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突然接到抓捕任务，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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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约好的采访时间，民警高达爽约了。

四个半小时后，他才回复我：“不好意思，突然接到抓捕任务，才回来。”

高达要抓捕的是他所在辖区内一名因斗殴致人轻伤的“潜逃”青年。辖区地处云贵边境的山村，处理年轻人打架斗殴案件并不鲜见，但因为尚在疫情防控期间，派出所不能拘留，只能办理取保候审，规定青年在辖区指定范围活动。

事情因此变得棘手。被“取保候审”的年轻人不识字，更不懂这条法律意味着什么，被“放”回家后，他以为“没事了”，当晚就买了车票，准备次日照常前往广东打工。接到通报的高达和同事们不得不再次出警处理。

一边是山村社会流动停滞下的蒙昧，一边是防疫工作的辛苦细碎，疫情之下，基层民警面对的情况变得愈发复杂。

疫情困兽

今年的春节，是高达从警多年来处理打架斗殴案件最多的一段日子。疫情的到来，伴随着山村“打群架”数量的猛涨，是高达未曾料想的疫情“次生灾害”。

高达所在的辖区位于云南和贵州交界的山区，移动网络不通畅。恰逢过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正常情况下仅有的娱乐便也只有吃烧烤、喝酒、去网吧、打麻将、走亲戚。

由于疫情的影响，烧烤摊、网吧等实体商业全部关闭，打麻将、走亲戚等聚集活动一律取消，年轻人窝在家里无所事事。年后，广东、江浙一带的各大中小企业都延迟开工，打工者的假期无限延长。陈年旧事、各式纠纷在日复一日的枯坐中摩擦滋生。

更重要的是，没钱了。“据我所知，很多人买了年货、过完年，现在身上所有的钱也仅仅只够一张车票了。”发愁生计、复工遥遥无期，焦虑的情绪在封闭的“隔离”环境里更是冲突的导火索。

“战争”四起，像高达这样的基层警察便只能在反复的劝解、鉴伤、抓捕中疲于奔命。

同样陷入救助困境的还有山村内的精神病患者。

正常情况下，他们如果能按时服药，多出门走走缓解情绪，就能减少发病的概率。但在“不能出门”的防控要求下，隔离的精神病人情绪不稳，高达所在辖区内的很多精神病人都发病了。

七天前的一个晚上，高达接到报警，有一名精神病患者拿着菜刀乱砍，砸坏家中财物、砍伤家人。

如果是平日，高达接警后会联系辖区内精神病医院的救护车等在一旁，待民警制服患者后，直接交给医院处理。但最近，由于疫情的影响，救护车全部被抽调到防疫一线。

没有了医疗手段的现场辅助，高达和同事只能用束缚带等工具将精神病患者捆起来，再随患者家属一起将癫狂的病人送到医院。

2月27日，孝感市孝南区杨店镇解放社区一处疫情防控点，工作人员检查来往车辆的通行证

比起人数众多、场面激烈的打架斗殴，高达更怕的还是有关精神病患者的出警。也是这个晚上，发病的患者拿刀砍向了高达——无意识的病人使那一刀的力量几乎毫无保留，是高达手里的盾牌救了他，幸运地在巧妙的角度把迎面而来的菜刀挡飞。

“最近精神病患者发病太多了，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一两个吧。”下一次失控的菜刀飞过来的时候，还能不能这么幸运？高达没时间去想。

防护难题

因为经常上网、热衷刷知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第一次出现在高达的视野中，是2019年12月29日前后。

虽然觉得是“在湖北”，是“普通的、流感那样的病”，但高达还是在拼多多上下单了N95口罩：23.5元，买50个送10个。

到了2020年1月中旬，一切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感觉就是一夜之间，所有的口罩都买不到了。”高达在拼多多上提早下单的这60个口罩，成了他和同事们的盾牌，是整个派出所当时唯一的防护装备。

也是从那时起，民警开始和社区一样成为基层防控中直接面对疫情的第一道防线。妥善处理基数庞大的疑似病例群体，医护人员及医疗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甚至一些确诊病例的转移，大多数都是由基层警察来执行。

2月29日，海口市书场村，网格员潘之让（右二）与志愿服务队队员带着代买的物资，前往居家隔离人员住所

疫情防控职责下沉，基层民警的职责范围扩大了、迎面而来的“刀子”更多了，“盾牌”却没能跟上。

防疫初期，高达和同事们小心维护手中唯有的两三个口罩，用酒精消毒、反复使用——即使后来这种重复利用被专家澄清为无效防护；护目镜当然是没有的，民警们用的都是形态各异的泳镜，能防一分是一分；防护服，即使是运送高度疑似人员的时候也没有见过，高达就穿自己的警服雨衣，运送任务结束，在超市买一瓶50多度的“老白干”泡着消毒，因为酒精等消毒用品也没有。

“衣服上一直都有股酒味！”高达笑言。

穿着“老白干”味道的警服雨衣，高达最危险的一次是20天前运送本地一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他们和确诊病例曾一起同桌吃饭，属于“高度疑似”。去的时候，只有警服、普通口罩和手套。

