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一个急转弯般的加速，他们就离去了 | 武汉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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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用来形容这些天，是那样的贴切。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在突然被按下暂停键的危城武汉，既有个人的茫然无助，也有凡人的挺身而出。恐慌，痛苦，感伤，感动……灾难之下，再刚硬的人也变得柔软。

我们想通过十个人的讲述，记录这段历史，记录2020年这个春天的武汉。

我是记者郭静。

最早注意到他，是因为一张照片：空旷的站台上，一个孤独的身影背着背包，正准备登上列车。你看不到他的面容，因为，他没有回头。

刊发这张照片的微博下，是1950条评论和4.4万点赞。相比后来疫情中那些大热的微博，这个数字并不惊人。微博刊发的时间是1月23日22:46，微博文字告诉人们，受国家卫健委指派，他是上海首位赶赴武汉的医学专家，此时，已快抵达。

在大批医疗队驰援武汉之前，这个率先出发的孤独的背影格外让我印象深刻。整整一个月后，我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六病区见到了他。他叫钟鸣，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采访那天，他戴着外科手术帽和口罩，这掩藏住了他的英俊；但沉稳的语调后，他的专业、理性、严谨、细致，包括温暖，我感受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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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电话就出发了

我叫钟鸣，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是名重症医学科医生。

1月23日上午，我作为我们科室负责医疗的副主任，和上海其他几家医院的人一起在开卫健委的视频电话会。十点半左右，接到邱海波院长打来的电话。邱院长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之一，他说他跟北京协和医院ICU主任杜斌教授已经在武汉了。

邱院长告诉我，需要再调几个人过来，问我愿意去吗？我想，肯定得去。

那时候，我对疫情的了解跟大家一样，都是在网上看的。如果说比大家稍微多了解一点，那是通过医院内部会议，还有电视电话会议。我大概知道疫情比较严重，病人比较多，有人传人。

我回科室拿了些东西，交代了一下工作，就回家准备行李。

孩子看到我上班中途回来，还很奇怪，问我，爸爸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我要出差。她说，“你不会去武汉吧？”我说我真的是去武汉，还叮嘱她要听话。她表面没说什么。我们家的性格都是这样，“爱在心里口难开”那种。

在家吃了一个午饭，跟妻子、女儿简单地交代一下。我妻子也是医生，早就习惯了。本来这个春节，我们是准备去澳洲旅游的，半年前行程就定好了。想着趁过年有点放松的时间，陪她们去玩一下。我之前在美国待了两年，跟她们相聚的时间并不多。

简单收拾一下衣服、行李，我们院工会主席、党办副主任、医务处长到我家来送行，他们还紧急帮我买了些生活用品，然后把我送到高铁站，就出发了。

那天，上海只调了我一个人去。武汉“封城”进不去了，我只能先到麻城。那趟车上确实没什么人。

湖北省卫健委派一辆车在麻城接上了我，送我到武汉高速公路入口，在这里又换了一辆能够进武汉市区的车。当时不像后来大部队，他们可以包机直接“空投”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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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就进入最高级别的战斗

我是江西人，上大学的时候来过武汉。妻子是在武汉上的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所以我对武汉有种亲切感。

印象中武汉是个非常大的城市，好吃的很多。因为热，又喜欢吃辣，大家的性格都是大大方方的，嗓门也大。环境也好，武大有樱花，有长江，有汉江，很漂亮。

之前武汉堵车很厉害，这次却出奇的安静。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这个城市被按下了暂停键，一下子就完全凝固了，暂停了。

第二天，大年三十。上午就到了金银潭。当时下着小雨。车开进医院的时候，院里似乎完全没有人，和想象中那种气氛还是蛮符合的。

邱院长带着我们直接到了南七楼的ICU，就是金银潭医院原来的ICU。在门口穿了很多层衣服进去了。感控专家李六亿老师也在，她一直在和我们强调感控防护的事情。那时候就觉得，好像还真挺严峻的，传染性可能是未知的。

等我们全副武装走进去之后，就看到很多很危重的病人和非常忙碌的护士，医护人员都戴着那种带新风系统的正压头盔。刚走进病房看一个病人，旁边就不停地有病人被送进来，医护人员非常忙碌地在准备床位、过床、调试各种设备，呼吸机、ECMO。觉得一来就直接进入一种最高级别的战斗状态，很紧张。

我是从事重症医学的，各种大的紧急的场面、高压的场面都经历过，这是我来金银潭的意义所在。但是，平时的急救都是面对一种我们已知的疾病，哪怕它很重。但金银潭那个场面，是未知的，我对病毒的传染性、它的发病规律，都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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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难了……所有的工作都非常难

第一梯队到武汉的有四位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广州医科大学的桑岭教授，他是钟南山院士的学生；郑霞教授，浙大一附院也就是李兰娟院士他们医院的，有很丰富处理疫情的经验；还有一位是苏北人民医院的ICU主任郑瑞强教授，他是邱海波院长的学生，当年参加过SARS。

