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艾滋感染者送药的武汉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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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元宵节。在这一天，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吃完象征着团圆的汤圆，传统的农历春节就进入了尾声。但没能回到老家浙江、留在武汉的申明，看了看窗外的天气，云朵层层，太阳偶尔洒下些许阳光。起床后，他一边听着疫情播报，一边准备亲自做些汤圆，也算是一个人过了节。

原计划申明下午要送一位A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下同）去武汉市蔡甸区金银潭医院取药。已经封城17天了，没有人能适应曾经喧嚣、叫嚷、闹哄哄的武汉变得安静、空旷、失去烟火气。而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的迹象。

看着锅里的水花渐渐翻腾，手机忽然响了，临时又有另两位A友想上午去取药，社群组织的工作人员问申明是不是方便现在出车去接送。

申明算了一下时间，现在出门，从自己住的小区到A友的小区、再到金银潭医院，再返回，基本上就需要出发去接下午预约好的那位A友了。“这样也好，可以省下口罩，而且回到家里也只需要冲一次澡，比较省事。”

申明回复了信息，关掉火，开始穿衣服、防护服，戴口罩。而汤圆，等下回来再做吧。也许吃汤圆的时候，还可以和远在浙江的父母视频，“他们一开始很不同意我留在武汉的。”

不回家过年

提前一个月，申明订好了1月22日下午返回浙江的机票。在武汉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第二次准备带着武汉特产回到浙江的乡下老家。一向喜甜的父母偶尔吃一点武汉的火辣食物，觉得挺新鲜有趣。

1月20日，正在整理行李的申明接到了准男友的信息，“你这两天怎么样？”申明先是一愣，上一次见面还是两天前，他们约在长江边散了步。两人接触三个多月了，彼此都有好感，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确定关系。

还没等申明回答，准男友又发来消息，“我爸爸基本上确诊了。妈妈和我也都开始发烧。我们现在准备去医院，如果有床位就会住院了。”短短几分钟，对于申明来说，仿佛是很久以前那次高危性行为之后，被告知要赶快去做检测一般。

1月20日起，武汉市内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发热迹象。民众之间口口相传，这一次的肺炎来势汹汹。虽然那时申明还不知道这次的疫情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但眼下他最担心的是需要赶快确诊，以便决定要不要回家。

1月21日。“我没敢去市内的医院，”当时申明还不确定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我选择了位于不算市区的金银潭医院。开车要半个多小时。去做了检查后，医生认为我没有感染，建议我在家观察。”幸运的是，直到今天，申明也没有任何感染的迹象。

申明成长在极为注重传统和家族团圆的村落，不回家过年，几乎等同于大逆不道。1月21日那一晚，他没有睡好。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不回家过年，对于他来说是对父母的反抗，“他们还不知道我是同性恋，就算我不出柜，可能也面对着不结婚或者以后更多次的过年不回家。”申明想试试。

马上就三十岁的他，以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为理由不回家，也得到了家人的同意。

在退掉了机票的22日，申明做了一件换做以前一定不会做的事：他去了寺庙，为准男友和家人祈福，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而这些似乎还不够。在1月25日，申明报名成为了一名专门接送A友的爱心志愿者司机。“因为我很幸运吧！报名的那一天，我就看到小区里小超市的店主发了朋友圈，说他那里还有口罩，我立刻去买了二十个。”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你也是感染者么？**

1月20日后，武汉的天气阴雨连绵，这让很多人心情更加压抑。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奔赴武汉，不断加入对疫情的抵抗中去，申明在浙江老家的父母每天都在和申明联系，时不时还会埋怨他为什么要留在武汉。

而在申明承受着压力的时候，第一个接送A友的任务到来了。申明更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要开近五百公里，这几乎是平时两个月的开车公里数，“如果不是封城，武汉的交通其实很糟糕，经常堵车。”申明每天都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只有周末偶尔才会开车去市郊爬山。

第一位A友来自上海，武汉是他这次长途旅行的最后一站，A友的计划是在1月23日下午回到上海。武汉封城，他被迫留了下来。

申明虽不是A友，但在他看来，A友在确定感染的时候，身体已受到重创，“如果再断药，意味着他们要面对第二次伤害。”这是申明对断药的理解，也许不够准确，但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害怕、忧虑和恐慌。

