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日记｜第二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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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武汉本来计划今起全面复工，又临时发了一份文件推后到下周了。

显而易见，当下的情形完全没有达到复工的条件，但是挤牙膏式的延迟，又透露出对于经济需求的不舍，于是陷入两难境地。

本地的企业同样战战兢兢，不少都在催促员工恢复上班，但是聚集产生的感染和传播，搞不好要由自己买单，风险大到难以承受。

这段时间里，西贝的贾国龙和魅KTV的吴海出来喊话，为企业家谋得了不少关注，主要都是呼吁为失去现金流的企业减负。

通常也是只有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人们才意识到经营企业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每一笔成本都是负债，偿还不起就会破产。

贾国龙如愿以偿的拿到了特事特办的银行贷款，吴海有着曾与总理写信的光环加持，想必也会获得不错的下文，但是举国上下面临沉重压力的企业，又何止是这两家。

不能总是只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还有一个普遍较大的意见是，各地政策都对企业社保支出调整为延迟扣缴而非减免，这实际上没有起到分担压力的作用，也不太吻合特殊时期的做法。

在史无前例的漫长假期里，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倒是也许变好了一些，员工也害怕这么无休止的停工下去，终有一天会把公司给停没了，身处同一个战壕里的共生感，消弭了曾被视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二元结构。

打趣的说，在某种意义上，新冠肺炎扮演了曼哈顿博士的角色，是它促成了谅解和团结的降临。

还有所谓的中产阶级，则在匮乏年代抒发无处消费的失落，在一则关于「疫情期间你最想念谁」的投票里，票数高居第一的答案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是「保洁/家政阿姨」⋯⋯

就像投票背后一片狼藉的卧室和客厅，有太多的人被这样打乱了生活，矫饰也好，软弱也好，都不过是出于对正常秩序的向往，就像是两个月之前，大家在憧憬辞旧迎新的时候所享受的一切。

兵荒马乱，咫尺天涯。

我记得德鲁克在说如何体验时代感时举了一个例子，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自己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就当上了欧洲一家著名日报社的助理总编。

德鲁克说：「我得到提拔，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出色，而是因为本该出任这些职位的人，也就是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记者，在欧洲很难找到，他们大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在了战场上，于是，即便是一些位高权重的职务，也只好由我这样的年轻人来担任。 」

这又让我想起，有人在那条关于武汉高龄老人染病无助跳楼自杀的新闻底下评论，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这一辈子，经历了我们这些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抗战、反右、文革、饥荒，都扛过来了，然后在耄耋之年，忍受不了绝望求死。

这才让人心痛。

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第二十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