当时郑瑞强教授去了武汉肺科医院，我们三个留在了金银潭工作。桑岭教授和郑霞教授留在七楼的ICU，把我放在了六楼。

六楼是原来结核病病区临时改成的ICU，人员、包括硬件、软件都不是ICU的配置，他们说挑战更大，所以我就来六楼了，一直在六楼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床位都非常紧张，要来的病人太多了，收不进来。每层病区大概有30个床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把病人控制在22到24个，是因为我们想提高救治的质量，所有把床位相对控制一下，这样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精细一点，不是疲于应付。

但是太难了，首先面临的就是硬件。

ICU要求有一定的床间距，因为我们的操作会在床头，也会在床的两边，可能在任何地方。但六楼这个病房原来就是个普通病房，所以做很多事情非常局促，要把床挪来挪去，很麻烦。

正常的ICU有吊塔，很多的管路、线路都要放在吊塔上，它是便于移动的。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只有一个床头柜，一个病人只有一个氧气接口，没有压缩空气接口。很多高级的监测设备也没有。我们只能靠那些简单的监护手段来推测，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病理变化。

还有人力的问题。

通常一个ICU床位要标配2.5到3个护士，就算按照25个床位来算，一个病区至少需要60到75个护士。但当时，我们大概只有三十几个护士，而且有一半的护士还不是ICU背景。

职业的敏感性、反应性和熟练性会决定很多事情。非ICU背景的护士跟有ICU背景的护士差别是很大的，因为这里的任何一个病人，都是我们原来工作的时候面对的最重的病人，病人出现各种状况，没有ICU背景的话，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也没有能力反应。

因为是隔离病房，我们的信息交流也非常困难，这么多人的信息，全靠一部对讲机。

平时我想知道病人的一些事情，随时到床边去就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得通过对讲机。病人不好了，我们穿衣服进去起码得15到20分钟，这其间可能又发生很多事情。里面的医护团队如果没有默契、没有熟练度的话，你都不知道病人发生了什么情况；等你去的时候，时间窗又过去了；然后你在里面想做事情，也没有跟你配合非常熟练的护士，这就使得所有的工作都非常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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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的防护装备下，

所有的感观都被削弱了

虽然我是重症医学专家，但治疗传染病不是我的专长。刚来的时候，进病房前按照流程把防护装备从头到尾穿一遍都要花很长时间，而且我也不知道穿得好不好、对不对，虽然有督导老师在边上。

按照标准，手套我们得穿两层；如果进病房操作的话，得穿三层。每穿一层，灵活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有一些操作，比如说摸动脉，戴了两三层手套之后，触觉的灵敏性会下降很多。另外还有很多操作需要精确控制，但我穿了很厚的手套和衣服，动作的精确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加上本身这里不是个标准ICU，就是普通病房，而且是很久以前建的那种普通病房，灯光是普通的几个日光灯，非常暗，戴的护目镜还会起雾，看不清楚，也听不大清楚。整个感觉就是，所有的感观都被削弱了。

防护服又重又不透气，经常是一身湿透，对体力也是很大的挑战。

2003年SARS发生的时候，那时候上海只有8个病人，没轮到我去一线。我经历过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我是坐直升机空降到汶川映秀边上的三江乡。

地震和疫情，虽说都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事件，但感受还是大不相同。汶川地震，风险主要在余震。我们后来睡帐篷，选择空旷的地方，风险性就没那么大了，只要你能睡着，就可以安心地睡一晚上。

不像这次新冠肺炎病毒，我们对它的传播途径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防护是有效的。我平时工作的时候这样是不是有效的？我在生活区这样是不是有效的？……其实都不是非常有底，有可能很安全，也有可能不安全，我们处在一种不确定中。

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武器，可以对抗这样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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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急转弯般的加速，

他们，就离去了

回想以前的工作，很多危重病人，虽然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把他们救过来，但是对疾病的发展，我多数情况下还有预测的能力。

但是在金银潭，很多病人出乎我意料地离去了。

有一个女病人，年纪不是非常大，也就五十几岁吧。我一直对她还蛮有信心的，有一天我甚至跟她说，这两天你再好一点点，我就要把你转出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结果突然有一天，她的氧合急剧地恶化，快到让人没有办法思考，只有马上气管插管；插管之后在我们高强度治疗下，病情暂时稳定住了，但是一天中午，她突然一下，又氧合呼吸恶化，指标掉下去，再也起不来了。很快心跳就停了，非常的快，心肺复苏都没有效果。

真的，我跟她讲话的那些非常鲜活的景象，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给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相信这种感受，很多医生都经历了。

无论是多大年纪的病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症状往往都不重，甚至有些人没有症状，有些人就是发热咳嗽，慢慢进展到气急；但是当你用了呼吸干预手段，比如说高流量的吸氧，或者是呼吸机无创的支持后，病人又能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一开始我们看到这种病人，都觉得他们的病情是稳定的。

但是，一旦进入疾病的加速阶段，据我们观察通常会在起病三周左右，他会很快地进入到快速恶化，快到需要去气管插管、用有创的呼吸机，甚至会考虑要去上ECMO。即使在这种高强度的支持下，呼吸指标依旧非常差，很多病人这时会出现循环衰竭，进入休克状态，或者出现肾功能不全，或者是心肌损伤。