这是申明第一次载着A友去武汉市艾滋病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取药。那时他还没有防护服，能保护自己的只有口罩。

这位来自上海的A友虽然是第一次异地取药，但在打了很多电话后，他也提前完成了准备工作，得到了武汉同志中心的指导，进一步联系到了金银潭医院的医生。这也几乎成为了每个异地取药的A友要经历的准备过程。

申明将车开到指定地点时，A友已经站在路边等待了。那天申明戴了三个口罩，后来这让他有些心疼，毕竟口罩是珍贵的防护物资。那两天在接送时，申明会将驾驶位的车窗摇开，关闭车内空调，让空气流通起来，减少疫情感染的概率。

申明到了医院才发现，艾滋病门诊并没有和发热门诊在一起，而是单独位于走廊的尽头，甚至不需要经过发热门诊。

1月26日、27日，武汉的天气依旧阴沉，时不时下着小雨。武汉同志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得知申明的情况后，为他送来了防护服和口罩等防护用品。

从第二次接送A友前往金银潭医院起，申明不再像第一次那样紧张。他会陪同病友走到走廊尽头，然后在艾滋病门诊的门口等待就诊和取药。

三四次后，申明甚至可以告诉这些因为封城而滞留在武汉的异地病友，“沿着这条走廊走到头，最里面的就是门诊，在那里取药。”

由于疫情的影响，艾滋病门诊的医生不断提高效率。一些常规的一线二线药物组合可以直接在门诊领取。特殊的药物需要医生开出处方的，耗时会久一点。但通常都会控制在每个A友在十五到二十分钟内能够拿到一周到半个月的药物。

最多的一次，申明载了三位A友前往医院。那天，有五六位武汉本地的A友也在门诊就诊和取药。申明在医院门外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为避免飞沫传染，通常A友们在车上是不会讲太多的话的。反而看完门诊、取到药物以后，一方面要等待其他人，一方面得到一周或者半个月的药物供给后心情也轻松了些许，大家会站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聊聊天。

“你也是感染者吗？”几乎每一个A友都会问申明这个问题。

“我不是。”申明老实回答，但他认为，对于A友的关怀，不应该只来自于A友本身，艾滋病只是一种慢性病，“大家都是普通人。”

** “我把你删掉了”**

疫情、封城，成了压在武汉人心上的巨石。对A友来说，又比别人多了一样：艾滋、断药。很多滞留武汉的A友，哪怕是本地人，也经常夜里睡不好，心里总像有事。也许申明不愿呆在家里默默承受封城带来的无形压力，也许他觉得忙碌起来会让人心里更加轻松。

2月1日，在已经接送了十余位A友取到药物的申明眼中，封城十天的武汉更显得安静和困苦。路过汉口解放大道，除了路边大楼上面写着“武汉加油”，几乎没有什么灯光。最繁华的武广商场只留下了一块广告牌还在亮着，其余的地方一片暗淡。武广大楼没有点亮的2020装饰，是之前跨年的时候装饰的，很漂亮的外墙灯饰，现在仿佛被撕落了外套，孤零零地立在阴冷的天气中。

这天，申明从社群组织处得到的最新任务是接送一位异常安静的A友。这位A友全程带着防护镜和口罩，身穿防护服，言语极少，一直沉默着坐在后排。等到A友取到药物、返回家中，换做别人都会轻松很多，但他仍然表现得异常紧张。

在接送A友取药的过程中，申明不会主动询问对方的姓名，更不会打听其家庭住址。一次，申明到达了A友指定的小区门口，等了近二十分钟，对方才磨磨蹭蹭地出来。从那一次开始，申明会主动添加要接送的A友的微信，避免失联。毕竟正如同一位志愿者司机说过的，“我们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

回到家，申明正在做饭的时候，这位异常沉默的A友忽然主动联系申明，客客气气地说了很多道谢的话，申明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对方忽然说道，“我把你删掉了。”

申明觉得很委屈。虽然做志愿者不是为了让别人感激，但这种不信任感让他今天的奔波似乎有些可笑。“也许他自己也接受不了感染了艾滋病，也不希望像我这样的陌生人知道他是一个A友。”哪怕别人什么都没做，对内心十分惶恐的A友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申明没有告诉准男友自己做志愿者的事。这段日子，准男友和家人都入院治疗。“他平时很少看手机，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在微信上约好见面的地点，”申明说，“这一次，我却只能在微信上陪他。我不敢告诉他太多不好的消息，怕他更有压力。每天我都是把治愈人员的数量、看到的一些能鼓励人的视频发给他。”