狭小的警车空间，驾驶室有简单的防护，疑似患者坐在后排“隔离区”。本来高达要和疑似患者同坐后排，和他同去的领导说因为高达孩子还很小，一旦隔离起来要很久都见不到面，还是他来代替高达去后排。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百步亭派出所民警沈胜文（左）和战友一起将汽车加装隔离板，变成运送病患的专车

没有防护的领导幸运地没有被感染，经过20多天的隔离后重回工作岗位；一样没有防护的民警奔波在基层防疫工作里，没被隔离，却也难见到幼小的孩子一面。

高达的孩子只有1岁10个月大，还是会在和爸爸的视频里絮絮不停说今天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挂断视频就会哇哇大哭的年纪。

“到家门口了，我也就只能这么看一眼了。”采访过程中，高达发来一张照片给我，透过被雨水模糊的车窗，能够看到一个普通小区的两栋楼房，和它们之间为了防疫临时设置的封堵屏障。

从大年初二到今天，因为疫情防控工作的展开，高达要处理打架斗殴、要护送精神病人、要运送疑似病例，还要在见缝插针地到社区设卡的路口辅助检测、维持治安。加上年前的忙碌，他已经两个月没有回过家、见到孩子了。这是他第一次短暂地休息，也是第一次“回家”——在屏障的缝隙间，远远地望一眼。

情理之间

这些屏障、关卡，一度也造成了基层民警与辖区百姓之间的藩篱。

“山村里百姓受教育程度、甚至是识字的程度都达不到普遍的要求”，高达说，这些为防疫设置的检查站常常“处境危险”，有时因为百姓特别不配合，连简单的测体温、登记都没办法平静地做完。一些年轻人甚至会直接开车冲撞检查站，把防护杆撞断。

“所以我们必须派一个民警去现场，协助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防疫工作”，遇到那些仅因为生活中一点点的不便利而破坏防疫秩序的人，协助工作的民警可以当场带回，从严从重处罚。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高达觉得“执法”还是不能等同于“死板地执行法规”，更不能“跟大城市一个要求”。更多时候，在尽力完成文件下达的防控任务过程中，高达和同事们还要尽量考虑当地的人情世故与风俗。

疫情防控，明令所有人进出公共场所必须要戴口罩。但在一线基层民警都没有渠道获得口罩的县城里，农村七八十岁的留守老人根本买不到口罩。他们想到银行取现金维持生活，但买不到口罩，银行拒绝老人进入，他们只能无助地坐在地上哭泣。

直到现在，本地也依然买不到合格的医用口罩，只能通过高价的代购。很多老人为了能够出门办事，戴的是几乎没有防护效果的棉布口罩——是自己用布缝制的。“他们问要到什么地方才能够买到口罩，我们确实没办法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特别头疼。”

每次接到这样的警，除了从自己仅有的几个一次性口罩里“抠”出一个新的送给老人之外，高达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有的时候，就……挺心酸的吧。”

村里有的老人恰在疫情防控封村期间去世，有子女从外地赶回来，因为防疫隔离要求，不被允许进入村子见老人最后一面。“有的不停哭啊闹啊这些，打我们，骂一些很难听的话。本来按相关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是可以对他们进行处罚的。”

“但是真的”，高达叹了口气，“法不外乎人情，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全都忍了。”

除了冲突与繁杂之外，还是有那么一些“高光时刻”，让高达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由衷的自豪。

疫情期间，一位居家隔离的矿工喝多了酒，把隔壁邻居家瓦房的房梁锯断了，醉醺醺地闹事。矿工身材魁梧，有一米八五高，高达只有一米七三，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合力将这位“魁梧大汉”制服。抓捕很顺利，闻声观望的百姓很多，有小朋友叫着“警察真厉害！”在欢呼声里，高达觉得自己像孩子一样地欣喜起来。

更感动的一次是高达和三名同事去村子里督查归来。因为辖区比较大，从派出所到最远的农村，开车往返要三个小时，回来以后，饭店、单位食堂都已经关门了。

他们找到一家小吃摊，敲开门，试探着问能不能煮点东西给他们吃。“老板现准备的材料，给我们煮了面条，走的时候怎么都不要我们的钱，扫码也不让扫，就说我们辛苦了，辛苦了。”

我问他“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最想做的是什么？”没有得到回音。采访再一次中断。

直到次日中午，高达才充满歉意地回复我说，他本来在回去休息的路上跟我聊天，结果被临时叫走到昆明支援，保障农民工复工车队的安全，手机电量跟他一样“毫无准备”，自动关机了。他忙碌了一夜，直到此时才刚刚休息，找到给手机充电的地方，回答我的问题。

按照前一天他在采访中流露的思念，我以为他一定会回答说“想要回家见孩子”。但在两个月的持续疲惫里、在休息日再次被“剥夺“之后，他回答说“说真心话，我只想回家好好睡两天。”

（受访者高达为化名）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尤丹娜

排版 | 阿丽菜

图片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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