从病人加速不好到离去可能就是一两天，甚至一天之内。

一个急转弯般的加速，很快就离去了，快到让我们都有些错愕，有一点措手不及。

病人们都渴望能够活下去，他们知道我们是来医疗救助的，就很感谢我们。那些感谢的话，我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不由自主就会想很多。

想得多，加上人一直处在一定程度的紧张状态中，睡眠就不会像在家里那么深。

这就是现实，我已经在这里了，已经在全力的应付了。偶尔休息的时候，也会和妻子沟通交流一些医学上的东西，但主要还是说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彼此都希望，每天短暂的交流是一种放松，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让彼此都感到安心。

彼此都觉得对方安好，是我们能够安心工作的前提。

6

一个月之后，我已经像一个战场老兵

在这待了一个月之后，我想我还是了解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已经像是一个战场老兵。

从刚来对情况不太了解，到初步认识到挑战非常大，再到经受挑战、有好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再到现在，慢慢地摸到了些规律，心态上慢慢适应，也变得更沉稳了。

难免有时候也会激动。有时候在病房里看到病人情况不好，本能也会急一下。但说实话，没有在我原来的医院要求那么高，或急的次数那么多。因为在一个熟悉的、人力充沛的环境里，大家都有责任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在金银潭，大家已经是拼尽全力，是付出百分之两百的努力在工作了，不是百分之一百，所以你不能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这里武汉的同事们比我更早进入抗疫情的斗争，早一个月或大半个月。本身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是受到了疫情严重影响的。但是我周围这些武汉的同事，几乎没有人说“我不行”，“我要往后退一步”，没有。他们每天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不跟你谈条件，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些同事很多时候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

还有很多其他来援助的医疗队，大家心态都还挺好的。我们知道我们很艰苦，但是大家平时在一起还是会开开玩笑。我们都在同一个战壕里，弥漫着一种战壕里的乐观主义氛围，不是每天大家在一起怨天尤人。

生活上也非常适应了。我一直开玩笑说，我们住的万豪酒店已经提前实现了共产主义。住店、吃饭什么都不要钱，生活物资就堆在门口，你需要就去拿，完全是按需分配。

7

金银潭绿化好得就像公园一样

相比刚来的时候，我们在流程和经验方面也有了一些收获。

流程高效了很多。从一个病人收进来、他应该放到哪个床位上、由谁来管，护士应该做哪些检查，我们上来应该做哪些检查，接下来检查应该几个小时做一次，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病人的不同情况来决定。

我们既不想过度的检查——因为在护士如此稀缺的情况下，护士的劳动力是绝对要保证的，但我们也不想放弃任何治疗的机会，对真正危重的病人，我们该检查一定要检查到位。

包括气管插管的时机。我们刚来的时候，很多病人插管的时机相对比较晚，氧气指标只要是够用的，我们就觉得还可以。后来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即使氧气的指标够用，病人如果依旧处于一种很窘迫的状态，他的肺还是会继续恶化，所以我要更早地去阻断它，用有创呼吸机去做一个保护性通气策略，避免肺进一步的恶化。

现在我们就会区分出来：这个病人如果是年轻的、是有救治希望的，我们就会早干预。我们也总结出来，高龄的病人尤其是男性高龄的病人，或者是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他们的生存率要低一点。过于激进的治疗，会对循环功能和心功能造成负荷，很多时候他可能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了。对这些病人我们就用相对保守的方法来维持。这些改进都是基于经验的积累，是根据前期的斗争经验慢慢总结出来的。

最早的时候，全市的重症病人主要集中在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肺科医院，我们把这里的工作经验和临床数据反馈给卫健委，卫健委会根据我们的工作基础调整后面的救援方式。比如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地方医疗队通常是几个医院混编成一支医疗队，现在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单位整建制接收。我们中山医院就有一支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整建制接收了武汉大学人民院东院的两个病区，都是自己的同事，都是非常熟悉的人，配合会更默契。

现在，金银潭医院的负担也轻了很多。绝大多数病人都能得到收治，危重症的比例也大大降低。另外，那些大规模、整建制、实力很强的医疗机构来了以后，他们分担了大量的危重病人的救治。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银潭负责收病人的陈主任，一开始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接电话，说“一定要来个病人”、“一定要加个床”，现在这种电话越来越少，甚至我们会有空床的时候。

金银潭是我到过的中国医院里面绿化最好的，从我工作的六楼往下看，有大片大片、很茂密很茂密的大树。每天上班的路上能看到很多鸟，比如喜鹊。我没有见过哪个医院生态有这么好的。在医院里面走一走，就像走在公园里一样。可在这一切背后，每栋楼里，都有很多的病人，都有大量辛勤劳动的医护人员。

我的女儿今年13岁了，她很开心，因为开学终于延期了，她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现在开始上网课，她又有了新的烦恼：因为作业又来了，每天要在视频里打卡。

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经历，我相信，她应该也会永生难忘这个经历。

策划：高岩、任捷

采访：郭静、李行健

编辑：章成霞

制作：单丹丹

新媒体：孙雪

上海中山医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