一开始准男友发烧咳嗽，身体不舒服，每天最多回复三五条信息。到了1月底，他逐渐康复，“也习惯了在微信上和我聊天。这也算是这次疫情改变了我们俩的交往模式吧。”

直到2月3日准男友出院，申明才告诉他自己做志愿者。

“要不要我去接你？你们去住院，你也没让我去送。”准男友拒绝了，“现在你安心去帮别人。”

我想留在这个城市了

随着封城，武汉市内各区逐步封闭。不同区域之间需要通行证才能开车通过。2月4日，申明要接送两位A友。在他意料之外的是，第一位A友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坐在后排。第二位A友同样超过了五十岁，见到后排有人，便坐到了前排。

申明很佩服他们，“这么大年纪的人，都不是武汉本地人，而且也不会讲普通话，但却能够通过他们户籍所在地的社群组织，绕了不知道多少个弯，最后联系到武汉相关社区的工作人员。”

两位老年A友一路上不停地对申明说着感谢，坐在前排的老人还掏出一包烟，要送给申明。申明忙拒绝了。等到两位老人在申明帮忙用普通话“翻译”下，分别开好了药物，又不约而同地站在金银潭医院门口，第一时间给之前帮助过他们的爱心人士一一打电话道谢。申明被这两位老人感动了。“很多老年人和对网络不熟悉的人，在疫情中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他们无法发声。这两位老人，虽然素不相识，但能看得出，他们这一次真的是被逼急了。”

与老年A友的彬彬有礼相比，申明送的A友大部分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还有20岁的小孩子。这位小孩子在申明送他回到家后，主动要求加微信，在2月5日，小孩子忽然联系申明，“我和家人吵架了，能不能把我接出去？”申明很诧异，“你怎么了？这个时候不要出来，家里人会担心的。”但小孩子接连几天不断地联系申明，表示想来他这里住。最后，申明被逼的没办法，只能保持沉默。

有时候，申明回到家会觉得很疲倦。他很想休息一下。可第二天接到工作任务，依旧会穿好防护服出门。“听说现在摄像头如果拍到私家车在外面行驶，可能以后要扣分吧？”申明说，“都是大家传的消息。可我想自己反正已经出去开了这么多天了，就继续接送A友吧。”

2月8日，一直到夜里九点多，申明才忙完回到家中。厨房灶台上的锅里，盛着的还是早上出门前烧开的水，现在已经凉了。他重新点着火，虽然是元宵节，想自己亲手做汤圆，但回得太晚、肚子太饿，最终还是下了面条了事。这是他第一次在元宵节没有吃到元宵。

还是有开心的事的。这一天，申明给准男友送去了口罩和托人开出的药物。两个人在距离小区门口几百米的地方见了面。虽然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申明还要忙着去接其他A友，但见到准男友出院后精神不错，申明的心情轻松了很多。

进入2月以后，申明每次路过长江，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江水依旧滔滔奔过这个城市，黄鹤楼沉默地矗立江岸，凝视着人口过千万的武汉。这些天以来，四处奔波接送A友的申明愈发对武汉三镇的庞大和繁杂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长江大桥上的景观灯已经关闭，但是路上的灯光还在亮着。

申明不是一个很容易感伤的人，但这段日子里武汉的沉寂，让他觉得这个城市似乎蛰伏了起来。“我从小就在浙江长大，又在福建读了大学，”申明说，“最开始来到武汉工作，看到有人摔公交车的门、在地铁上打架，真的不太适应。感觉这个城市真的太生猛了，生猛里带着粗鲁。”

但疫情到来，因为种种原因，申明选择了留在这里，还成为了一名接送A友的爱心志愿者，“我想留在这个城市了，等疫情过去，也许会买个房子，在这扎根。”而做爱心志愿者接送A友，他说，“我会一直坚持到不再需要我为止。不再需要我就最好啦。”

文中人物为化名

 采访、撰文 | 吴楠

文章和图片版权归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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