员工超过总人数的10%，租金则补贴10%；对那些“新瓯海人”，如果提前返回复工还会有相应积分，后续落户和子女上学等都将受益。

***“口罩用不了几天”***

过去一周，温州全市的疫情形势趋于稳定，没有再出现新增病例。截至2月26日，有7个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调降，为全省最多。但随着企业陆续复工，人员再度开始流动，压力实际并未减轻。

温州自2月16日起启用“健康码”这一电子通行凭证。根据全国疫情风险程度、个人在疫情严重地区停留时间次数、与密接人员接触状态等信息，健康码分为绿码、黄码和红码，用于在温州区域通行和返岗时的身份验证。

王经理解释称，码的颜色会动态变化。现在只允许绿码直接放行，黄码和红码要居家或者集中隔离7天、14天。他们厂子回来的员工，只有健康码是绿色，同时体温正常，才被允许复工上班。

按照此前瓯海区政府划定的复工要求，包括这家电子厂在内的重点企业和高新企业是第一批复工。在重新开工之前，管委会或街道会来人检查是否符合复工标准，每家企业和政府之间均有网格员负责对接。“现在是疫情防控要抓，复工也要抓。如果只考虑复工，万一出现一个病例，那厂子就全封了；但如果只重视搞疫情，很多厂子肯定又要死掉。”他说。

两面紧张中的电子厂不得不小心翼翼。据王经理介绍，目前其员工在就餐时，每张桌子只允许一个人就餐，人与人之间相隔两米，而且是面朝同一方向，严格禁止面对面吃饭。但最要紧的是复工后防护设备的短缺，其中最缺的依然是口罩。

所幸，由于线路板生产的特性，员工平时工作时就需要佩戴口罩，因此厂里的仓库在年前还有2000个存货。“这些口罩是工业用的，每天只能给每人发一个。我向管委会提了物资申请，对方说可以先报上去，但也无法保证一定可以解决。现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我估计他们那也缺。”

而为各种复工难题发愁的企业并非少数。相比那些大型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复工进度尤其缓慢。企业规模越小，复工率则越低。据工信部官员日前透露，该部门对240万户使用云平台和电商平台的中小企业监控发现，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只有30%左右，形势仍然严峻。其中人员流动受阻、资金困难、订单交付难以及产业链配套难，成为主要障碍。

为了提供复工便利，目前温州已取消任何形式的复工复产审批程序。在瓯海区的梧田街道，111个防疫卡口一夜之间全部改成了服务站，以确保做好返工人员登记、复工企业备案。

尽管如此，王经理心头的包袱仍然不轻。

“我们厂年前有一些订单，交付期没那么赶，所以当时计划年后做完再交，但没想到遭遇这么大的疫情。虽然有比较固定的客户，但如果你一直赶不上工，客户又着急要货，那这些订单肯定就丢了。”他忧心忡忡地表示。

按照他的估计，如果疫情再持续两个月，丢失了客户的很多小厂就不得不关门。他有点无奈地说，“今年要考虑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要先活下去。”

在同样的焦虑之中，温州下辖的瑞安市已经贴出通告，2月底前复工企业如紧缺防护物资的，市政府将免费配送5天相应物资。首次在当地就业并参保的外地员工，将获得500-1000元奖励；距离温州两百公里外的义乌，也已经派出数批包车，分头赶往云南、湖南、安徽、甘肃等地“招工抢人”；一些温州工厂还在网上频繁发布招聘信息，提出全国免费接送、报销入职车费等口号，希望招徕到更多一线工人。他们都不想束手待毙。

王经理也仍然在为电子厂的复工紧张忙碌。厂里的生产线逐渐启动，不过库存的那些口罩支撑不了几天。之后怎么办，他还不知道。但他不得不继续招聘——因为只有足够的人手复工，厂子接下来才能更有希望。

*头图购买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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